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 | 程民生：宋代吏人的文化水平與政府運轉
原標題：學術 | 程民生：宋代吏人的文化水平與政府運轉
作者程民生，現為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全文刊於《河南大學學報》2018年2期。
宋代各級官府中，有大批為官員服務、遠多於官員、具體執行政策命令的吏人（包括吏、公人、役人等廣義的胥吏），介於官民之間，是國家機器運行的傳送帶、齒輪，日常總是與公文打交道，大多擁有基本文化知識，會讀寫算。尤其是主管文書的吏胥遍布各級政府部門、軍隊，製作、履行公文事宜是吏人階層中最為主要的部分。[①]故而夏竦輕蔑地說：「蓋府寺之吏，書算之工」，[②]把書算與吏人等同起來。有的僅從職務名稱就一目了然，如：書吏、典書、典牋吏、抄寫、楷書等既是。現作探討，以揭示宋代社會文化水平的一個重要方面。
一、朝廷吏人的文化狀況
吏人在中央機構中的主要職責，就是負責中央各部門的文案工作，即製作、抄寫、謄錄、收發、行移和保管朝廷各種文書。中央政府各部門大量的文字工作和指令的具體操作，主要都是胥吏承擔。
因而，朝廷招募胥吏，前提條件就是有文化，正如晁說所言：「雇募游手之有閑書筭者，以為吏人，責以不容奸偽之簿書。」[③]因而必須通過嚴格的文化考試。如「五省、御史台、九寺、三監、金吾司、四方館職掌，每歲遣近臣與判銓曹，就尚書同試律三道……三館、秘閣楷書，皆本司試書札，中書覆試，補受。」為防止考試作弊，所有朝廷胥吏的選撥考試，「乃鎖院、巡搜、糊名。凡試百司吏人，問律及疏，旣考合格，復令口誦所對，以防其弊。」[④]正常筆試外，還要考法律，在進行口試，非常嚴格，簡直不亞於科舉考試！即使是名為「私名」的編製外吏人，錄用前要先經過文化考試，並一系列審查。景德四年(1007)詔：「尚書省諸司並寺、監、京百司,自今每收私名,並須召有行止，無逾濫及不礙本州縣色役人責保試驗,申碟御史台,候並及十人已上,令中丞、知雜提點試驗書札,得申碟本司收錄,紕繆者退落,令別召人。」[⑤]天聖五年(1027),權判尚書都省劉筠上書指出: 「京中百司，私名猥多，如定額有闕,請先試書札,送御史台看詳,方許收補」。[⑥]紹興九年（1139）,太府寺言:「契勘六曹寺監,依舊法許募私名年十六以上人，選試書札習學,不許支破請給。遇正貼司闕,差權及依條試補。」[⑦]昭文館、集賢院、史館等三館招考專門的文字吏人，有更高的文化水平要求：「三館、秘閣官試驗書讀《孟子》，書三百字不誤十字、讀三百字不差十字為合格。長、貳、丞、郎試覆，注籍收系，即宣降抽差，充禁中諸殿閣位手分管幹文字。掌箋奏之類者，須入仕及一年以上，無過犯，仍長、貳、丞、郎再試驗讀《毛詩》、《老子》各三百字，不差十字，及書札真楷，乃遣。」[⑧]南宋秘書省選拔吏人更加強調文化水平，須「試書《詩》、《孟子》各三百字；守闕系名闕，投名人試書《周易》一卦或《孝經》一篇；守闕闕，正系名試書《周易》一卦或《孝經》一篇。考校書讀精熟而無脫錯，即不及十字為合格。」[⑨]需要全面的儒家知識和書法、閱讀、校勘能力。
對於在職吏人，朝廷也不放鬆文化水平的檢測。宋真宗即曾「召京百司吏七百餘人，見於便殿。上親閱試，勒歸農者四百人。」[⑩]皇帝親自檢驗吏人的文化水平和業務水平，淘汰400人，足見統治者的高度重視。
具體的吏人崗位實際工作，基本都是與文字打交道。如有「老吏，常主睿恩殿文字、外殿庫事，能言。偶得見泰陵時舊文簿注一行，曰：『紹聖三年八月十五日奉聖旨，教坊使丁仙現祗應有勞，特賜銀錢一文。』」[11]皇宮書閣睿恩殿的吏人，負責有關文字的記錄與整理。最高政務機關政事堂，由中書吏人分掌孔目房、吏房、戶房、兵凡房、刑房五房，「每房置堂後官三人……一人主承受批鑿聖語、定押敕草，一人主點檢書寫熟狀呈押進入，一人主對讀印押發放」。[12]樞密院有令史、守闕、書令史、正名帖房及試中人、守闕帖房等200餘人，或「均在諸房行遣文字」，或「並均在二十五房書寫文字」。[13]宋神宗時的尚書省吏人，「都事七人，頭名充點檢諸房文字，餘六名分呈六房文字。主事六人，分押六房文字。令史十四人，第一、第二名監印，第三名開柝房點檢，以下充諸房行遣人。書令史三十一人，並充諸房行遣，系兩經試中人。守當官十六人，主管簿書，通差行遣文字，系一經試中人。今得在見管人數，守闕守當官一百五十人，充抄寫。」[14]僅此尚書省就有224人，根據考試成績承擔不同職務，最低標準也須通一部經書。吏部官告院專設寫告令史，條件自然是「須書札精熟者」。[15]北宋時朝廷的老吏人，「類多識事體，習典故。翰苑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據案細讀，疑誤輒告。」[16]翰林院的資深吏人，文字、典故功夫精深到為飽學的翰林學士們把關。又如當時的市易務：「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17]其中，明確必須識字、寫字的150人，其他「催索錢物」者以及私名，如果不會識字、計數，也無法看懂賬本，從事催繳錢物的工作。所以，僅京城內市易務催索錢物的識字吏人，就有千人之多。紹興九年(1139),實錄院「依條招收私名四人,專一書寫實錄文字,請給依史館楷書例。」[18]像史館中的楷書職位一樣，實錄院也要設置專職抄寫皇帝實錄的吏人。
