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動態先驗論與結構主義實在論的融合及其實踐論超越

論當代動態先驗論與結構主義實在論

的融合及其實踐論超越

賈向桐

作者簡介：賈向桐，南開大學哲學學院。

人大複印：《科學技術哲學》2018 年 07 期

原發期刊：《哲學研究》2018 年第 20182 期 第 119-126 頁

關鍵詞：動態先驗論/ 結構主義實在論/ 自然主義/ 實踐哲學/

摘要：針對自然主義的「平等主義」觀念，動態先驗論主張把科學理論「等級化」，進而將科學理論轉變的合理性歸結為構成性先驗原則的連續性，這是先驗論回歸科學哲學範式的基本進路。新先驗論在揭示自然主義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的同時，卻沒有進一步說明先驗原則轉變的合理性問題。為此，人們試圖將結構主義實在論與動態先驗論相結合，從結構主義路徑實現新先驗論的復興。這兩條研究範式的結合意義重大，但這仍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庫恩以來的相對主義難題，其原因在於結構主義與新先驗論還缺少一個共同的堅實基礎。我們認為，只有把二者置於科學實踐的平台上，將新先驗論、結構主義以及實踐論三個維度融於一體，才是當代科學哲學實現新發展的根本途徑。

「動態先驗論」(Dynamics a priori)代表了新先驗論在當代科學哲學的最新發展，它在科學哲學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條進路試圖在自然主義和庫恩的相對主義之間探索出一條新路，以平衡科學哲學在規範化與自然化傾向之間的張力問題，重新肯定先驗理性在科學認識論中的價值和意義。但這種動態先驗論遺留的問題仍然存在，其最大難題就是科學革命中理論變革的合理性仍未徹底解決。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麥克亞瑟(D.McArthur)等試圖在先驗論中引入結構主義實在論的思路頗具價值：把科學實在論的結構主義與動態先驗論結合起來，動態先驗論框架的連續性便和科學實在論的結構主義辯護轉換為同一命題，這是先驗論範式在當代科學哲學實現發展的出路所在。但即便如此，庫恩以來的相對主義難題仍不可能就此得到徹底解決，因為這兩種進路的真正結合還需要去克服原有各自理論的差異性，這就是要引入一個新的共同理論平台將它們真正貫通起來。這個理論平台或基礎就是科學實踐本身，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將動態先驗論與結構主義實在論置於科學實踐的背景之下，實現新先驗論、結構主義和實踐論三個維度的統一，才能真正超越自然主義與先驗論傳統的窠臼，新的科學哲學發展才有可能。

一、動態先驗論對自然主義哲學的超越與問題

弗里德曼(M.Friedman)等曾這樣描述現代科學哲學對先驗哲學傳統的態度：「現在，我們不再相信康德先驗綜合知識的那些特例(歐氏幾何、牛頓三定律等)，更不用說它們是必然的、先驗的真理了。正是由於這一理由，我們也根本不再確信存在著所謂的先驗綜合知識。」(Friedman and Bird，p.113)自此，科學哲學中的確鮮有人再沿襲先驗論的哲學理路，人們「都拒絕了康德原初意義上的先驗綜合判斷，他們徹底拒斥先驗原則的絕對固定性和不變性觀念」。(Friedman，2001，p.30)此後的自然主義哲學又進一步加強了這種觀念，科學知識的屬性歸根到底都是經驗性的，所謂的「先驗原則」或「先驗知識」根本不存在於科學理論之中，沒有什麼知識要素是可以免於經驗修正的。正因如此，自然主義是對科學認識和實踐的最佳說明。如果人們將這一自然主義原則貫徹到底，就會得出自然主義著名的科學圖景：「我們的知識系統應該被視為一個整體上相互連接的信念之網，其中的經驗或感覺輸入碰撞只發生在系統的邊界，當面對頑強的經驗衝突時，我們可以選擇在哪裡做出修正。」(ibid.，p.42)可見，自然主義把康德的知識的「先驗性」理解為一種固定不變(entrenched)的知識屬性，它不以經驗和時間為轉移和改變。弗里德曼也承認，自然主義解讀確實較好地解釋了科學理論的屬性和動態發展問題，「奎因的整體論圖景看起來是如此正確。科學知識系統中的所有元素——數學、力學、引力物理學——共同平等地面對著『經驗之流』」。(Friedman，2002，p.178)

