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不合就抄家：清朝著名的六件文字獄大案

文字獄，歷朝歷代均有之。只是有清一代，次數之多、株連之廣、處罰之重，超過以往。號稱滿清「康乾盛世」的年代，康熙、雍正、乾隆三爺孫皇帝在採取對前明知識分子籠絡、懷柔政策的同時，也軟硬兩手一起抓，對前明知識分子使用了封建專政手段，造成了多起「文字獄」鎮壓冤案。

康熙朝最令人遺憾的文字獄要數朱方旦《中補說》案。

朱方旦，湖北人，自稱「二眉道人」。朱方旦是個名醫。因其多才，醫術高超，在當時很有名氣。他的主要著作有《中補說》和《中質秘錄》。這兩部書都流傳一時，書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朱方旦提出了腦是人的思考器官。他寫道：「古號為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所謂「中道」，指的是人的意念、記憶，也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意識。他認為，意識是在腦子裡面的，意念存在於腦。這是朱方旦對中國醫學的革命性貢獻。

自古以來，中國人都認為心是人的思維器官，把思維、思想感情等都歸結於心及心的功能。所謂「心之官則思。 」朱方旦認為「腦」才是思維中樞，而不是「心」！此說一出，聞者無不驚訝，社會為之震動。儒生、官吏們，議論紛紛，大張撻伐，一致認為是異端邪說、大逆不道。

康熙二十年，翰林院編修王鴻緒跳出來攻擊朱方旦，說他這是「詭立邪說，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誣罔悖逆」，並認定朱方旦犯有「罔上，逆聖，惑民」三大罪行。他奏請康熙帝按大清法律嚴處朱方旦。還有一幫滿漢大學士也跟著煽風點火。大學士明珠還強烈要求：「凡是收藏朱方旦書籍的人，也要嚴懲不貸。 」

於是，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下詔將朱方旦處死，其著作盡行焚毀。朱方旦的肉體和思想，就這樣被來了個徹底消滅。最可惜的是朱方旦的著作，竟無一字半句留傳於世。而朱方旦在《中補說》和《中質秘錄》這兩部書中有多少超越傳統醫學的發現，我們就永遠無從得知了。

朱方旦的這一認識或曰發現，應該說在當時世界也是非常領先的，其科學意義不亞於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的天文學說。然而，被文字獄扼殺了。腐朽、愚昧、落後的封建專制文化道統消滅的不僅是朱方旦和他的思想，而且扼殺了中國科技和文明的發展希望。

我們不得不提一筆，據說康熙帝是個重文興教、熱愛科學的主兒——曾向來華的傳教士虛心學習代數、幾何、天文、醫學等方面的知識，並頗有著述。其中的諷刺意味讓人哭笑不得。

清初文字獄六大冤案

1 戴名世只因一段文字被殺

戴名世《南山集》案，發生在康熙朝後期 公元１７１１年。

戴名世，桐城人。自幼聰穎，恃才傲世，遍游中國，名滿天下。 57歲那年，會試第一，殿試一甲二名及第(榜眼)，授翰林編修，參與編纂明史。戴名世曾著《南山集》，其中有根據方孝標的《滇黔紀聞》來議論南明史事，用南明年號，甚至還有順治殺崇禎太子的議論。康熙五十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檢舉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言狂悖」。康熙命刑部查處。於是一場文字大獄就此開幕。

康熙處理此案，快刀斬亂麻，除戴名世、方孝標兩族外，牽連甚眾，為《南山集》作序的、刊刻的、販賣的，與戴名世交往的很多人，均得罪被捕，其中有大名士方苞、王源等。

此案原以「大逆」論處。這樣戴名世將凌遲處死，其三代以內直系親屬十六歲以上者將悉數被斬，十五歲以下者及女眷將發邊流放；為《南山集》作序者方苞也要處以絞刑；與此案有涉的方孝標家族也將被一併治罪。

在定性上，康熙很冷靜。他對此案中的所謂「悖逆」文字其實並不在意，因為康熙朝那些明朝遺老王夫之等人的文字遠在其上，康熙都能不予追究。但康熙最終還是沒有放過此案，只是從輕而已。康熙五十二年，康熙皇帝下詔：戴名世處斬，已故的方孝標發棺「戮屍」，戴、方族人流放寧古塔。

寬容的康熙為什麼硬要成此冤獄呢？有人說，都怪戴名世關於前明太子被害的那段文字。雖說那段文字說的是多爾袞，但康熙在幾年前剛用同樣的手法把崇禎最後一個兒子以「冒充」罪名誅殺，而且殺了他全部的兒孫。對號入座，康熙自然不快。戴名世不知忌諱，悲劇自然難免。

