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殼碗外的人生

撰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翻譯：徐德林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936年，曾輝煌一時的大英帝國逐漸日薄西山，一個「盎格魯-愛爾蘭」男孩在中國雲南省昆明市出生。他就是日後在學界聲名大噪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中文世界對本·安德森的認知大多深陷，甚至止步於《想像的共同體》。這部著作於1983年出版，很快便引爆了學術圈，並且三十年來餘波不斷。兼具解釋可能與知識趣味的概念被後來者反覆引用。而經典的誕生則直接得益於他幾十年反覆深入東南亞腹地的田野經歷，當然，其行文中體現出的豐厚的古典學、文學、人類學、歷史學積累，和精深的比較政治和區域研究訓練，更與他的成長環境、教育經歷息息相關。

相比起「民族主義專家」、「東南亞專家」等等外界賦予的標籤，安德森似乎更喜歡以「椰殼碗外的青蛙」自況，地理的、歷史的、語言的、規訓的邊界都無法束縛他旺盛的好奇和熱情的思考。《椰殼碗外的人生》（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書如其名，便是安德森對自己不斷跳出「椰殼碗」的一生的回顧。

《椰殼碗外的人生》本是安德森應日本友人之邀而作，於2003年前後開始構思，2009年日文版面世，目的在於通過分享安德森的成長經歷尤其是治學經歷，批判日本學術中不必要的謹小慎微和家長制般的學術權威。這一寫作緣起決定了它不僅僅是回憶，更是歷史和反思。英文版的出版有賴於其弟佩里·安德森的促成，然書未面世，作者便於2015年12月在印尼瑪琅逝世，長眠在他熱愛的東南亞土地。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三章：田野工作。

我的田野工作最愉快的部分是做訪談。當時雅加達還是一個相當小的前殖民地首府城市，街區涇渭分明，經常是按照種族劃分的。小汽車或者公共汽車並不是很多，沒有立交橋，沒有收費公路。腳踏三輪車（Betjak）—乘客坐前面、從後面駕駛的三輪車—仍在廣泛使用，甚至是社會地位較高的人（至少為了短途出行）；即使是在最繁忙的街道，它們也可以行駛。直到蘇哈托時代初期，可惡的雅加達市長阿里· 沙迪金（Ali Sadikin）才開始在越來越多的街道上禁止它們通行，以便為官員和富有的、有車的中產階級讓道。我弄到一輛黃蜂牌小型摩托車（Vespa），很快就差不多熟悉了首府各地。我把它看作「我的城鎮」。

附近的外國人寥寥無幾。雅加達也是一個相當「民主的」首府。戰前民族主義運動的基本信條之一是公民之間的平等，其標誌是一種簡單通用語的採用。該語言以馬來語為基礎，而且被用作跨種族的貿易語言，它將成為今後的民族語言。這一選擇的巨大優勢在於此語言不但在本質上是平等主義的，而且不屬於任何某個重要的種族—語言群體。

在1945—1949 年的革命過程中，平等主義的衝動已被大大加強，革命是一台社會校平儀，代表了對封建傳統的攻擊。「Bung」（兄弟）是革命期間流行的一個稱呼，現在依然被廣泛用於同齡男子之間。鮮少見到有錢的印度尼西亞人，佔據銘登區（Menteng）最好的房子的那些人是高官，他們只不過是在1957 年荷蘭人被最終驅逐的時候接管了它們。

這種平等主義的一個標誌可以在離我所居住的地方不遠的一條街道看到。天黑之後，人行道會突然擠滿下棋的人。這些人（總是男性）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商人與職員對弈，高管與腳踏三輪車司機對壘，等等。我過去常常加入他們的隊伍，與其說是因為棋本身，不如說是因為下棋的時候，有機會相當隨便地訪談我正在「挑戰」的人。蘇哈托統治時期，這種平等主義消失了，但在它延續期間，對我而言是一種啟示。

我的青少年歲月主要是在英國受階級支配、等級森嚴的社會裡度過的。你只需聽人的口音，馬上就可以辨識出他們屬於哪個階級。勢利行為無處不在；貴族、上層和下層中產階級、工人階級的文化截然不同。愛爾蘭沒有這麼糟糕，但那裡的階級結構依然對文化和日常生活影響巨大。因此，印度尼西亞對我而言是一個天堂式的社會。連我自己都沒意識到，我可以高興地與差不多任何人交談—內閣部長、公共汽車駕駛員、軍官、傭人、商人、女服務員、中小學老師、異裝癖妓女、小流氓，以及政客。我很快便發現，最坦率、最有趣的被訪談者是普通人，而不是正漸漸出現的精英群體。