主管全國財政的三司吏人，文化結構更多了數學，吏人須經過書算等文化考試。如天聖年間，三司因所管倉場庫務業務繁忙， 欲「據額定後行人數，每人收補貼司一(帖)名。候有後行名闕，依省司體例，揀試書筭公事。」從之。[19]地方政府的吏人如想到三司任職，除了符合政治、經濟條件外，還必須有文化條件：「諸州軍衙前軍將、承引官、客司並衙職員，如願充三司軍將、大將者，自來不曾犯徒刑，家業及二百千已上，諳會書算之人，由發赴省。」[20]淳化四年（993），「厲精政事」的宋太宗，「嘗論及財賦，欲有所更革」。[21]遂不恥下問，親自召對三司吏李溥等27人於崇政殿，就國家財賦問題徵求意見。他們沒有敷衍了事，非常認真地向皇帝提交出文字建議：「溥等言條目煩多，不可以口占，願給筆札以對。太宗遣中黃門送詣相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議可否。遣知雜御史張秉、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籍其事，專檢舉之，無致廢格。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宋太宗對宰相說：「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頗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22]他們提出改進國家財政的71項措施，其中44項得到皇帝的立即採納，佔61.9%；19項需要三司官員進一步論證，商議決定是否可以落實，佔26.7%；只有8項不予採用，佔11.2%。如此高的採納率，說明可行性強，顯示出他們文化程度不只是能讀會寫，更擅長計算，都是精明實幹的理財專家，理所當然地受到皇帝的讚賞，予以金錢獎勵，並將其由不入流的吏人提升為官員。吏人的專業文化智力，不僅是執行、操作制度，已然升華為國家政策制度，直接促進了財政經濟的發展。景祐三年（1036），宋仁宗「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御史中丞杜衍、入內押班岑守素與本司差擇之。已而，三司後行朱正、周貴、李逢吉等數百人，輒相率詣宰相呂夷簡第喧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美言諭之，因使列狀自陳。」[23]因三司吏人太多，朝廷準備淘汰數百名年老多病已無法從事「書計」等文字、數字者，但遭到強烈反抗。
宋代吏人精通典章文字，精明狡黠，所謂「少諳刀筆晚尤工，舊貫新條問略通。鬥智固應雄騖輩，論年亦合作狙公。孫魁明有堪瞞處，包老嚴猶在套中。」[24]宋室南渡初期，草創的朝廷沒有任何文字的規章制度可以遵循，「典籍散亡殆盡。省曹、台、閣，皆令老吏記憶舊事，按以為法，謂之省記條。」[25]靠著老吏的記憶，才能延續趙宋體制。
具體人物，如文天祥讚賞的「閤門路鈴肖資,本書吏也,小年給使令,稍長通文墨,圓機善處亊,性和厚,上下信愛」。[26]有的吏人因文字而立下大功。如北宋亡國後，金人立張邦昌，反正之功，蓋出於呂好問，而「啟其端者，堂吏張思聦也。應天中興，思聦巳死，詔特贈宣教郎。思聰，字謀道，知書能文，嘗從先人學。今其子孫尚有事刀筆於省中者」。[27]當時，呂好問「欲遣人持書詣王，訪得邢煥女弟之夫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又與門下省錄事張思聰謀，募効用李進縋城，以蠟書來上。」[28]也即他是在圍城中向康王趙構傳遞蠟書的主謀之一。故而到紹興四年，宋高宗專門頒旨褒獎已故的張思聰：「故門下省錄事張思聰贈右宣教郎，錄圍城中蠟書之勞也。」[29]可見其貢獻之大。
有的胥吏文化水平很高，達到科舉的水平。端拱二年（989），中書門下的守當官陳貽慶應舉，以《周易》學究及第，宋太宗知道後立即制止：「令追奪所受敇牒，釋其罪，勒歸本局。因謂侍臣曰：『科級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走吏冒進，竊取科名！』乃詔自今中書、樞宻、宣徽、學士院，京百司、諸州系職人吏，不得離局應舉。」[30]政治地位低下的吏人，不得與士人相提並論。由所頒布的詔令可以看出，前此類似吏人參加科舉的現象比較普遍。但優秀者仍可以出職為官，多被授予低級武官官階，前言三司吏人李溥等即是。他後來建功立業，提升至制置江淮等路茶鹽礬稅兼發運使，宮苑使。[31]吏人在補官之前仍需經過考試，如地方吏人由本州「知州、通判驗人材書札，堪任武職，保明申轉運司，審復保奏解赴闕」；「諸路吏人，衙前試斷案、《刑統》義：斷案三場，每場一道，刑名七件至十件；《刑統》義一場，五道。」[32]全是司法水平測試，意在選拔級層法官。對優秀的吏人來說，此類文化考試不是障礙。
二、地方政府吏人文化狀況
地方政府吏人的主要工作也是負責文案。所謂「州縣之吏不過委以簿書」。[33]如州吏中書表司負責起草文書，開拆司負責收發文書，勾押司負責批勘文書，孔目官負有簽書財賦、刑獄文書之責，押錄的任務之一是收發、籤押、保管諸案文書，造帳司、書手負責編造、管理與財稅有關的文書，等等。其他吏人，同樣面對大量的文字事務。所以，招募的吏人往往強調文化水平。元豐年間，「始有攢司，試書算。」[34]對其文化、專業技術水平有明確的要求。雖然不像朝廷吏人那樣經過嚴格挑選的程序，但沒有基本的文化也無法勝任。如北宋福州：「抽差曹司...... 以縣戶差替後行，不諳書算，若令長充胥吏，實為難堪。」[35]
如造帳司：「建隆以來，以使院人吏有闕，抽諸縣曹司充。治平二年，以縣所差人率不諳攢算，放歸縣。熙寧四年，令募能造帳人充，轉主造帳，非造帳月分，從其便，優與請給，以免役錢支，仍立定酬賞。元豐給雇錢，元祐罷給，聽於吏人內抽差，三年無過轉一資，與優輕酬獎一次。[36]祗典：「主受諸縣文書。」[37]解子與腳力，負責將州府文書公移傳達於縣。宋初,各縣向州府公庫交納錢物時,「縣各以手力赴郡揀抄」，景祐五年（1038）罷差手力,改由解子傳抄。[38]州縣在辦案過程中，往往需要吏人代為書寫狀子、筆錄，如被審訊人一般自己書寫供詞，但「其中不識字者，多出吏人代書」。[39]吳江衙門辦案時，「呼民來前，取婦翁訟牘示之，民不識字，吏為之讀」。[40]高宗朝，大理寺丞范彥上疏說: 「州縣獄吏例置私名貼書，一切付之鞫獄，謂之款司。凡老奸停廢，與閭閻惡少能弄筆者,悉聽為之。」[41]正是所謂靠舞文弄墨賺錢的「刀筆吏」。
