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 | 李鴻章最後歲月的新考證
李鴻章在總布衚衕宅第去世
我曾經有個誤解，認為李鴻章去世的地點是在北京賢良寺。這個說法，最初是讀大學時從梁啟超所著傳記《李鴻章》一書中看來的。賢良寺位於東城的核心地段，北面是金魚衚衕，西面是校尉衚衕，與王府井大街僅隔著東安市場。清末，賢良寺西跨院對外出租，類似高級招待所，進京覲見的大員清晨從東華門入宮，這裡是個便捷的居停之處。李鴻章到京出差辦事都借寓此處。
李鴻章(從賢良寺)出發去議和談判
三十年前，1988年，我到賢良寺去踏訪，當時住在西跨院的八旬老人王懋章先生，也說李鴻章死在這個院子。他說他父親1916年就搬進西跨院住了，對院子的前後變遷和掌故極為熟悉。1990年，我寫了《踏訪賢良寺》，發表在《解放日報》的「朝花」副刊上。後來擴充、修訂成《半生名節：賢良寺·李鴻章》，都介紹了這個觀點。
李鴻章在賢良寺西院內與隨從及俄軍軍官合影
加深我對於李鴻章住在賢良寺印象的，是曾國藩孫女婿吳永的晚年回憶《庚子西狩叢談》。吳永用了很多生動筆墨，描繪李鴻章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之後，被免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職務，掛著大學士和總理衙門大臣的頭銜，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久居散地，終歲僦居賢良寺。」他描述說：
公每日起居飲食，均有常度。早間六七鍾起，稍進餐點，即檢閱公事；或隨意看《通鑒》數頁，臨王聖教一紙。午間飯量頗佳，飯後更進濃粥一碗，雞汁一杯。少停，更服鐵水一盅，即脫去長袍，短衣負手，出廊下散步，非嚴寒冰雪，不御長衣。予即於屋內伺之，看其沿廊下從彼端至此端，往複約數十次。一家人伺門外，大聲報曰：「夠矣！」即牽簾而入，瞑坐皮椅上，更進鐵酒一盅。一侍者為之撲捏兩腿；良久，始徐徐啟目曰：「請君自便，予將就息矣，然且勿去。」時幕中尚有於公式枚等數人，予乃就往坐談。約一二鍾，侍者報中堂已起，予等乃復入室；稍談數語，晚餐已具。晚間進食已少。飯罷後，予即乘間退出，公亦不復相留，稍稍看書作信，隨即就寢。凡曆數十百日，皆一無更變。
吳永雖然沒說李鴻章死於賢良寺，但他對李鴻章在賢良寺居住時栩栩如生的細節描繪，給我帶來聯想上的誤導，一些李鴻章傳記的作者恐怕也是如此。一直記得拜訪王懋章先生的那個夜晚，我站在西跨院，想像著李鴻章背負雙手，在屋檐下從東廂房到西廂房之間往複散步的情景。西跨院一年之後拆除了，空地上蓋起了校尉小學，我多次拍過照，收錄在《天公不語對枯棋》一書中。
此外，李鴻章的老部下，四川總督劉秉璋之子劉體信在《萇楚齋三筆》中也記錄：
光緒庚辛之間，合肥李文忠公鴻章以議和居京，氣體已衰，而飲啖甚豪。其家中慮其食多，恆量為裁製，文忠轉不悅，常因食多致疾。西醫屬其不必多食，不聽，屬其不必食某物，亦不聽。又屬其萬不可食糯米物，本日即飽食，次日仍自告西醫。時合肥鄭魁士總戎國俊亦在京，時至賢良寺行館，文忠嘗屬其私購食物，藏於袖管帶來。每總戎來見，文忠必盡逐諸客，幕客多戲謂之袖筒相會。……病故之前十日，因食多，致疾甚厲。西醫因屢進忠言不聽，直告之曰：「中堂再如是亂吃，必須死矣。」文忠不聽而去，語人曰：「西醫之言何戇也。」又逾七日，西醫已謂萬不能治。文忠之如夫人莫氏，即季皋侍郎經邁之生母，猶日求單方服之，未二日即病故。
最近，我閱讀張佩綸家藏信札，卻發現這些頗有背景的作者多年之後的回憶，遠不如李鴻章去世前後當事人所寫的信件來得准切。最近首次披露的張佩綸致侄子張人駿（時任山東巡撫）函，十分明確地地指出：李鴻章「
歿於總部第中，蓋七月病後銷假，亦眠食需人，不能回賢良寺矣
」。所謂「總部第」，即現在西總布衚衕的宅第。
張佩綸致張人駿親筆信
這帶來了新結論。
總部衚衕，因明朝的總捕衙門設在此地而稱作總捕衚衕。乾隆年間改作總部衚衕，至清末改稱總布衚衕，且以朝陽門內南小街為界，分稱東、西總布衚衕。