但弗里德曼認為這只是表面現象，自然主義徹底否定先驗知識存在的思路其實行不通。弗里德曼強調，科學理論的內部要素和結構絕非對稱並排的，如在「牛頓理論中不同元素的實際功能存在著非對稱性」，其中，牛頓三定律是整個力學理論的核心框架，它們是其它經驗定律的基礎和前提，「否則牛頓引力理論甚至不具經驗意義」。(Friedman，2001，pp.35-36)而且牛頓三定律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微積分與運動定律的聯合不應該被當成命題對稱性的合取：牛頓力學的數學部分構成了整個理論的語言基礎或概念框架」。(Friedman，2002，p.178)這樣，科學理論內部元素在結構和功能方面不像自然主義理解的那樣處於平等關係，面對「洶湧」的經驗，科學理論的結構決定了其內部要素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所以，「牛頓力學和引力物理學在功能上不是對稱的：前者構成後者必要的語言或概念框架，使得後者具有經驗意義」。(ibid.，p.179)也就是說，科學理論的內部結構是分層的，各個部分之間具有等級性，所以自然主義的整體論難以經得起歷史主義的嚴格檢驗，甚至可以說，「弗里德曼對概念轉變中哲學作用的說明，填補了庫恩所忽略了的部分歷史圖景」。(Disalle，p.194)

而且，自然主義對「先驗性」的狹隘理解也導致其無法合理說明科學革命變革的合理性問題。弗里德曼指出，愛因斯坦相對論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數學新領域的發展，黎曼在19世紀後期提出的張量微積分或流形理論；愛因斯坦的等效性原理，它斷言引力效果等於牛頓運動學的慣性效果以及愛因斯坦的引力場方程」。自然主義將這三方面的革命歸之於反常經驗的出現，「但這無法得出結論說流形理論、運動定律和引力場方程可以被視為在理論功能上對稱的組合，如面對水星進動異常現象時，它們都在平等地面對『經驗的法庭』」。事實上，「前兩者構成了理論必要的語言或概念框架，在此基礎上愛因斯坦引力場方程才具有了數學和經驗意義」。(Friedman，2002，pp.179-180)可見，科學理論的動態先驗原則與「奎因意義上科學理論的相對固定或確定的元素」含義並不相同，在科學革命過程中，發生在數學和物理學背後深刻的概念革命是自然主義無力描述的，奎因的「相對固定性」說明「無法區分這些特徵」，而「得以刻畫我們理論關鍵因素的是其特殊的構成性功能：致使理論的精確數學表述和經驗應用成為可能的功能」。(ibid.，pp.180-182)在這場科學革命過程中，馬赫、彭加勒等人關於時間、空間的哲學討論事實上構成了科學革命的中間環節，也正因如此，相對論對牛頓力學的革命才並非不可通約，它們的構成性先驗原則存在著明確的連續性，「正是這些『作為哲學元-範式或框架』的哲學反思(通過提議或指導)，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激發和維持著從一種範式(框架)到另一種範式(框架)的轉變」。(van Dyck，pp.691-692)

確實，動態先驗論為解決歷史主義的相對性難題提供了新思路，也引起了科學哲學領域的普遍關注，但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麥克亞瑟指出，「採納這種立場(動態先驗論)的一個結果是它與庫恩對理論變化的說明存在著明顯的親緣關係，這兩種觀點都認為科學概念是相對於一定的假說框架而言的」，但「庫恩給出的著名解答是合理性只能屬於範式(框架)之內，而範式之間卻是不可通約的」。(McArthur，p.9)弗里德曼將科學理論的連續性基礎放在了語言框架或概念框架的層面上，可語言框架與語言框架之間的合理性變革是如何實現的呢?弗里德曼在動態先驗論基礎上把理論框架的轉變歸結於哲學層面的爭論，並藉助哈貝馬斯的交往合理性論證這一構成性原則轉變的連續性問題。但這種論證的最大問題是，「新框架合理性還只是一種回溯性的建構」，是輝格史式的事後解釋，「然而，簡單追溯一個概念的歷史進化並不必然意味著——如從歐氏幾何到微分幾何——轉變本身就是合理性的一步(從當前理論框架的觀點看)」。(ibid.，p.11)而且，弗里德曼對構成性先驗原則的理解與庫恩相對主義的確存在著密切的邏輯聯繫，「這兩點(構成性-經驗與分析-綜合)可以追溯到弗里德曼對庫恩歷史主義圖景的支持」。(Goldberg，p.268)這也是動態先驗論仍無法完全超越相對主義的內在根源，其先驗原則背後的連續性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說明。