熙寧年間，日本僧人成尋在河東的一個驛站內，看到大原府下屬機構吏人王倚的一組題壁詩,感到很有意思,便一字一句地抄錄下來,記入日記：
大原府永利兩監巡捉私鹽礬鐵司吏人王倚試筆
離數日到治津，沿路山林景色新。
此去五台在百里，須觀聖地過政僧。
山中耕者
曉來雨過急趨耕，惟恐田中草復生。
坡峻土頑難並墾，牛羸人困強驅行。
勤身春種心無憚，樂忘秋收歲有成。
力穡莫憂風與旱，天時人事自分明。
到寨有作
兩崖直下寶興軍，谷口川頭過幾村。
野獸有時晨飮澗，居民無事晝扄門。
雲才起處山先暗，日來沈時天口昏。
更隱此中同霧豹，煕朝還會感天恩。
宿寶興驛舍有作
危城孤壘截崖垠，南北川原勢己分。
耳畔水聲清漱石，面前山色碧侵雲。
花繁嶺上隨風綻，禽語林間入夜聞。
忠義處心無畏避，當途豺虎任成群。（聞前路虎累，故有是句。）
石雞詠
淡花文彩羽毛齊，可愛形容號石雞。
飮啄違心相上下，飛翔得侶鬪高低。
每當清曉披煙聚，及到黃昏聒耳啼。
時候不知空叫噪，虛名可愧為留題。[42]
王倚信手題詩，一氣做成5首，其中不乏佳句，頗具文學素養。故而，吸引著成尋一一抄錄，載入日記。四川文風昌盛，吏人多會寫詩文：「蜀人好文，雖市井胥吏輩，往往能為文章。熙寧中，余隨侍在成都，兄長房生子，為三日會。有衙前史戴獻詩，其警句云：『月中又長一枝桂，堂上喜生千里駒。』兄弟異之。明日往詣廳房中，觀其所居，皆無他物，唯案上有韻一冊，《杜詩》一集，筆硯而已。」[43]這位吏人唯愛讀書寫作，其佳句令士大夫讚歎。宣和年間，廣西有「州吏吳優，字世遠，宜山人。初業儒，後為州吏。」[44]是位出身儒生的吏人。
朱熹在彈劾知台州唐仲友狀中提到，書表司吏人楊楠「偽作書札,送與官員,封角了當,卻供入宅堂」，[45]楊楠還「每月寫單歷,供送官員等」；[46]書表司吏人丁志更善於模仿，曾「抄寫假會」，由雕刻匠刻印出假幣，足見其筆墨水平之精確。所有管理倉庫的吏人，必須會寫字及記賬算賬，如朱熹所載南宋台州：「據庫子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於公庫支錢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六貫六百八十二文，送惠與人。內一千四百八十二貫二百六十三文送妻兄，及與第二兒婦之父何知縣、何教授、何宣教兄弟，系淳熈八年二月止淳熈九年四月簿內支破。」 [47]所記錢數、用途、經辦人和接受人姓名，賬目清清楚楚。
縣衙的人吏，「國初，以前後押錄、前行、後行、貼司、書手為名次，其押司、錄事，選等第戶諳吏道者充，曹司隨戶口多少立額。康定二年，以稅戶不省文書，召有產業人投名，試書筭等，不足則抽差稅戶」。[48]沒有文化的農民不能勝任，所以改為招募，必須通過官方的文化考試。如貼司，最初主要負責處理一些文字工作,也屬文書吏。如每天派二名貼司與手分共同編排架閣文字(檔案)：「架閣文字若自來不至齊整，作知縣牒縣重行編排，日輪手分、貼司二名，入庫置歷，限與號數，逐晚結押。」衙役每天早晨卯時要親自簽到，官員上班後要一一點名，這就是所謂的「點卯」：「諸色公人，日逐衙喏，所在皆置歷，自書姓名，不能則吏代之。官員坐廳，首先呈押，不到者申糾，謂之卯歷，此不可闕者。」[49]廳吏：「都有廣狹，地有遠近，當量其力，使之可以趁赴。其去縣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稍廣，隔涉溪嶺者，每限以七日或十日為約；下此者則以五日為約。此合先考遠近廣狹之數，預立規式，置簿明署某都限例十日或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逮給限之時，須令直日廳吏就案頭隨即抄記，以俟令之自行稽察。」[50]輪流值班的廳吏主要工作就是文案。餘杭縣吏何某，自壯歲為小吏，「馴至押錄，持心近恕，略無過愆。前後縣宰深所倚信。又兼領開拆之職。每遇受訟牒日，拂旦先坐於門，一一取閱之。有挾詐奸欺者，以忠言反覆勸曉之曰：『公門不可容易入，所陳既失實，空自貽悔，何益也？』聽其言而去者甚眾」。[51]開拆吏就是每天開拆並閱讀受理的訟詞。南宋初，某「縣小胥」「有端硯甚大，酷愛之，常置腰間。」[52]硯為隨身文具，顯然也是文字吏。甚至連在縣衙看大門的門子也識字：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殺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為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53]識字的優勢凸顯。門子通常要查驗來人的身份，所以應該識字。
縣級吏人湧現出不少官員。如天聖中，「丞廳小吏王珏發憤讀書，同兄琥登科。」[54]後來官至參知政事的陳恕，「少為縣吏，折節讀書。」[55]成為國家的財政專家。故而，不少官員還要向吏人學習實用的官場和公文知識，如北宋後期的毛滂，自言「聊從州縣老吏學法律、治朱墨，強顏為糊口計，庶幾或可也。」[56]否則，就無法開展工作。
三、鄉村吏人文化狀況
縣府與村民眾的聯繫，全靠鄉村吏人，而聯繫的方式，主要靠文牘。這些下的上級公文，有不同名稱。
常見的是符。一般用於村吏人催督賦役：「里正唯得依符催督」。[57]蘇轍詩曰：「同爾樂豐穰，異爾苦稅役。時聞吏號呼，手把縣符赤。」[58]自潮州至番禺有一條下路，沿路「役保甲為亭驛子，亭驛距保甲之家且遠，客至則扶老攜幼，具薦席，給薪水，朝夕執役如公家之吏，不敢離須臾焉，俟其行乃去。客未至則尉之弓手、巡檢之土兵，預以符來，需求百出。」[59]
