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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之間

編者按:本文摘自丁玖教授的大作《親歷美國教育:三十年的體驗與思考》。丁玖教授1977年考入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後留校任教5年。1986年,赴美國攻讀博士。1990年,受聘於美國密西西比大學,先後被破格聘用為副教授、教授、終身教授。近些年來,丁玖教授關注大陸的數學文化與數學教育,擔任《數學文化》的編委,發表了多篇有影響的美文,並先後出版了三部普及著作,分別是《數學之英文寫作》(與湯濤教授合著)、《智者的困惑:混沌與分形漫談》以及《親歷美國教育:三十年的體驗與思考》。此處節選的就是最後一本書的第17章。教師節來臨之際,我們選擇這節內容是相當應景的。文章末尾我們附上整本書的全部章節標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在網上購買整本書。本文已獲丁教授授權發布,在此非常感謝!

一個人的一生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光陰是在校園裡度過的,假設他讀到大學畢業並且能活到80歲。在中國,如果把幼兒園的小、中、大班三年也加進去,那幾乎要佔人生的四分之一了。可想而知,我們從生到死的整個生命活動,有多少的比例與我們的學校老師交織在一起。有理由說,師生之間的關係對受教育者一生的影響,有時說不定甚至大於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了。

吳健雄就曾坦言,一生中對她影響最大的兩個人,一個是她父親,另一個則是她的老師胡適。胡適與吳健雄之間的師生關係堪稱楷模。一滴水能反射出太陽的光輝。在吳健雄赴美讀書後,胡適有次逛書店時看到一本190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4)的書信集,就買下直接寄給了遠在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的她。吳健雄1990年對採訪她寫作《吳健雄傳》的台灣記者江才健動情地說:「這才是師生關係啊!」

師生之間的學問傳遞,在韓愈的名篇《師說》中有最精闢的詮釋:「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按照他的標準,為師者應肩負三重任務:第一是言傳身教,第二是傳播知識,第三是解釋疑難。「教師」曾是一個耀眼之詞,但時至今日,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它都有點黯然失色了。在中國,師者的功能似乎僅僅剩下一重:傳授知識,但不得要領;而在美國,主要是公立中小學校的教師,知識的載體好像越來越瘦。不過,與中國相對照的是,整體而言美國教師的職業道德水準基本上一直是「居高不下」的。

我先從幼兒園的師生關係談起。說到中國的幼兒園教育,我腦海里突然浮現出聽過的一個真實故事。一位幼兒園的孩子特別討厭她的老師,不想去那裡被折磨。每次家中送她去幼兒園的路上她都極不願意,常常滿臉苦相,有時淚水漣漣。但一旦到了幼兒園門口見到老師,就像川劇的變臉魔法,馬上換了面孔,一臉的笑容取悅老師。說故事者於是嘆道:這麼小的年紀就已學會了成人的虛偽,以假象示人。並加了一句感言:這就是國內的教育!

電影《變臉》,吳天明導演

美國沒有像中國學制長達三年的幼兒園教育。這個國家的初等教育通常簡稱為「K-12」。數字12一看就懂,指的是從小學到高中的十二年,那「K」是什麼意思呢?它是「幼兒園」的英文單詞kindergarten之第一個字母,但在絕大多數的州只有一年的學制,是小學一年級前的一年「學前班」(preschool)。所以,K-12指的是高中以下的所有學校教育。在美國,所有的K-12公立學校都是免費教育。與中國的另一不同之處是,美國的學前班也放在當地小學的同一校園裡,事實上可以被看成「零年級」,是兒童從完全家庭生活走向學堂讀書生涯的過渡期。因而這些年紀最小的五周歲學童,在學校里還是「以玩為主,兼學別樣」,每日的安排包括玩耍、唱歌、遊戲、畫畫及有益身心的集體活動。