二、新先驗論與實在論結構主義理路的融合

鑒於動態先驗論更多是在反思和批判自然主義的過程中觸及科學理論連續性問題的，所以要拓展和超越先驗論理路最自然的想法，就是要借鑒科學實在論對科學理論連續性的辯護方法。在這條理路的探索過程中，麥克亞瑟的方法最具代表性：面對「元悲觀歸納」問題，當代實在論最新的辯護策略是將科學理論的合理性轉變歸結為理論背後數學結構的連續性，「不同理論框架擁有的數學結構，如麥克斯韋方程，可以容納同樣的經驗數據。我們把方程當作經驗現象屬性和特質的描述(如前所述)時更是如此，儘管框架不同，麥克斯韋方程可以再次描述同樣的數據。在此意義上即使是對方程再激烈地重新解釋也不會改變這一事實——不同理論框架都訴諸於相同的結構去容納同樣的經驗現象。」(McArthur，p.14)這就是近年來科學實在論的結構主義辯護思路，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很自然就將動態先驗論的借鑒思路來源指向了結構主義進路。

從直觀上看，結構主義實在論確實為弗里德曼並不十分明確的框架連續性辯護提供了較為清晰的「直接說明」。(ibid.，p.15)但其具體理論操作是否真的可行呢?這是我們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事實上，結構主義實在論的論證方法和弗里德曼等的動態先驗論論證思路是一致的，兩條研究理路具有明顯的互補性，這也是它們可以融合的邏輯基礎。一方面，動態先驗論所針對的「理論變化中的合理性和不可通約」問題，同樣是庫恩以來科學實在論關注的核心難題，這構成二者共同的問題起點。而且，在理論主張方面，「功能」和「結構」是先驗論對先驗知識的核心屬性的界定，結構主義實在論在此問題上也試圖超越傳統經驗主義，而集中強調科學知識的約定性和結構問題：「奎因強調的是數學知識的經驗本質，而功能先驗論強調的是科學知識的約定性基礎」。(Stump，p.159)所以，「對於弗里德曼的支持者來說，採納結構實在論的觀點說明理論變革沒有問題」。(McArthur，p.17)另一方面，結構主義實在論同樣「源自於彭加勒工作中的康德主義框架，實在論沒有發現其康德主義承諾和結構主義之間存在衝突；相反認為這正是結構主義的動機」。(Ivanova，p.34)所以，結構主義易於「接受在理論框架中的理論本體論和構成性先驗假設，只要其在經驗上是成功的」，麥克阿瑟進一步解釋為，「在心理承諾方面，結構實在論較之整體論更容易承認在理論框架中構成性先驗原則的作用」。(McArthur，p.18)二者在理論淵源和傾向上是具有共通性的。

而且，動態先驗論和結構主義實在論在理論上也具有互補性。按照弗里德曼的觀點，科學理論內部結構是具有等級性和分層的。例如，他把牛頓理論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純數學結構(如歐氏幾何和牛頓微積分理論)」，第二層次是理論的框架原則，「協調經驗現象與數學結構(如牛頓三定律)」，第三層次是一般的力學經驗定律(如萬有引力定律)。這三個層次具有不同的功能作用，「有著非對稱的功能」，「前兩個層次使得我們可以將真值賦予理論的經驗主張，相對於第三個層次它們是構成性的」。(van Dyck，p.690)這相對於結構主義實在論對科學理論的結構理解更加精細，它細緻入微地說明了科學理論的各部分是如何應對反常經驗和經歷科學變革的。先驗論說明在這一方面較之自然主義和實在論的說明有其獨特優勢，它在哲學層面的討論構成了科學革命的內在合理性基礎，如愛因斯坦革命是以「時空爭論，包括至關重要的赫爾姆霍茲和彭加勒的觀念，這些哲學討論成為康德關於數學可能性條件的先驗分析的研究關鍵」。(ibid.，p.691)