縣衙對鄉村胥吏的另一種文書是引：「人戶諸雜拖欠課利等，官員指揮令出引催促者，於引帖內分明聲說，只交付朱鈔前來對簿勾銷，不得亂勾人赴縣」；[60]「差役合告示戶頭，便於引內分明寫定某人今差充某役，庶免動搖人戶」；[61]「起催稅物，例是勒逐，胥供具合管數目，以憑給引。」[62]「此等詞訟，州縣之間，無日無之，若合追對，但以文引付之保正足矣」。[63]
有時候用歷。如南宋淳熙初年，方崧卿知上饒縣時，「縣凡七十二都，保正副百四十人，君令旬分四番，番三十五人，迭詣縣受約束，皆給走歷，有故或追呼批歷授之，無則奉歷而退，人既不勞，事亦隨舉。」[64]
更多的是帖。縣獄「收禁罪人，須逐牢差定獄子分明，交與人數，及緣身有無疾病、痕傷，責狀入案，押獄節級狀後系書。公事伺候，勾幹照人。罪輕不當収禁者，不必責付鎮知在，但只出帖雲:押去勾某人,限幾日同出頭。」[65]為避免縣吏下騷擾民眾，有事盡量發送帖：「縣司今來除給帖付戶長外，更不別差人下催促，恐生搔擾。」[66]縣可用帖令都官維護社會治安。宋仁宗時，王罕任廣南東路運使，為防禦賊盜，「召每村三大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67]知桂陽軍陳傅良，在告喻百姓納稅的榜文中稱：「已行下知丞分具出長名帖子，付逐都保正戶長，仰各巡間甲甲（引按：疑衍）內人戶，如委曾交納托與人，見有干照，即仰保正類聚姓名，保明申縣」。[68]
鄉村吏人有大量的文案事務處理。如收到縣衙發下的公文，首先要及時登記，並有一系列處置文案：「耆長各置承受簿一面，壯丁置腳歷一道，凡承受諸般判狀、帖、引等，及交付與壯丁繳跋文字，並將簿歷對行批鑿。」[69]不僅耆長要經常記錄收發的公文，連跑腿的壯丁也要記錄。手分同樣每天記錄所辦公事：「手分各置逐日工課歷子，分受公事了，即勾銷。日下實不能了者，批鑿行遣，因依呈押。」[70]鄉村吏人有時還要向上級行文。淳熙八年(1181)，朱熹說：「有合追收元給文歷人戶，輒敢倚恃猾，健訟把持，不伏追收，仰隅官保正具狀陳訴，切待重作行遣。」[71]
常規性的家庭財產登記，是官府徵收賦役數額的依據，這一工作量很大的工程，都由基層吏人完成：「造五等簿，將書手、耆、戶長隔在三處，不得相見。各給印由子，逐戶開坐家業，卻一處比照。如有大段不同，便是情弊。」[72]這種保障準確的三方對照方式，前提必須是書手、耆長、戶長均會寫字記數，才能「逐戶開坐家業」。其中書手，是宋代以鄉為單位配置的唯一常設人員，[73]負責編造並管理租稅徵收的各種文書，必須具備書寫能力。因為朝廷要求州縣賬簿準確工整，有明確規定：「州縣租稅簿籍，令轉運司降樣行下，並真謹書寫。如細小草書，從杖一百科罪勒停，永不得收敘。其簿限一日改正。」[74]他們承擔對官府至關重要的賬簿工作，包括編製二稅版籍(租稅簿賬)、註銷稅租鈔和結算上報、推收稅租、編製差役簿賬,並與貼司等共同參與檢查災情,據以決定如何減免民戶的稅役負擔。[75]南宋時,信州永豐縣令張允蹈,「嘗治夏稅籍,命主吏拘胥二十輩於縣舍,整對文書。」其中一人逃匿他,靠「為攬納人書抄」掙錢謀生。[76]胥是縣級吏人以下的低級吏人，集中抽調用之於核對、整理稅籍文書，顯然是都善於讀寫算。
熙寧年間，實行方田均稅時，伴隨著大量的文字賬目事務。詔書云：「方田每方差大甲頭二人，以本方上戶充，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躬驗逐等地色，更勒甲頭、方戶同定，寫成草帳，於逐段長濶步數下各計定頃畝。官自募人覆算，更不別造方帳，限四十日畢。先點印訖，曉示方戶，各具書算人寫造草帳、庄帳，候給戶帖，連莊帳付逐戶以為地符。」[77]大小甲頭、農戶，至少都要會識數、計數。
即使下鄉挨家挨戶催收稅賦的稅吏，也要認字：「縣官賦不遺毫釐，科胥督欠烈星火，詬言我已遭榜笞。壯丁偷身出走避，病婦抱子訴下淚。掉頭不恤爾有無，多寡但照帖中字。盤雞豈能供大嚼，杯酒安足直一醉。瀝血祈哀容貸納，拍案邀求仍痛詈。百請幸聽去須臾，沖夜搥門誰叫呼，後胥復持朱書急急符，預借明年一年租。」[78]詩中實錄的第一批吏卒「多寡但照帖中字」，不管民戶如何哀求，只按照手中稅貼的數額徵收；第二批吏卒到來，仍是「復持朱書急急符」，均以書面文字為依據。
由於鄉間文字工作量很大，王安石變法後，村行政組織專設承帖人這一吏職。熙寧八年(1075)規定：「諸縣有保甲處已罷戶長、壯丁，其並耆長罷之。以罷耆、壯錢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隸保正，主承受本保文字。」[79]則是專職的文書。
差役是主戶基本的勞役，雖是輪流充當，但總是經常性的。有的人家送子弟入州縣學校讀書,就是為了「學書意識偏傍，與門戶充縣官役足矣」。[80]換句話說，文盲無法承擔官方的很多差役。蘇軾小學同學陳太初，成績優異，與蘇軾並列：「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長大後就成為「郡小吏」。[81]
四、宋代識字吏人數量評估
有官必有吏，無吏難成官。廣大宋代胥吏是的國家機器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能量極大，大多能左右官員、官府，所謂「其簿書期會，一切惟胥吏之聽……故今世號為『公人世界』」。[82]其作用往往超過官員，以至於宋人有「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的說法。[83]作為一個獨特介於官民之間的社會階層或行業，有自己的行業神倉頡。[84]史傳倉頡造字，靠文字吃飯的職業胥吏自然依之為師祖和保護神。其能量如此之大，充分說明了宋代大部分吏人擁有一定的文化素質，這是維護政府運轉的基本保障，甚至出現了「吏強官弱」現象。他們是士大夫階層之外的另一低一等次但更實用具體的知識階層。
