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化」決不是韋伯學術工作的指導性主題

文/迪爾克·克斯勒

轉自：文匯學人

哲學園鳴謝

從嚴格的認識論的角度，我不認為韋伯的這一理論屬於眾多社會學理論的一種，而更願意將其歸於利奧塔所提出的「大敘事」。我將採用霍克海默1939年的一個有關研究法西斯主義的分析框架，即「如果你不願意討論資本主義，你最好對法西斯主義保持沉默」這一公式，分五個部分來闡述我的觀點。

在關於現代性的「經典」診斷中，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一直被奉為 「理性化理論」（Theory of Rationalization）的奠基人。至少這一想法存在於德國主流學界對韋伯的解讀中。今天，如果僅用一個關鍵詞來概括馬克斯·韋伯的觀點，或許最耳熟能詳的就是 「理性化」。這個術語代表了思想史上的廣闊語境，其中也包含了韋伯所特指的源自西方的普遍「理性化」理論。

1894年的韋伯

從嚴格的認識論的角度，我自己並不認為馬克斯·韋伯的這一理論屬於眾多社會學理論的一種，而更願意將其歸於「大敘事」（Great Narratives），也就是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ois Lyotard）所提出的 Les grands récits（法語，「大敘事」）這一知識範疇。從大約150年前至今，通過作為學科的社會學，馬克斯·韋伯的這一「理性化」大敘事對於人類理解人性，深有貢獻。不過，任何想要引用韋伯這一大敘事的人都很難在其文本中重建出這一思想，我在這裡試著盡我所能，勾勒出它的輪廓。

我們今天一直在討論的這一廣闊語境，也就是我們當代人喜歡給韋伯的現代性視野貼上的標籤。「理性化」這一概念最早誕生於西歐和北歐，隨後發展成為橫跨大西洋、進而被普遍化的一個概念，亦令韋伯廣為人知。然而，「理性化」決不是他學術工作的指導性主題。我將採用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戰場爆發前夕創立的一個有關研究法西斯主義的分析框架，即「如果你不願意討論資本主義，你最好對法西斯主義保持沉默」這一公式，分五個部分來闡述我的觀點。

1. 如果你不願意討論資本主義，你最好對馬克斯·韋伯的「理性化理論」保持沉默。

想要從內外兩條路徑來理解今天已成為社會學經典人物的馬克斯·韋伯，你必須把他和他的生平及學術置於19世紀構建中的資本主義全球經濟的動態背景中。這一構建過程，同時也孕育了大都市資產階級——馬克斯·韋伯的出身所在。

馬克斯·韋伯 1864年 4月21日生於德國埃爾富特市，當時是普魯士王國，那時的德國上層社會以田園般的靜謐平和著稱，是一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科技都高度文明的社會。憑藉著可觀的經濟實力、紮實的教育背景和大城市的家庭社交網路，馬克斯·韋伯的生活可以說無法期冀更多。他是一個龐大家族的長子，這個家族是19世紀最富有的德國—英國商界精英家庭之一。他的祖父是一位精明的紡織企業家，開展跨國貿易。他的外祖父來自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最成功的德—英商人家庭之一。他的父親是威廉德國最成功的職業政治家之一，長時間出任民族自由黨在普魯士下議院的議員，同時在很長時間裡是德國國會的議員。她的母親如果願意的話，也可以自塑為歐洲上流社會的名媛、巨額財產的繼承人。

儘管與大城市歐洲資產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家庭關係，馬克斯·韋伯的價值觀形成更多地受到19、20世紀之交普魯士柏林上流社會準則的影響。韋伯認為自己是資產階級學者，同時對自己在這一社會體系中的定位，以及他們特有的思維方式有著非常清晰的認識：「我來自資產階級，我非常認同這一點，我也是在資產階級的觀念和理想中成長起來的。」

自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以來，其深廣的新興資本主義社會的情境背景影響了馬克斯·韋伯，對於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後果的科學分析貫穿他整個大學生涯，這一研究主題還延伸至他攻讀博士學位 （1889年）、完成教授資格測試成為大學講師（1892年）期間，並銜接到他的第一任教授職位（1893年）。

