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教授任遠：不贊成「鼓勵生育」，人口問題對經濟發展的阻礙被高估了

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漸行漸遠，全面放開生育、是否設立生育基金等話題成為了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中央媒體也刊文鼓勵生育，生娃也從「家事」變成了「國事」。

近日，復旦大學人口學教授任遠在接受《陸家嘴》雜誌專訪時表示，他並不贊成「鼓勵生育」，在低生育率狀況下，政府應做的是「支持家庭」，通過社會經濟政策提高家庭生活和民眾的幸福感，不用過分操心大家是否願意生孩子。

任遠同時表示，人口政策應該適應人口變動內在規律，而不是違反規律地試圖對人口數量、結構和分布進行僵硬地調節。

復旦大學人口學教授任遠

中國進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陸家嘴》：有經濟學家認為「生孩子是最好的資產配置」，普通百姓則更多認為「孩子是花錢機器」，你怎麼看？

任遠：兩種說法都有道理，前者認為生育是勞動力再生產的要素投入，後者認為生育作為耐用消費品具有很高成本。按經濟學分析框架，生育行為可以認為是衡量生育家庭收益和成本後作的決策。孩子固然是「花錢機器」，如果通過生育得到的感情效應和「生產回報」大於成本，決策就是可行的。這種經濟學思維的生育分析能解決一些問題，例如通過社會配套政策生育所關聯的成本降低，可能有助於提高生育意願。另外，如果經濟增長預期帶來長遠的勞動力需求，大家也願意生。

實際上這兩種觀點意味著兩種財富流的方向。生孩子作為「資產配置」，是財富流通過將子女作為勞動力和家庭保障機制，提供了向上的流動。生孩子作為「花錢機器」，是因為子女消費和對子女投資需要花錢，是財富流向下的流動。現代社會中財富流越來越向下流動，社會保障也越來越完善。可以預見，生育意願總體是下降的。只有財富極大增長後，收入效應才會刺激家庭生育意願，並通過增加生育提高感情慰藉和家庭幸福。

當然，過於經濟學的生育理解雖然能解釋生育「理性」，但偏離人性。人類進化的過程就是通過文化和制度安排來保障生育。我們可以觀察到，物慾瓦解家庭和婚姻制度的進程中，人們的生育行為會降低，但同時也會因為福利制度的建立而擁有更好的生育基礎，這在北歐已經有類似跡象。

《陸家嘴》：2015年、2017年分別是單獨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但生育率也只有1.04、1.2，遠低於主流人口學家2012年所預期的2.4、4.4，也低於國家衛計委後面所預期的1.8、2.1。很多人戲說，生娃是「為國生娃」，您怎麼看？

任遠：生育率提醒我們，「二孩政策」沒有產生顯著效果。進入本世紀後，生育政策對於生育率的下降並不產生影響，那麼政策本身的放鬆或放棄，對生育率提高也不會有影響。由此推論，即使「全面放開、自主生育」，對人口生育水平也不會有太大影響。以生育數量管製為內容的生育政策實際上失靈了，生育率更多受社會經濟政策影響，包括女性地位的提升、需要平衡家庭工作關係等。所以，重視生育配套政策和家庭政策，對於生育率影響會更重要。

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也稱總生育率，指該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在1.04-1.2的水平上，說明低生育意願和低生育行為已經根深蒂固，也說明晚婚、不婚在繼續降低生育率。前幾年還在爭論我國會不會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現在看起來，我們確實進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陸家嘴》：為了擺脫「低生育率陷阱」，有專家提出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你怎麼看？

任遠：這個建議很荒唐。「基金」概念本身就是混亂的。現收現付機制的實質是保險機制，現在有不少城市有生育保險，其目的是提供對女性職工生育的健康保障和經濟補貼。這個生育基金是以生育二孩補貼自我運轉為目的的資金池，其本身不是保險。而基金是資本市場投資工具，是可定價和可贖回的，所以這個資金池又不是基金。

本質上這個「生育基金」是一種與「未生育」相關連的稅費，和「社會撫養費」是一個東西。區別在於社會撫養費是出生子女的父母交，現在是讓丁克家庭交，或者未婚青年交，不過是一種新的「社會撫養費」的障眼法而已。讓家庭先交一部分錢存起來交給國家，生育孩子的時候申請使用，怎麼看都是多此一舉。這個生育基金的壞處還在於，費用預繳實際上減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收入效應下，其後果可能還是會降低家庭生育，而不是支持家庭生育。