胥吏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吏強官弱」的另一意義是胥吏數量遠遠超過官員隊伍。從隋唐至清的官僚機構中，吏的人數基本是文武官員的20倍左右，[85]期間的唐玄宗朝，中央與地方官共18805名，而胥吏雜任則34萬多人，[86]吏的人數即是官員的18倍左右。宋代的胥吏數額更龐大，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一次削減天下冗吏195000餘人。[87]留任者應當還有三四十萬人。嘉祐年間全國吏役536000餘人，元豐改制後為429000餘人：「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後，戶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放四十二萬九千餘人」。[88]南宋吏人數量膨脹，紹興二十六年(1156),僅浙東一路吏額就達4261人 。[89]有專家估計，宋代全國的胥吏總額在16萬至24萬人之間。[90]這些都是額定吏人數量。
事實上，宋代還有數量更多的額外吏人，存在嚴重超員的問題。如各級衙門中的貼司、貼房、貼書守闕、貼司、私名、習學公事等，均為非正式的額外添置吏人，掌書寫文書之事。[91]「州縣往往擅自增添人數」貼司、手分的數量之多，往往「不可勝計」。[92]元祐三年(1088),北宋官員為34000多員，[93]政和三年(1113)增至43000多員,[94]而宣和元年(1119),則猛增到51000多員。[95]以宣和元年為基準，吏人按照18倍計，則是90餘萬之眾！
當然，並非所有的胥吏都識字。基層的不少吏職是單純的體力勞役，如散從官、雜職等為跑腿辦事之役。還要因地而異的數量差異，如偏僻小縣夷陵，「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96]潁州雖不偏僻，但「民愚少斗訟，所訊由飢貧。吏憨不識字，況復能舞文。」[97]南北方的地區差異更為明顯。蘇轍指出：「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算，故小民願充州縣手分，不待招募，人爭為之。至於（西北）三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算，嘉祐以前皆系差，人戶所憚，以為重於衙前」。「勘會諸州吏人，除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廣南東、西路巳有投名人數足外，余路逐州軍有投名不足抽差人數，蓋村人戶，素多不閑書筭，不諳公家行遣次第，於應役之際，惟憚差充人吏，其承符散從官之類，只是身自出力，可以自充。」[98]州縣「手分」是承辦衙門各種事務吏人的一種，承擔者需具有認字、寫字及經濟知識、算術計帳等文化。東南和四川等地文風濃郁，居民文化素質較高，「家習書算」，所以在實行募役法後，踴躍前往服役；而邊防地區的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武風濃郁，「不諳書算」，容易出差錯，須賠償或受懲罰，所以視為畏途。在此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南方地區人口密集，人口佔大多數；二是北方雖然識字率低，但吏人由於工作的要求不能降低條件，所以整體識字數量並不南方低。也即地區差異不影響吏人識字率。
若以十分之五的識字率計，北宋末期的識字吏人約40餘萬。他們是士大夫、官員以外最主要的公職人員，是宋代最大的識字群體，其文化水平，代表著宋代官方治理的實際水平，對民間文化水平的提高也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①]趙忠祥：《宋代公文吏人職能初探》，《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6期。
[②]（宋）夏竦：《文庄集》卷13《制流外》，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7冊第164頁。
[③]（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④]（元）脫脫：《宋史》卷159《選舉志五》，第3735頁。
[⑤]（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65,景德四年三月末，第1454頁。
[⑥]（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05，天聖五年六月丁亥，第2442頁。
[⑦]（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27之29，第3725-3726頁。
[⑧]（宋）程俱撰，張富祥校證：《麟台故事校證》卷4《官職》，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79頁。
[⑨]（宋）陳騤、佚名：《南宋館閣錄·續錄》卷10《職掌》，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54頁。