再查史料，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1898年10月16日）李鴻章致李經方函，落款處即寫「儀翁書於總布衚衕寓」。說明早在戊戌年間李鴻章即已入住，並非一直住在賢良寺的。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致李經方函，又作「儀翁書於總布衚衕寓齋」。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約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二十八日上午「惠臨賢良寺敝寓面談一切。」接著，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離京南下廣州。北京爆發義和團事變和八國聯軍的進攻。
閏八月十八日（1900年10月11日），李鴻章以議和全權大臣的身份，在俄國軍隊護送下，從天津重返滿目瘡痍的北京，住在賢良寺，也在這裡接待訪客。聯軍宣布，在北京城被佔領的情況下，另一位議和大臣慶親王奕劻的住地和賢良寺，為聯軍僅承認的「清國政府管轄的兩個小院」。九月初六日，女兒鞠耦給他寫信，信封地址是「速寄都城賢良寺」。以後家信，也都寄往賢良寺。
我所見到寫有賢良寺的最後一個信封，是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九月十八日張佩綸致李鴻章家信，出現了「都城總部衚衕」地址。這個實寄封，與他致張人駿信件的內容，可以相互印證，說明兩處居所，李鴻章都在使用。從某種程度上是否可以說，賢良寺更像是李的行轅，既具有辦公見客的功能，又可以住宿，而為世人熟悉。總布衚衕則是私宅，李鴻章生命的最後歲月，按照傳統習慣，應當在家中壽終正寢，所以病重之後，他轉回到總布衚衕了。
張佩綸寄李鴻章，分別寫有賢良寺和總部衚衕地址的實寄封
談判《辛丑條約》
我們知道，《辛丑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空前屈辱、賠款最大的一個不平等條約，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作為全權大臣，代表清政府在條約上簽字，李鴻章為此背負賣國賊的惡名。其實，《辛丑條約》源於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慈禧、光緒兩宮逃亡，中國面臨被佔領和瓜分的民族危機。八國聯軍入京，源於義和團攻打使館，各地濫殺教民，清政府還向西方各國宣戰。義和團源於山東教案引起的瓜分危機，和戊戌變法失敗後洋人同情光緒皇帝，引起慈禧太后的怨恨。而戊戌變法，源於甲午戰爭失敗後社會各階層力圖改革振興改革的努力。這是一場綿延半個世紀的歷史變遷，中國第一次現代化進程失敗後所面臨的深刻危機，以一種扭曲和愚昧排外的形式表現出來。
對於現代化進程失敗，李鴻章當然有不可逃避的歷史責任。李鴻章很早認識到中西方的實力差距，主張學習西方先進軍事裝備和技術，但在每一場對外危機來臨之時，他又認為既然打不過列強，就要避免決戰，主張妥協。第一次現代化失敗的轉折點，是中國軍隊在甲午戰爭中的全軍覆沒，其中重要原因，是與貪腐、軍事技能低劣和望風而逃、毫無必勝的信念直接相連。李鴻章後來在賢良寺里對吳永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凈室。乃必欲爽手扯破，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有何術能負其責？這是自我開脫，作為洋務運動的最高負責人，花費了巨大的國帑資源後，怎麼能用一句輕飄飄的「裱糊匠」，就把自己的歷史責任開脫掉呢？
但就事論事地說，李鴻章庚子年奉詔入京，是為了解決當時最嚴重的國家困境，通過談判和妥協，讓兩宮平安回京，恢復主權和秩序。此時，清政府極度虛弱、首都被敵佔領，從高級官員到普通百姓毫無顏面，軍隊也不具備抵抗的鬥志。從下圖李鴻章衣衫襤褸的轎夫隨從，即可透射出大清帝國奄奄一息的慘狀。