美國初等教育的老師,儘管知識水平參差不平,但有一個共性,就是注重職業道德,充滿愛心、耐心和責任心,對學前班的孩子表現得尤其出色。心智剛剛起步的孩兒,如果經常面對的是嚴厲的管教、苛刻的要求、冷酷的比較、無端的指責、不等的待遇,其幼小的心靈將難以逃脫歷時悠久的傷害。據說陳省身為此只上了一天的小學。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他們在未來成長的漫長歲月中,容易受到某些潛意識行為的侵犯。幸運的是,在這個民主原則對孩子實行得最好的國度,五歲兒童眼前的幼兒老師大都是慈眉善眼、熱情似火、責任心強的女性。她們的言行擔當了師性加母性的雙重角色,整天跟孩子們笑眯眯地打成一片,就像中央電視台深受少年愛戴的「鞠萍姐姐」那樣。在那裡,聽不到呵斥聲、看不見板臉者、聞不到火藥味。當然,體罰更無現身之處,因為那是違法之舉,非人之道。

在那裡,愛心和責任心不僅體現在教書育人的職業,在幾乎所有的行當都到處可見。2007年十二月,我因左眼視網膜脫落,在當地的眼科中心動了手術。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開刀,開始時多少有點緊張,甚至以為會疼。沒想到,滿面春風、笑容可掬的大鬍子業餘美聲歌手希麥涅茲(Jaime Jiménez)醫生不僅醫術精湛,而且極其風趣,從頭到尾都讓我感到,這裡不像是森嚴的手術室,而是美妙的音樂廳。當他用硅油將我部分剝離的視網膜重新貼回,手術成功完成之時,我想我已經愛上了這個無痛的手術,而不想走下手術台了。雖然有人會開車將我送回家中,希麥涅茲博士怕我不懂得怎樣去藥店配製特殊的眼藥水,專門開車帶我配藥去。這種對從未謀過面的亞裔病人高度的責任心讓我感動數日。我記得再向前推移四年之久,當我的父親重病複發在南京的一所大醫院治療時,一位年輕的醫學碩士謊稱國產導尿管沒有而強迫使用價錢十倍以上的「進口貨」,以便從中取利,中飽私囊。他們都是醫學院的畢業生,可為什麼醫德竟有天壤之別呢?或許是後者的教授忘了教他一堂「職業道德課」。

《邪不壓正》里男主角在協和醫院對著腎臟宣誓

《金蟬脫殼》男主角找醫生幫忙時背誦醫生誓言的鏡頭

在美國,進了正式的小學,知識依然不是讀書的主要目的,健全的心理和快樂的學習構成了十歲前少年的生活主旋律。老師們好像天生與師道尊嚴無緣,倒是像孩子們的大哥哥、大姐姐。不論智商如何、家庭背景還是成績好壞,每個學生都受到成人式的尊重。這裡,沒有等級差別,沒有高低之分,沒有排名之累;這裡,有的是老師的耐心朗讀,有的是互動的啟發問答,有的是同學的踴躍舉手。難怪當年我一走進我大女兒的小學課堂教室,看到的都是一張張活潑可愛的面孔,臉上反射出的全是表裡如一的燦爛微笑。四周牆壁上掛著五彩繽紛的各國地圖、知識圖畫及常識表格,課桌上有很多學生製作的小手工品及花花綠綠的彩筆畫。怪不得我隔代遺傳的女兒從小就被熏陶成了愛素描的小畫家,用她自己在短文《向你介紹我》中的說法,「一有空就畫個不停。」到了大學她還選修了繪畫藝術課,研究生階段還在某化妝品公司的商標設計競賽中奪標,我的出版社還為我的兩本書使用了她的封面設計。這完全歸功於小學開始繁殖藝術細胞的土壤。

平心而論,美國教師的數學知識遠遠少於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數學老師,雞兔同籠的算術題絕對會讓大多數的美國小學數學老師交白卷。但是美國的學生就是喜歡他們,而中國的學生見到老師就躲。因為中國的老師水平太高了,很自然地希望學生們水平越高越好,方法之一就是用偏題難題訓練他們,美其名曰,「訓練有素」。美國老師沒有這麼深的「初等學問」,「自慚形穢」,自然對學生和藹客氣多了。他們只教算術和代數的最基本知識,這對大多數學生已經足夠,甚至綽綽有餘。老師們把從簡單數學訓練中摳下來的大量時間,用於教導學生怎樣待人處事、如何保持心理健康;用於強化學生閱讀寫作、演講訓練;用於提高學生身體素質,培養團隊合作精神。總之,在美國人看來,教師的作用,是為了學生的全方位成長,而不是只把他們塑造成單一的「數學人」。中小學、尤其是小學,真需要那麼高深的初等數學知識嗎?小學的雞兔同籠算術題算得再快,也快不過中學簡單的二元一次方程組;高中里五花八門的求函數極值代數技巧,巧不過大學初等微積分的「求導數分析單調性」。在歷史的長河中,先進的知識總是在取代陳舊的做法。如果我們的學生花費太多的時光在舊知識的磨坊間轉圈子「打基礎」,那就好比有現成的飛機不乘,非要坐遠洋海輪去美國留學不可。那還不如回到清朝紮上辮子跟著孔乙己學「回」字的四種寫法算了。

