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丟失汪精衛向他施壓與日本和談,他在日記里寫了句有骨氣的話
文/盛志遠
「九一八事件」爆發後,蔣介石電令張學良:「按兵不動。」後來又拋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討來國內一片罵聲。可隨著日軍的得寸進尺,亡我中華之野心日益凸顯。蔣介石的抗日態度愈加堅決,他的內心深處,還是具有很強烈的民族大義的。
(正在給軍官演講的蔣介石:圖片來源於網路)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城,中國的首都淪陷,日軍在南京城展開了大屠殺。在中華民族史上這是一次大劫難。蔣介石作為當時的中國領導人,負有重大責任。此後,他也開始反思自己的態度。到了重慶,他明確了抗戰態度:抗爭到底!蔣介石在重慶發出一份全國電令,稱中國軍隊撤出首都南京,是為了為抗戰積蓄實力,不會影響我們堅決反對和抵禦日本侵略的暨定國策。當然,這是蔣介石的一種宣傳策略,這份電令是民國政府在刻意逃避丟失南京的責任。但是,他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那就是,它一定程度上激勵了民眾的抗戰信念,為中國保存希望。在日本全面侵華初期,國民黨主要高層的態度是反對和談。不僅拒絕了德國方面的調停,而且不斷壓制國民黨主和派的勢力。
(主張對日和談的汪精衛,後來叛變成了大漢奸)
在幾十年前,中國也發生了類似遷都或議和的歷史事件。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戰敗,康有為給李鴻章上了一份奏摺。一個主張是主張繼續開戰,堅決抵制日本;第二個是主張遷都,將西安變為首都,北京為陪都。保存實力,和日軍打持久戰。第三個康有為極力推薦變法圖強。可清政府哪個建議都沒有接受。最後的結果大家也都知道,中國簽訂了《馬關條約》,賠付巨額白銀,丟失台灣。
淞滬會戰中國軍隊失利後,國內危機重重。蔣介石終於認識到了抗戰對於國家的重要意義,他進一步明確態度:必須反抗,不能議和,拒絕日本政府的逃跑要求。後來蔣介石根據局勢,又作出了遷都的決定。這兩個決定,蔣介石是頂著壓力作出的。當時國民黨內部高層情況非常複雜。從南京剛到重慶不到24小時。蔣介石召開一次高級幹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宋子文,何應欽,汪精衛等人。議和還是抗爭,大家意見不一,各有各的理。但主和的人,佔據大多數。
(汪精衛,圖片來源於網路)
汪精衛早在辛亥革命後,就是十足的親日派,對國內軍力信心不足,認為以中國的實力,根本無法和日軍抗衡。這個時候,汪精衛向蔣介石施加壓力,他曾表示:南京淪陷,死傷無數,你已是人民的罪人。你蔣介石已經不行了,不如讓我出來,以國民黨的名義組織一個新機構,與日本人和談,減少傷亡。
其實早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汪精衛就已經動搖了,多次在公開場合和日本人搞曖昧。他口中的新機構,既不屬於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不是中國一部分親日派準備成立的所謂新政府。他是想以自己第三者的面目出現,和日本人和談。蔣介石聽到後,既果斷又氣憤地說:「不可以!和談絕對不行。」
(主張對日和談的居正,曾表示可以代替蔣介石簽字)
時任重慶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居正跟蔣介石說,南京淪陷了,在打下去,我們根本消耗不起,同日本人談判,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居正甚至說,如果你不敢在和談條約上簽字,我居正代表政府去簽,與你蔣公無任何關係,你不是歷史罪人。就連國民黨元老於右任老先生也勸蔣介石,儘快和談。蔣介石沉默了一會兒後,慷慨激昂地道:「孫總理給國民黨帶來的革命精神是為中國追求平等和自由,不是向敵人屈服投降,不管誰簽字,誰和談,都是千古罪人。我們的危險不在日軍,而在我們內部。」
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寫道:「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他深知抗戰艱難,但他也清楚投降後中國會更加艱難。在蔣介石從政的諸多國策政策中,堅持抗戰是其最正確的選擇。


※集勤政和辱國於一身的無奈皇帝,鴉片戰爭並非道光一個人的錯
※一寸相思 一寸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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