李鴻章從賢良寺乘轎出發，去進行議和談判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曾經設想：
當是時，為李鴻章計者曰，擁兩廣自立，為亞細亞洲開一新政體，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謝萬國，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將為頑固黨所甘心，下也。雖然第一義者，惟有非常之學識，非常之氣魄，乃能行之，李鴻章非其人也。彼當四十年前方壯之時，尚不敢有破格之舉，況八十老翁安能語此？故為此言者，非能知李鴻章之為人也。第二義近似矣，然其時廣東實無一兵可用，且此舉亦涉嫌疑，萬一廷臣與李不相能者，加以稱兵犯厥之名，是騎虎而不能下也，李之衰甚矣！方日思苟且遷就，以保全身名，斯亦非其所能及也。雖然，彼固曾熟審於第三義，而有以自擇。
從後來披露的史料看，英國駐香港總督卜力曾經謀划過「兩廣獨立」，擁李鴻章為王或總統，聯絡流亡日本的孫中山來施行新政。孫中山在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的陪同下已經乘船到達香港外海，但李鴻章最終選擇第三策，北上與各國談判和約。這是一項極為艱難的使命。
但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卻得到朝野的普遍讚揚，與後來史書中千夫所指的氣氛完全不同。時人說他「晚年因中日一役，未免為輿論所集矢，然自此番再起，全國人士皆知扶危定傾，拯此大難，畢竟非公莫屬，漸覺譽多而毀少，黃花晚節，重見芬香，此亦公之返照也。」 梁啟超也說，「天下唯庸人無咎無譽」，他對李鴻章，總體上說佩服的，而非簡單地斥之「賣國」。
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在簽署《辛丑條約》時與各國公使合影
前些年有部流行的電視劇，說在《辛丑條約》簽字時，慶親王奕劻躊躇不定，手一直發抖，幾次拿筆又放下。李鴻章對慶王說的「人最難寫的就是自己的名字，簽在這賣國條約上，就是千古罵名，王爺還年輕，路還長著呢，還是由我來吧」。這顯然是令人驚訝的胡編亂造。若無流亡西安的清政府批准，若無首席全權王大臣簽字，列強能夠承認條約的合法性嗎？
在京期間，李鴻章承擔巨大壓力與列強周旋談判，筋疲力盡、身心憔悴，最後抑鬱而亡。若說他私下還有什麼個人快感，恐怕是借洋人之口，迫使朝廷誅殺和放逐了官場中幾個最頑固保守、盲目排外的政治對手，同時保全慈禧太后本人不被追究。他是老謀深算的政治家，豈會主動代慶王背鍋，去獨自簽訂什麼「賣國條約」？
李鴻章臨終情景
關於李鴻章臨終的情形，在前述張佩綸致張人駿的信中透露了重要信息：
傅相八月初賞假，老懷甚喜。至廿日假滿，仍是委頓。閨人（即張佩綸夫人李經璹）電請續假而傅相不許，然久坐即腰酸，動即遺矢滿袴，心以為危。銷假後，尚是季皋（李經邁）之生母（即李鴻章妾莫氏）與長孫國傑分班守下半夜。慶邸赴豫，行留部分，未免過勞。兼之俄約棘手，心中更多鬱悶。十九夜陡然吐血，洋醫以為胃血，吾謂直是肝鬱所致耳，痛哉痛哉！
此前，七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已患感冒，鼻塞聲重，精神睏倦。但由於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為簽訂和約的日子，他還是抱病前往西班牙公使館畫押，回來後病情加重，寒熱間作，痰咳不止，飲食不進，心中滿是悲憤和無奈。八月一日，慈禧太后懿旨賞假二十天。在此期間，八國聯軍開始從北京撤退，太后、光緒兩宮從西安準備回京，李鴻章和慶王繼續就相關事項與外國公使洽談。二十一日，李鴻章電奏：「靜養兩旬，諸病痊癒，惟身體軟弱，腰腿酸痛，尚可力疾從公，應請銷假。」 二十九日，慶親王奉旨前往河南迎鑾，北京的局面和剩下的交涉就交李鴻章一人承擔。