中美兩國老師的另一不同職能在於,美國的小學老師似乎是多功能的,不像中國的小學老師那麼「專業」。國內的中小學教師分工明確,數學教師不會去教自然。但美國的小學數學老師不與其它科目絕緣,數學課一上完,可以「眼睛一眨,老母雞變成鴨」似地教起常識或歷史課了。這既是優點,也是缺點。也難怪,美國老師的數學專門知識除了基本概念與基本運算外,大概所剩無幾,對複雜一點的推導計算往往無從下手。茲舉一例,美國的代數老師教怎樣解一元一次方程2x-3=5要分好幾步走,並且不厭其煩地每步都寫下來。

第一步:方程兩邊加上3,得2x-3+3=5+3;

第二步:簡化方程得2x=8;

第三步:兩邊同除以2,得2x/2=8/2;

第四步:化簡得x=4。

先生在黑板上如此演算得一板一眼,於是學生也掌握了這個慢吞吞的程序,一輩子都這樣做,而從不像中國老師教會學生的「移項相除法」在腦袋瓜里一步到位。中國的孩子在這種美國老師的班上快要急瘋了。但是美國老師的知識面卻比中國寬多了。中國的教師是專門家,對本行當的知識掌握透徹,深度駭人;美國的老師是雜學家,雖然本專業的知識有限,他們對其它科目的知識會「如數家珍」,儘管深度也是一般。好在這就夠了,夠到他們能獨當一面,成為多面手。小學課程的講授,只需要博學,不需要精深。小學生們只需要了解算術運算的基本法則和簡單易懂的自然常識,在不同的教室如能見到同樣的老師,就像在自己的家裡總是見到父母(假如沒有離婚的話)一樣,該有多樂。

美國的大學就是這樣培養中小學的教師的。比如,在我任教的南密大,數學系有專門為未來的小學教師或中學教師開設的各種簡單數學課。對未來小學教師而言,這些大學生不需要學特別深的高等數學,但是他們在外系要修自然科學及人文歷史基礎知識的一些課程,拓廣知識面。這樣到了教書的階段,他們可以教不同科目的課程。儘管這樣的老師對於天才學生幾乎是無用的,因為天才主要是「自學成才」而可以「無師自通」,但是本著學校是為一般學生開辦(大眾教育)的原則,這種密切的師生關係減輕了學生的學習和心理負擔,利於他們的健康成長。

到了中學,尤其是高中,美國教師也開始「專業化」起來,換句話說,他們一般只教他們的「看家本領」。數學課的老師不會去教歷史或生物,教英文的大概無法去教物理、化學。雖然他們是「專任課老師」,他們的專業知識還是遜色於中國的老師。中國初中、高中數理化老師的業務水平確實很高,除了一些需要「希望工程」的邊遠地區或窮鄉僻壤。因為高考在那裡,高標準高要求逼得老師們必須武裝到牙齒,否則有可能「誤人子弟」。我二十年前一次回國,我的中學同學以為我是堂堂的美國大學數學教授,請我幫她的初中兒子解答一道幾何題,對我而言應是小菜一碟。但是它差點讓我難堪,因為我必須用他學過的知識解題,因而要繞許多彎子,而這正是為了今後的高考必須「捨近求遠,繞道而行」的。那次經歷之後,我就不敢「小看」國內的數學教師了。