結構實在論通過「確定理論變化標準」的方法彌補了動態先驗論的相對主義缺陷，因為「結構實在論提供了這種特徵的直接說明」(McArthur，p.15)。動態先驗論對先驗框架的模糊性說明在這裡得到了解釋，我們可以將結構實在論借鑒來說明科學革命的發生過程，而且，這還能夠「說明相對論如何從經典物理學的角度看是合理性的」，由此克服了輝格史解釋的局限性，「結構實在論為框架之間的評價提供了一個標準，它也可以事前判斷理論變化的合理性問題。而且，由此界定了何種框架可以被確定為弗里德曼所謂交往合理性過程的候選者，候選框架可以在理論本體論和構成性先驗原則方面做出變動，但它們必須要把交互屬性作為一種極限形式存在」。(ibid.，p.16)所以，「這種『交互屬性』顯示在數學方程方面就是舊理論作為一種極限形式保留在了新理論之中」，「結構實在論把新理論框架的合理性轉變為原來確定的互動屬性作為極限形式保留下來就可以了」。(ibid.，p.15)這樣，結構實在論進一步論證了先驗論的邏輯基礎，而且也合理地說明了輝格史解釋的原因：「科學實在論典型地認為科學理論的會聚可以說明世界的精確結構，因為實在論者堅持非奇蹟論證的各種變種(他們認為弗里德曼關於會聚的主張只有在這種論證中是可以理解的)，但訴諸於這種論證當然要排除掉先驗唯心論的立場：我們可以通過科學基本鏡式地反映世界的結構而解釋科學的成功，世界是獨立於所有理論的，這僅僅是超驗實在論的殘存。」(van Dyck，p.696)

動態先驗論對人類交往理性和理論分層結構的強調為科學哲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也為反思和超越自然主義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保障。同時，這種新活力對科學實在論的研究同樣開闢了新的思路，為科學實在論的拓展提供了新視角，這也反過來為動態先驗論提供了堅實的「歷史論證」基礎，極大擴展了動態先驗論對「數學結構」或先驗框架的理解。

三、新先驗論與結構主義路徑存在的問題與超越思路

當然，動態先驗論與結構主義實在論兩種理路的真正融合併不像麥克亞瑟等人所設想的那樣簡單，其中還存在一系列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解答。

首先，從動態先驗論的視角來看，以構成主義為特徵的先驗論與結構主義在實在論立場方面存在巨大差別。動態先驗論的關注重點不在於實在論問題，「弗里德曼並不關心科學實在論的爭論問題；他想做的唯一事情是確定從牛頓力學向相對論的轉變是合理的」。(Ivanova，p.30)而弗里德曼所忽視的正是科學實在論所要關注的，「結構實在論認為科學是會聚積累的。在理論的轉變中舊理論的要素要保留在新理論之中，這種保留是結構性而非本體論的」。(Ivanova，p.26)之後本體論的結構實在論乾脆把結構歸之為本體。這樣，通過結構主義路徑來實現動態先驗論的方法存在重大缺陷，因為動態先驗論和實在論並非天然具有相容關係，弗里德曼對實在論採取的迴避甚至否定態度就表明了這一點，「一個康德主義者並不一定就是一個科學實在論者」。(van Dyck，p.694)而且，「弗里德曼提出相對性先驗原則的理由和源自於弗里德曼觀點的新康德主義的任何形式的實在論並不相容」。(ibid.，p.32)所以，要想實現動態先驗論與結構實在論之間的有效融合，如何處理它們在實在論立場上的差異問題至關重要。

