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你來看我的電影

他是全球影視首位

也是唯一一位百億美元票房導演，

也是當之無愧的好萊塢「頭號玩家」。

史蒂芬·斯皮爾伯格登上

《時尚先生Esquire》2018年9月刊封面

儘管已經 72 歲，但史蒂芬·斯皮爾伯格依然是個超級玩家。

在步入人生第七個十年之後，他對我們說，自己是時候再回到觀眾中去了。「去真正洞悉他們需要的並與之互動，而不僅僅是講述一個故事。」這似乎成了他對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詮釋方式。 2018 年 3 月底上映的《頭號玩家》中，他在為觀眾提供了一次極具懷舊觀感和奇幻體驗的電影之旅時，借用一句台詞對觀影者說： 「謝謝你玩我的遊戲。」

他一直這麼愛玩。從電影《大白鯊》里那隻讓人膽寒的約 8 米長的鯊魚布魯斯開始，斯皮爾伯格就以這樣一種「驚艷」的方式闖進大眾的視野。 1975 年，當這部電影吸引到 6700 萬人次觀眾獲得 4.7 億美元票房時，那個身材不高、流著猶太血液的男孩還不到 30 歲。

《教父》導演弗朗西斯·科波拉曾評價斯皮爾伯格為「少有的在商業和藝術領域都有很大建樹的導演」。這話一點兒沒錯，他的作品題材涵蓋極為廣泛，他也因此被稱為電影全才，是全球影視首位、也是唯一一位百億美元票房導演，當之無愧的好萊塢「頭號玩家」。他的大量作品廣受歡迎、適合於各個年齡層的觀眾，為好萊塢的電影風格奠定了某種範式。採訪中他說，在電影里「伸展」，遠比做普拉提容易。

「當史蒂芬和孩子一起工作的時候，他會創造一種『我們一起玩吧』的感覺。」在電影《外星人 E.T. 》中飾演神秘科學家 Keys 的演員彼德·考約特至今印象深刻，「他不像在哄孩子（ babytalk ），而是真的在跟他們交流，把想法直接跟他們溝通。」

用斯皮爾伯格自己的話來說，拍攝《外星人 E.T. 》這部同樣留名影史的電影，「為的是把孩子們的孤獨填滿」。而這種孤獨，來源並根植於斯皮爾伯格的童年，一如他所有的電影一樣。打開斯皮爾伯格的傳記《講故事的人》，這位在 40 余年間拍了 32 部電影的導演，在開篇第一句話就說： 「我的影片幾乎無不根植於我的童年經歷。」

1946 年 12 月，斯皮爾伯格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一戶猶太人家庭。父親是一位IT工程師，母親是一位古典音樂家。在他幼時記憶里，家庭生活就是隨著父親的工作變動而不停搬家，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在那個互聯網還未興起的年代，他父親就已是一位早出晚歸的碼農，其工作狂的屬性後來也深深地烙印在了斯皮爾伯格身上。

不斷的遷徙中，這個男孩變得孤獨而敏感，每到一個新環境與同齡人相處，剛熟知，便失聯。祖父母不時來探望，母親會提前告知他： 「這是值得你期待的事情，他們兩周內就會來。」此後，斯皮爾伯格就會開始每日倒數計時。可以說，這個倒計時從來沒有停止過——為某種懸念倒數，似乎成了斯皮爾伯格電影的一個標誌。從中，他衍生出了拿手的科幻題材、永恆的樂觀基調、希區柯克般的懸念營造，甚至是標誌性的人像特寫鏡頭。

攝像機是他最好的玩具與朋友。由於血統原因，他常在學校遭到排擠乃至霸凌。遷徙之路從新澤西的卡姆登到亞利桑那的菲尼克斯，再到加州的薩拉托加，他頻頻受到了同學對他猶太身份的歧視。一度，他不願承認自己的猶太身份，只能通過影像來消解這份屈辱和孤獨，甚至用攝像機去交絕大多數的朋友。

在一次《衛報》的採訪中，斯皮爾伯格說：「與其交朋友、去噴泉，我更願意回家寫我的劇本，剪我的片子。我幾乎是被孤立的，但我有一個極度痴迷的愛好：不去朋友家，從學校徑自回家，然後去到卧室和我的小剪輯機待在一起。」

