楊春宇：完整和真實——民族志對於海外研究的意義

民族志（ethnography）源自兩個古希臘語詞根，「ethnos」意即人群，「grapho」則是書寫的意思。西方的「民族志」傳統源自「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在《歷史》一書中，他依靠走訪各地獲得的大量素材，以希波戰爭為主線，串起了亞、非、歐三大洲各民族的風俗和傳說，因此近代以來也被譽為「人類學之父」。就淵源而論，民族志與人類學密不可分。

20世紀，「科學民族志」的崛起和「寫文化」的批判大大推進了「民族志」的文體演化。前者將科學的理性和嚴謹導入民族志寫作規範，後者則用傳記、獨白、對話等體裁大大拓寬了民族志的深度和廣度，使它跳出了「書寫特定人群的方方面面」的傳統，進入了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但無論如何變化，民族志的雄心始終在於深入而完整地描摹社會生活，並提煉出新的理論和概念。也正因為如此，雖然民族志並不排除動用圖表、數據、文獻、意義闡釋和語義分析等多種研究手段，但是它最為各學科所倚重的特點，還是在於展現群體內部的微觀互動和日常生活。畢竟，通過長期深入的田野調查得到的一手資料，靠其他研究方法難以獲得。

海外民族志與以往國際關係、世界史和外交學的區別也在於此。這種基於對國外異文化的長時期田野工作，以人類學理論為指導的民族志作品使我們可以不必仰賴二手材料來研究國外。正如高丙中所言，民族志為我們的海外研究鑿通了活水源頭，夯牢了實事基礎，是中國社會科學的「基礎設施」。而其完整、鮮活地展現異文化的能力，也是被國別、學科等框架分解得支離破碎的傳統海外研究所難以取代的。我自己的田野研究或許可以說明這一點。

我的田野點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研究對象是當地的社會組織，包括一家教會和一間俱樂部。在都市中的田野工作有別於鄉村，接觸的人多，但聚散無定，因此我通過給每個人寫「傳略」的方式來幫助記憶。通過不斷更新田野筆記，一次次的會面和交流能匯成一篇篇連貫的個人生活史，幫助我去了解複雜的當地社會風貌和眾生百態。

朗是我的關鍵報道人之一。他的家史堪稱一代移民的縮影，映射出在這個移民國家，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是如何「變成澳大利亞人」的。

朗的母親是立陶宛的難民，在二戰中農田被燒光了，只好出來逃荒。她和幾個人躲在鄉下，有時候只能吃草。一個農民發現了他們，德國人就把他們送到了德國去做工，生產軍事裝備，具體說就是士兵用的手電筒。德國被解放後，他們碰巧在盟軍佔領區內，就被送到難民營里（後來不叫他們難民了，叫再安置人口（displaced people）），在那裡工作。1947年的一天，他們被領到幾張桌子前，上面分別貼著：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巴西等字樣，都是需要勞動力的國家。她挑選了澳大利亞，因為她想離納粹越遠越好，而且她以為澳大利亞是個遍地水果的熱帶國家。結果來了之後發現這裡異常乾旱，她當即大哭了一場。那時澳大利亞政府不要這些移民的路費，只是規定他們來了以後要服從分配工作兩年。她被分到了堪培拉，在醫院裡做護工。

朗的父親是澳大利亞本地人，二戰後認為堪培拉很有發展前途，就來這裡做生意。他生病住院期間認識了朗的母親，出院後不久就與她結婚了，那時候離她抵達澳大利亞還不滿兩年。政策規定，與澳洲人結婚的人自動獲得國籍。當時的習俗是婦女婚後在家工作，懷孕的必須辭職，所以他母親就可以不用工作，專心照顧家庭。可惜朗還不滿18個月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後來與一位立陶宛移民結婚，所以他實際上從小是在一個說立陶宛語的家庭長大的。

每周，朗都要跟隨父母去天主教會做禮拜。當時佈道用的完全是拉丁語，他總是在下面昏昏欲睡，唯一一句英語是最讓人開心的話：「結束了」。有時候家裡的長輩來玩，還會考他立陶宛語單詞，如果答上來了就能得到一個滿意的微笑。母親雖然在澳大利亞生活多年，英語卻始終說得不好。一次他的同學來家裡玩，聽見母親的口音之後很吃驚地說：「原來你是個外國佬（Wog）！」