[⑩]（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開寶六年六月辛卯，第302頁。
[11]（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1，第5頁。
[12]（清）徐松輯：《未會要輯稿·職官》3之22，第3038頁。
[13]（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6之11，第3160頁。
[14]（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3之31，第3049頁。
[15]（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11 之60，第334頁。
[16]（宋）洪邁：《容齋隨筆》卷15《京師老吏》，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02頁。
[17]（宋）蘇轍：《欒城集》卷39《乞放市易欠錢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69頁。
[18]（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18之61，第3512頁。
[19]（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26至26，第3702頁。
[20]（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5之40，第3140頁。
[21]（元）脫脫：《宋史》卷299《李溥傳》，第9938頁。
[22]（元）脫脫：《宋史》卷267《陳恕傳》，第9200頁。
[2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18，景祐三年二月甲寅，第2776頁。
[24]（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20《老吏》，第565頁。
[25]（宋）庄綽：《雞肋編》卷中，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6頁。
[26]（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16《蕭資第一百三十一》，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版第428頁。
[27]（宋）王明清：《揮麈錄·後錄》卷4，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頁。
[28]（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建炎元年二月乙亥，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59頁。
[29]（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78，紹興四年七月癸丑，第1471頁。
[30]（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35《選舉考八》，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029頁。
[31]（元）脫脫：《宋史》卷299《李溥傳》，第9939-9940頁。
[32]（宋）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卷52《觧試出職》，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5、736頁。
[33]（宋）李邦獻：《省心雜言》，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34]（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12，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216頁。
[35]（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3《州縣役人》，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65頁。
[36]（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12，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216頁。
[37]（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7《州役人》，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頁。
[38]（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4《州縣役人》，第390頁。
[39]（宋）宋慈著，楊奉琨校譯：《洗冤錄校譯》卷1《檢覆總說下》，北京：群眾出版社1980第17頁。
