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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軍人為何熱衷切腹自裁,原來是中國人給教的

原標題:日本軍人為何熱衷切腹自裁,原來是中國人給教的


日本軍人為何熱衷切腹自裁,原來是中國人給教的

中國文化歷來是講究人的氣質的,古代的相術中就有兩句非常經典的話:「功名看器宇,富貴看精神」。在流傳廣泛的相術里,所謂的摸骨法就是注重骨相。常人看來,就是根據人的骨頭形狀判斷人的富貴貧賤、窮通壽夭。其實不然,真正的相術大師所說的骨相,其實就是人的氣質。氣質雖然令人難以捉摸,但卻是骨子裡滲透出來的東西。除非是演技高明的表演大師,否則一個人的氣質既掩隱不了,更做作不出來。



在西方的行為學裡,常常將人的氣質分為多血質、粘液質、抑鬱質、膽汁質。但這個分類學多傾向於生理學特徵,而忽略了一個人的社會學特徵。畢竟一個人出生以後,就註定需要與社會和外界進行物質與信息的交流,那種根源於生物基礎的分類依據便在很多情況下顯得缺乏說服力。所以,關於西方學者的這個分類,學界只是沿用其學說,但並沒有完全認可。即使在一般的人看來,將一個人確切地分類到某個類型中也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每個人所表現出來的人格特徵是複雜和混合的。人性本來就是錯綜複雜的,更何況人類是善於掩飾和表演的生物。


而在文化學領域,人們更多地憑藉其行為和品格特點對氣質進行分類。例如歐洲中世紀時期備受人推崇的騎士精神。騎士精神的核心價值就是忠誠信仰、崇尚榮譽、遵守規則。騎士精神的出現和倡導,幾乎是人類的一個巨大的進步,標誌著人類行為的動物性特徵逐漸主導優勢,而以理性思維、高貴品格開始佔據上風。騎士精神是尚武的,但又不同於那種蒙昧時代的瘋狂殺戮和暴力至上,騎士開始思考為什麼殺戮,殺戮是正義的還是邪惡的,這種思考的啟動標誌著整個人類開始對同類、對殺戮有了覺醒和辯證。


一個騎士,可以為信仰、為榮譽浴血奮戰,直至殺身成仁,但絕不會為了個人私利而張揚武力;騎士講究公平戰鬥,勝要光彩、敗要磊落,絕不會去殘害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老弱婦孺或者已經喪失戰鬥能力的戰士;騎士講求承諾至上,不管這份承諾是對上司、朋友、親人或者陌生人做出的。違背了這三條,對於一個騎士來說就是奇恥大辱。



