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有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

原標題：?赫魯曉夫有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

來源｜人民網 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8期

作者簡介：陸南泉，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博導

赫魯曉夫等人為斯大林守靈（網路圖）

在我國，一提到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所作的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往往就說他全盤否定斯大林，並進一步引申為「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不符合歷史的。

赫魯曉夫為什麼要搞「非斯大林化」

斯大林1953年逝世後，蘇聯面臨著十分複雜的局面和艱巨的任務。正如蘇聯著名政論家費奧多爾?布爾拉茨基指出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蘇聯是：「越來越貧困的、實際上半崩潰的農村，技術上落後的工業，最尖銳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數百萬人被關押在監獄和集中營，國家與外部世界的隔絕——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徹底的變革。於是，赫魯曉夫——正是這樣（像人民期望的那樣）成了新時代的先驅者。」[（蘇聯）尤里?阿法納西耶夫編，王復士等譯：《別無選擇》，遼寧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亞?尼?雅科夫列夫也寫道：「赫魯曉夫繼承了一份可怕的遺產。1953年初，專制制度的狂妄行為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千百萬人還關在勞改營和監獄裡。」「農村過著赤貧生活，戰後完全荒蕪。」「兒童們拎著粗布袋在收割過麥子的布滿麥茬的地里撿掉下來的麥穗。」「每個農戶在整個春天和夏天向收貨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這是在交實物稅。」「斯大林愛好歷史，熟知農奴制的一套規章制度，他原封不動地通過強硬手段把它們運用於我國農村。」「20世紀中葉，俄羅斯的農村成了國家農奴制農村，而且國家從農民那裡奪去了除空氣以外的所有東西。」[（俄羅斯）亞?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譯：《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

當然，以上的一些論述是十分概括和簡要的。當時蘇聯的問題要複雜得多，赫魯曉夫面臨很多難題。怎麼解決？只能通過更新政策與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找到出路。為此，赫魯曉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讓人民過正常的生活。他採取的措施有：清除貝利亞，為政治領域進行整頓清理創造條件；清理冤假錯案，全面平反昭雪；採取組織措施，改組國家安全機構與健全司法制度。而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是繞不過的一步。「非斯大林化」是赫魯曉夫上台後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的一個重要標誌。

應該說，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並非始於1956年蘇共二十大。1953年的蘇共中央七月全會，除了揭露和處理貝利亞外，還包括批判個人崇拜和討論經濟問題。但到1953年底，並沒有以蘇共或其他組織名義公開點名批判斯大林，對斯大林的批評僅在黨內上層內部進行。需要指出的是，赫魯曉夫本人對斯大林公開點名批評也不是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才開始的。1954年赫魯曉夫在濱海邊疆區對包括漁船船長在內的當地積極分子的一次講話中，「他對斯大林時代講了一段很尖銳的話……當時他說：黨當前面臨著一項任務，這就是『要把在斯大林年代被糟蹋掉的、被輕率地消耗掉的人民信任的善意一點一滴地收集起來』。」（《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1955年，赫魯曉夫在一次農業問題的會議上也公開地批評了斯大林。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反對個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呼聲日益強烈。這是因為：第一，1954年到1955年間，在蘇聯全國範圍內審訊貝利亞的同案犯過程中，調查出來的大量材料證明，在蘇聯搞大清洗和恐怖的核心人物不是別人，正是斯大林。因此，再要把一切罪責推給貝利亞已難以自圓其說了。第二，審訊貝利亞的同案犯是公開進行的，全國各地很多黨員、幹部、知識分子與前政治犯參加了，這對推動反對個人崇拜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由於平反工作進展緩慢，集中營里還有大量的政治犯，當審訊貝利亞的同案犯、「醫生謀殺案」和「列寧格勒案件」被平反的消息傳到集中營時，大量政治犯強烈要求儘快平反，有些集中營甚至發生暴動。第四，對蘇共與其他國家共產黨關係存在的問題，特別是蘇南關係，蘇共把責任推給貝利亞，引起了南斯拉夫領導人的強烈不滿，因為，主要責任在斯大林。蘇共領導亦感到不批判斯大林，就難以與其他兄弟黨關係正常化。