正因為師生的關係僅是一維的,即一切為了升學或高考,中國的中小學老師與他們的學生之間基本上只有知識傳輸的關係了,其它的在老師甚至家長眼裡顯得不那麼重要,因而一般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主要集中在課堂教學、批改作業及成績排名等「智育」方面,因它們直接關係到最終的高考成績和所進大學的等級。心理的輔導、性格的改善、誠實的教育、妒忌的揚棄、助人的培養、合作的精神、領導的才能,這些似乎與進軍名牌大學關係不大,但對一生影響巨大的個人素質的追求,卻像老幹部一樣地退居二線了。其結果是,學校官員只抓名校錄取率,目光短淺;科目教師只對考試分數負責,不求真懂;男女同學只會應付頻繁考試,視野狹窄。由於師生並沒有真正打成一片,彼此戒備,內心關閉,學生被動學習,老師冷淡有餘。表面上一片「埋頭苦讀」的校園裡,到處隱伏著互不信任的危機,自私自利、唯我獨尊、心理失衡、心靈扭曲等現象比比皆是。一方面,老師們普遍不滿學生的消極懈怠及對師長缺乏出自內心的尊敬,而另一方面,學生們也不把他們視為「人類的靈魂工程師」看待。

在美國,師生關係要科學得多、合理得多。美國的中小學教師有一點看上去比中國「可憐」,即老師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即便是合用的教師辦公室也沒有。那他們在哪裡辦公呢?在教室里。他們客觀上真正做到了和學生打成一片,與他們像中國的軍隊和人民一樣地「水乳交融」。這種關係的確有益於學生的長大成人。同一個屋檐下,中學生們盡情呼吸著民主的空氣。教師和家長一樣尊重他們對未來的選擇,積極為他們創造條件。學生在課堂上踴躍參加討論,教師的任務是為這輛求知馬車的軲轆保持潤滑。填鴨式教育是沒有市場的,師道尊嚴也難以被人理解。由於沒有高考的指揮棒,更沒有名校情結在作祟,一切都順其自然。高中畢業後想上哪類學校,想讀什麼專業,一般都能如願以償。因為對自己最了解的還是學生自己,一旦知道了個人的志趣愛好,這名學生就會學得積極主動,利用校方提供的一切教學資源,讓熱愛變成果實。想提前修大學課程的,學校有AP供其選擇;想得到高手指導完成一個研究課題的,可以去找周圍的大學教授交談。我校剛退休並和我合寫過論文的物理系米德(Laurence Mead)教授,在他三十年的職業生涯中,不知指導過多少當地公立高中的高年級優秀學生,寫出了相當不錯的研究論文,有的刊登在《數學物理雜誌》(Journalof Mathematical Physics)這樣的好期刊上。

但是,自由自在的美國中學生們同時也是守規矩的,在校園裡不大容易學壞。每個學校都有嚴肅的紀律,比如說,刀具或槍支是絕對不容許帶入校園的。我記得一位中國的孩子剛來美國讀初中時,他的爸爸陪他去附近大學見了一位姓張的中國教授。那位家長因為自己不在美國「陪讀」,有點擔心兒子在這個花花世界的西方樂土沒人管而變壞。張教授自己的兒子在美國已經讀到西北大學的博士研究生了,故他對美國大中小學的教育情形十分了解,便以十分肯定的口氣安慰他:你的小孩如果呆在中國倒是容易學壞,在美國卻是學不壞的,你只管放心好了。說得這位父親將信將疑地點點頭,放心離去。

兩年後,上了高中的兒子有次比同學快得多地做完課堂作業後深感無聊,便拿出一張紙在課桌上畫起畫來,畫的是一顆頭顱,但加了一根箭從太陽穴貫穿而過。不幸,這支箭給任課老師看到了,馬上上報給年級主任,後者立刻彙報了高中部的校長。這個想像力豐富的中國男孩麻煩也就接踵而至,校方通知其監護人馬上領他回家,兩天內不讓進校,等到專業心理醫生檢查後再作決定。孩子的父親是中國某高校的領導,向來做學生思想政治工作有一串「談心屋」好點子,卻對美國的「學生思想政治工作」聞所未聞。聽到這個消息後感到完全不可理解,絕不相信他在中國一貫品學兼優並給美國學校帶來過數學競賽榮譽的寶貝兒子會有什麼心理疾病,甚至可能「殺人放火」。他的信念後來被證明是符合事實的,但是,學校有嚴格的規章制度,一切按章辦事。當一位心理醫生通過科學的心理測試,得出該少年「心理正常」的結論後,這位被「冷箭」射傷的男孩方被「恢復學籍」。這件事帶給他父親的最大好處或許是,他終於相信了張教授的那句話。