從1957 年到1963 年5 月，全國一直處于軍事管制之下。沒有選舉，新聞在一定程度上被審查，然而只有為數不多的政治犯，他們生活得相當舒服。但是，國內分化嚴重，氣氛有時候很緊張。我可以訪談各個政治派別的人—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左右兩翼的民族主義者、不同類型的穆斯林（包括那些因武裝叛亂入獄剛出來的）、華人、警察和士兵、當地的皇族和年長的官僚。我告訴他們我在研究日據時代晚期和革命早期，這差不多是每個人都記憶猶新的話題。

在此過程中我有很多奇妙的經歷，尤以我對一對兄弟的訪談最為神奇，哥哥是共產黨政治局（Politburo） 的成員，而弟弟則是陸軍情報部（Army Intelligence）部長。（在「 西方」， 類似的事情是難以想像的。） 哥哥工程師薩柯曼（Sakirman）個子非常矮小，身體肥胖，革命期間領導過爪哇中部地區的一支大受歡迎的左翼武裝民兵組織。剛開始他對我有一些懷疑，但很快他就意識到，我是千真萬確對他的政治青春感興趣。他熱忱了起來，給我講了很多。弟弟帕爾曼（Parman）將軍看起來與他哥哥非常像，但觀點截然不同。當我去他家請求約見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他在他的車庫裡興高采烈地玩著一個價格不菲的電子玩具火車系統，好像他才10 歲一樣。他告訴我他晚上來接我。

他是坐一輛貼有隔熱膜的舊款大眾汽車來的，我後來意識到他載我去了情報部在丹那阿邦（Tanah Abang）區的安全藏身處。它從外面看起來就像一座年久失修的庫房。我們一開始交談，我就意識到了他以為我來自中央情報局，因為他自誇說他在共產黨內部安插有非常優秀的間諜，以致他數小時內便知悉了政治局的決定。很費了一番口舌才讓他意識到我不過是一個學生，不是間諜。但是後來他明智地談起了他在「兵補」（Heiho）中的早期軍事經歷，「兵補」附屬於日本佔領軍，有時候被投入太平洋地區的戰鬥，但更多時候則是被用於防禦工事建設的體力活。他似乎相當喜歡這一段經歷。

後來，我最具啟發性的一些訪談就是對於印度尼西亞士兵的訪談，他們曾接受過日本軍隊的訓練，要麼是作為正規軍、游擊隊員（以防盟軍打過來），要麼是作為情報人員。雖然因為顯而易見的民族主義原因而徹底反對佔領本身，但是他們全都非常尊敬他們的日本教官。若干年後，我讀到一位將軍的非常有趣的回憶錄，他宣稱就他的訓練而言，唯一不喜歡的東西就是公共廁所。它是被向下流動的山澗溪流沖刷的。日本人堅持在上游排便，因此他所謂的他們臭不可聞的「香腸」（sosis），就從在下游排便的印度尼西亞人面前漂過。

只有一件事從一開始就讓我煩惱：人種的問題。我從來不曾把自己視為「白色的」，但在一個直到最近才擺脫殖民主義的社會裡，我發現自己頻頻被稱作「老爺」（tuan）—一個荷蘭殖民者曾堅持要求的稱呼。僅僅因為我的膚色，一些人便向一個無足輕重的外國學生表示令人尷尬的敬意。不久，這就讓我為印度尼西亞語言做出了無關緊要但持久的貢獻。看著自己的皮膚，它不是白色的，而是粉灰色的，我意識到它與白化動物（水牛、奶牛、大象等）的膚色接近，印度尼西亞人使用非正式的辭彙「白化病的」（bulai 或者bulé）來表示這種膚色。因此，我告訴我的年輕朋友們，我和看起來像我的人應當被稱作「白化病的」（bulé），而不是「白色的」（putih）。他們喜歡這個主意，並把它擴散到了他們認識的其他同學中間。漸漸地，它傳到了報紙和雜誌上，直到成為了印度尼西亞日常用語的一部分。

十多年後，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白人」同事給我寫了一封無意冒犯的信，抱怨印度尼西亞人是何等的種族主義，以及他是多麼痛恨被稱作「白化病的」，我樂不可支。因此我請他在鏡子里看一眼自己的皮膚，再想想他是否真的希望被稱作「老爺」。我也告訴了他是我在1962 年或者1963 年發明了這個詞的新含義。當他拒絕相信的時候，我說道：「你是一位頗有見識的印度尼西亞歷史學家。我和你賭100 美元，你不可能在1963 年之前的任何文獻中找到『白人』意義上的『白化病的』。」他沒有接受這個賭注。