這一時期，李與俄國談判俄軍從東北撤退極不順利，俄國人還增加了要求中方向華俄道勝銀行轉讓路礦權益的內容。他的健康繼續惡化。用張佩綸的話，久坐腰酸，稍動則大便失禁。這樣的衰弱狀態下，九月十九日仍去俄國使館談判和爭吵，回來後嘔血一碗，醫生說是胃血管破裂，必須靜養，只能服食雞湯、牛奶、參湯等流汁。李的病症加劇，絕非劉體信所述「貪食」引起。
此後還有隨員記錄，說他語多舌強，所論皆公事時事，心神似覺恍惚。但在對俄交涉上，始終沒有退讓。吳汝綸說：「傅相遍體皆老，獨腦氣不老。此公關國休戚，祝其長生者。殆遍天下也。」二十五日，李鴻章之子經述、經邁致電盛宣懷，說父親以慶王不在，恐怕事情延擱，總是不尊醫囑，起床辦事，而身體難以支撐。請他密電樞府，將病情如實報告以爭取假期休息。「中外以此老為孤注，亦宜加以護惜，留以有待。」
也在這個時候，盛宣懷忙不迭地為太后迴鑾的專車採購各色器物和食品。本來下令向洋人宣戰，又被洋人打得逃往太原、西安的太后，現在乘坐的御用火車車廂里，要配置鍍金鋼絲外國銅床，御床用洋綢枕頭，紅外國緞黑緞鑲褥。黃、紅絨背墊外國單靠椅，大餐陳設用五色玻璃插花大花瓶，鍍銀西式刀叉，高腳玻璃酒杯，細洋瓷咖啡具，甚至還有進口葡萄酒、咖啡、外國辣子、外國醬油，香水、牙刷和肥皂盒。
李鴻章於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上午11時去世。西醫說他違背醫囑坐起來工作，所以身體迅速惡化。「出血已經基本得到控制。」美國醫生滿樂道說，「慢性胃炎和持續噁心造成的情況，病人只能服用最溫和的流質食物。昨天李鴻章很愉快且不再疼痛，但今天早上2點他失去意識，並且不再能夠吐痰。」留京辦事大臣那桐則記錄，他在二十六日已經覺得李鴻章危在旦夕，遂致電行在軍機處，請朝廷預備重臣接替李鴻章；給慶王發電，向他通報情況；又給布政使周馥發電，要他迅速來京照料。
老部下周馥趕到時，李鴻章已身著殮衣，處於呼之能應口不能語的狀態。延至次日中午，目猶瞠視不瞑。周馥哭號著說：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吧！
李鴻章忽然目張口動，欲語淚流。周馥一面哭號，一面用手撫其眼瞼，李鴻章的雙眼方才合上，須臾氣絕。（見《周馥自定年譜》）他的遺詩吟到：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請君莫作等閑看。
死後的報道和哀榮
李鴻章死了，次日，上海《申報》在第二版上發出一條簡訊：
昨日午後四下鍾越三十分時，京師飛傳專電到來，譯悉：本日午刻，李傅相開缺。因患嘔血。電文甚簡，余未及詳。（見《譯電傳合肥傅相開缺事》，《申報》，1901年11月8日）
萬里之外，《紐約時報》的消息則詳細得多：
北京11月7日消息。李鴻章今天上午11時去世。他的身體狀況從昨天（周三）上午開始惡化。
美國記者的報道還寫道：
前一天晚上9時，李鴻章已經穿上了壽衣。衙門的院子里放滿了實物大小的紙馬紙椅、紙紮的苦力挑夫，這些是李的朋友贈送的。根據中國風俗，紙人紙馬將被焚燒，以隨他的靈魂去天堂。
李鴻章去世時，他的夫人和兩個兒子以及女兒和他在一起。
衙門擠滿了中國官員。召喚慶親王的電報已經發出，他現在正在覲見朝廷的路上。慶親王被認為將總體負責政府事務。電報還自保定府召喚布政使周馥前來，他將在李的繼任者被任命之前護理直隸總督，繼任者可能是袁世凱。
中國官員有些難以料想李鴻章去世對大眾的影響。為防止潛在的反對外國人的示威，中國將軍們已在城裡布置軍隊以控制局面。不過出現問題的可能性非常小。
外國公使弔唁李鴻章
還有外國畫報配上插圖，並對駐京外國公使的弔唁做了介紹：
外交團在李鴻章去世後第三天拜訪李鴻章的家人並表示哀悼。他們受到了北京高級官員的接待。外交團首席，奧地利公使齊干作為發言人向死者的兒子作了簡短致辭。李的兩個兒子穿著白色的喪服，戴著模樣古怪、似乎是用玉米桿編成的皇冠式帽子。在死者遺體供人瞻仰期間，房屋前搭了一座亭閣，亭閣中央有個祭壇，上面有個香爐用來盛放香灰。祭壇腳下堆著供品，背後有一塊碑，記載著死者的榮譽和美德。弔唁結束時，公使們來到祭壇前逐一鞠躬。
