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小勇：學術期刊中的「學術通訊」

《中大語史所周刊》（以下簡稱《周刊》）全稱《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是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以下簡稱「語史所」）創辦的一份學術期刊，創刊號於1927年11月1日發行，最後一期發行於1930年5月21日，一共發行了132期（據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編《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全八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

《周刊》上的「學術通訊」

與一般學術期刊不同，《周刊》有一個較固定的欄目「學術通訊」，主要用以發表有關學術的通信。

「學術通訊」有時又作「學術通信」「學術界通訊」，如第1集第9期目錄是「學術通訊四則」，正文則為「學術通信（四則）」。「學術通訊」作為欄目首見於1927年11月29日發行的第1集第5期，共有三則通信：范文瀾顧頡剛;余永梁徐中舒;高世華顧頡剛。最後見於1930年3月12日發行的第11集第122期，只有一則通信（聞宥鄭珮）。《周刊》共發行11集132期，由於有些是合期，《周刊》實際發行102期。《周刊》中設有「學術通訊」欄的共56期，佔54.9%，由此可知，「學術通訊」欄在《周刊》中具有較重要的位置。據筆者統計，《周刊》一共發表了92則通信，如果考慮到合期，則基本上每發行一次，《周刊》就有一則通信（0.90則/次），這樣，「學術通訊」在《周刊》中的地位就更顯得重要，它是《周刊》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周刊》的重要特色。

樸素的學術情懷

通信者一般為語史所同仁或學生，致信較多的是：何定生（10則），楊成志（9則），辛樹幟、衛聚賢、顧頡剛（5則）、趙萬里（4則），余永梁、賀昌群（3則）;收信較多的是：顧頡剛（35則）、余永梁（15則）、傅斯年（10則）。

顧頡剛在《周刊》發刊詞中寫到：「我們要打破以前學術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學術界上的一切成見!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採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因此，私信公開正體現了語史所同仁「開闢新世界」「建設新學問」的樸素情懷。鍾敬文曾致信顧頡剛（第2集第23期）：「這篇通訊，去年曾在《文學周報》登載過，但行數錯亂得厲害，文理大不可通……再在這裡刊登一次，以就正於博雅之士。」「就正於博雅之士」就是這種學術情懷的寫照。

有些通信甚至不避諱地指出尊長的不足，如賀昌群致信夏廷棫（第7集第77期），認為顧頡剛關於老子一書的時代，前後「自相矛盾」。周予同致信顧頡剛（第1集第10期），認為古史辨一冊「未得確據」。

因此，正是因為具有「開闢新世界」「建設新學問」的樸素的學術情懷，私信才得以公開，「學術通訊」這一欄目才得以設立。

「學術通訊」的學術性

哪些通信可以在「學術通訊」欄發表，標準就是學術性，第6集第62、63、64期附錄了11封信函，而未出現在「學術通訊」欄，因為這些是「介紹書、證明書、請願書和商榷書」，無關學術。

「學術通訊」的學術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周刊》有意識地將之作為學術平台，二是「學術通訊」欄里的通信主要跟學術有關。

1.請教學術問題。或提出疑問，以求解答。如劉澤民致信顧頡剛（第1集第9期）：「我聽得一位同學說：堯舜是春秋時代學者幻想出來的兩個人，不知先生以為如何?」或告知新著、計劃，以求指正。如范文瀾致信顧頡剛（第1集第5期），認為關於「新十三經注」「須先約定若干人，商定凡例多條，步調一致，始免歧誤」。並列舉了十二條凡例。同時附呈「諸子略議目錄」，「乞有正之」。或披露心得，以饗同道。如陳槃致信顧頡剛（第5集第55期）：「譬如《離騷》我向來是不懷疑的，孟真師說它有『拼湊』的嫌疑，我就表示抗議，然而最近得到《史記》的啟示，我覺得《離騷》確實有些不可靠了……這些問題，都是我讀《史記》時偶然發現的。」或提出主張，以明其志。如高世華致信顧頡剛（第1集第5期）：「欲用俄國文學史及文學批評家之方法，重新整理中國文學史。」此外還有查缺補漏的，不一而足。

2.解答學術疑惑。或直接答覆，如劉澤民致信顧頡剛（第1集第9期）：「先生關於鴟鴞一詩的作者有三個疑點，我用我的鄙陋的見解答覆出來。」或提供新材料，如夏廷棫致信魏應麒（第9集第104期），告知廈門薛澄清手鈔之《移情集》（林樹梅輯）內載貴池桂丹盟，其中有「林少穆星軺於十月初九日過漳後……」，認為此節似宜采入。學術問答，少不了學術評價，有肯定讚譽，如夏廷棫致信魏應麒：「大著《林則徐年譜》，已匆讀一過。書中網羅至博，而別裁頗嚴;其最難能者，於對英及治盜諸役，情節至繁頗紛亂者，一一鉤稽爬梳，而行以廉銳流蕩之文，今讀者如與先生相對，以深知其為人焉。」也有商榷批評，如胡適致信顧頡剛（第2集第15期）：「任公先生謂『孔雀東南飛』出於佛教文學之影響，其說亦不能成立。」譽毀均能切要不繁，給人啟迪。