再從結構主義實在論角度看，科學實在論不斷將結構主義作為新辯護的視角更多是因為「非奇蹟論證」遇到「元悲觀歸納」問題嚴重挑戰的結果，其立場仍是自然主義的。其中，傳統科學實在論延續了自然主義傳統而對科學理論的結構持語義學的觀點，相信某一理路就是認為其斷言的實體和判斷為真。結構主義雖然弱化了這一態度，並將自然主義視角與結構主義銜接起來，「我們只應相信理論假設的世界背後的結構」，對一個科學理論而言，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其預設和描述的結構。(cf.Halvorson，p.186)但需要注意：一是動態先驗論的基本立場與自然主義相對立，弗里德曼甚至要批判和超越自然主義，這樣實在論的辯護與動態先驗論存在根本衝突；其二是「結構實在論並不想通過考察相繼理論在結構和經驗內容成功覆蓋來關注指稱和理論轉變的合理性問題」(Ivanova，p.32)，即通過「結構」實現自然主義與實在論的溝通這一點和動態先驗論只是看似具有一致性，但隔閡仍需進一步彌補。具體來說，我們要將兩種進路融合於一體還需要一個新的平台來容納和闡釋科學理論轉換的合理性問題，並由此徹底克服相對主義難題：「不同的構成性框架或範式擁有不同的(甚至它們是不可通約、不可翻譯的)交往合理性標準，正因如此引起了概念的相對主義威脅」。(Friedman，2001，p.93)在此意義上，結構實在論的立場和論證確實不同於弗里德曼等人的動態先驗論，兩種視角融合的「困難之一在於兩種觀點有不同的動機和承諾這個事實」。(Ivanova，p.32)

如此一來，我們就涉及到了二者之間存在的第三個難題，即動態先驗論與結構實在論融合的基礎問題。要想真正探究科學理論「結構」與「交往合理性」背後的理論根源，實現它們之間的有效對話，我們需要在兩種不同進路間引入某個共同的理論平台來消弭它們中存在的差異，但這種結合仍存在比較大的問題。因為雙方的理論方向和研究範式均明顯不同，能夠聯繫起二者對話的理論平台或基礎並不明朗。當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人們已經意識到二者恰恰同時具有「結構性」的特徵，新先驗論承認科學理論與自然世界存在某種同構關係，而結構實在論同樣認為，「基礎物理學理論正確地反映了外在獨立實在的結構關係」。(Chakravartty，p.398)可我們還需要注意，這種「同構」的科學觀還是表面現象，正如范·弗拉森所批評的那樣，「自然科學把經驗現象再現為在一定程度上可嵌入的抽象結構(理論模型)，但這些抽象結構只描述了結構的同構性」。(van Fraassen，p.305)它們對「結構」的理解都是抽象的，而且，單一的「結構」似乎還難以承擔兩條進路的基礎。嚴格來說，這一問題對動態先驗論和結構主義實在論來說，既是挑戰，也是實現融合的契機。

其實，我們可以繼續追問：既然雙方認為科學理論不僅和自然同構，而且是動態同步的，那麼這種動態同構的基礎是什麼?對先驗論原則的闡述是要凸顯理性在科學實踐中的意義，「理性的規則性觀念獨立於操作知性的構成性原則，但它存在一個先驗規範性力量，這也根植於統一經驗的可能性，即，在於利用我們知性理解正在形成中的關於客觀實在的具有真值屬性的陳述」。(van Dyck，p.697)結構主義保留科學理論背後結構的連續性，與動態先驗論將數學理解為先驗原則是同工異曲的，「結構實在論說明理論變革合理性問題的重要特徵是其對理論本體論的弱化，強調要集中在交互屬性(interaction properties)方面」。(McArthur，p.18)所以，動態原則同步性的內在原因在於科學活動的交互性和同步性，「交互屬性」是科學實踐的一種基本屬性，這並非簡單「實驗操作的經驗數據」，在科學家交往合理性中科學理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在於理論和實驗設備以相互匹配和相互確證的方式進化」。(Hacking，p.508)考慮到這些原因，我們認為二者結合應該放置在科學實踐背景下，這是構成性先驗原則與結構主義融合的基礎，科學只能是科學實踐的反映，因此我們應該更「關注於科學實踐而非科學知識。科學實踐是因果相互作用模型的來源，這些模型也在用語義學和認識論的規範方式表述其存在的世界」(Rouse，p.205)。以科學實踐為理論平台，動態先驗論對自然主義的超越便具有了新的合理基礎，結構主義路徑在整體與局部結構上的矛盾問題才有合理解釋。

