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古代石雕人像初探（上）

原標題：皖南古代石雕人像初探（上）

微信版第357期

皖南 古代 石雕 人像 初探

朱華東

安徽長江以南地區，尤其是黃山山脈以北的池州和宣城地區，存在較多的人形石雕像[1]，形體大小有別，造型各異，其中兩類造型特殊，有異於本地宗教造像及其他陵墓石雕，在周邊地區也鮮有報道，因此它們的發現具有較為重要的價值。本文擬在這批資料的基礎上，對其源流、族屬、性質等問題作出初步的考察。

一、武士型石像與突厥民族

所見的武士型石像有大小兩類，體型較大者高1米左右，小者也有60厘米，但造型基本一致，最主要特徵為左手握杯，右手持環首刀。其雕刻風格大體相當，均在選定的長方形條石上循石加工而成，人物面部淺浮雕。由於時間久遠，石像局部風化較重，但仍可以明顯分辨出人像的五官、鬍鬚乃至髮飾等細節部位。相比較而言，雕像的身體及背部刻畫比較粗糙，衣飾漶漫不清，基本上僅對一些特徵點，如上肢、手及握持之物等，進行簡單寫意雕琢，比例不甚協調。石像下肢及背面基本不做雕飾。如其中的一件（見圖一、圖二），通高120、寬40、厚20厘米，石灰岩質地。圓臉、深目，眉骨較粗，蒜頭鼻，上唇鬍鬚不明顯，但虯髯濃密，甚至長達其胸部，下頦略尖。從正面觀察，雕像前額有一帶狀箍飾，頭頂處微微隆起，頭髮整齊向兩側披落，兩耳似被包裹。雕像右手持一環首刀，左手握方杯。這批石雕人像應代表同一族屬，儘管造型有一定差別，但主體特徵依舊保留。據造型風格推測此類石像有一定的使用時限，但應該在元明之前。

圖一 源泉博物館藏石人正面

圖二 源泉博物館藏石人側面

這批循石造像，風格古樸，與漢代中原一帶石雕人像做工近似。中原地區自秦漢以來就流行在陵墓前樹立石人等石雕的習俗，後習稱「翁仲」。目前發現的最早墓前石人為西漢時期，如石家莊小安舍村出土的一對石像以及昆明池牽牛、織女像。東漢時期陵墓前有較多類似石像發現，這些人物均著典型漢代衣帽，漢族人種，或雙手捧立，或手捧他物，也有雙手拄劍的形象。但皖南的這幾件石像面容和髮飾完全有別於此，也與東漢時期的胡人石像不同，如在鄒城、青州、臨淄發現的胡人像，體型高大，最高2米有餘，頭或戴尖帽，深目高鼻，下巴尖長，身體作立姿或跪姿。魏晉以來由於佛教的傳播，胡人俑大量出現中原及南方地區，其深目、高鼻、多有濃密鬍鬚，頭戴尖帽，被認為是胡僧的形象。[2]儘管皖南武士石像有的鬍鬚濃密，眉骨凸出，有部分胡人特徵，但無論從髮飾、手勢乃至容貌上觀察，所反映的族屬並非典型的胡人形象。

由於在本地及周邊地域均無材料可比，倒是在遠在千里之外的新疆和中亞等地，有類似石雕像發現（圖三）。據相關報告和研究[3]，這種手持刀握杯形象的石雕，被稱之為武士型石人[4]，是公元6世紀中葉至9世紀，草原石人的興盛時期作品，涉及的地域較為廣闊，在蒙古、南西伯利亞、中亞以及我國的新疆、內蒙一帶的草原地區多有發現，其數量達數百件之多，造型也較為豐富，石人或著翻領長袍，腰掛佩劍或短刀，右手上屈握杯，左手撫劍或握刀。從五官外形看，武士型石人有著較明顯的個體形象特徵，一般認為屬於突厥石人，而這一時期也是突厥人馳騁草原的巔峰時期。草原武士型石像的大量發現與突厥人習俗有關。據《周書?突厥傳》中記載，突厥人死後，要「於墓所立石建標」，藉以「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隋書?突厥傳》），這一點已經得到考古發掘的證實。

圖三 中亞伊塞克湖科羅姆德突厥石像

草原石像數量眾多，各地區乃至地區間的石像都有較為明顯的差別，不過一般發現於某個局部區域的成組石像間造型卻基本一致[5]。皖南的武士石像製作方式也如出一轍，似乎代表著某一支族群的習俗。總體而言，兩地突厥石像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其一，面部特徵。皖南武士石像鼻頭粗大，尖下巴，這與草原石像多一致。鬍鬚稠密也是皖南石像的特徵之一，在草原石人中，多為八字鬍須，髯須者較少見。如在阿勒泰市喬阿梯墓地發現的一件，通高1.14米，橢圓臉，寬鼻，大鬍鬚。從人種學上觀察，韓康信認為，中亞及新疆一帶公元6-10世紀突厥人種族歐洲人種和蒙古人種兼而有之，多數屬於兩個人種的混雜，各族群也存在一定面貌差異，有的更偏向蒙古人種。[6]而在現代土耳其，多數突厥人主要表現為白色人種的特徵，不過仍保有蒙古人種黑頭髮、黑眼睛特徵，皮膚也介於黃、白之間。在當地的一些山區，也仍可見到一些蒙古人種特徵的突厥人。[7]　

中亞地區出土的突厥青銅牌飾上的人物形象也可作為佐證[8]。這批武士型人物牌飾廣泛出土於中亞各地，均作騎馬狀，研究者將其分為兩個類型，為公元6-8世紀西突厥製作。其中一些騎士圓臉，寬鼻，長鬍須，鬆散的長髮長及肩膀或臀部，右手握劍或雙手持矛。皖南的這幾件造像無論是面容或髮飾上與前者相，其代表的人種應屬於突厥人。