18 歲那年，他將自己的玩性與電影終身綁在了一起。在洛杉磯和親戚共度暑假時，他們決定去環球影城旅行。這位年輕的未來電影人借著旅行巴士停靠休息的機會，躲在了影城洗手間，直到一個半小時後才出來——這是他為了自己的電影理想精心策劃的一次出逃。此前，他因分數低被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拒絕了。整個夏天，他就這樣用各種伎倆在環球影城的各個片場盡情漫步、暢通無阻。

他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是希區柯克的片場。斯皮爾伯格在那裡不停地問問題，有時惹惱了工作人員便被趕出去。但顯然，他從中學到了不菲的營造技巧，成了好萊塢又一位懸念大師。在《大白鯊》中，當作為道具的鯊魚因故需要修理長達一個月、劇組進度嚴重滯後到他可能被炒魷魚時，斯皮爾伯格用了一種全新的方式進化了好萊塢大片的拍攝方式：看不見的東西比能看見的更讓人恐懼。

他不停地暗示鯊魚的存在，這兒露一下魚鰭魚翅，那裡露一下鼻子尾巴，甚至用浮在海面的箱子暗示鯊魚的遊動——鯊魚就在附近，但就是不出現。音樂隨著不可見的鯊魚的臨近而愈發緊湊，觀眾的心理隨著節奏變換而惴惴不安，彷彿在等待某種審判時刻的降臨。

這是對懸念的完美運用，影評家們後來說。「就像希區柯克一樣，他知道怎麼讓你緊張起來，不會給你看你想看到的，他想讓你看到時你才能看到。」斯皮爾伯格的很多靈感來自他童年整蠱的經歷，「現在要把心中的小惡魔釋放給觀眾。」

也正是從孩提時代開始，他一直想拍攝一部恐龍電影，野心隨著年齡增長愈發強烈，於是就有了電影工業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侏羅紀公園》，一部斯皮爾伯格當作《大白鯊》續集和陸地版來拍攝的電影。

他是無可救藥的完美主義者，《大白鯊》的拍攝堅持要放在戶外真實場景，導致工期和預算都增加了不止一倍。而這一次，當好友喬治·盧卡斯的特效工作室建議以傳統方式讓恐龍們動起來時，他卻下定決心要打造「有史以來第一部成敗完全取決於數字化角色的電影」。

他耗時兩年，用 6000 萬美金改變了科幻電影的拍攝方式，科技自此成了電影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那個劃時代的 1993 年，實現蛻變的還是斯皮爾伯格自己。如果說《侏羅紀公園》是他為了年少夢想一擲千金的豪賭，那麼同年上映的《辛德勒名單》則是他對猶太民族家國苦難的一次沉重素描。

整個電影色調黑白，甚至可以說灰暗沉重，除了開篇閃動的燭光和一位身著鮮紅色外套的小女孩外，不見一絲亮色，一如喜形幾乎不露於色的神秘主角奧斯卡·辛德勒。這是他最樸實無華的一部電影。斯皮爾伯格思慮了十年才有膽量去拍攝。

他曾經覺得主題太過沉重、負擔不起，想轉交給同為猶太人的法國導演羅曼·波蘭斯基，但波蘭斯基在謀劃一個主題相似的電影，即後來的《鋼琴家》。拍攝時，斯皮爾伯格幾乎拋棄了影視工業中不可或缺的搖臂和軌道，儘可能採取手持攝影的方式，為的僅僅是讓觀眾更身臨其鏡。「這是我第一次試圖在電影中傳達一個信息，一個非常簡單的信息，那就是這樣的事情絕不可能再發生。」

自那之後，斯皮爾伯格開始了對歷史、政治主題的大範圍探索： 《拯救大兵瑞恩》《兄弟連》《戰馬》《林肯》……甚至一度涉足中東政治題材——考慮到他的猶太人身份容易引起爭議，這顯得更為難得。他還創立了大屠殺基金會（ Shoah Foundation ），後者成了他在社會上除家庭外的最重要的事業。

而這些，都根源於他少年時代反覆觀摩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的經歷，他從這部講述今日中東何以成為中東的長片中，看到了戰爭與政治中的人性善惡。時至今日，即使身兼數職、分身乏術，斯皮爾伯格每月也會定期看一遍這部長達四小時的電影。

