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的中國製造為何先盛後衰

原標題：（揭秘）古代的中國製造為何先盛後衰

中國具有悠久的文明史，上古時期，華夏族的先民就已經有了很好的製造工藝。在唐代，中國的製造業就領先於世界，到了宋代達到頂峰。但在此之後卻幾乎沒有太大進步，不但被西方各國趕超，而且差距越來越大。

那麼，曾經領先世界的中國製造業，為何從宋代以後開始衰落？中國匠人在封建社會有著怎樣的社會地位？科舉制的興起與製造業的衰退有著怎樣的因果關係？商業不發達又為何導致製造業落後？本期檔案揭秘，李涵為您講述：古代的中國製造為何先盛後衰。

唐代時，建築和冶金這兩大能代表傳統製造業水準的行業，中國至少在亞洲可傲視諸邦。日本從政治制度、文字到各項工藝，幾乎都是拜中國為師。日本古城奈良仿照唐代的長安修建，於759年修建的唐招提寺是由東渡的鑒真和尚主持修建的，完全遵從唐朝匠人的工藝。梁思成評論道：「對於中國唐代建築的研究來說，沒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鑒了。」梁思成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中國唐代的木製建築基本毀掉，只在山西留下了兩處。

到了今天，日本有一批專門從事古建築維護和修建的工匠隊伍，他們多為世代父子相傳，一代代孜孜以求工藝的精進，其對中國古代建築精神的領會和工藝的繼承，已然超過中國的同行。

冶金也是如此。到了宋代，日本的武士刀已在中國有了很好的聲譽，歐陽修寫的《日本刀歌》說道：「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這首詩感嘆中國古代傳說中能夠「切玉如割泥」的昆吾之劍，早已渺茫難求了，而在一衣帶水的東鄰日本，卻鍛造出了真正名不虛傳的寶刀。

到了明代，日本的鍛造技藝超過了它的老師中國，當時日本的將軍派遣使節向明代皇帝獻貢品，貢品主要有良馬、倭刀、瑪瑙、金屏風、扇子。當時，擁有一把日本製造的武士刀，是上層社會值得誇耀的事情。

其實，在中國先秦時期，工匠對鍛造技藝的追求一點不亞於今天所說的日本「工匠精神」。《搜神記》中有一則「幹將莫邪」的傳說：幹將是春秋時楚國最有名的鐵匠，他鍛造的刀劍鋒利無比。楚王命令幹將為他鑄寶劍。幹將得令後，與妻子莫邪為楚王鑄成寶劍兩把，一曰雄劍幹將，一曰雌劍莫邪。由於幹將知道楚王的性格乖戾殘暴，所以在將雌劍獻與楚王之前，將雄劍託付其妻傳給其子，後來幹將果真被楚王所殺。他的兒子赤成人後，莫邪指引兒子挖出深埋的雄劍，並說出其父的死因。赤最後完成父親遺願，將楚王殺死。

這雖然是一個復仇的故事，但反映出中國在春秋時代冶金和鍛造技藝的水平之高。為什麼到了宋代就開始落後於原來的東鄰「學徒」呢？難道是後來的中國工匠變蠢變懶了嗎？

當然不是，我們必須從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的變遷中去尋找答案。

幹將莫邪

幹將所處的春秋和後來的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儒學只是其中一家。孔子也並不輕視各類憑手藝吃飯的人，他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而且工匠的社會地位並不低，如大家所熟知的中國建築業以及木匠的鼻祖魯班，即魯國的公輸盤，憑自己的技藝做到了楚國的大夫。《墨子》中記載說：「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這段話的意思是魯班要為楚國製造攻城的雲梯，用來攻打宋國。墨子聽說後趕了十天十夜的路去見魯班，要阻止他造雲梯。

墨子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生前擔任宋國大夫。墨子不僅是哲學家，還創立了以幾何學、物理學、光學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學理論。墨子少年時代做過牧童，學過木工，在當時相當於工匠界的行業領袖，據說他製作守城器械的本領比魯班還要高明。他見到魯班後，兩人進行攻城和守城器械的模擬推演，沒想到一番模擬攻城下來，魯班設計的雲梯完敗給墨子設計的守城器械。於是魯班認輸，放棄了為楚國造雲梯的計劃。

齊國的相國管仲提出了著名的「四民分業論」，即「士農工商」四種身份的人分開居住，分別培養，使各自的技藝能臻於完美。對於工匠，他的建議是：讓手工業者聚集在一起居住，觀察四季不同的需要，辨別器用質量的精粗美醜，估量它們的用途，選用材料時要比較其中的好壞並使它恰到好處。管仲認為，人在年少時就學習技術，他們的思想就安定了，不再見異思遷。