美國的學校雖然沒有配備中國意義上的班主任,老師也沒有指派班長、學習委員或課代表等學生幹部,但獨立性強的學生們自我管理得有條不紊,整個校園的氣氛是平等的、和諧的、溫暖的、積極的、活躍的。沒有嘀嘀不休的道德說教,沒有利害衝突的自尋煩惱,沒有考試成績的相互比較,一切關係就變得非常簡單明了。學生家長不會請客送禮,老師不會訓斥學生,大家都要遵紀守法。前面第十三章提到的校方輔導員則對學生的綜合表現通過平時的記載了如指掌,他們的關鍵作用在高中畢業生考大學時最為體現。輔導員對考生基於事實客觀評價的推薦信,是高校錄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決定性材料之一。

在美國,大學師生的關係還能保持中小學階段的那種融洽密切嗎?大學畢竟不是中學,它是高等教育的載體,尤其是它的研究生院,是學術的象牙之塔。美國的大學教授至少在一點上比中國的威風些了,即每個教授都有自己的辦公室,在中國一般只有正教授才能獨享一間辦公室,講師和副教授還要可能等一等。但是,美國教授有了屬於個人的辦公地點,就會像中國的官員那樣高高在上嗎?

否。美國的教授是謙卑的,至少是謙虛的,因為學生是他們的主人,而不是反之。不是嗎?學生可是交了學費來享受他們受教育的權利的,而教授則是提供這種服務的大學僱員。「師道尊嚴」一說在美國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中國傳統美德更屬無稽之談。教授和學生在人格上完全平等,而不是地主與僱農的關係。每個教授不僅要在教室里好好教書,完成中國人韓愈一千年前分配給他的「授業」任務,還要每周安排五到十小時的辦公室答疑時間,繼續履行韓公交待他的「解惑」職責。這個每周固定的時間必須寫在學期第一周發給學生的教學大綱上,還要加上三個詞and by appointment(可預約),即如果哪個學生在業已定好的答疑時間內沒空的話,比如說要打工掙學費,那他或她有權和教授安排另一個時間來答疑。在所有這些既定的或臨時確認的時間段里,教授必須身在辦公室恭候大駕。如果學生來了而你不在場,心腸好的可以放你一馬,但性急的可能找到系主任那裡去了,這是學校各級領導最不願意看到的。

美國大學教授普遍教書認真負責,因為這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工作。正如每對師生都明白無誤的,無論是最頂級的研究型大學還是最普通的教學型學院,無論是公立的還是私立的高校,教書是教授的神聖使命,是他們受雇的主要理由,無論薪水來自本州政府還是私有財團。研究型大學教授與教學型大學或學院在教學上的差異,僅僅體現在他們的教學工作量上,即一般而言,實力強研究型大學的教授因為要花許多時間從事創造性的研究,通常一學期教一到兩門課,弱一點研究型大學可能要教三門,而教學型大學或學院的教授則可能需要教四門甚至更多的課程了。獲得各種研究基金資助的那些高水準研究家,他們的經費中可能有一部分用於向校方「買下」每年一門課的時間專攻研究。但是不管怎麼說,無論美國教授是否研究、教學雙肩挑,他們的共性是對待教書態度一絲不苟,備課筆記寫得清清楚楚。大多數的教師絕不是走過場式地走進教室,照本宣科地抄黑板,五十分鐘後草草收場。而是上課之前認真準備,重新組織課本中的材料寫出講課提綱,突出重點地宣講思想的來龍去脈,用自己構造的例子闡述基本的概念和方法。總而言之,美國大學教授的共識是,教好書是他們的職業道德,和醫生看病或商店售貨一個道理。

