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戰爭文學的八股氣

來源：解放軍文藝·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融媒體出品  作者：陸文虎

史稱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而韓昌黎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就，最重要的，我以為就是其「惟陳言之務去」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

從總體上來說，我認為我們的戰爭文學至今還處於某種固定的創作模式的禁錮、束縛之中。而戰爭文學的出路正在於：惟八股之務去。這裡所謂破除戰爭文學的八股，至少包括更新文學觀念、改造藝術手法和調整創作隊伍這樣一些內容。

我們的當代戰爭文學，一般流於兩種傾向。一種是以敘述戰役始末為己任，特別注意故事和情節，而不注重或不善於在作品的人物、語言、文體諸方面多下功夫，使之帶有作者本人的獨特風格，不少作品像那種加上了太多虛構成分的平庸回憶錄；另一種是雖然注意到了人物形象的刻畫，但卻是從意念出發而不是從生活出發來刻畫的，這樣得到的形象都是類型化、臉譜化了的，毫無新鮮、生動可言：敵方將卒都是兇殘暴戾、色厲內荏，作戰則蠢笨有加，不堪一擊，我軍官兵都是無私無欲，只為爭取不到主攻任務、為不能流血犧牲而苦惱，打起仗來，更是大智大勇，無堅不摧。

由於缺乏相應的理論修養與藝術氣質，作家不可能把戰爭當做一種文化、一種藝術來表現；由於對戰爭本質的認識僅是停留在一般宣傳的意義上，作家對戰爭的表現，也就只能處在一個較為粗淺的層次上；由於沒有歷史家的識見，作家在寫昨天的戰爭時，只能從政治家已經總結出的觀念出發；由於僅以親身參與戰爭者的身份寫作，作家幾乎只能從單一的角度表現戰爭；由於醉心於表現某一次特定的戰鬥，作家不可能寫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詩絕唱；由於缺乏對哲學、心理學、倫理學、民俗學的必要興趣，作家筆下的人物只可能是扁平、單調、乏味，今人生厭的。一言以蔽之：由於作家在生活、思想、文化、技巧等方面的修養不夠，戰爭文學不可避免地陷入可悲，可憐和可笑的八股樣式中而不能自拔。

戰爭文學是文學。那麼，何謂「文學」？文學應當是專指用語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生活，表達學者思想感情的藝術。首先，它所用材料是語言。語言是思想的工具，也是文學的武器，它是介於事件同精神之間的媒介體。它既能表現意內之象，又能表達言外之意。文學的別名就是語言的藝術。其次，它的手段是塑造形象。作者通過其形式衝動和素材衝動的實現，塑造出生動的形象，從而給人以感性的喜悅和理性的滿足。而戰爭文學是反映戰爭生活的。戰爭據說是文學作品的三大「永恆主題」之一（另外兩個是「死亡」和「愛情」）。戰爭是人類瘋狂時的行為。同戰爭相比，日常生活難免黯然失色。但是戰爭卻總與和平相交織——在戰爭這幅壯闊的圖景中，人生的種種節目一樣不少地搬演著。戰爭與和平的反差，使得戰爭文學總能迸發出耀眼的光輝。再之，它必須是藝術作品。藝術作品能給人一種享受、一種滿足、一種陶冶。但藝術是不具備直接實用價值的精神產品。它不能使人免於凍餒。它既不能使國家興盛，也不能使民族衰亡。所以，對文學提出的一切非藝術的要求，除了危害文學之外，於國計民生是不起什麼作用的。

文學是人學，或者更確切些說，文學是人的感情學、人的心靈學、人的命運學、人的關係學……軍人不是機器和工具，好的戰爭文學必須是把軍人當做人來寫的。應當承認，戰爭文學中最感動人、最能引起廣泛共鳴、最富於生命力的，便是那些人道主義的內容。無產階級革命的終極目標是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也只有在這種解放中才能使自身得到徹底解放。共產主義者總是把自己同全人類聯繫在一起的。我們的事業是人道主義的事業，前輩們在戰爭年代有實行革命人道主義的傳統。在最嚴酷的一瞬，或有最溫存的一舉。惟其如此，才顯得人道之為人道。

文學從根本上來說，不是一種技術，因此創作是不能傳授的。當年曹丕就曾說過「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話。儘管創作不能如做工、種田等技藝一樣，由一人直接傳授給另一人，還是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學會了創作。這種學習，當如王國維所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歷三種之境界。第一境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境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是說首先必須有一種創造的渴求，並置身於藝術氛圍之中，如陸機所謂「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由欣賞而認同，由心慕而手追，遂有習作問世，當然多非成功之作，如此者再三，忽有一日便會心血來潮，原本潛伏著的藝術感覺得以覺醒。這時，人對藝術覺得有會於心，似乎萌發出一種真正的知解力和創造力。一個作家，如果親身有過漸悟的歷煉，也有過頓悟的體驗，他就有希望成為大作家。由此可見那種不反求諸己而總指望別人來提高他的創作能力的想法，是多麼荒唐！