採訪雅加達以外的人甚至更加有趣。雖然我去過巴厘島幾次，還有一次去北蘇門答臘待了兩周，但這些談話大多數是用爪哇語進行的。旅行到爪哇（巴厘島除外）以遠在那個時候是非常困難的。輪船很少，非常陳舊且嚴重超載。只有一家航空公司，是國有的，座位很難弄到，因為大多數都被軍方人員和忙碌的官員們佔用了。1958 年春爆發的地區叛亂尚未完全平息。事實上，即便在爪哇激進穆斯林的「伊斯蘭之家」（Darul Islam）叛亂已經過去十餘年了，他們的勢力在西爪哇的丘陵地帶依然是非常強。我總是被告知，去萬隆（Bandung）這座城市是何等的危險，尤其是在晚上—我肯定會被「伊斯蘭之家」謀殺。實際上，那裡根本就不危險，我去了很多次。「伊斯蘭之家」與軍方之間有一個君子協定，後者在白天控制主幹道，而前者則在晚上接管。

在爪哇鄉村旅行要求有一些韌性和創造力。除鐵路之外，那裡有五花八門的交通工具：公共汽車、卡車、馬和馬車、矮種馬、牛車和獨木舟。在高海拔地帶， 只能騎矮種馬。成長於為馬瘋狂的愛爾蘭，騎馬對我而言豪不費力。但我最喜歡的交通工具一直是卡車。在康奈爾的時候，我已經習慣於搭便車長途旅行，去華盛頓、費城、紐約和波士頓。司機很高興讓年輕人搭車，搭便車的人從不擔心會被那些讓他們搭車的人謀殺。在爪哇，在那些遙遠的日子裡，搭便車（ngompreng）是司空見慣的，我猜想卡車司機很高興見到一個年輕的「白化病」人在路邊伸出拇指。如果司機是獨自一人，你就可以在他邊上坐幾個小時，享受妙不可言的談話，關於鬼、惡靈、足球、政治、壞警察、姑娘、薩滿教巫師、地下彩票、占星術等等。要不然，你就爬到後面敞開的地方，日落之後尤其棒，這時你可以站起來，感受涼風拂面。

一天晚上，一位善良的卡車司機讓我和一些朋友在一個離婆羅浮屠（Borobudur）大約兩英里的地方下了車。婆羅浮屠是一座富麗堂皇的佛教佛塔，建於公元10 世紀，被視為世界上最大的佛塔。我們藉助滿月的光亮走完了餘下的路程，在主佛塔的最高平台上一覺睡到了天亮，就在釋迦牟尼像旁邊。沒有衛兵，沒有旅館，沒有喧囂的音樂，沒有小販，沒有門票。寧靜得讓人樂而忘憂，就像它在千年之前可能的樣子。另一次，我和其他的一些學生朋友搭了一輛滿載臭烘烘的肥料的卡車。司機拿出來一些墊子，以便我們可以或坐或卧而不把身上弄髒。我們多次在檢查站受阻，但警察剛一聞到臭味，看到有「白化病」年輕人在一堆污物上面打盹，就讓司機通過了。不過當我們在瑪琅市郊區下車的時候，開心不已的司機對我們的幫忙感激不盡。因為在大約一英尺厚的肥料下面，有大量違禁的生橡膠。這使我開始對走私有所了解。

在這裡，更加具體地講一些當時進行的訪談可能是一個好主意。首先是語言。印度尼西亞語是通用語言，差不多我的所有訪談都會用到。接受過荷蘭式教育的受訪人經常會突然說荷蘭語，或者使用荷蘭語單詞來炫耀他們更為高級的地位。有時候難以決定是否要假裝完全不懂荷蘭語，或者是裝作比我的實際水平懂得多。就我的眾多爪哇語受訪人而言，如果我順帶說出一些爪哇語單詞或者表達方式，經常都是有幫助的。使用這些語言的最佳方式是用於玩笑。大多數印度尼西亞人都很有幽默感，跨語言的玩笑總能化解社交中的尷尬氣氛。