美國的系主任和院長最關心的不是本系或本院的教授發表了多少篇論文,而是哪個學生跑去告狀,埋怨某某教授教書弔兒郎當。即使教授無心犯錯甚至好心好意,只要學生去找領導叫苦,系主任都要介入調查,解決問題,只要真理在學生一邊,就要向他/她道歉。我自己幾年前就有一次好心辦錯事的經歷。那一天下午因在本校舉行與兄弟院校的美式足球賽,校長通知下午一點鐘以後的所有課停上,因這是一件重要的體育盛事。我的課恰好就在一點開始,因為絕大部分學生未看到臨時通知,還是來上課了,於是我就滿足了他們,上完了這節課。沒想到,第二天,院長一個電話打到我系,系主任馬上找到我,說我一個家住很遠的學生因聽說課要放掉,就沒有到校,而我卻上了課,她也趕不來,是我的不對,故她發了電郵給院長。系主任為此嘲弄我多此一舉。

我近些年來在國內,一方面耳聞教授埋怨他們所教的學生水平「每況日下」,不愛好讀書學習,沉溺於網路遊戲;另一方面也目睹學生訴說任課的老師教書馬馬虎虎,心思全放在申請基金寫論文、出差跑項目。的確,中國的大學當局把SCI論文像菩薩那樣供著,彷彿沒有這些文章,大學就只好關門打烊。許多本應好好教書而不必製造論文的高校,用高額獎金號召校內全民比賽寫論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於是,領導一聲令下,人人都像擠牛奶那樣成了「擠論文專業戶」。一些順利擠出SCI論文的人紛紛富裕起來,在大學教授群中實現了鄧小平的那句目標「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了論文,就有了一切,基金滾滾而來,對他們的收入而言,這是良性的循環,芝麻開花節節高。

可是,我們的學生學業上得到了好處沒有?照理說,教授的事業發達了,學生應是最大的受惠者。並非完全如此!學校物質大獎勵的是研究論文,不是教學成果。這邊,大牌教授不必授課,只以論文交差,卻收入豐厚,名利雙收;那邊,基礎課教書匠晚上備課改習題,累死累活,卻待遇微薄。教學的主力軍正是這後一類廉價勞動者,名教授不知去向了。這真是天下最奇怪的「經濟學現象」。按照常識,政府花錢辦學校,目的是教育交了學費的學生。這兩筆錢用於教師工資的部分,其合理分配的依據,應是教學,而不是研究。但是,書教得多、教得好的教授,只能拿回家「基本工資」,論文多、教書少甚或教得差的教授工資卡里,除了人人都有的那份之外,還打進了數目可觀的「津貼工資」,另加「論文獎金」,往往比前一類的教授高上一倍、兩倍、甚至三倍以上。

其實,各大學炮製出的相當一部分研究論文,幾乎是可以放進廢紙簍的一堆紙張,唯一可以唬人的就是「論文的數目」。加上許多論文都是「學生幹活,導師署名」,這些教授身上的光環也實在有點過於炫目了。那些認真做學問的西方作者對這些英文著述幾乎看也不看,因為甚少創新的思想,不值得引用。引用的不是祖國同胞的文章就是「自引」。近些年來,我看到一些數學教授的論文引用次數大幅提高,不禁刮目相看,卻發現自引或學生引用的比例甚高。研究型教授帶了許多研究生,每個研究生「不發表便滅亡」,紛紛在導師論文的疆界內再放衛星,當然要引用老闆的文章了,因而論文引用率火箭般地上竄。

反觀在美國,每所大學對其任何教師的基本要求不僅是教書,而且是「教好書」。在授課這件最普通的工作分配上,不管你是否科學院院士、諾貝爾獎得主,也不管你發表了多少篇SCI論文,即便登上了《自然》、《科學》這類最高級別的期刊,你都必須承擔足夠的教學量。固然,如上所述,如果一位教授的研究得到了像國家科學基金會這樣的機構資助,全年的教學工作量可能會減少一門課,但絕不可能光拿工資不教書,除非這個人屬於為數極少的特殊僱傭的「研究教授」。更沒有因為寫了幾篇好論文而撈到巨額獎金,這一在中國一部分高校已經是司空見慣的現象。這種「教室面前人人平等」的教書原則,和美國任何部門招聘僱員所遵循的「與申請者的宗教信仰、種族、性別無關」原則是同一個祖宗的後代:人人生而平等。這是美國憲法中的第一句話,在各行各業的實踐中基本體現。