二十七日這天，慈禧、光緒兩宮從河南汜水啟鑾，下午到達開封府滎陽縣。這時接到電報，獲悉李鴻章於午刻逝世。隨行的吳永寫道：「聞兩宮並震悼失次；隨扈人員，乃至宮監衛士，無不相顧錯愕，如梁傾棟折、驟失倚侍者。」隨即公布上諭，賜謚號文忠，追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入祀賢良祠。後來還追加了多項恩賜，其中有一項，是在他立功省份，建立專祠，進行紀念。可見在當時，享受到極高規格的哀榮。
北京宅第改建為祠堂
關於李鴻章臨終前的兩個住地的細微之別，目前除張佩綸、李鴻章的信件提到之外，我們所知甚少。外國公使弔唁的靈堂，《紐約時報》稱作「李鴻章最後的衙門」（the late Li-Hung-Chang『s yamen），估計是在賢良寺。其實這兩處地方距離甚近，沿賢良寺正門所在的煤渣衚衕東行至西單北大街，路對面就是東堂子衚衕，總理衙門設在這裡。向南折拐，是石大人衚衕（今外交部街），再往南，就是西總布衚衕。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的重要導火線，德國公使克林德（Baron Clemens Ketteler）是在衚衕口被神機營章京恩海擊斃的。《辛丑條約》第一款，就是在此建一座紀念牌坊。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牌坊被拆遷到中山公園。
賢良寺和總布衚衕示意圖
由於後來李鴻章祠堂設在西總布衚衕27號，我們由此確定這座宅第的確切地址。至於產權是租賃還是自購，目前還見到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李鴻章致盛宣懷電報中提及：「總布衚衕住宅既有成說，務勿為浮言所惑。」這個新課題的諸多細節，尚待繼續考證。
據記載 李鴻章祠堂舊時門牌15號，在西總布衚衕中段北側，坐北朝南，後牆至外交部街南側。祠堂名「表忠祠」，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由李鴻章寓所改建而成。祠堂長144米，寬58米，佔地面積八千多平方米。主體建築為大門、儀門、前殿、享堂及東西配殿、碑亭等建築構成的二進四合院，主要建築頂部均覆黑琉璃瓦。享堂三楹，為歇山頂斗拱式樣，前有月台三出陛。院牆磚砌，外抹紅堊土，頂部覆灰色筒瓦，顯然是在民居基礎上做了改造，以符合祠堂的規範。
劉秉璋的另一位兒子劉體智說，慈禧太后本來想讓李鴻章配享太廟，被軍機大臣鹿傳霖的一句話攪黃了。當時鹿傳麟65歲，拙於言論，耳已重聽，但在關鍵場合、關鍵崗位，「為福不足，為害有餘。」當時樞臣代擬懿旨，鹿傳麟突然問道：「祀於何處？」即跟在哪位先帝的排位之後？各位同僚便掐指盤算：若配享文宗，則咸豐朝時李鴻章剛剛入仕，未立功勛；配享穆宗，則同治朝中興勛業，不乏其人，未可顯分厚薄；至於當下，光緒帝活得好好的，更不可行。這樣便覺得懿旨難於措詞。事情就擱置下來。
配享未成，便建祠堂。李鴻章有多個祠堂，按照以往「立功」的省份，分別設在上海、天津、保定、南京等地。北京則顯得特別，大官們都在這裡上班，誰有特別的功勞呢？然而李鴻章可以，他憑著庚子議和，成為清代唯一在京師建立專祠的漢人官吏。
李鴻章祠堂落成後迎神牌進入
1949年以後，李鴻章祠堂被改為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館分館、東單區文化館、東城區文化館。1978年拆除前院建築及大門，建成兩層的東城區文化辦公室的辦公樓。1991年拆除後院享堂、配殿，建成四層樓房，東城區檔案局和檔案館遷入，大門改向北開，門牌為外交部街甲28號。整個李鴻章祠堂，目前僅剩餘一段紅色的院牆。
目前李鴻章祠堂僅剩的一段紅色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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