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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女著男裝是「服妖」,乃亡國之兆!

原標題:隋唐:女著男裝是「服妖」,乃亡國之兆!


「女著男裝」,從字面意義上來看,就是女性穿著男性服飾,採用男性的基本服飾形制。值得注意的是,「女著男裝」和「女扮男裝」兩個概念其實有著本質區別。這種差別,主要體現在婦女穿著男裝的主觀動機方面。


「女著男裝」的婦女,一般喜歡穿著男子服飾,喜於表現出來,並不掩蓋自己的性別,有的甚至為了凸顯自己的性別而著男裝。而「女扮男裝」的婦女則是為了扮演男性,甚至模仿男性的行為,以掩蓋自己的性別。


「女著男裝,就是女性穿著男性的基本服飾樣式。在這種行為模式下,女性往往是秉承拿來主義的精神,直接模仿男性在生活中的各種行為及穿著,在衣飾形制方面,除了尺寸上的不同,其餘服飾元素和男性服飾差別不大。同時,作為行為主體的女性,在此過程中,並沒有想要掩飾自己性別的目的。」


由此可見,「女著男裝」婦女是因興趣而著男裝,這在意圖上與「女扮男裝」有著本質的區別。


將唐代「女著男裝」稱之為「服妖」現象是宋代的歐陽修。《新唐書·五行志》載:「高宗曾內宴,太平公主紫衫,語帶,皂羅折上巾,具紛、礪七事,歌舞於帝前,帝與武后笑曰:『女子不可為武官,何為此裝束?』近服妖也。」


而將「女著男裝」稱之為災異之像的第一人卻並不是歐陽修。在現有的文獻資料中,關於「女著男裝」現象的記錄,最早出現於夏,夏桀的寵妃末嬉好穿男裝。據《晉書·五行志》記載:「末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末嬉喜歡著男子的官帽,是夏桀亡國的原因之一。


而末喜為何喜歡著男裝,根據《漢書·外戚傳》中的記載:「美於色,薄於德,女兒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混亂失道。」從顏師古的解釋中,可以發現,末喜之所以喜歡著男裝,是因為她內心不甘為女子,不安於後宮生活,反而喜歡胡亂干預國事。對於此時末喜的女著男裝現象,納春英老師認為「她雖是女著男裝的先行者,但也只能算一個特例,《晉書》就將其行為列入「服妖」。



《晉書》由唐初房玄齡等人負責監修,其中一些觀點也能體現唐代人的態度,古人們總是喜歡把一些違反禮教的現象,並與當時的社會現狀聯繫在一起,視為妖異。但房玄齡也並非將這種服飾現象稱之為「服妖」現象的先例。

早在魏晉時期,就有人認為「女著男裝」是一種預示社會不良的災異之象。南朝人沈約所著的《宋書·五行志》中記載:「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玳帽之屬為斧、鎖、戈、戟,以當異。干寶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贊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又妖之大也。』」



可見晉人干寶和南朝沈約都認為,婦人以兵器為飾,是一種妖異。晉惠帝元康年間,婦女的飾物流行「五兵佩」和「五兵異」,所謂「五兵佩」和「五兵異」,即用金、玉、銀、玳帽作成兵器樣式把它們掛在身上或者插在頭上,作為裝飾品。《晉書·五行志》也記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玳帽之屬,為斧鎖戈戟,以當異。」斧、鎖、戈、戟等兵器是男性專用的物品,是男性意義的象徵,而在西晉時卻成為女子的配飾,這是魏晉時期女著男裝的現象之一。


這種現象我們看來或者應屬於當時婦女追求個性解放、追求新穎的表現,但在晉朝干寶等人的觀念里,卻是有悖於「國之大節」的荒唐行為,兵器乃是男人的專有物品,女人身上佩戴,就是女人侵奪男權之象,之後的賈后亂政即是其應徵。《晉書·五行志》中記載「干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贊擎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