在威廉德國時代的開端，對資本主義後果的研究對於一個政治與社會科學的學生來說並不是一個特別有創意的選擇。資本主義是威廉德國在經濟 繁 榮 期 （Gründerzeit）的 持 續工業化進程中的最重要體現，韋伯的男性祖先們對這一點做出了巨大貢獻，雖然這又與韋伯母系家族這邊好善樂施的形象相違。

2. 如果你不願意討論新教思想，你最好對資本主義保持沉默。

大約在1897至1904年期間，馬克斯·韋伯因病而長時間無法工作。愈後韋伯繼續開展研究，一開始是在他鐘愛的義大利。在那裡，韋伯感受到了義大利天主教徒的生活經驗，系統化精讀了文獻，他開始日漸關注修道院的歷史、現狀及經濟問題。

1903年 10月，韋伯 39歲時，終於還是因為健康原因辭去了教授職位，不過他還是被授予了海德堡大學的名譽教授，有一項教學任務，但無權頒發博士學位，在系裡也沒有發言權。由此，直到他逝世前，他一直維持著自由撰稿的個體學者身份，靠他母親和妻子的資產收益維繫生活。自他從一直以來壓抑的教學職責和學校行政管理的工作中解放出來後，他開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學術研究中。

在研究了多年資本主義的後果之後，韋伯把越來越多地精力轉投到資本主義的起源上。在這一階段，他並不認為自己的研究是對於卡爾·馬克思的宏大敘事的另選方案，更不用說是一種反對草案，因為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和無階級社會的必然建立對於韋伯來說同樣非常重要。他力求對當時社會中時興的物質主義解釋做補充調整，同時對資本主義的起源做專門的歷史解釋。韋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秩序的精神根基上。

特別是隨著韋伯對新教的文化影響，及其與經濟倫理的形成之間的關係——即韋伯所稱的資本主義精神 （spirit of capitalism）——研究深入之後，對於社會學理論內核的反思就顯得非常有必要了。在1904至1906年之間，韋伯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如今，這些論文成為了他畢生最重要的著作。經過複雜推導和精心論證，韋伯指出新教某些派別與實踐準則，同現代西方的理性工業化資本主義之間存在選擇親和性（elective affinity）關係。韋伯相信在新教及加爾文教派的精神土壤中，一定能夠挖掘出現代資本主義最核心的根基。

隨後，韋伯來到了美國繼續做研究，他認為美國社會為現代理性化工業資本主義做出了迄今為止最詳盡的展示。其實在他到美國時，他為探尋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以及思想根源而寫的著名論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年/1905年）的第一部分已經完成。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34年版封面

1904年秋天，韋伯出席了在美國聖路易斯世界展覽會舉辦的 「國際藝術與科學大會」。在那一年的8月至11月，韋伯同他的妻子瑪麗安娜一起遊歷了美國的很多地方。在這次旅行中，韋伯與美國各派的新教徒進行了直接溝通，對於美國政治「機器」的架構以及總統地位等問題也有了直觀感受，同時接觸到了美國婦女運動、種族問題以及私人和公共領域的官僚化，這些強烈的印象都對他未來的著作產生了巨大影響。

3. 如果你不願意討論由新教思想所塑造的資本主義，你最好對理性化的過程保持沉默。

首先，根據韋伯對新教的研究，宗教可以作為基本背景，以解釋西方理性化工業資本主義成功的根源。從1911年起，他開始轉而探索歐洲以外的有世界性影響的宗教，他稱這些宗教為最為重要的生活制度化體系（systems of life regimentation）。同時他開始將這些研究與他之前的論點做對比，即新教這一世俗化版本的基督教信仰，與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精神要求的形成有重大關聯。

然而，在韋伯對中國的儒教與道教，印度的印度教與佛教，以及古猶太教做了大量詳細的研究之後，他的研究課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最初的關於資本主義的形成根源和導致的後果，從猶如格言一般的綱領性問題 「如果沒有新教思想，那還會有資本主義嗎？」開始，他的研究升級演變成分析全人類文化中各領域的 「理性化」的歷史進程。不過韋伯最終並沒有完成所有的分析工作。