我曾料想會發現訪談女人難於訪談男人，直到我發現女人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及原因。就像在東南亞大部分地區一樣，爪哇人的血統是對等的，所以，母親的家庭與父親的家庭同等重要，母親的家庭「買」女婿，他通常與他妻子的父母一起生活。（離婚也是非常容易的。）在某些地區，孩子們差不多總是有他們自己的名字，有時候只有一個。除了在一些貴族圈子裡，這些名字與他們父母的名字沒有任何聯繫。父母從子女得名制（teknonymy）是一種常規做法，所以，如果給一個孩子起名「薩明」（Samin），其父母在社交中就不會按照他們自己的名字被稱呼，而是被稱作薩明的父親或者母親。女人通常有她們自己的收入，並且可以自己掌控。因此，採訪女人很容易，尤其是關於政治聯姻和家譜等主題。

那個時候沒有筆記本電腦，甚至沒有電子打字機。磁帶錄音機雖然存在，但對任何真誠而自在的交流而言，都是大忌。（我從未使用過它們。）因此，人們不得不要麼記住所有訪談，即刻沖回「家」在一台手動打字機上把它們打出來，要麼用手寫。我自己的記憶方法是根據話題進行思考，有時需要在訪談期間悄悄地把它們記下來：荷蘭習慣、不錯的日本人、金錢、武器、收音機、腐敗等等。這是對聽力和記憶力的極好訓練。

回過頭看，我所進行過的最為重要的訪談或許是1962年4 月與前海軍少將前田精（Maeda Tadeshi）的兩次長談，在老式的、蚊蠅肆虐的、殖民時代的黛茵德斯酒店（Hotel des Indes）。戰前他駐紮在英國，因此懂一些英語。戰爭期間，他在雅加達駐紮的時候，也學了一些印度尼西亞語。因此，我們混合了多種語言進行交談。他差不多是我曾經交談過的第一位日本人，我是再幸運不過了。他的威嚴令人印象深刻（即使僅僅身著襯衣，因為那是伏天最熱的時候），是一位真正的紳士，謙虛、真誠且迷人。（天曉得他怎麼看待這個年輕的「白化病」人。）我從關於近代日本的書籍中了解到，19 世紀末以來，關於這個國家在亞洲的急速軍事擴張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信奉征服是為了建立一個像那些歐洲帝國一樣龐大的帝國。另一種觀點被稱作「泛亞主義」（Pan-Asianism），信奉日本的任務是把亞洲從西方世界解放出來。

1935 年，英國決定讓緬甸從英屬印度脫離出來，還頒布了一部專門的基本法。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巴莫（Ba Maw）博士，成了這個國家在英國總督治下的第一位（土生土長的）總理。因為選舉受到了英國的操控，他在1939 年失去權力，之後接觸了一些泛亞主義的軍事遊說分子。1941 年1 月，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在國會上宣布：「如果緬甸人民主動與日本合作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那麼日本會很樂意准予緬甸獨立。」一年之後，日本軍隊與主要招募生活在暹羅的緬甸人的緬甸獨立軍（Burma Independence Army）聯手，把英國人趕出了緬甸。1943 年7 月，日本和緬甸之間的聯盟條約在皇宮簽署，巴莫博士成為了國家元首。

與此同時，在菲律賓發生了類似的事情。1935 年，美國允許曼努埃爾· 奎松（Manuel Quezon）成為首位選舉產生的總統，並許諾菲律賓在1946 年獨立。但是，當日本佔領發生，奎松與大多數美國人一道逃到美國的時候，參議員何塞· 勞雷爾（José Laurel）成為了總統，獲得了跟巴莫博士在緬甸一模一樣的地位，以及不日獨立的諾言。類似的東西從未在印度尼西亞發生過。1943 年底，首相小磯國昭只是許諾了「過些時候」獨立，也從未出現過印度尼西亞國家元首。隨著希特勒在1945 年4 月垮台，東京意識到日本將面臨全面潰敗，在印度尼西亞的軍官們認為他們將為了天皇的利益戰鬥到死。但還有包括前田精在內的其他人，他們認為無論代價有多大，他們應該儘快兌現獨立的諾言。

當美國的原子彈在8 月6 日毀滅了廣島、三天後毀滅了長崎的時候，大結局到來了。8 月15 日，天皇通過電台宣布立即投降。9 月2 日，他命令所有武裝人員放下武器。

有些人成功倡議大部分日本武器應該悄悄地留給「祖國捍衛者志願軍」（PETA）的印度尼西亞領導人，前田就位列其中。「祖國捍衛者志願軍」從1943 年開始接受訓練，假如受到盟軍攻擊（這種情況並未發生），要與日本人並肩戰鬥。如果沒有一支軍隊，這個國家將重新變為荷蘭殖民地。他還認為這個國家必須有一個得力的國家元首，即蘇加諾。但是，8月16 日，一小股年輕的激進分子綁架了蘇加諾和穆罕默德· 哈達（Mohammad Hatta），後者是倍受尊敬的二號人物。這些年輕人認為這對搭檔沒有勇氣，不會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正是前田聯繫上了激進分子，勸說他們釋放了受害人，繼而設法在他家裡安排了一次各派之間的和解會議。但他睡覺了，沒有介入。8 月17 日快到中午的時候，蘇加諾和哈達