可見早在晉朝,干寶就將「女著男裝」現象視之為預示社會災異的妖異之象。除此之外,魏晉時期,還出現了婦女著男鞋的現象。「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起初製作的木屐,婦女的屐頭是圓形的,男子的屐頭是方形的,而到太康初年,則出現婦女木屐為方形的現象,此為「女著男裝」之象。


到隋代,據《隋書·五行志》載:「開皇中,……婦人所有領巾制同架蟠軍幟。婦人為陰,臣象也,而服兵幟,臣有兵禍之應矣。勇竟而遇害,世積坐伏誅。」開皇年間,婦女佩戴的領巾形制如同矛架旗蟠和軍旗,婦女屬於陰性,是臣下的象徵,而佩戴軍旗,則是臣下有兵禍的徵兆,後來楊勇遇害,王世積被處死。



到唐朝時期,《新唐書·五行志》載:「高宗曾內宴,太平公主紫衫,語帶,皂羅折上巾,具紛、礪七事,歌舞於帝前,帝與武后笑曰:『女子不可為武官,何為此裝束?』近服妖也。」在唐高宗的的宴會上,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以一種完全著男裝的樣貌出現,獲得了高宗和武后的許可和讚賞。

這件事被後人載入了《五行志》中的《服妖》一類,可見這種「女著男裝」的現象是一種妖異現象。除此之外,這件事也說明在唐代開放的社會環境下,女性著男裝的現象己成為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現象,以至於皇帝都是默許的。


唐代的公主,素來都有參加政治活動的傳統,而代表人物當推選高宗和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對於她參與政治的仕途,《新唐書》有詳細的過程記載:「睿宗即位,主權由此震天下,加寶封至萬戶,三子封王,余姐祭酒,九卿。主每奏事,漏數徙乃得退,所言皆從」,她的參政在睿宗朝達到頂峰,在與唐玄宗的權力鬥爭中失敗被殺。



除武則天,太平公主當為唐代的第二個奇女子。這和她受武則天的影響密不可分,武則天也確實十分寵愛於她,這在《資治通鑒》也有明確記載:「太平公主沉敏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己,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太平公主著男裝一方面體現了她女權意識的覺醒和對政治權勢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她對於時尚的一種追求。


不論是從文獻資料、考古資料,還是其他文物資料中,不難發現,唐朝「女著男裝」現象是非常多的。婦女著男裝在唐朝極為流行,甚至成為盛唐的一種時尚。此種風尚的影響力是極大的,不僅流行地域極為廣泛,「這種風尚流行的範圍主要在以長安和洛陽為中心的西北地區,但這並不能說明兩京往東、往南就不會有相同的流行風尚。」且人群涉及當時社會各階層。



據《舊唐書·輿服志》載:「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此時的「女著男裝」現象,不再僅僅是上層階級獨有的愛好,平民百姓也喜而接受。從史料記載可以看出,唐代婦女的著男裝現象不僅表現在衣服的佩戴裝飾上,而是整個服飾形制仿照男裝。


如考古出土於陝西乾縣永泰公主墓的《擄國夫人游春圖》,從畫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婦女穿著代表男性的圓領袍衫,上裹襆頭。其中的婦女頭戴襆頭、梳女性髮髻、身著圓領窄袖袍衫、腳穿烏皮靴,這種裝扮不再是唐前女子單一的著男裝,而是與當時男子著裝幾乎無異。



唐代周防所摹的《內人雙陸圖》中的婦女也有類似的著裝。據《中華古今注》載「至天寶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靴帽,內外一體也。」除了考古資料外,唐五代筆記小說中也有許多描述唐代女著男裝的現象。如裴鍘的《傳奇·虯須客傳》記載紅拂女為了躲避楊素的追捕「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李公佐的《謝小娥傳》中記載謝小娥為父報仇:「爾後小娥便為男子服,佣保於江湖間」。


可見,唐代「女著男裝」,應是因為其流行性和影響性,引起了宋人社會保守人士的目光,宋人將其與唐代婦人干政聯繫在一起,稱之為「服妖」。


來稿/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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