儘管如此，康熙仍高抬貴手。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原定死刑。後來，康熙皇帝親筆批示「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免死出獄，以平民身份入南書房做皇帝的文學侍從，後來充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朝又累遷為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充《一統志》總裁。乾隆元年，再次入南書房，充《三禮書》副總裁。因病告老還鄉時，乾隆帝還賜翰林院侍講銜。方苞大難不死還有後福，似乎要感謝康熙皇帝的寬容。

在康熙帝即位的第二年，有官員告發，浙江湖州有個文人庄廷鑨，私自招集文人編輯《明史》，裡面有攻擊清朝統治者的語句，還使用南明的年號。這時候，庄廷鑨已死去，朝廷下令，把庄廷鑨開棺戳屍，他的兒子和寫序言的、賣書的、刻字的、印刷的和當地官吏，被處死的處死，充軍的充軍。這個案件，一共株連到七十多人。

康熙帝做了六十一年皇帝，老死了。他的第四個兒子胤禛（音ｙìｎ　ｚｈē）即位，這就是清世宗，又叫雍正帝。雍正帝是一個殘暴成性、猜忌心又很重的人。在他的統治下，文字獄也更多更嚴重。最出名的是呂留良事件。 呂留良也是一個著名學者。明朝滅亡以後，他參加反清鬥爭沒有成功，就在家裡收學生教書。有人推薦他博學鴻詞，他堅決拒絕了。官員勸他不聽，威脅他也沒用，後來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了頭當和尚。官員們也拿他沒辦法。 呂留良當了和尚之後，躲在寺院里著書立說。書裡面有反對清朝統治的內容。幸好書寫成了，沒有流傳開去，呂留良死了，更沒被人注意。 有個湖南人曾靜，偶然見到呂留良的文章，對呂留良的學問十分敬佩，就派了個學生張熙，從湖南跑到呂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聽他遺留下來的文稿。 張熙一到浙江，不但打聽到文稿的下落，還找到呂留良的兩個學生。張熙跟他們一談，很合得來。他向曾靜彙報後，曾靜也約兩人見了面，四個人議論起清朝統治，都十分憤慨。 大家就秘密商量，怎麼想辦法推翻清王朝。 他們懂得，光靠幾個讀書人辦不了大事。後來，曾靜打聽到擔任陝甘總督的漢族大臣岳鍾琪，掌握很大兵權，因為討伐邊境叛亂的時候立了戰功，受到雍正帝重用。他想，要是能勸說岳鍾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 曾靜寫了一封信，派張熙去找岳鍾琪。岳鍾琪接見張熙，拆看來信，見是勸說他反清的，大吃一驚，問張熙說：「你是哪裡來的，膽敢送這樣大逆不道的信。」 張熙面不改色說：「將軍跟清人是世仇，您難道不想報仇？」 岳鍾琪識：「這話從哪兒說起？」 張熙說：「將軍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飛）的後代，現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當年被金人勾結秦檜害死，千古稱冤。現在將軍手裡有的是人馬，正是替岳王報仇的好機會呢。」 岳鍾琪聽了，馬上翻了臉，吆喝一聲，把張熙打進牢監，並且要當地官吏審問張熙，追查他是什麼人指使的。 張熙受盡種種酷刑，就是不招，說：「你們要殺要剮都可以，要問指使人，沒有！」 岳鍾琪心想，這個張熙是個硬漢，光使硬的治不了他，就另想一個軟的辦法。第二天，他把張熙從牢里放出來，秘密接見了他。岳鍾琪假惺惺說：昨天的審問，不過是試探，他聽了張熙的話，十分感動，決心起兵反清，希望張熙幫他出主意。 張熙開始不相信，禁不住岳鍾琪裝得鄭重其事，還真的賭神罰咒，才相信了他。兩人商談了幾天，漸漸熱絡起來。張熙無話不談，把他老師曾靜怎樣交代的話都抖了出來。 岳鍾琪哄得了張熙提供的情況，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靜，一面立刻寫了一份奏章，把曾靜、張熙怎樣圖謀造反的情節，一五一十報告了雍正帝。 雍正帝接到報告，又氣又急，立刻下命令把曾靜、張熙解送到北京，嚴刑審問。這時候，張熙才知道上了岳鍾琪的大當，要不招也不中用了。雍正帝再一查，知道曾靜還跟呂留良的兩個學生有來往。 這樣，案子就牽連到呂留良家。呂留良已經死了，雍正把呂留良的墳刨了，棺材劈了，還不解恨，又把呂留良的後代和他的兩個學生滿門抄斬。還有不少相信呂留良的讀書人也受到株連，被罰到邊遠地區充軍。

徐駿死只因「清風不識字」

雍正八年的「清風不識字」案流傳最廣。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是康熙朝刑部尚書徐乾學之子，也是顧炎武之甥孫。雍正八年，徐駿在奏章里將「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將其革職。後又有人揭發他的詩集中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等句，被認為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徐駿被判斬立決。