正是這部電影教會了他去發現宏大歷史中的那些細微動人的點，將其拍成一部傳遞積極價值觀的影視作品，而這種價值觀有時候是超越意識形態的。比如，《拯救大兵瑞恩》里戰爭中的國家利益讓位於親情與人性； 《幸福終點站》中來自民間的溫情與冰冷國家機器的矛盾；而在《兄弟連》中，即使是德國軍人，也被刻畫得團結、勇敢、有著鐵律和紳士精神，「如果我們不是在打仗，我甚至會跟他們成為很要好的朋友」。一位美國老兵在劇中感慨。

在斯皮爾伯格的作品中，習慣於宏大敘事的主題都得到了更深層次的升華。而他則對我們說，「一次符合真實歷史的觀影體驗，可以增加年輕人對自己人生以及人性的感知，這比閱讀歷史書、然後考個好成績更重要。」

這其實道出了他多數電影中的一條重要線索：在嘗試新鮮技術和手段的同時，拍能給年輕一代留下重要遺產的作品——這是他忙碌工作中的最高的優先順序。為了使影片《華盛頓郵報》早日與觀眾見面，他一度中斷了票房收益可能性更大的《頭號玩家》的拍攝，僅耗時七個月便完成全片。他解釋，之所以加急進度，是因為「特朗普政府目前帶來的政治氣氛」。

對現實政治和社會的關注，讓斯皮爾伯格一度有著「好萊塢公共知識分子」之稱。但他電影的標準則是極度私人化的。即使他自己看過了那部關於他的 HBO 紀錄片，他仍無法說清楚究竟是什麼吸引他參與一個項目，是什麼吸引他按下按鈕，然後說「是的，就是它了」。「我也不知道。」斯皮爾伯格說。

也許，正如他自己所說： 「我是個玩家，但不是世界上每個人都是。」

創作：

我選擇在電影世界中「伸展」

Esquire（以下簡稱「ESQ」）：在你的作品中，充斥著嚴肅的政治色彩、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和刺激的競技比拼，如果你不將自己「伸展」得這麼廣，是不是會感到無聊？

Steven Spielberg（以下簡稱「SS」）：這是個有趣的問題。事實上，我曾經學過普拉提，但我以電影人的身份在電影領域做的「伸展動作」遠比作為學員的我在普拉提課堂上做的多。既然我的身體做不出普拉提課程要求的那些伸展動作，而我又善於在電影領域延展自己的空間，那就去電影里做「伸展動作」好了（笑）。

ESQ：你曾說過《辛德勒的名單》改變了你拍攝電影的方式？它如何對你造成這麼大影響？

SS： 《辛德勒的名單》讓我意識到，通過電影能夠讓年輕人改由一種更輕鬆的方式記住歷史。一次切實符合史實的視覺體驗可以增加觀眾對人性的感知，這比讀一本歷史書然後考個好成績更重要。我們的電影對大屠殺以及大屠殺之後的種族滅絕的巨大影響進行了細緻的刻畫。

我希望在電影中講述這些我關注的話題，同時這些電影也能成為自己留給家人的一份遺產。這也是為什麼我更傾向於歷史主題和充滿想像力的主題。

《頭號玩家》讓我想起了當年製作《外星人E.T.》和《大白鯊》這種以取悅觀眾為目的的娛樂電影時的樂趣。而現在，我步入了人生的第七個十年，是時候和觀眾們再次合作了。我想去試著洞悉他們的想法並真正與他們產生互動，而不是僅僅為他們講述一個故事，讓他們被動地觀影。

ESQ：你拍了這麼多的題材，但好像都離不開一個主題，那就是家庭、分離和重聚。這是不是跟你的個人經歷相關？

SS：是的。在我的大多電影里都能看到這樣的主線：我們的主人公面臨著難以戰勝的力量和挑戰，他們原本並不認為這些是值得他們去完成的任務。不過無論如何，最終他們找到了奮鬥的鬥志、勇氣和力量，迎接挑戰並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在我的電影中，總是會有一個不那麼情願的英雄和陪伴在他身邊的堅強女性。現實生活中，我就是不情願的那個，而我的妻子就是那位真正的英雄。

ESQ：你曾經說過你不想拍不能作為留給孩子「遺產」的電影。現在你是怎麼看待自己的「遺產」呢？你對 HBO 的紀錄片怎麼看呢？我很驚奇你允許自己出現在這樣一部紀錄片。