其二為發、冠特徵。披髮或辮髮或為草原石人的一種表現手法[9]，少數帶有冠，如小洪那海石人，披髮帶冠，正中有重環形圈飾直立冠上。皖南石像的發冠造型與之有一些相似之處，但其並未發現辮髮的跡象，其披髮造型與南西伯利亞米努辛斯克盆地一處墓地發現的一件石雕像類似，屬於公元7-9世紀遺物，這件石像背後也刻有能反映其族屬的突厥儒尼文銘文。

其三，儀態特徵。這裡主要涉及石人持握物品的姿勢，縱觀草原地區石人像，尤其是武士型石人，基本造型為左手持刀劍、右手握杯，這恰恰與皖南石人相左。在數百例資料中，僅有新疆阿爾卡特發現的一具石像為右手握刀、左手持杯，此外，握劍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草原石人刀劍基本掛於腰帶之上，處於佩掛狀態，上述的阿爾卡特石像仍屬此類。而皖南石像則很奇特，三件雕像均將劍（刀）捧握斜交於胸前，而非簡單的將武器直握於手中，似與用武器護住胸部，如換成左手持兵器，恐難以達到這樣的視覺效果。如此同一風格的背後，或許隱藏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其四，手握之器皿。皖南三件石人像左手均握有小方杯，而草原石人所雕刻的杯基本屬缽碗形、單耳杯、高足杯、高腳杯、高頸罐類，方形器皿尚不多見。

其五，埋植方式。皖南部分武士石像底部可明顯看出呈楔形，這樣就便於直接豎立在土中，與中亞等地的石像底座處理方式一致，如伊塞克湖科羅姆德突厥石像的底座（圖三）。而元代的武士像基本都是直接雕刻在石方座之上，可以直接豎立，不需要再栽埋在土中。（圖四）

圖四 蒙古國元代石雕人像

尚有一點需要交代的是，公元9世紀後，草原地區的石像風格出現了明顯改變，多由站姿變為坐姿，雕工也越發細膩，由早期的淺浮雕漸變為高浮雕或圓雕形人物造像[10]，無論是人物面部的刻畫還是衣冠、鞋帽的樣式均有細膩刻畫，這是9世紀前草原石雕像很少看見的。這種造像風格在我國一直持續到公元13世紀，此後的草原地區這類武士型雕像逐漸消失。而皖南石像顯然沒有受到到晚期武士像風格的影響，而基本保留了6-9世紀突厥石像的造像風格。

綜上，皖南武士型石像與草原武士型石人相比，按其造像類型和人物風格上看，大致屬於公元6-9世紀的突厥雕像風格。但種種差異表明，雕像中的人物或屬於突厥人某支部落的人種，其造型也或直接反映了這支部落的風俗或信仰。

皖南發現的突厥武士型石像，遠離北方草原數千公里，卻在皖南發現，這與突厥人南徙密切相關。

突厥是活躍在公元6-8世紀的北方草原地區的一隻游牧民族，公元583年突厥分裂為東西兩部，以阿爾泰山為界，各霸一方區域。隋末唐初之際，東西突厥勢力曾一度控制整個東北亞地區。據《隋書》記載，東突厥的勢力範圍大體上「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與中原王朝摩擦不斷。唐初，兩部突厥又先後為唐所滅。

東突厥滅國後，其遺部除部分向西遷徙外，多南下降唐，其眾多達十餘萬人。公元630年，唐太宗採用中書令溫彥博的建議，「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因其歸命，分其種落，浮之河南袞、豫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11]，並優待安置諸部落酋長，「其酋首至者，皆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12]。唐安置突厥降部的具體措施是在漠南設置羈縻州府，其中河南置北寧、北安、北開、北撫四州[13]，其地望在今陝西、內蒙一帶[14]。但文獻記載的突厥安置地似乎並沒有南下到淮河流域及更南的區域。至開元十年（712）,康待賓之亂平定後,唐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15]，儘管在「（開元）二十六年，自江淮放回胡戶」，但也不排除部分六州胡仍殘留江淮一帶的可能。

安徽沿江一帶礦產資源豐富，自先秦以來一直是重要的銅礦采冶基地。自六朝起，地處貴池一帶的「梅根冶」即是江南地區盛極一時的銅礦采冶與錢幣的鑄造中心。[16]由於遠離中原戰事，相對而言「山溪源遠，人跡罕到」，加之又有一定經濟基礎。自安史之亂後，皖南地區一直成為北方移民的重要地區之一[17]，也「集中了最多數量的移民」[18]。這些移民中，除了有逃避戰亂的仕宦和沉重賦役的民眾外，還有不少隨各派武裝力量南下的移民。而唐末五代時皖南地區就有兩個地點由於移民多而著稱，其中一個就在是池州建德，另一個是歙州西南的黃墩。北方的這些「衣冠士族避難於此，皆獲免焉」。[19]上述或許是該支突厥部落南下皖南的原因之一。

上述可知，皖南突厥人或為唐代東突厥的後裔，由於政治或戰亂的原因，自北方遷居於皖南一帶，而唐代中後期可能是這支突厥人自中原遷徙的主要時間段。其部往皖南的遷徙，或許從一定側面證實了文獻中「六州胡」南遷黃河以南的史實。而皖南的這批武士型石像其功用應該是突厥遺族豎立於墓前的「石像生」。

（作者系安徽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製作：童達清（ltsr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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