蘇聯解體後，朗終於陪母親回了一趟立陶宛。可是此後她說再也不要回去，因為一切都變了。

成年後的朗曾在軍隊服役，退役後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拿到了社會學和犯罪學學位，並進入政府機構工作，直到退休。他和大多數澳大利亞人一樣熱愛體育運動，平時常玩籃球和足球，業餘愛好潛水和音樂。他成年後與天主教只保留著形式上的聯繫，但是也不喜歡各種新教教派的喧鬧，於是選擇了一家名為「基督教社群」（Christian Community）的教會。這家受奧地利思想家Rudolf Steiner啟發的教會主張包容各種信仰，崇尚自然教育，禮拜儀式安靜而肅穆。教會有實踐其獨特教學法的幼兒園，他的女兒就是在這裡接受了學前教育。如今的朗和妻子住在堪培拉，兒子和女兒常帶著孩子們來歡度周末。

朗的案例應該能引起國際移民、國際政治、世界民族以及近現代世界史方面研究者的興趣，但是無論哪個研究領域，似乎都無法概括他豐富而精彩的身世和經歷，也無法呈現出其中的複雜性，更不要提其他如宗教、體育等重要的當地文化生活了。這一方面與偏重量化和文獻分析的研究方法有關，屬於社會科學中爭論的老問題。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則是以往的學科沒有第一手的信息來源，因此在討論相關問題時只能泛泛而論，依賴於流行的各種宏大敘事和宏大理論，卻看不見社會生活的細緻肌理，或是德勒茲說的「褶子」。

我們常抱怨西醫的分科施治是把人「大卸八塊，各管一邊」，呼吸科與骨科無關，皮膚科不管耳鼻喉的事，而我們本土的中醫則代表了標本兼治的整體醫學觀。但是說到社會科學的海外研究，這種分科治病的思維反而成了我們的痼疾。如何突破以往的呈現方式，完整地將一個海外社會鮮活地展現出來，進而成為我們思考的真實對象，在這方面，民族志恐怕是我們最好的選擇之一。

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清楚，無論定性還是定量，經驗材料的質量直接影響結論的有效性。如果想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煉出概念和理論，對經驗材料準確性的要求還要更上一層樓。這也是我們對海外的認識無法完全依賴譯介國外經驗研究成果的原因。研究取向不同，概念體系不同，使得我們在借鑒這些成果時，彷彿在透過潛望鏡的折射來觀察對象。要了解對象，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拋開潛望鏡，用我們自己的手腳和五官去感受異文化。這樣的研究才能真正真實和動態地把握住我們的研究對象，也更有益於生成我們的學術主體性。

需要說明的是，海外民族志並非是對以往海外研究的否定，而是一種拓展和補充，是人類學者借鑒了以往學界研究成果之後的再出發。中國對海外的了解，由器物而制度，由制度而文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正如孟德斯鳩所言，好的風俗才能孕育好的制度。托克維爾在訪問美國之後則體會到，社團生活才是民族精神的基礎。而我們以往對國外社會、民情的研究，無疑是遠遠不夠的。近代中國的坎坷歷程使我們在了解世界方面落下了許多功課，這些知識方面的缺陷如果不去補足，無論是對了解國外還是輸出價值而言，都是不利因素。在國運日隆的今天，依靠海外民族志去補齊這些知識短板，不僅是一種可能，也是一種必需。

朗的家世在澳大利亞並非孤例。這個最先由英國移民建立的國家依託其優越的自然條件和良好的制度環境，一直在源源不斷地吸引海外移民。今天，超過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亞公民出生在海外。隨著白澳政策被多元文化政策所取代，移民的主要來源地從英國轉移到其他歐洲國家，再到亞洲、中東和非洲，其社會日趨多元，主要社會矛盾也隨之變化。朗的故事正是一代移民及其後裔的縮影，正是這樣千千萬萬個澳大利亞人組成了各種社會組織，又組成了整個澳大利亞社會。了解他們，才能了解這個新興的國家。只有在與他們的比較中，才能定位我們自己。這就是海外民族志的初心和願景。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原標題：完整和真實：民族志對於海外研究的意義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何迪雅 排版編輯：何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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