士農工商的職業世代相傳，當然會導致社會僵化，不利於階層流動。但從職業培訓的角度而言，在交通與教育不發達的古代，父子相承、兄弟互助，是技藝養成與提高的便捷方式。

然而，從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作為可以和儒家抗衡的墨家衰落了，墨家的衰落也伴隨著工匠社會地位的大倒退。

帝制時代是以農立國，以士治國。士和農是統治者的根基。而在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統治時期里，工匠與商人則是被統治者歧視的，帝國各種制度的設計是對其進行打壓和防範的。這兩種職業之所以還存在，那是社會需要建造房屋、製造器物，需要貨物的流通，不得不允許這類人的存在。可以說，中國的工匠和商人，在兩千餘年的帝制時代是在夾縫中生存。

隋唐科舉制的興起，更使工匠群體邊緣化，「士」與工匠的社會地位差距越來越大。當唐太宗看到新科舉子從皇宮門口魚貫而入時，自得地說了句「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科舉制對有限地促進社會平等、階層流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平民子弟有機會進入到國家的管理層。「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許多貧寒家庭子弟的人生夢想，「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體現了社會的價值評判。可在另一方面卻使中國付出了代價，其中包括製造業技術進展緩慢，有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

社會上的聰明人都想著去讀書，應考，當官。而去做工匠的，往往是被生活所迫的貧寒子弟——如果家有幾畝薄地，能夠好好當農民，便很少去當工匠的學徒，以免受到社會的歧視。而一個能工巧匠如果憑手藝過上了不錯的生活，手頭寬裕了，他想到的一定是讓兒子去讀聖賢書，參加科考，脫離工匠階層而做官。於是，整個工匠階層都是沒受過什麼教育甚至大字不識幾個的體力勞動者，工藝的好壞完全靠工匠的經驗和敬業的態度。偶然出現的大工匠只是鳳毛麟角，並不能以某種教育培訓體系來批量地養成。

這就能夠解釋中國古代為何沒有從工藝邁進工程技術科學的門檻。中國古代在工程技術領域確實相對同時期的其它國家水平較高，但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工匠的經驗之上的，很少有人從科學層面進行總結、歸納。如明朝的造船業發達，那是工匠代代相傳的手藝使然。鄭和死後，不再有人下西洋了，工匠沒飯吃了，自然要改行，造巨船的技術也就失傳了。建築學也同樣如此，中國古代工匠不懂得結構力學、材料力學，純靠經驗，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而古代社會受到良好教育的一群人在做什麼？他們在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幸運者通過一次次考試做了官，又是靠儒家倫理治理國家，一些財務、法律等專業性工作委託給師爺。一群沒受過良好教育的工匠，他們中間即便有特別聰明的人，也只是學習師父的手藝更快而已，怎麼可能系統地總結出現代力學、物理學和化學的知識，進而有各門類的現代工程學？歐陽修誇「寶刀近出日本國」，怎麼不想想中華上國的士大夫，包括他自己，有幾個願意和工匠一起去研究鍛造工藝的改進——那是他們瞧不起的「賤業」。

北宋主管皇家工程的建築學家李誡，編纂了一本《營造法式》，詳細記載了建築構件模數系統，將材料和零部件尺寸分類、分級與標準化，使得工匠們在動工之前就能列出一份完備而準確的用料表。

但這部書只是對千年來中國建築工藝的一種經驗總結，並沒有太多學科意義上的突破，李誡的身世，後人也了解很少，甚至這部書的編纂者叫「李誡」還是「李誠」，都有爭議。而歷史上那些達官顯貴、英勇武將、文人墨客，甚至打家劫舍的好漢，史書記載是何等詳細。中國古代典籍浩如煙海，但記載工藝如《齊民要術》《天工開物》這樣的著作比例很小，像宋應星這樣願意去調查、總結工匠勞作經驗寫一部《天工開物》的士大夫太少了。而宋應星能這樣做，也是因為他科舉失利：萬曆四十七年，宋應星與其兄一起入京參加會試，沒有考中。此後，他們於天啟及崇禎初年再試，均告失敗，從此徹底斷絕了科舉的念頭——這才有時間和精力寫這類士大夫們不屑的「閑書」。即便如此，宋應星也只是一個旁觀者、總結者，不是進行實際操作的大工匠，能實操的工匠多是文盲、半文盲，自然無法將工藝理論化。

中學歷史課本對黃道婆大書特書。她是元初著名的棉紡織家、技術改革家。由於傳授先進的紡織技術以及推廣先進的紡織工具，而受到百姓的敬仰。黃道婆少年時流落崖州（今海南島），師從黎族人學會了運用制棉工具和織崖州被的方法，回到松江後教人制棉，傳授和推廣棉紡織造技術，使松江棉布暢銷天下。這樣一項重大的技術改革與推廣，竟然是由一位身世坎坷的婦女完成，為何？原因很簡單，讀書的士人誰會去做這個？