[40]（宋）佚名：《鬼董》卷3《吳江民》，稀見筆記叢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頁。
[41]（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62，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庚寅，第3086頁。
[42]（日）成尋著，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台山記》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402頁。
[43]（宋）楊彥齡：《楊公筆錄》，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5頁。
[44]（清）汪森編輯，黃振中、吳中任、梁超然校注：《粵西叢載校注》卷11《吳優遇異人》，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483頁。
[45]（宋）朱熹：《朱熹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狀》，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版第754頁。
[46]（宋）朱熹：《朱熹集》卷19《按唐仲友第六狀》,第766頁。
[47]（宋）朱熹：《朱熹集》卷19《按唐仲友第四狀》，第754頁、745頁。
[48]（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7《縣役人》， 第191頁。
[49]（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2《處事》，影印四部叢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版第8頁、第7頁。
[50]（宋）胡太初：《晝簾緒論·期限篇第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02冊第723頁。
[51]（宋）洪邁：《夷堅志·支癸》卷1《餘杭何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238 頁。
[52]（宋）洪邁：《夷堅志·乙志》卷 9《二盜自死》，第260頁。
[53]（宋）蘇軾：《東坡志林》卷2《記告詰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8頁。
[54]（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2《坊市》，第12頁。
[55]（元）脫脫：《宋史》卷267《陳恕傳》，第9196頁。
[56]（宋）毛滂：《東堂集》卷8《重上時相書·又》，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3冊第795頁。
[57]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卷22《賦役令》
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56-257頁。
[58]（宋）蘇轍：《欒城集?後集》卷4《喜雨》，第1170頁。
[59]（宋）林安宅：《潮惠下路修驛植木記》，《永樂大典》卷5345《潮州府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483頁。
[60]（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5《規矩》，第24頁。
[61]（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2《處事》，第9頁。
[62]（宋）胡太初：《晝簾緒論·催科篇第八》，第717頁。
[63]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名公書判清明集》卷11《弓手土軍非軍緊切事不應輒差下騷擾》，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38頁。
[64]（宋）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71《京西轉運判官方君崧卿墓志銘》，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版，第51冊第679頁。
[65]（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3《處事》，第15頁。
[66]（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8《夏秋稅起催先出此牓》，第42頁。
[67]（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11，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00頁。
[68]（宋）陳傅良：《陳傅良先生文集》卷44《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62頁。