人口政策調整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被高估了

《陸家嘴》：我國目前人口情況、人口結構、人口數量如何？

任遠：中國人口增長在2025-2030年附近到達頂部並出現下降趨勢是大概率事件。這在中國人口發展史上將是一個顯著的轉折。中國人口結構變動的老齡化趨勢也是相當確定的，即使進行了政策調整，生育率水平反彈的效果也不顯著。

人口問題最近似乎成為中國發展面臨的許多問題的「背鍋俠」，好像中國特別需要通過人口政策、特別是生育政策調整來應對挑戰。個人覺得，這實際上高估了人口問題對於經濟發展問題的阻礙，同時也高估了人口政策的調整對於國家發展的影響。

如果我們意識到人口變動的確定性，需要考慮的就不是如何來改變人口變動和人口格局，而是如何適應人口變動來實現良好的社會經濟發展，以及適應人口老齡化構建老齡社會的經濟社會制度安排，這些應該是人口政策的著力點。人口政策應該適應人口變動的內在規律，為即將出現的老齡化社會、已經出現的低生育率社會和人口遷移增長的社會作好準備，而不是違反規律試圖對人口數量、結構和分布進行僵硬地調節。

實際上，中國的人口總量、結構和空間分布的變化，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內生於經濟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人口變動對於國家發展並不具有決定性作用。應該說，人口變動對國家發展確實產生著影響，但對於生育率下降、老齡化上升和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下降本身，並不需要過分擔憂。

《陸家嘴》：中國男女法定結婚最低年齡是否需要改變？

任遠：婚姻制度對於人口的生育水平存在密切關聯。初婚年齡推遲、生育年齡推遲會降低生育率。結婚法定年齡在1980年代時曾經有所降低，並因此帶來1980年代生育水平的反彈。之後為了實現低生育率，提倡晚婚晚育，法定結婚年齡又有所提高。

我個人認為法定最低結婚年齡可以提前到18歲，而且男女一樣。改變的目的不主要是為了提高生育水平。個人認為，作為成年人，生理已經成熟，就應有獨立行為能力，有權決定自己的身體和民事財產權，能夠自主決定婚姻。但是法定的最低結婚年齡提前，並不會改變當前實際的結婚年齡還會繼續提高的趨勢。因此現實的結果仍然是生育率水平將難以因為婚姻制度的調整而提高。

「女性是人口再生產主要承擔者」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陸家嘴》：女性是人口生產的主要承擔者，是否應享受到一些「差異化」優惠待遇？

任遠：我認為「女性是人口生產主要承擔者」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女人和男人都是人口生產的主要承擔者。這還不僅是因為男性也決定了新生命產生，而是說男性應該同樣地投入於家庭人口生產。只有這樣，才能構造性別平等，才能支持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這對於女性的發展很重要，也是影響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公共政策不應該考慮讓女性享受「差異化」待遇，而恰恰是要考慮性別平等。在相關生育假、哺乳假、產假和退休年齡上的性別差異不是對於女性的「優惠」，實際上不利於性別平等，片面在「二孩政策」等方面強調對女性的優惠會進一步給女性帶來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弱勢，削弱女性發展能力，這是值得警惕的。

《陸家嘴》：國家是否應該出台鼓勵生育政策？

任遠：我並不認為「鼓勵生育」是正確的公共政策。雖然從「全面二孩」到未來可能的「全面放開、自主生育」意味著鼓勵生育。但生育本身應該由家庭根據自身需求來決定，不需要由國家鼓勵。一個家庭希望多生育子女，那麼政府應儘可能提供支持；一個家庭如果不希望生孩子，政府也應該支持。生育是自主行為，政府沒必要對生育進行鼓勵。

實際上當前所認為的國家鼓勵生育的理由未必站得住腳。政府應該做的是「支持家庭」，應該對生殖健康、母嬰保健、托育托幼加強服務供給，通過政策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促進家庭工作平衡等等，對希望生育而不孕不育的家庭提供服務和技術支持，對不希望生育的夫婦提供避孕節育的服務和技術支持。政府要做的就是支持生育和服務生育，提高家庭福利水平，沒有必要刻意強調「鼓勵生育」。

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由於家庭生活得到更充分的支持和福利，其生育率水平將會變得越高。也就是生活更幸福的家庭更願意生孩子。鼓勵生育和限制生育一樣，都是超越了公共服務和管理的邊界。政府應該通過社會經濟政策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而不用去操心大家是否願意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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