但其實精神並不是歐洲獨有的,更不是歐洲最先產生的。這種騎士精神反映在中國文化里就是俠義。俠義在中國文化里產生的根源非常悠久,但名正言順地作為一個獨立概念出現,應該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例如司馬遷在《史記》就專門寫了一個部分:《刺客列傳》,專門為專諸、聶政、曹沫、豫讓、荊軻五個刺客樹碑立傳,弘揚他們尚義、使氣、為氣的任俠精神,「千金重一諾,殺身以成仁」。當然,對於這些人的行為是否「仁」需要區別對待,畢竟不同的歷史階段和階層視角下的「仁」是有著不同含義的。但司馬遷對於這種產生與民間,在當時尚未得到主流文化認可的「任俠」精神顯然是十分欽佩的,否則以這幾個刺客的身份和品階,遠遠達不到為其列傳的標準。當時的主流文化是反對這種張揚個性、自作主張的任俠行為的,比如司馬遷的頂頭上司漢武帝劉徹就明確表態:「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雖然頂層設計者是反對任何對於帝王權威、王道皇綱有影響的力量存在的,但任俠精神還是在歷史上頑強地生存了下來,而且鬱鬱蔥蔥、長久不衰。例如唐朝時期的虯髯客、紅拂女、李靖,被人稱做「風塵三俠」,而後來的李靖將任俠精神成功轉化為主流文化所認同的忠君愛民,出將入相,為唐代的興盛和安定立下了汗馬功勞。宋代時期備受民間推崇的「七俠五義」故事,個個鋤強扶弱、匡扶正義,幾乎成了普通民眾心目中的救世菩薩和精神支撐。再有就是《水滸傳》中,水泊梁山「替天行道」的大旗一豎,108個好漢就雲集而來,凝聚他們的共同精神力量就是任俠精神。但水滸108將的任俠精神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動輒濫殺無辜、逼良為娼、不擇手段,「任」是足夠任性的,但「俠」字似乎就不夠了,若在以「道義」、「天道」的標準衡量,他們的很多行為就更顯得殘暴和粗疏了,遠非「七俠五義」中的「俠義」精神那般乾淨、純粹、分明。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俠義精神總結最到位、演繹最精彩的莫過於當代的武俠小說宗師金庸先生了。金庸先生在塑造了很多寶馬輕裘、仗劍天涯、快意恩仇、行俠仗義的俠客形象之後,又相繼塑造了郭靖和喬峰兩個俠客形象。郭靖將「俠」定義為:「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一下子將俠義的內涵提升到了更為廣闊的價值層面。而喬峰則窮盡一生心力,在遭遇種種磨難、誤解、冤屈和波折之後,毅然拋棄國度、種族、恩仇等種種常人難以逾越的情感分野,不因個人仇恨與榮華富貴妄動刀兵,為換取天下百姓安穩和平不惜自戕身亡,將俠義精神詮釋為憐愛天下蒼生的大慈大悲、大仁大義。當然,郭靖之「俠」在現實中有很多真實例證,而喬峰之「俠」則是一種理想狀態。但這個理想模型深受讀者的推崇,也反映出從中國文化的血脈深處,是有著這樣的淵源和追求的。



中國的俠義精神自從誕生以後就蓬勃發展、根深蒂固,也對世界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俠義精神在唐代的時候隨著中日文化的交流頻繁也傳播到了日本,成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根苗和核心內容。一個正宗的日本武士,他會時刻準備為自己的信仰、使命、任務、承諾而犧牲,信仰被玷污、使命受挫、任務不遂、承諾失效,對於一個日本武士乃至整個家族來說就是莫大的恥辱,唯有鮮血才能洗刷。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區別於中國俠義道精神的地方就在於,中國的俠義道精神強調的是俠義,是被奉為天下公理的「義」字,更側重對群體整體規則和利益的維護,而日本的武士道則更傾向於對某個人、某個集團的忠誠,而非對普世價值觀的尊崇。一個是大眾,一個是小眾,這個分野非常明顯。這顯然是與兩個國家的地理特徵和歷史進程是有關的。中國是一個大內陸國,雖然紛爭不斷,但「天下一統」始終是主流和總趨向;而日本是一個島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是諸侯小國分而治之,家族勢力掌管乾坤,使武士道精神從一開始的時候就缺乏同一價值觀的統帥。從這個角度也似乎可以認定,二戰時期的日本軍隊對所侵犯國家之所以會犯下累累罪行,就是由於日本武士道精神雖然源於中國的俠義道,但這種俠義道的日本化過程中產生了變異,將中國文化中的「仁」、「義」等核心價值丟失了,所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就顯得更為冷血和殘暴。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從冷兵器時代一直延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按說,一個武士成為軍人以後,掌管他們的思維和行為的就不能是原來的武士道精神,而是軍人的榮譽和紀律。軍人的紀律首要的一條就是服從命令。但日本的戰士在戰鬥失敗或者遭受其他打擊之後,就樂於選擇切腹自裁,如果嚴格地從軍隊紀律的角度說,顯然沒有哪一條紀律會要求戰士擅自對自己的生命做處置。但當時的日本深受武士道精神的影響,居然是默認戰士的這種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的做派的。因為按照當時日本的制度,一個戰士戰鬥失敗或者叛逃之後,他本人或其家族會受到追究。但一個戰士倘若選擇了切腹自裁,那麼就可以豁免罪行,其家族也依舊可以享受軍屬的榮耀和待遇。



(此為系列文章,原標題為《騎士精神、紳士風度、貴族品質及中國文化的先天性基因缺陷》,因篇幅過長,為了便於讀者閱讀,故分三部分分別發表,歡迎讀者朋友持續關注並參與討論)

(原創作品,圖片來自網路,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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