[69]（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7《牓耆壯》，第35頁。
[70]（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3《處事》，第15頁。
[71]（宋）朱熹：《朱熹集·別集》卷10《施行闕食未盡抄札人等事》，第5598-5599頁。
[72]（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4《處事》，第18頁。
[73]王棣：《從鄉司地位變化看宋代鄉村管理體制的轉變》，《中國史研究》2000年1期。
[74]（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11之18，第6220頁。
[75]苗書梅：《宋代縣級公吏制度初論》，《史學月刊》2003年1期。
[76]（宋）洪邁:《夷堅志補》卷5《張允蹈二役》,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596頁。
[7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52，熙寧七年四月辛未，第6151頁。
[78]（宋）陳思編，（元）陳世隆補：《兩宋名賢小集》卷228，趙汝燧：《野谷詩集·翁媼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3冊第773頁。
[7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63，熙寧八年閏四月乙巳，第6436頁。
[80]（宋）李新:《跨鰲集》卷20《上王提刑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4冊第563頁。
[81]（宋）蘇軾《東坡志林》卷2《道士張易簡》，第47頁。
[82]（宋）葉適《水心別集》卷14《吏胥》，第808頁。
[83]（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60，紹興二年十一月庚午，第1199頁。
[84]（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5，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68頁。
[85]呂虹：《清代司法檢驗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頁。
[86]（唐）杜佑：《通典》卷40《職官二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106頁。
[87]（元）脫脫：《宋史》卷6《真宗紀三》，第115頁。
[88]（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13之34，第6262頁。
[89]（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74，紹興二十六年八月庚辰注文，第3327頁。
[90]趙世瑜：《吏與中國傳統社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頁。
[91]祖慧：《宋代胥吏溢員問題研究》，《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
[92]（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48之101、102，第4376-4377頁。
[9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17,元祐三年十一月乙丑，第10129頁。
[94]（宋）楊仲良:《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125《官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3904頁。
[95]張希清：《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5期，據（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選舉》23之7、韓淲：《澗泉日記》卷上及洪邁：《容齋續筆》卷4《宜和冗官》計算。
[96]（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69《與尹師魯第二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999頁。
[97]（宋）畢仲游：《西台集》卷18《感興簡歐陽仲純兄弟》，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頁。
[98]（宋）蘇轍：《欒城集》卷45《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札子》，第991、990頁。
本文轉自宋史研究資訊
※《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 晁福林： 花東氏族二三事
※史事｜名相晏嬰的車夫
TAG:中原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