幾十年來，在韋伯對資本主義的前因後果做了一部分研究之後，他逐漸認識到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有著一種普遍活躍的、全面的發展規律——理性化。在他早前對這一發展的需求及其文化意義的考察中，韋伯追溯了理性化在社會與歷史現實的所有具體表現，如經濟、政治、法律、宗教和文化。理性化，作為 「我們時代的命運」（fate of our time），成為了韋伯對為數眾多、又面貌各異的種種次級進程的統稱，這些發展進程包括 「官僚化」「工業化」「智性化」「理性的工業化資本主義發展」「專業化」「客觀化」「方法化」「紀律化」「祛魅」「世俗化」以及「非人化」等。

僅僅是這些各式各樣的標籤就顯示了，韋伯試圖將這些完全異質的現象從高度分化的視角整合到他自己的研究視角——「理性化」視角中。因此，在對韋伯的研究中，明確標記出所謂確切的「理性化」概念，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意義。除了在他的 《宗教社會學文集》（Collected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第一卷中發表的那篇著名序言（1920年）之外，韋伯並沒有系統地構想一個理性化規律，即使是在那篇前言中，他也只對一些中心問題有所闡述。

在韋伯的作品中，「理性化」在最泛層面上基本意味著秩序和系統化。一個混亂的、相互間充滿無限聯結的團體，根據人為制定的標準，有秩序地排列，這一系統地秩序化的結果便導向了那些韋伯稱之為「理性化」的進程。

在發表了一系列研究和文章後，馬克斯·韋伯逐漸相信，他稱之為「理性化」的這一系統秩序化的歷史進程，是普遍且不可避免的。

起初，韋伯對於那些他認為更適用系統化和秩序化路徑的領域，提出了「理性化」的假設，如經濟、法律、技術、科學和國家秩序等，他稱這些為「世界的外在組織」（external organization of the world）。 在他對於這些領域理性化的研究過程中，韋伯主要思考了以下三個問題，而這三個問題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1）為什麼只有西方文明發展出了一套有著 「普遍歷史意義」的「理性」文化？為什麼在歐洲以外，特別是在亞洲，這個有著更為古老的和多樣化的文明的地區，沒有發展出這樣一套相似的「理性化」進程？

2）為什麼「理性的」科學技術、「理性的」工業資本主義以及「理性的」政府官僚機構也僅僅在現代西歐地區出現呢？

3）「理性化」給相關社會和組織帶來的好處有哪些？而社會、團體以及個人要為理性化發展付出什麼代價？

在一項平行研究中，馬克斯·韋伯也集中關注那些通常被認為是「非理性」的領域，例如宗教、倫理、藝術、文化以及性等。韋伯將這些領域稱為「世界的內在組織」（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the world）。 這些人類生活的社會和歷史現實，不僅在過去、現在也被認為是，充滿著出人意料的觀點、自發形成的理論、超自然力量、神話和難解事務的領域。簡而言之，就是非理性的、無序的、混亂的。

然而同樣地，韋伯在這些社會文化領域看到了秩序化的進程，這些都被他歸入 「理性化」的範疇。例如：

1）韋伯研究了西方音樂的「理性化」，其記譜、和聲以及器樂技術似乎都為音樂藝術中的「理性化」提供了佐證——它們逐漸替代、消解了音樂里的神秘、「非理性」要素。

2）韋伯考察了不同時期的多種文化中的宗教教派、狂熱崇拜、救世信仰，從各個方面去挖掘存在於魔幻巫術中的 「理性化」跡象。對於韋伯來說，理性化不僅僅適用於宗教的意識形態，同時也適用於其組織化過程，例如從小宗派發展到大教派的過程。

3）韋伯還分析了人類性行為的歷史發展過程。人類性行為一般被認為是個體性的、混亂的、動物性的，可即便如此，韋伯仍認為其同樣屬於社會驅動的理性化範疇。在世界各宗教中，生殖崇拜活動都逐漸消失，性行為逐漸系統化、理性化。從狂喜狂歡的混亂關係逐漸趨於穩固的伴侶關係中的「有序的」性。這種關係可以是以婚姻狀態、准婚姻狀態、穩定的伴侶關係或戀愛關係的形式存在。不管是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母系社會還是父權社會，這其中都存在著秩序。

無論馬克斯·韋伯看向何方，他都看到了指向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偉大的理性化過程的確鑿證據。