承認戰爭文學陷入八股是一回事。能否脫離這八股風氣則是另一回事了。「八股」也者，乃是對於公式化的蔑稱。我們所以身陷八股而不自覺，主要是我們僵化的思維定勢使然。我們習慣於將自己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統一在一種固定的模式之中。八股是一種本本主義，它同現實生活是格格不入的。作家們原本是不願意寫八股文的，但習慣勢力如此，只有八股才能通得過，才不犯錯誤。於是，作家只得用八股的眼光看生活，漸漸地，他把生活看走了形，還自以為是剔掉了現象，抓住了本質。錢鍾書先生說過：「一個藝術家總在某些社會條件下創作，也總在某種文藝風氣里創作」，「風氣是創作里的潛勢力，是作品的背景。」這是千真萬確的。因此，作為單個的作家，若非大手筆，他在八股風氣里是無能為力的。現在，八股之風亟待破除，不少人都在努力。但某些特別習慣於做八股文的作家是不可能一下子拋掉往日做派的，無論主觀上如何想革新，寫出來的東西還是八股氣十足。

戰爭八股的形成，不僅是觀念問題，更是實踐問題。創作中的模仿多、創造少，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從事戰爭文學創作的作家，是因不同的歷史機緣走上創作道路的。有的本來文化水準較低、藝術修養較差，事實上也未必適合創作，但卻硬要創作，當然就不得不從模仿開始。對於初學者來說，模仿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遺憾的是，模仿成為積習，以致使本來或多或少還有一點的創造能力完全喪失殆盡，最後只能靠模仿過日子。過去，我們在創作指導方針上的許多「左」的清規戒律，使一些戰爭八股的根苗——喪失了主體性創造意識的作家，找到了八股溫床。那種大轟大嗡、蜂擁而上地製造平庸、雷同之作的風氣則是八股氣候。有根苗、有土壤、有合適的氣候，戰爭文學八股的生成，還不是自然而然的嗎？藝術是創造者的事業，而不是仿造者的事業。王羲之向有「書聖」之稱，其書有「神理」，一旦凝成為「法」，傳至七世孫智永則雖「精熟過人，惜無奇態矣。」模仿要命，最要命的是向同種，同類的模仿和自我模仿。這樣的模仿如同近親繁殖，惟一可能的結果就是種的退化。

八股的造成是不是亦同作家想像力的貧弱有關？回答似乎是肯定的。有人稱作家是白日夢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是有道理的。現代心理生理學研究表明，任何人睡眠時都會做夢，只不過我們醒來後對大多數夢想不起或者記不住罷了。做夢和藝術創造確實有一些相通之處，例如聯想、變形、領會，神遊、幻化等等。我們設想，如果一個作家在清醒的時候，就能夠「精騖八極，心游萬仞」，腦海中的形象如夢中一樣奇妙地自由馳騁，那麼，他一定會寫出奇麗繽紛的作品。

百花齊放是不產生八股的保證。可是，對「百花」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釋。一是一百朵花都是一個種，開起來充其量如杜甫詩所謂「可愛深紅映淺紅」；二是一百朵花有一百個種，開起來就如《牡丹亭》曲所謂「奼紫嫣紅開遍」。這口號本來提倡的是第二種百花齊放，而事實上我們多少年來培育的只是第一種。戰爭文學是一種帶有普遍性、永恆性的文學，在各世代、各國、各界、各階層都有讀者。嚴肅如荷馬史詩，通俗如岳飛、狄青、楊家將故事，都是不朽的，西方是英雄主義和人道主義消長或並存的戰爭文學，西方是以人性、人道主義和反戰為主流的戰爭文學，而我們的戰爭文學則是絕對英雄主義的。從形式上說，我們現在的戰爭文學只有軍事傳奇一種，屬於藝術性偏低的通俗文學。嚴肅的、史詩性的大作品至今還難得一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應當讓一百種花都開起來，或許能從其中培植出一種「花王」來呢！

欣賞異量之美是大作家的襟抱。白居易的詩老嫗能解，李商隱的詩則是出名的深曲隱晦，白居易對李商隱傾倒備至，竟然說：「我死得為爾子足矣。」另如蘇軾之企慕司空圖，陸遊之嚮往梅堯臣等都是佳例。錢鍾書先生講過，古希臘人認為狐狸多才多藝，刺蝟只會一件看家本領。因此，當代有位思想家把天才分為兩個類型，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等屬於狐狸型，但丁、易卜生、陀思妥也夫斯基等屬於刺蝟型，而托爾斯泰是天生的狐狸，卻一心要做刺蝟。人和人總是不同的。我們的戰爭文學作家要擺脫八股，做到言人人殊，就要能欣賞異量之美。百花齊放曾經被政治教條扼殺過，我們不能讓互相攻訐再扼殺了它。讓異香撲鼻、異彩紛呈、異美炫目吧！戰爭文學總會百花齊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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