SS：當紀錄片導演蘇珊·蕾西邀請我接受她的下一部紀錄片採訪時，我很不情願。我從未向公眾公開過我的私人生活。但是當我看到她拍攝的伯恩斯坦和格芬的紀錄片時，我對自己說，「如果這部紀錄片完全是關於我的事業的，那麼我願意拍」。

在和蘇珊進行了 12 次或者 15 次且每次長達 3 個多小時的面談之後，我開始試著去信任她。當然，我不希望有任何讓我和我的家人蒙羞的事情發生。不過我開始打開心扉，講述我父親和母親的故事，講述我作為一名高中猶太學生如何受到歧視。我相信她並認為她能在紀錄片中處理好這些事情。更為重要的是，家庭對我電影的影響同想像力和好奇心一樣對我的電影有著深遠的影響。它們總是交織在一起。

玩家：我是玩家，

但不是每個人都是

ESQ：你的骨子裡有沒有調皮小男孩的一部分呢？電子設備會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嗎？

SS：我不怎麼玩電腦遊戲，但我非常喜歡玩手機遊戲。我經常節食，而在節食的過程中，我越不讓自己吃東西，就越對電子遊戲上癮。對我來說，電子遊戲就是甜食的替代品。如果我多吃點糖，那遊戲就會玩得更少！隨著年齡的增長，減肥也越來越難了。

我第一次接觸電子遊戲是在 1975 年拍攝《大白鯊》期間。當時，我們的拍攝地點距離馬撒葡萄園島也就 20 公里的樣子，但看上去卻彷彿位於大西洋中央。在結束了一整天的漫長拍攝之後（機械鯊魚經常「罷工」），我總會和理查德·德萊弗斯（《大白鯊》主演之一，編者注）來到一個叫作天堂葡萄園的地方。那裡有一台（雅達利公司於 1972 年發售的）叫作「乓」的遊戲機，它是世界上最早上市銷售的街機。我們會塞入一枚 25 美分的硬幣，玩一陣子乒乓球遊戲。

我擁有雅達利所有的電子遊戲，我對電子遊戲的確非常上癮。第一次看到《頭號玩家》這本書時，我就對邀請我來拍攝這部電影的華納兄弟電影公司的人說，我是個遊戲玩家，但這並不意味著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是。我想拍一部即使是從來沒有玩過電子遊戲的觀眾也能看得下去的電影，我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來構架整部電影的。

ESQ：你曾說過你所有的電影都根植於童年的經歷。《頭號玩家》也與你的童年經歷有關嗎？

SS：是的，《頭號玩家》是我多年以來讀過的最有意思的小說之一。它讓我想起我的童年。因為這是一本脫離現實世界的小說，孩子們都喜歡脫離現實的東西，你會沉浸在電視節目的世界裡、社交媒體的世界中。你可能會像我一樣，沉浸在他們想像出來的世界中。這本書打開了我的想像力的大門，讓我的想像力完全迸發出來。我想把這個故事告訴觀眾。

ESQ：如果一部電影的主題是人與人之間缺乏交流，那麼在電影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肯定會變得很少。所以，為什麼選擇了《頭號玩家》呢？

SS：是諷刺。這一點不可以捨棄。在當下的 2018 年，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已經非常少了——我們發明的用來交流的工具正在進一步拉大彼此之間的距離。

當我收到這本書和劇本時，我被書中並行世界的框架深深吸引。這部書讓我意猶未盡。它飽含深意而又層次分明，既深奧又驚悚，同時又引人共鳴。我完全沉浸於此。恩斯特·克萊恩（《頭號玩家》小說作者）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人，他所描述的這個未來世界距離我們正在發展的 VR 技術並不遙遠。這個故事預想了在 2045 年的世界中，會存在著一個徹徹底底的虛擬世界，一個你可以真正住在裡面，與他人結婚、約會、競爭的另一個世界。

ESQ：這部電影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SS：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讓觀眾接受兩個世界。觀眾熟悉的是當下的現實世界，那麼如何讓觀眾去接受另外一個虛擬世界，去接受通過 VR 頭盔創造出來、像現實世界一般真實的世界（這就是一個挑戰了）。我想要觀眾愛上虛擬世界中的遊戲角色，就像觀眾們喜愛他們在現實世界中扮演的人物角色一樣。

ESQ：一些影評說，他們從未在你的電影里看到過科技破壞了故事本身的情況。你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如何劃分技術與故事講述？

