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村落15年銳減近92萬個，商業資金介入仍存「痛點」

由於城市化、城鎮化及古民居原生環境變化和經濟變遷等諸多原因，中國傳統村落面臨持減少的局面。

9月8日，在2018中國古建築國際論壇上，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文化部原副部長勵小捷稱，傳統村落保護，需要引進市場機制，引入商業資本共同開發，這是一個前提，但也要守住底線。

他說，一是只要修復開發的是文物，就要遵守文物保護的基本原則，堅持整體性保護、保護真實性、保護歷史信息的原則；二是要拿它當村落來保護，不贊成把村民整村搬遷安置，將這個原本是世代生活炊煙裊裊的生活區，變成一個景區，這不是傳統村落保護的目的。不過，也不排除個別情況。當然，也要考慮，如果有個人產權置換，不論是用於居住，還是將之投入到商業運營，這個也是應該允許的。

保護古建築，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資金的缺乏，從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古建築的保護，

恆豐銀行研究院執行院長董希淼提到，儘管近年來，部分商業銀行創新了產品跟服務，拓寬了銀行之間古建築保護的領域，加大了對古建築保護信貸的支持力度，但要推動金融資源更多地進入古建築保護領域，還是要進一步完善配套措施，解決其風險可控制、商業可持續的問題。

保護古建築、傳統村落刻不容緩

如今，古村落的搶救和保護進度，趕不上古村落逐漸消失的速度。

一個在業內廣為流傳的數據顯示，自2000年至2010年，我國自然村由363萬個銳減至271萬個，10年間減少了90多萬個，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個，其中包含大量傳統村落。根據《中國城市報》報道，第三屆中國古村鎮大會提供數據稱，近15年來，中國傳統村落銳減近92萬個，並正以每天1.6個的速度持續遞減。

勵小捷稱，在傳統村落保護的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一是大量且迅速地消失。城鎮化加快，但沒有把傳統村落保護放在應有的重要位置上；二是現在中國農村，特別是傳統村落，空心化非常嚴重；三是保護資金嚴重不足；四是產權人依法履行保護義務的觀念缺失。

對於保護資金缺乏，他提到，目前，傳統村落的保護資金，從國家財政層面來看，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住建部門給每個村落300萬，但這部分資金，基本上不能用來修房子的，而是用於修建道路，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建築；第二部分是國家文物局啟動的國保、省保集中連片的傳統村落修復工程，每個村落將有800萬到1500萬，但入選資格非常嚴格。

此外，雖然有一些商業資本進入，進行民宿開發、整體租賃等現象，但從整體來看，並未形成一種穩定的機制和渠道。

2016年，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選定松陽為國內唯一一個整縣推進試點縣，計劃首期投入資金4000萬元，資助開展傳統村落保護項目「拯救老屋行動」。

勵小捷稱，這一項目，堅持了農民的主體地位，促進產權人履行保護責任。因為農民是傳統村落保護的主體，要尊重產權人的意願，維護產權人的利益，這是實施項目的初衷。「我們是為農民辦事，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的願望，而不能越俎代庖，由政府或社會組織，大包大攬。」

他說，實施這個項目的一個重要檢驗標準是，農民是不是回到農村。房子修好了，環境改善了，農民自然就回來了，開始在家鄉創業。這個項目不是為了修房子而修房子，簡單打造建築博物館，傳統村落應該是一個活化的載體。

如今，松陽已經開了420家農家樂、民宿，床位達到3700張。到2020年，預計將達到1萬張床位，營業收入4億元。

金融介入古村落保護的痛點

在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不動產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況偉大稱，古建築具有公共產品的特徵，正因此，公共部門的政府就應該利用法律法規，包括金融和財政的手段，進行保護和開發。

不過，總體來看，古建築比如民居、故居、寺廟，其規模還是比較小，而且還比較分散，交通不是特別地方便，導致古建築的維修、開發和保護都非常的困難，難以形成規模經濟和經濟效益，這也是其投融資困難的主要原因。

從古建築的投融資風險角度來看，需求的不確定性，也使得對古建築投融資回報出現不確定性，特別是對小型的、分散的古建築的投融資，更加明顯。

他認為，基於古建築公共產品的特徵，需要政府的參與，並且支持古建築的投融資，比如設立專門的專項資金，或者是政策性銀行。同時，減免稅收，提供低息貸款，做政府力所能及的事情。基於需求的不確定性和投資的風險，加強古建築市場金融監管，防止古建築收入流向非古建築行業，要防止古建築的過度開發和過度地商業化，降低投融資的風險。

近年來，部分商業銀行創新產品跟服務，拓寬了銀行之間古建築保護的領域，加大了對古建築保護信貸的支持力度。

董希淼稱，在安徽的一些商業銀行，通過產品創新，提供信貸保護古民居，可分為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兩權抵押，抵押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向這些古民居的所有者進行發放貸款，支持他們加強對古民居的保護。另一種，通過跟旅遊景點的合作，或者是把旅遊門票收入作為質押，或者是把旅遊景點的經營權作為質押，向旅遊景點，或者其經營企業發放貸款，支持其開展一些農家樂等。這些資金進入之後，會反哺古民居保護。因為為了增加門票收入，為了擴大收入來源，就勢必會對古民居進行更好地保護，當然也會有一定程度的開發。

不過，這種對古民居保護的規模並不大。他分析，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這些古民居小型分散，難以形成規模經濟效應等因素之外，從商業銀行角度來看，主要是這些古民居、古建築，性質比較特殊，難以作為商業銀行合格的抵押品。即便能夠抵押給銀行，比如一些產權清晰的古民居，但是抵押之後，如果貸款出現問題，銀行就很難處置，沒有一個可以轉讓抵押品的處置市場。而且它的價格也不透明，沒有一個比較公允的價格，在評估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難。

所以，在古建築保護方面，商業性金融現在只能做一些嘗試，難度還是比較大。而從開發性金融角度來看， PPP模式更為靈活。

2016年，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大力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開發的模式。董希淼認為，在古建築保護中，社會效益遠遠大於經濟效益，政府的扶持是非常必要的。從世界範圍來看，這方面都有一些很成功的案例。比如，奧地利、義大利等國，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導型，在政府的主導下，整合各類資源，發揮各方力量共同參與、協同發力，這將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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