3.交流學術信息。或提供文物、古迹、史料，如馮貞群致信馬太玄（第4集第41期）：「寧波工務局墮城垣，發現古碑磚多種」「近聞西門城垣又有古碑出土。」或提供調查報告，如楊成志致信顧頡剛、鍾敬文（第4集第44、45期），介紹法國遠東大學院，認為「此院是法國在東方一間學術研究最高的學府」，若能仿其辦法「對於我國學術的貢獻和文化的發展實可操勝算」。或提供域外見聞，如魏建功緻信顧頡剛（第2集第21期）：「朝鮮半島本為模仿中國者，往在國中以為荒僻無足觀者，及來此間乃知其為東洋史學極重要之地。」此外，還有推薦學術同道的，不一而足。

總之，學術性是「學術通訊」追求的目標，也是92則通信得以在「學術通訊」發表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原因，自然，也是它的獨特價值所在。

一種獨特的學術形態

《周刊》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學術通訊」里的學術通信與之相比，具有其獨到的價值和獨特的特點。

1.內容更豐富。「學術通訊」里的通信除探討學術問題，還提供學術信息，如提供學術計劃，提供文物、遺迹信息，提供調查報告等，以供學界交流，這些一般都不會見於學術論文。此外，通信常提供學術論文的寫作背景，如何定生致信顧頡剛（第4集第49、50、51期）：「蓋尚書的時不理清，無論如何，不但寫不下去，即寫下去也是不正確，勉強。」由此可見何定生《〈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的寫作緣由。因此，許多通信是學術論文的重要補充。

2.形式更活潑。「學術通訊」里的通信絕大部分內容是討論學術問題，但與學術論文相比，其探討學術的方式更靈活，它往往是探討性的，諮詢式的，甚至是印象式的，論證可以不很嚴密，也可以不成系統，文字也不多，如賀昌群致信夏廷棫（第8集第89、90期），告知關於老子與易的關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並就「胸中梗概，約可言者姑略舉數端」。一個「略」字道出了通信的主要特點。有些通信，《周刊》是作為學術論文發表的，如第2集第13期的《再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程憬顧頡剛）、《與顧頡剛論古史書》（傅斯年顧頡剛），它們都是通信，有通信的固定格式，但它們不是在「學術通訊」欄發表，而且該期設有「學術通訊」欄，發表了四則通信（目錄是兩則，其實是四則）。由此看出，《周刊》是將兩種通信分開處理的。仔細比較，可發現，作為學術論文的通信觀點更明確，論證更嚴密系統，論題也更「嚴肅」，寫作風格更嚴謹;而作為「學術通訊」的通信觀點可能是可商榷的，論證可能是零散的，寫作風格也更靈活，不過，也正因如此，這些通信饒有興趣，給人啟迪。

3.時效性更強。除了少數通信，「學術通訊」里的通信寫作時間距離發表時間一般較短，大多數是相差幾個月，甚至有些只有一個月左右，如黃仲琴致傅斯年、顧頡剛信寫於1928年4月24日，而發表於1928年5月9日（第3集第28期），不到一個月。更重要的是，通信是一種私人行為，私信是否公開、什麼時候公開不具確定性，可以設想，如果不是通過「學術通訊」這一平台，可能有些通信永遠不會公開，因而，《周刊》以「學術通訊」為平台將私信公開，可以以較快的速度使學界共享寶貴的學術財富。

4.互動性更好。通信本身是一種互動行為，「學術通訊」將這種互動性表現得更充分，如在同一期既發表致信，又發表回信，如第1集第13期發表了張星烺與羅常培、薛澄清與羅常培往複各兩則通信，讓人真切感受到鮮活的交流。此外，《周刊》編輯（一般也是收信者）也常在通信後作「案語（按語）」或「附記」，體現編輯與通信者、讀者的互動，如謝雲峰致《周刊》信（第9集第103期），提供鄭成功三則遺事，希望在《周刊》發表，魏應麒按：「今以雲峰先生此書，頗能興奮國中（尤其福建）人士搜集鄭氏史料之心，故特為發表如上，雖然，此文均為民俗傳說材料，而非真確之史實也。」主要表明刊登此信的目的。再如何定生致顧頡剛信（第3集第31期），顧頡剛按：「此函所言確是研究古文辭最好的辦法。」可見顧頡剛對愛徒的欣賞。

總之，「學術通訊」里的通信異於一般的學術論著，是《周刊》一種獨特的學術形態。

「學術通訊」在《周刊》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其關涉的學術問題或學術行為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通信者追求真理、勇於擔當的樸素情懷仍可給我們有益的啟迪;其保存的學術資料則具有恆久的參考價值，而將「學術通訊」作為學術期刊較固定的欄目這一學術行為更給人以深思。筆者曾在CNKI檢索，發現能長期、固定地設有「學術通訊」欄目發表學術通信的學術期刊沒有一個，不知是學術通信這種行為少了，還是通信者不願私信公開，或是學術期刊不願（或不屑或不能）設置，或是有其他的學術行為可以替代「學術通訊」，其中原因不得而知。

（作者單位：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宗悅 排版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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