這樣一來,美國的大學生可以在一年級的基礎課教室一睹院士的風采,更不要說研究生了,因為研究生們跟他們的導師朝夕相處。這些學術大腕的舉止看上去與普通人物沒有什麼差別,年紀輕輕的可能神態更像學生,背個學生書包來教書,就像我1994年8月在荷蘭機場見到並小談片刻的、將於我正在前往的國際數學家大會上作一小時大會報告的哈佛教授陶伯斯(Clifford Taubes),他僅比我大四歲;年過半百的隨和得就像一個糟老頭。沒有人在他們面前低頭哈腰、端茶倒水;沒有學生在他們面前畢恭畢敬、不敢提問。有這樣的名家教鞭在手,傳道授業解惑,學生還愁學不到真本事、成不了大氣候?

大學教授兢兢業業力求教好書的一個故事,來自我的博士導師李天岩教授的一次課堂測驗,而我恰巧成了目擊者。那一次,他因為要外出做報告,請我為他監考一門他所教的研究生課考試。我順利地完成了任務,把收上來的卷子放好,等他回來後交給了他。但是當他改完考卷下次課上發回學生後,卻急匆匆地跑來找我,說班上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自費留學生聲言交了答卷,但發回的卷子沒有她的!他問我收卷子時是否遺漏了她的——他完全相信了這位女生的說法。然而,我自信我收齊了所有的卷子,但我也無法證明那名祖國同胞未說真話。這是個棘手的問題:學生聲稱交了答卷,而教授並未見到。我記得當時的李教授神態非常著急,連說幾句「這怎麼辦,這怎麼辦呢」。其實,只要給這個學生一個補考,照樣可給成績。但是,李教授可能認為,無論什麼補救辦法,都不及不遺失這份考卷更好——假設真的是我的疏忽而遺失的。這件小小的插曲所折射出的是在美國教書所應保持的責任感,而這種負責精神不因是大牌研究教授而遞減。

教授與本科生之間的關係與中小學類似,還處在教和學之間的關係。到了研究生院,這個關係開始散發出學術創新的氣味了。合作研究這個敏感的關係,搞得不好就容易「禍起蕭牆」,甚至導向身敗名裂。為了防患於未然,美國的高校對教授的學術品行要求嚴厲,就拿我校來說,每個教授必須在規定的網站修一門速成學術道德課,並要通過筆試。覆蓋的內容主要是通過人造的案例,闡述怎樣避免學術不端行為,如剽竊他人研究成果、大段複製過去論文、偷取學生新穎思想等等。這些例子多半屬於生命科學,因為這個大領域的研究常是「眾人拾柴火焰高」,做學問中的師生合作關係可能比數理學科更容易撲朔迷離,曲徑幽道,步入迷途。

美國教授知道這個厲害,誰也不敢以身試法。好在他們長期浸潤於學術規範的道德海洋,在他們的研究生訓練階段就已懂得學術界的遊戲規則。誠實是他們奉行的做人原則之一。我讀過的一些科學家傳記中,記載了傳主高風亮節的點滴故事。我最欽佩的費恩曼的高尚情操自然不在話下,一個佳例屬於吳健雄的博士導師、費米的弟子塞格瑞(Emilio G. Segrè,1905-1989)。當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尊師的吳健雄一篇早期優秀論文掛上後,馬上毫不留情地划去了它,因為他認為實驗是學生獨立做出的,自己連思想都沒有貢獻。這才是崇高品質折射出的純潔師生關係。

在宗教信仰氣氛濃郁、誠信意識蔚然成風的西方社會,絕大多數的教授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向塞格瑞這樣的人物看齊。他們既敬畏自然,又敬畏基督;他們言行一致,不僅誨人不倦地向自己的弟子傳授知識,而且也「身教大於言教」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生的一生做人,真正做到了「為人師表」。他們一般都很樸實無華,尊重他人,少有頤指氣使之舉,盛氣凌人之態。他們懂得「長江後浪推前浪」,鼓勵「青出於藍勝於藍」。他們和學生共同探討自然的奧秘,在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上,鄙視巧取豪奪、仗勢欺人,貪天之功佔為己有。很自然地,很難看到導師沒貢獻就在論文上簽名的咄咄怪事。我認識的一些數學大教授,儘管負責任地指導了學生的博士論文,最終也沒有在相應的發表論文上署名。