四、科學實踐：動態先驗論與結構主義的融合

要真正貫通科學理論與自然世界的結構，只有通過科學實踐活動才能實現，科學實踐的結構方式為動態的「准」先驗框架提供了客觀基礎。科學理論源自於科學家在科學實踐中與自然世界的交互作用，科學實踐中介著科學理論與其對象自然世界，二者的同構關係以科學實踐為中間橋樑。例如，廣義相對論的理論模型是洛倫茲四維空間，所以人們相信廣義相對論就意味著要相信四維空間結構，只有當二者是同構(isomorphic)時，理論模型才能應用到這一特定經驗系統中。(Halvorson，p.185)對於這種同構關係，結構主義已經給出了充分論證，但結構主義的理解是靜態化的，這一點正好為動態先驗論所彌補，「我希望這種在抽象理論(數學、自然科學和形而上學)與其具體文化環境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僅僅是在同等重要的准自治(quasi-autonomous)過程間的相互作用，在這裡它們都不是簡單相互決定的」。(Friedman，2011，pp.442-443)我們說科學理論是科學家在科學實踐中形成的觀念方式的反映，是對自然世界的抽象把握。這正是傳統理論哲學的基本進路。同時，從實踐哲學的角度來看，人們對自然實在的抽象把握仍是科學實踐的一部分，它根源於科學實踐的世界，其邏輯自足性只是抽象的和不完備的，對科學的反思和把握最終還要回歸具體的感性科學實踐本身。

理論作為一種觀念性的把握方式，仍是對實在的某種工具性的抽象關照。對此，查克拉沃梯(A.Chakravartty)說，科學是對事物可探知屬性(detection properties)的描述，這種「可探知」是和認知條件和准先驗認知形式相聯繫的，它主要表現為「數學-邏輯」形式，「科學理論通過其數學結構來揭示物理實在的結構」。(Chakravartty，p.399)這樣，實在論的意義凸顯出來，「客觀對照物將形成一個和現象世界具有同樣結構的世界」，所以，實在和結構連結起來，「只有結構，即關於外部世界形式化的、邏輯-數學屬性是可知的」。(Psillos，p.14)誠然，這種同構還只是數學對象之間的關係，但拋開純粹的數學關係，結合科學實踐和構成性先驗論的條件來看，我們應該對先驗原則作更寬泛的理解，「起到新康德主義意義上的構成性功能作用」均可視為先驗原則。(Tsou，p.441)只有這樣，結構實在論的數學-結構連續性才和構成性先驗原則統一起來，並和卡爾納普的語言框架、庫恩的範式概念相聯繫，構成一種「准」先驗框架或原則。那麼這種准先驗原則的連續性根源是什麼?當然是科學實踐本身：「這不僅僅是指稱的連續性，而是更寬泛、更切實的可靠意義上語義學的連續性。」(Chang，p.419)科學實踐作為一個整體活動是連續的，作為其成果的科學知識也只能是連續的，對「不可通約」問題的解答是：「概念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中才是可以理解和交流的。」(Rouse，p.206)

應該承認，動態先驗論通過構成性先驗原則來解決「不可通約」問題的思路是合理性的，它已經意識到這是造成相對主義危機的根源，「弗里德曼宣布其新康德主義哲學有能力基於經驗檢驗來解釋理論選擇是如何可能的。他認為不可通約問題能通過由科學革命轉變中的回溯觀點設計的判決性實驗最終解決，這來自於弗里德曼對卡西爾關於物理學中數學結構的構成性作用以及萊辛巴赫確定數學結構與經驗現象之間關係的協調性原則洞見的新綜合。」(Korkut，p.2)弗里德曼以亞里士多德力學到伽利略運動學的革命為例說：「伽利略的慣性基本上是圓周的，因為伽利略支持一種有序的、球形空間的亞里士多德框架。當然，在很小的範圍內這種球形空間和線性空間是無法區分的，這一點使得伽利略可以把運動『數學化為極端接近的直線』。這樣，『現代線性自然慣性運動概念就實際上和先前亞里士多德主義的自然運動概念聯繫起來』。」由此，「在框架之間不存在激進的意義間斷性，阿基米德近似值提供了從一種語言框架到另一種框架的直接轉換」。(Miller，p.130)如果我們從科學實踐的視角來理解，「在科學革命過程中，哲學反思在不同概念框架之間發生轉變時發揮著特殊的作用，我們一定要區分革命中理論觀念的不同概念框架」。(Friedman，2001，p.105)從事後的觀點看，科學理論的「成功」概念具有了不同於科學實在論辯護的新意義，「舊理論在經驗上的成功部分可以歸結為這類成功：對自然的表述——它們的模型有助於描述可觀察現象——是部分準確的。這些成功在於它們成功地與數據、實驗和構成經驗判據的符合」，從這一角度看，動態先驗論也具有了明顯的實在論意味，因為「這在某種程度上與現象的結構」相一致。(van Fraassen，p.303)