SS：我認為在《頭號玩家》中，科技確實沒有破壞故事本身。這是一部以人為主線的電影，一部以忠誠、友情為核心的電影。它告訴我們，當你孤身一人時，很難完成目標。但是如果你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事情會簡單許多。當你想要對抗 IOI 公司（電影《頭號玩家》中的反派）這樣的黑暗勢力時，團隊的形式更容易幫你取得勝利。我看完這本書和劇本時，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 Parzival 和 Art3mis 兩位主角之間的一段對話，正是這段對話給了我執導這部電影的落腳點。如果你想在非現實世界中進行深度探尋，那就必須先以現實和實實在在的情感為出發點。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以展示技術作為拍電影的目的，技術只是更好詮釋故事的工具。技術讓這種類型的電影成為可能，但它也應該在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到故事和角色上時悄悄地消失在他們的視線之外。

好萊塢：我要作為一名觀眾

拍出我和觀眾都喜歡的電影

ESQ：你創造了「大片」這個概念。你希望把《頭號玩家》也打造成娛樂「大片」嗎？

SS：其實，創造這個概念的並不是我，而是電影界的前輩們：大衛·格里菲斯（《黨同伐異》《一個國家的誕生》的導演）、塞西爾·B·戴米爾（《埃及豔后》的導演）以及維克多·弗萊明（電影《亂世佳人》導演）。他們的作品遠遠早於《大白鯊》和《外星人 E.T. 》，我只是那個領到了榮譽同時也受到了批評的人！而在電影《頭號玩家》中，我希望我可以從觀眾的角度出發，而非導演角度。拍攝之初，我便告訴所有人，對於這部電影，我將作為一名觀眾來拍出觀眾想看、我自己也喜歡的作品。

ESQ：有人認為，你定義了好萊塢的流行文化（ Pop Culture ）。你怎麼看待這種觀點？你對流行文化的積累來自於哪裡？

SS：我有很多從生活中體會到的流行文化心得參考，但是遠遠不能和恩斯特·克萊恩相提並論，他是流行文化領域的信息權威和教父。當我們想要回憶 1983 年發生了什麼時，他給我列了一個長長的單子，寫著 1983 年出生的文化名人。這個人的腦子真是不可思議。

ESQ：你如何做到緊隨技術的發展？為什麼選擇 VR （虛擬現實）技術作為上一部電影的重要元素？

SS：我之所以能緊隨技術，是因為我對最新技術極為感興趣，我對什麼將會是未來的發展趨勢極為關注，像是電腦演算法、社交媒體……尤其是 VR 技術在未來的發展。我認為虛擬現實技術會在一開始便引起轟動，儘管人們對頭戴式設備還不是特別了解，但一旦技術成熟，對整個社會而言，這將意味著一個新的開始，正如電影所展現的一樣。

虛擬現實或者「 VR 」是一個讓我既感興趣又為之充滿擔憂的世界。它的存在會讓我去思考，人類的慾望是否真的沒有止境。如果虛擬世界能讓我們沉浸在腎上腺素營造的快感之中，還有什麼能吸引我們回到現實世界？畢竟腎上腺素會讓人上癮，無法自拔。但在逃離現實世界的同時，你也就脫離了任何與現實人類的聯繫。所以這個故事很有趣，也會引發一些社會討論。

ESQ：在你看來，虛擬現實技術會是電影的下一個發展趨勢嗎？

SS：電影是顯示在方形銀幕上的載體，但這是虛擬現實技術的一個障礙。因為在電影院里，如果你想與他人交流，（虛擬現實技術的頭戴式設備讓）人們看不到坐在旁邊的人。所以我不提倡人們在電影院使用頭戴式設備，我覺得這可能更多地會發生在家裡。

ESQ：你是好萊塢的創作大師。你對於「幻想」的定義，在七八十年代與今天有什麼不同嗎？

SS：幻想是永恆的。幻想是一個人所有質疑和困惑交融的終極產物。它無需現實的束縛，但仍要遵循一些實實在在的規則。否則，你很容易就會喪失判斷何為真實何為虛幻的能力。而如果一部電影想要讓你徹底放棄一切主觀想法融入其中，就必須依託足夠多的來自現實生活的支點——比如那些能和你引起共鳴的角色們。

策劃+編輯：謝如穎 / 撰文：爪牙 / 採訪：Merle Ginsberg /圖片：Art Streiber Austin Hargrave August 東方IC / 新媒體：紅先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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