在上述情況下，赫魯曉夫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情：大量觸目驚心的事實，「沉重地壓在我的心上」，「幾十萬被槍斃的人使我良心不安，一種為無辜蒙冤者恢複名譽的崇高責任感和正義感，使我在蘇共二十大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他在報告的開頭指出：「斯大林逝世後，黨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詳細地、徹底地闡明：決不允許把一個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樣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們還指出：這種做法是沒有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的。這種做法就是認為這樣的人物什麼都懂得，什麼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麼都能做，他的行動絕對沒有錯誤。」「長期以來，在我們中間培育著某個個人，具體地談也就是對斯大林的這種崇拜。」

赫魯曉夫執政11年，推行的基本上是斯大林那一套

不論是從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還是他執政期間推行的政策與路線看，都不能證明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更不能證明他全面否定斯大林創建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

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說：「我這個報告的目的並不在於全面地評價斯大林政治生涯及其活動……斯大林在準備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中，在國內戰爭中，以及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是盡人皆知的。」

赫魯曉夫執政11年中推行的主要政策與路線，基本上亦是斯大林的那一套。

赫魯曉夫上台後繼續推行斯大林長期堅持的優先發展與軍事工業密切相關的重工業政策，對馬林科夫增加對輕工業與食品工業投資的主張加以批判，迫使馬林科夫於1955年2月辭職。

赫魯曉夫超越發展階段，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思想與斯大林是一脈相承的。1961年10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蘇聯確定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時間表，赫魯曉夫還提出，在兩個十年內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

赫魯曉夫在所有制問題上，堅持斯大林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級形式，是最成熟、最徹底的形式的基本理論，為此，上台後一直追求「一大二公三純」的所有制。在他執政期間，急於消滅工業合作社，向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過渡。在赫魯曉夫倡導下，大搞合併集體農莊。他在蘇共二十一大還提出，到1980年，蘇聯將逐步過渡到單一的全民所有制。

赫魯曉夫執政期間一直在進行改革，但並沒從根本上脫離斯大林的體制模式，仍是堅持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就政治體制改革而言，雖在頭幾年取得一些進展，但總的來說，並沒從根本上觸動斯大林政治體制中權力過度集中的要害。

赫魯曉夫批判的是斯大林，而非斯大林主義

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個人崇拜，卻沒有從體制、制度層面去認識問題。熟知蘇聯政治內幕的阿爾巴托夫指出：「赫魯曉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圖戰而勝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義。也許，他真誠地相信，整個問題也就是這樣，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決了使社會從過去的極權主義桎梏中解放出來的全部問題。」[（俄羅斯）格?阿?阿爾巴托夫著，徐葵等譯：《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赫魯曉夫並不理解：揭露斯大林僅是走上革新社會道路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對斯大林模式進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問題的局限性，還表現在對蘇聯歷史發展過程中一些重大問題的錯誤認識，「赫魯曉夫主張，絕不能為在『公審』時被『公開定罪』的斯大林的激烈反對者，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為讓人不得安寧的魔鬼列夫?托洛茨基恢複名譽一樣。他認為，斯大林在這些案子中消除了對尚處於幼年時期的共產黨國家進行破壞的『極左』和『極右』分子是正確的。而且在他看來，對農民殘酷地搞集體化，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對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鎮壓，也都是必要和正當的。」[（蘇聯）羅伊?A、麥德維傑夫等著，鄒子嬰等譯：《赫魯曉夫的執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國際上一些學者認為，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指控在三個重大方面有明顯的局限性。「首先，這種指控集中在斯大林『對黨的幹部』以及其他政界精英『實行大恐怖』問題上……隻字不提在斯大林統治下無辜屈死的數百萬老百姓。其次，赫魯曉夫把斯大林的罪惡暴行說成是從1934年開始的，這等於為斯大林於1929—1933年間推行的、給農民帶來極大痛苦的集體化運動辯護，把它說成是令人欽佩的必要措施；同時，這也等於宣布不準討論關於1929年以前黨內反對派對斯大林主義的選擇這一禁令繼續生效。最後，赫魯曉夫把濫用權力說成僅僅是斯大林以及『一小撮』幫凶(這些幫凶已被揭露並受到懲辦)的罪過，從而迴避了廣泛追究刑事責任並給予懲罰的問題。他硬說(至少是公開表示過)，倖存下來的政治局委員都是無罪的。」[（美國）斯蒂芬?F、科恩著，陳瑋譯：《蘇聯經驗重探》，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