誠然,西方世界絕非凈土一片,學術界亦無法一塵不染。但是,大學教授頭上高懸著的那把「道德利劍」,寒光閃閃,一劍所刺,絕無手軟,更無憐憫。於是,不良師生關係乃至學術腐敗,在西方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但是,不合常理甚或畸形的師生關係在中國的高等院校到處存在。我十年前一次返美,在進關後的機場等待下一班飛機,遇見一位新來的中國留學生,和我一樣要干坐幾個小時才能繼續飛行,便聊起天來。談到國內的研究生教育時,她突然向我大倒苦水,怨恨她國內的工程系碩士導師如何霸佔她的研究成果,私自裝進公文包外出開會報告。更有甚者,她已「逃」出中國,他還不放過她,要給他幾個月後去美國開會需要的報告內容。雖然這是一面之詞,但從她那義憤填膺的神態,我相信了故事的真實性,誰會無聊到極點無中生有地對一個還不熟悉的人污衊自己的導師?

這位研究生逃出了老師的學術魔爪,而那些成千上萬的在讀研究生呢?他們當中有的可能真的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在中國,研究生心中最大的不爽,莫如自己辛辛苦苦獲得的研究成果,上了坐享其成的導師的腰包,而被導師「天經地義」地攫取。據說有些學校甚至有明文規定,研究生髮表論文需要署導師的名字,而且有苦還不能言(怕畢不了業)。我聽到許多教授手下有成群的學生,給他們每人幾篇外國論文去做推廣工作,幾個月後,這些學生寫出了新的文章,自然掛上了導師的大名,因為他是老闆,課題是他給的。更因為自己的現在和將來都要靠老闆,沒有他的幫助,自己就更會「一窮二白」,為了自己的小算盤,也是不掛不行,儘管心中不願。這就解釋了某些教授這些年來的學術論文每年十幾篇,即便有的已當上了日理萬機的院長、校長。

有的研究生開始覺醒了,甚至反抗。十幾年前就出現過上海名校的博士生導師被他的十來名博士生集體炒魷魚,他們的理由是被他當做廉價的勞動力使喚,導師和弟子的關係退化成僱主與僱員的關係。但是,更多的則選擇沉默寡言,做導師研究團隊的忠實團員。師生共同署名的文章越來越多,學術會議也就層出不窮了。以至於坊間流傳著大學或研究所財務處的這條新聞:每日上班時財務報銷辦公室最為擁擠,人頭攢動,像過節似的那麼熱鬧。報告新聞者還加了「編者按」:以前的教授、研究員白天忙於研究做學問,現在的白天忙於填表報發票。

然而,由於過得疲倦、過得壓抑,過得非我,許多研究生一旦拿到學位,找到棲身之地,離開老闆,自食其力之時,他們像一袋土豆似地一下子鬆散起來,再也提不上獨立研究的勁頭。那些還想繼續發表論文的,無論出自真心喜歡還是經濟效應,說不定開始了新一輪他們的導師的老方法:多多益善地招學生。畢竟,中國想讀研究生的人數是巨量的,這是一個師生雙贏的時代。

所有這些有點奇怪的現象,都和一個源頭有關,這就是「面子」,老師的發達需要面子,並帶來面子,學生再恨老師卻撕不下面子。這就給了我們一個動因和機會,來看看面子的威力到底有多大,而里子是否真的不值幾個錢?

附:《親歷美國教育:三十年的體驗與思考》全書章節標題:

第一章兩個元旦

第二章歲月回眸

第三章新的發現

第四章 讀書日子

第五章教學助理

第六章 博士論文

第七章 謀求教職

第八章 論文答辯

第九章 初當教授

第十章 定居南方

第十一章 起跑線上

第十二章 初等教育

第十三章 怎樣高考

第十四章 大學本科

第十五章 研究生院

第十六章 教授晉陞

第十七章 師生之間

第十八章 面子里子

第十九章 戲說排名

第二十章 教育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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