「膽大」考官把雍正砍去了腦袋

雍正朝文字獄冤案中還有一個叫查嗣庭的人。他是康熙四十七年進士，翰林院編修。雍正四年任江西鄉試正考官，出個「維民所止」的試題，「維止」二字被認為是將「雍正」二字砍去了腦袋。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將查嗣庭全家逮捕嚴辦。查嗣庭儘管死於獄中，他的屍身卻難得安寧，受到戮屍之辱。兒子慘死獄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準參加舉人與進士的考試。

乾隆帝跟他祖父、父親一樣，除了武功之外，還十分重視文治。他一面繼續開博學鴻詞科，招收文人學者，編寫各種書籍；一面又大興文字獄，鎮壓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時期文字獄之多，大大超過了康熙、雍正兩朝。 但是，乾隆帝懂得，光靠文字獄來實行文化統治是不徹底的。還有成千上萬的書籍，貯藏在民間。如果裡面有不利他們統治的內容，該用什麼辦法來解決呢。 他終於想出一個辦法，就是集中全國的藏書，來編輯一部規模空前巨大的叢書。這樣做一來可以進一步籠絡大批知識分子，顯示皇帝重視文化；二來借這個機會把民間藏書統統審查一下。可說是一舉兩得。

公元１７７３年，乾隆帝正式下令開設四庫全書館。派了一些皇室親王和大學士擔任總裁，那些皇親國戚大多是掛個名、起監督作用的。真正擔任編纂官的都是當時一些有名的學者，像戴震、姚鼐、紀昀（音ｙúｎ）等人。那套叢書名稱就叫做《四庫全書》。 我國古代常把圖書分成經、史、子、集四個大類：經部，包括歷來儒家的經典著作（像《詩經》、《論語》、《孟子》等）和研究文字音韻的書；史部，包括各種歷史、地理、傳記等書；子部，包括古代諸子百家學說和科技著作，像農學、醫學、天文、曆法、演算法、藝術等；集部，包括文學的總集和專集等。 按照四大類集中貯藏起來就叫做「四庫」。 要編一套規模巨大的叢書，先得把書籍收集起來。乾隆帝下了命令，叫各省官員搜集、收購各種圖書上繳，並且定出了獎勵辦法，要私人進獻圖書，進獻越多，獎勵越大。這道命令一下，各地圖書果然源源不絕送到北京，只隔二年，就有二萬多種，再加上宮廷內部原來的大量圖書，數量就很可觀了。

書收集起來了。乾隆帝就下令四庫全書館的編纂官員對圖書認真檢查。凡是有「違礙」（對清統治者不利）字句的，一概銷毀。一查下來，發現在明朝後期的大臣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上代，不那麼尊重，譬如他們的上代就接受過明朝的官職和封號，這在乾隆帝看來是很不體面的；於是就下令把這類圖書一概燒毀。至於像呂留良、黃道周等抗清文人的著作，那就更不用說了。後來再一查，在宋朝人的著作中，也有許多反對遼、金、元朝的內容，這種內容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反對清王朝，也該銷毀，或者銷毀一部分。還有一個辦法，就是發現這類字句，就隨時刪改塗抹，這樣，書雖然被保存下來，但是已經弄得面目全非。為了這件事，乾隆帝可說是絞盡腦汁。據不完全統計，在編《四庫全書》的同時，被查禁燒毀的圖書也有三千種之多。

但是不管乾隆帝的動機怎樣，這部規模巨大的《四庫全書》到底編出來了，而且保存下來了。編纂《四庫全書》的學者們對大批圖書進行編輯、校勘、抄寫，足足花了十年工夫，到公元１７８２年正式完成，共收圖書三千五百零三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當時把全書抄了七部，分別貯藏在皇宮、圓明園、熱河行宮（今河北承德）、奉天、（今瀋陽）杭州、鎮江、揚州（其中三部後來在戰爭中被燒毀了）。2015年4月23日，文淵閣《四庫全書》原樣完整複製版公益展示活動在北京舉行。這對後代人研究我國古代的豐富的文化遺產，畢竟是一項重大的珍貴的貢獻。至於查禁銷毀一批書，當然對我國文化造成了損失，但是這種有禁也不可能徹底。當時就有不少愛護文物的人，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把許多有價值的書藏了起來。到了清朝末年，就有不少被禁的書陸續出現了。

總之，從康熙到乾隆，一般認為是清朝的繁華盛世，其實文人的生活還存在許多恐慌的情態，文字獄就是一個顯例。清代像呂留良案、庄鋌龍刊刻明史案這樣的文字大獄，據統計共有88起。其中，順治朝2起，康熙朝2起，雍正朝4起，其他統統發生於亁隆朝。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漢文化的功能就是不斷在扼殺中改良、同化、發展，最終在汲取西方文化之精華之後，將基本沒有文化，還革文化命的滿清從根基上傾覆，開始了中華文化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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