宣告了一個自由的印度尼西亞的誕生。前田則確保了軍方不會製造任何麻煩。前田相當直言不諱地指出，這場戰爭是一場愚蠢的災難（這與日本海軍認為日本陸軍荒唐這一觀點是一致的）。在他眼裡，自己作為雅加達「海軍聯絡辦公室」（Kaigun Bukanfu）主任的作用就是幫助印度尼西亞贏得獨立，這是與之前的構想一致的，即日本應當促進亞洲的解放，而不是將其征服並納入日本帝國。

我從前田的訪談中得到的最好的東西，就是他詳細說起了他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下，儘力去做、沒能做成、設法做成之事。關於他在印度尼西亞能夠在1945 年8 月17 日宣布獨立這一複雜過程中的作用，他是很謙虛的。他確乎為之驕傲的東西僅僅是他曾介入說服軍方領導人，讓印度尼西亞人自我決斷。他故意沒有參加印度尼西亞人關於獨立宣言的最後討論。後來，當我訪談與前田共過事、與海軍聯絡辦公室有過合作的印度尼西亞人的時候，我得知他們都非常尊重他，包括寬厚的共產主義者和獨立領袖維卡納（Wikana），即使他們痛恨日據政權。

因為三個彼此不同的原因，我與前田的談話是關鍵性的。第一，他讓我開始以一種比之前更為複雜的方式思考日本。為了幫助西海岸不幸的日裔美國人，卡欣已然儘力而為，但他曾受訓對日本作戰，而我在「二戰」期間還不過是個孩子。這種代際和文化差異在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日本—亞洲之光》（「Japan，the Light of Asia」）中顯露了出來，它不但描述了日據政權的殘酷與剝削，而且證明了倘若不承認日本人的貢獻，就無法理解印度尼西亞革命。第二，前田讓我第一次思考了個人的作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他讓我漸漸調整了我的博士論文題目。

我原本打算僅僅把日據處理為晚期荷蘭殖民主義、日據、革命、憲政民主、指導式民主這一序列中的一個短暫且獨立的時期。但是，我越是看到證據，越是開始反抗簡單劃一的事件順序，並最終決心打破這一模式。我必須考慮日據與革命之間的聯繫。這就是為什麼我的論文有意識地跨越二者，仔細考察1944—1946 年的原因。在學術關注聚焦於高層精英的時候，為什麼革命與日據被視為對立物是可以理解的？但精英之下呢？正是從這個困惑中，我的論文《年輕人的革命》（「Pemuda Revolution」）誕生了，它正確或者錯誤地主張，革命背後的引潮力既不是民族主義的政治精英，也不是某個社會階級，而是一代人，他們是由自身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的複雜經歷所形塑的。

這極好地證明了卡欣對他學生的厚愛、他的謙虛，以及他在智識上的寬宏大量。他不但大力支持一個在其博士論文中反對他在《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主義與革命》里提出的一些論點的學生，而且幫助落實了該論文的快速發表。事實上，我們兩個在一定程度上都錯了，因為我們不懂日語，無法利用很多日語文獻。差不多半個世紀以後，大衛· 詹金斯（David Jenkins）—我的一位好友，研究印度尼西亞軍事史的頂級專家—藉助無數文獻和在日本的個人訪談證明，是在爪哇的日本高級軍官讓革命變為了事實。

在1945 年7 月17 日至8 月初的波茨坦會議期間，麥克阿瑟（MacArthur） 的西南太平洋戰區司令部（Southwest Pacific Command）的負責區域突然被移交給了蒙巴頓的東南亞戰區司令部（包括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和印度支那）。然而，蒙巴頓並沒有對這個地區實施控制所必需的兵力、運輸工具、武器，以及有效了解當地的政治運動。因此，直到9 月15 日，他的一些軍官才到達爪哇。在印度尼西亞宣布獨立和這次登陸之間的一個月里，日本高層指揮官獲得了時間為印度尼西亞革命者秘密提供七萬二千支輕武器、一百多萬發子彈、若干迫擊炮和野戰火炮。詹金斯正確地觀察到，倘若沒有這一幫助，獨立革命便是不可能的，蒙巴頓也不會放棄佔領整個爪哇島並將其歸還荷蘭人這一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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