應該說，蘇共二十大後，當時不少東歐國家共產黨的領導人，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的認識比赫魯曉夫深刻得多。南共聯盟領導人鐵托指出：「個人崇拜，實際上，是一種制度的產物」，「這裡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根源就在這裡。」（《鐵托在普拉的演說及有關評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66年版）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認為：「個人崇拜不能僅僅限於斯大林個人。個人崇拜是一種曾經流行於蘇聯的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經移植到所有的共產黨，以及包括波蘭在內的一些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個人崇拜的制度的實質在於這樣一個事實：產生了一個個人的和層層的崇拜階梯。」[轉引自邢廣程著：《蘇聯高層決策70年》（第三分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陶里亞蒂也明確指出，要解決個人崇拜問題，必須改革「極端的中央集權形式」。（世界知識出版社1966年版，《陶里亞蒂言論》第2卷）由於中央集權的體制未解決，後來，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赫魯曉夫，自己也搞起個人崇拜來了。這說明在黨內沒有民主又缺乏監督機制的體制下，斯大林的不良品質很容易又在赫魯曉夫身上得到反映。正像有人說的「人是脆弱的，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腐敗。」

鄧小平作出在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戰略決策時，總結了中國與蘇聯的歷史經驗教訓，特彆強調了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他說：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的偉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蘇論戰：雙方都沒弄懂什麼是馬克思主義

中國批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觀點，是在1963年9月13日發表的《關於斯大林問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中提出的。這正是貫徹「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路線的時期。有關中蘇大論戰問題，1989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從鄧小平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中蘇大論戰脫離了已經變化的歷史實際，論戰雙方儘管都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自居，實際上並沒有弄懂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大論戰是一場「空對空」、「『左』對『左』」的論戰，後來發展到中國的「極左」。總體上說，赫魯曉夫不是右，而是「左」，這樣就形成了中國的「極左」對赫魯曉夫的「左」。後來，又給赫魯曉夫扣上「現代修正主義的頭號代表」的帽子。鄧小平曾對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談到國際共運大論戰：「我們的錯誤不是在個別的觀點，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因此有些東西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原則。」[《鄧小平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這樣的背景下，對赫魯曉夫進行淺層次的、不觸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橫加批判，《九評》連赫魯曉夫在改革經濟體制過程中提出物質刺激、利潤原則、改變官僚主義的農業計劃制度等，都說成是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是「修正主義」。

歷史告訴我們，不論從哪方面說，有關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論點都是站不住的。那末，為何至今仍有人堅持這個論點呢？堅持這一論點的人，認為這樣就可以把蘇聯劇變歸罪於赫魯曉夫，因為在這些人看來，否定斯大林模式，批判其弊端，就是「意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走上蘇東劇變的道路。」（劉書林等 ：《斯大林評價的歷史與現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這真是一種奇怪的邏輯，把因果關係全顛倒了。我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是為了突破斯大林模式，不走蘇聯的老路，才使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非蘇聯特色，如果還搞斯大林那一套，中國必然重蹈蘇東國家的覆轍。有些人至今不懂得蘇東劇變是斯大林模式的失敗。還有人斷言，《九評》對斯大林的評價是最科學的，同時不顧俄羅斯人為了重振大國地位的需要為斯大林強國主義歌功頌德的現實，片面地認為俄羅斯已經在「還斯大林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本來面目。」（《斯大林評價的歷史與現實》）如此頌揚斯大林及其創建的蘇聯模式，不管其主觀願望如何，都將誤導國人，在客觀上只能起到阻礙我國深化改革、干擾我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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