所以，科舉制是中國人重文輕工的一個重要的「指揮棒」。

黃道婆

政治制度決定著工匠階層的受教育水平，同樣也決定著商業文化的發達程度。製造業的利潤，必須通過商業才能實現，而中國古代對商業進行打壓，到了明清兩代，更是由朝廷壟斷對外貿易。非自由競爭的商業環境加大了工匠在貿易中的弱勢地位，普通工匠辛辛苦苦，也就果腹而已，多數工匠的生存狀況是很差的。怎能希望一些活得沒有尊嚴的工匠們去進行技術革新，促進中國製造業發展呢？

歐洲和日本的製造工藝發展，所處的社會環境和中國大不相同，歐洲和日本經歷了真正的「封建」社會。西歐的封建主在轄區內高度自治，日本諸島的大名也是如此。各封地多是世襲，西歐的「世官」制延續到資產階級革命，日本的「世官」制則延續到「明治維新」。工匠與農民、商業處於平等地位，一些平民家庭的俊秀子弟也願意去學手藝，有些工匠家族則是數百年不衰，工藝一代超越一代。而且由於沒有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封建主和諸侯彼此競爭，工匠階層和商人階層有更大的生存空間，優秀的工匠可以脫穎而出，憑手藝過上好日子，並受到全社會的尊重。各作坊和工場可以聯合起來形成行業協會，維護本階層的利益。

與中國工匠單打獨鬥，甚至祖傳手藝不傳外人相比，歐洲的工匠較早地出現了組織化和職業化。到了「工業革命」時，英國等歐洲國家有了「專利保護制度」，更是鼓勵工匠進行技術革新，不斷改進工藝——一個人一項技術的發明或革新可以讓幾代人過上富足的生活，反觀中國，技藝高明的能工巧匠在官吏面前只不過是唯唯諾諾的賤民。

組織化和職業化是工匠的重要特性，而組織化和職業化的建立促使一代代工匠在傳承中創新，這種傳承和創新才能培育出「工匠精神」。古代歐洲手工業行會之所以成為推動經濟、社會和城市化的動力，正是由於它極其有效地保障了各種工匠技術的有序傳承、不斷改進和廣泛傳播。

1860年10月，英法聯軍進入北京，焚毀了圓明園。隨同侵略軍的法國公使團有一位叫喬治·德·克魯勒的外交官寫了一部《進軍北京》的書，記錄他在北京的種種觀感，此人對中國的建築、器物觀察極為仔細。他在書中描述道：「城內到處都是破敗不堪的老房子和廢墟，沒有任何破土動工建造新房的跡象。清廷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久已停滯不前。」他進入紫禁城前經過一道顯示皇家威儀的拱形門：「這道門由4個木製腳手架支撐，高約15米，倒還算結實，上面有些中式的裝飾和一些奇形怪狀、花花綠綠的圖案。這就是我們坐在扶手椅里、閱讀遊記時在書中看到的壯麗景象？近來，竟然有學者將之與凱旋門相比，這種東西怎能與我們國家的建築相媲美呢？」

這位愛好藝術的外交官還去了北京的舊貨市場買工藝品，看過一些瓷器和景泰藍後，他的斷言竟是：「中國人沒有藝術概念，沒有藝術品位，也沒有美感。」「形狀對於中國人來說毫不重要，原材料價格高低和加工難易程度才是決定工藝品價值的要素，混雜、凌亂的堆砌、色彩的衝突，這些都是吸引那些缺乏判斷能力的人，令他們備感振奮，也就是他們口中所謂的美感和藝術品位」。

這些話當然充滿著一個侵略者的傲慢與得意，對藝術的鑒賞中西方也有很大的差異。但是仔細分析，我們不能否定他說的也有幾分道理。他所說「沒有藝術概念」的中國人，指的當然是製造這些瓷器和景泰藍的中國工匠。一些沒讀什麼書的工匠，從事如此「賤業」，多數只能因循守舊，按照祖師爺傳下來的樣子依葫蘆畫瓢，不但工藝技術上難以有進步，審美趣味更不可能有多高水平，只能在材料和繁複的程度上做文章，以求賣個好價錢。而當時的英、法等國，無論是建築、紡織，還是冶煉、機器製造實在超過大清朝太多了。這也是六千多英法聯軍能在通州八里橋對僧格林沁的三萬鐵騎進行毀滅性打擊的原因。

中國的製造業水平開始緊追猛趕，那是英法聯軍燒了圓明園、開明官員開啟「洋務運動」以後的事了。清朝在1905年廢除科舉，引進西方近現代學制，包括興辦許多近現代的職業學校和大學裡開設工科院系。許多年輕人進入採礦、紡織、冶煉、機器製造的學校和專業，比如魯迅考入南京礦路學堂；毛澤東初到長沙還報考過一所製造肥皂的學校。從這時起，「中國製造」才慢慢地告別古代那種少有創新、單憑經驗的重複勞動，有了真正意義上質的飛躍。

《同舟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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