然而，對於自己發現並詳加研究的理性化，韋伯從未描繪出其具體的推進軌跡，一個遵循既定模式的單線發展過程。他一再聲稱歷史現實只可被分析描繪成各種理想化建構的混合物，重複強調非理性化的發展，這應能使得韋伯免於被稱為對進步盲目樂觀的宣傳家。如果賦予 「現代化理論」（theory of modernization）以「進化論」的內涵，也即將世界或至少人類的歷史描繪成一個日臻完善的理性主導世界——那將是對韋伯思想的誤解。

正是因為韋伯聲稱的 「理性化」進程具有不可思議的「偶得」特點，且不斷地被「非理性的」發展所打斷，使得他深深著迷，終其一生研究這一課題，並將其應用到各個領域。

像韋伯這樣不遺餘力地鑽研各種理性化進程中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並給出清醒的、懷疑又悲觀答案的人，是不會把人類生活中各方面的「理性化」描繪成令人嚮往的、積極的情境的，更不會以此來為資本主義時代帶來的後果開脫。「理性化進程」提高效率的同時，也產生了影響深遠的非人化——韋伯致力於將非理性行為 「理性化」，但他深深的懷疑主義和對「非理性」的恐懼（在「無理」「非人」的意義上），都將他免罪於為非理性現象開脫的譴責。

這樣一個不懈地分析、發現、強調「非理性」動機和「理性化」後果，並警告其潛在的「非人」後果的人，被指責為一個對單一、命定的「理性化」機制的盲目崇拜者，是不公平的。

4. 如果你不願意通過科層制討論非人化，你最好對理性化進程保持沉默。

如前文所述，韋伯的懷疑悲觀論調是不可能讓他將人類生活方方面面的理性化進程描繪成一幅美好畫卷的。他在研究理性化的過程中，不僅看到了效率的提升，同時也敏銳地發現了那些有著深遠影響的「非人化」、「客體化」和「去人格化」等。

正是由於資本主義和科層制不可遏制的發展勢頭，使得韋伯產生了深深的恐懼：人類是否仍可拯救出尚存的一絲個體主義傾向？民主在未來將會發展向何方？這就是韋伯對於人類文化整體的關懷，以及人類生活的自主選擇權的思考，而這兩方面都使得他變得越來越悲觀和懷疑。

《經濟與社會》手稿，約1919年。從上面可見韋伯持續不斷的修訂，實際上一直持續到他去世前不久。

5. 文化批判和對時代的診斷

這一部分是我關於馬克斯·韋伯普遍理性化 「大敘事」概述的最後一步。最終，韋伯關於人類生活各範疇的普遍理性化的大敘事，不管在過去還是現在，都令他成為診斷現代性的最著名學者之一。

總的來說，韋伯關於人類活動各領域的無法阻擋的、宿命般的、普遍的理性化敘事，也就是韋伯編織進他個人對人類社會發展願景的敘事，其實並不是他大部分研究工作的有意為之的指導性主題。只是到了生命的最後階段，突然暫停研究工作時，韋伯才產生了對未來的強烈的悲觀思想。

簡單概括來說，馬克斯·韋伯的偉大敘事，講述了這麼一個故事——意想不到的成功，卻帶有啟示意義的諷刺。16、17世紀的激進新教徒為找尋從永恆地獄中獲得拯救的普世信號，參與創造了一套信仰與行為準則，這套體系後來逐漸在全球範圍建立起人類服從與束縛的圍場。

特別是，當最後一批最虔誠的新教徒都脫離了原有的組織體系之後，在19、20世紀之交，現代的、理性的、布爾喬亞式的工業化資本主義以不可阻擋之勢顯露了出來，經濟生活中的資本主義規律和人類生活中處處體現的科層等級秩序形成了緊密聯繫，即便不會帶來最終的毀滅，也必定會威脅到所有人的個體自由。

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正是在 19、20世紀之交這樣的轉型大背景下，發表了這樣的悲觀敘事，他一步步地對自己的願景感到懷疑，直至他學術研究的最後時刻。到了21世紀初，韋伯的敘事被認為極具啟發解釋力，使得他的理性化敘事似乎優於他的其他敘事理論。

只是遺憾的是，韋伯的社會理論研究的結論是悲觀的，他在生命的盡頭還是認為，等在人類面前的並不是有如夏日風光的繁花似錦。

（本文為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馬克斯·韋伯基金會主辦的「中國現代文明語境中的馬克斯·韋伯」會議上的發言，原題為「普遍理性化：馬克斯·韋伯的大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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