可見，科學理論不僅僅是一種抽象觀念方式的反映，同時也是人們的一種具體的實踐把握模式。這才是真正解決科學發展連續性問題的關鍵，也是實在論真正的核心內涵，進而我們可以從科學實踐角度解釋科學理論更替的合理性問題。仍以牛頓力學到相對論的科學革命為例：當v/c0時，即當物體的運動速度遠遠小於光速時，牛頓力學可以被視為相對論的一個極限形式；並且，當普朗克常數h0時，經典力學也可以被視為是量子力學的一個極限形式。(cf.Rivadulla，p.15)甚至弗里德曼還進一步承認，「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是這種發展的頂峰，通過利用某種類似希爾伯特高度抽象術語的隱定義成為物理學實踐普遍和本質的屬性」。(Friedman，2011，p.253)科學實踐以及整個人類生活世界如同卡爾納普所謂的語言框架一樣，在無形之中構成了科學實踐的某種「准」先驗基礎，所有科學活動均建立在此條件下。如此一來，科學理論的實在屬性與科學家理性認知的(准)先驗屬性在人類實踐活動基礎上實現了統一，它們是科學活動不同維度的體現，實在論與動態先驗論只是分彆強調了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已，單純的實在論和(准)先驗論解讀仍停留在理論哲學層面。

所以，科學實踐構成更寬泛意義上的構成性原則的基礎，這才能解答和超越范·弗拉森對「同構性」問題的批評。如果我們把當前的科學哲學，包括科學實在論以及動態先驗論置於科學實踐哲學的角度之中，就既能解釋人類認知「結構」在理論變遷中可持續性的原因，又將實在論靜態化的「結構」和人類理性的動態發展以及科學理論的結構功能結合起來。這樣，科學世界就並非經驗事物能夠完全自我顯現的自在世界，所謂的「經驗」亦非實在本身的簡單自我表象，經驗的屬性和本質仍需實驗室作為交互作用的顯現場所，由於科學實踐(尤其是實驗)連通著人與自然世界，也就是說理論化在暗中起著作用，理論模型還是科學世界的存在形式。只是這個模型並非科學理論那樣是完全決定性的完整模型，它介於生活世界和完全的理論世界之間。科學世界源自於科學家生活實踐的世界，但它仍是觀念化的世界，不同於純粹的自在世界本身，為此它以某種先驗或准先驗框架為思維和認識的前提條件，換言之，科學理論中的框架結構根植於生活世界和科學實踐的連續性。

科學哲學先驗論傳統的回歸，為當代科學哲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而科學實踐哲學又為兩種傳統的交匯提供了可靠的中介條件，這使得一直處於規範化和自然化矛盾之中的科學哲學有了新的發展方向。究其根本，自然主義範式是相對主義最終困擾科學哲學的主要根源，直至新近發展起來的結構主義實在論，仍無法從自然主義內部突破以「不可通約」為核心的相對主義難題。動態先驗論的提出為打破僵局提供了新的辯護思路，這就是徹底批判和反思傳統自然主義，特別是關注其發展源頭的「先驗」問題，進而將「理性」和「經驗」兩個兩極統一起來。作者認為，我們還可以通過實踐哲學進一步超越新先驗論與結構主義實在論的有限性，因為這兩個視角仍停留在理論哲學的視域之內，科學理論的「認知是一種因果性活動」，而非僅僅可以表述不變的表象，它是「對已知現象的完整認識」。(Rouse，p.205)如果把科學實踐作為動態先驗論和結構主義實在論的共同理論平台，那麼科學理論的「結構」和動態的准先驗原則便有了切實的自明性基礎，飄渺無根的自然主義解釋和先驗框架均可融入科學實踐活動的本真生活世界，這樣才能真正說明科學革命轉變的合理性問題，而不必再求助於庫恩的「不可通約」或相對主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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