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榜選秀——清末報館與妓寮合演的一場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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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國內媒體曝光了南方某地部分酒店的違規經營，隨之在全國開展了大快人心的掃黃運動，引發了一時的熱議。對社會的醜惡現象，有必要千夫所指，大張撻伐。而歷史上也曾出現過這種把肉麻當有趣、將污濁作高雅的事情。20 世紀初的上海，曾盛行過類似沉渣泛起、追逐聲色的不良風氣，進而在上海西風習染的社會環境中，又加上中國根深蒂固的青樓傳統，還培育出了文人與妓女互為知己、報館和妓寮共相為謀的風月文化。「花榜選秀」即是這一時代風氣的產物。

20 世紀初繁華的上海街頭

20 世紀初的上海南京路

「遊戲主人」篤愛花榜

「花榜選秀」，也就是從妓女中選美，早在清代中葉的蘇州便已有之。明末清初，吳門世風奢靡，在妓女中選魁的「花榜」因而流行。至清末，上海開埠已久，成為中國最大的都市，號稱「十里洋場」，青樓行業已較蘇州更盛，加之當地報業發達，有新聞媒體的推波助瀾，所以「花榜選秀」一類活動終於在上海佔了上風。

上海有花榜，被稱為「早期維新思想家」的王韜是始作俑者。其人除了致力於傳播維新思想的正事外，也是一位酷嗜品翠評芳的資深狎客。據陳伯熙所著《上海軼事大觀》記載，他曾於光緒壬午年（1882年）、癸未年（1883 年）、戊子年（1888 年）三開花榜。壬午年那次，他將與之相好的素貞、竹卿、月琴三妓獨列榜中，遭到一些人的非議。陳伯熙在按語中發問：當時上海報紙僅《申報》一家，王韜的花榜曾否見諸報端？經筆者查尋，旨趣嚴肅的《申報》在這三年中沒有關乎花榜的任何報道，可見王韜的花榜僅止於他個人的品題而已。

李伯元是清末著名文人，有被魯迅稱為「譴責小說」的《官場現形記》傳世。他若活在今天，定會成為一個成功的創意策劃人。王韜的個人品題，在李伯元運作下竟成了一個風靡上海十餘年的文化產品。李伯元早年投身上海報界，與袁祖志合創《遊戲報》，自謂「遊戲主人」。該報別開蹊徑，不涉政治，唯以嘯傲風月為事，專供文士消遣，因而《遊戲報》開上海小報之先河，將小報與花榜結合。《遊戲報》於光緒丙申年（1896年）創刊。創刊之始，李伯元便以「開花榜為首事」，不到一年他便操辦了首屆花榜評選。為此他還制定「《遊戲報》花榜凡例六條」，以色藝、才調等為評選標準。評選結果對入選的佼佼者以科舉考試的三科頭銜冠之，分題為狀元、榜眼、探花。

李伯元

《官場現形記》中的繪圖

李伯元評選花榜的方式在當時頗為新穎，他以《遊戲報》為載體，先將開花榜的消息登於報首，邀讀者投函保薦心儀的人選，再據薦書多寡選列名次，李伯元自詡是「仿泰西保薦民主之例」。消息刊出後，滬上有此嗜好的諸君反響強烈，薦書紛至沓來，「十餘日所得薦書，計百數十函」。除保薦「名花」外，還有一些讀者特意致函，對花榜評選的流程、標準等細節一一詳加品評，提出各種意見。《遊戲報》將來函中文辭上佳者擇優刊出，以引起讀者關注，甚至還引來了洋人的異議。美國人雅脫就致函該報，稱對其將「丑者多列前茅，美者反置後列」的做法不理解，這或許是洋人的審美趣味與國人有所不同的緣故。

有些妓女不願被動地坐等待選，很想在上海「隸樂籍者凡三千」中拔得頭籌，自會想出一些抬高身價的法子。比如採取欲擒故縱的謀略，上海名妓金寶仙公開宣稱因羞與「姘戲子、馬夫者為伍」，請舉辦者從花榜中刪去其名。此舉反而得到李伯元大力褒揚，嘉其「甘於韜晦，不求人知。其秉性之貞，用心之苦，實有高出尋常萬萬者」。金寶仙后來並未退選，反因其「敦節尚品」的刪名之請而名列丁酉花榜的二甲前茅。

《遊戲報》

經過多日的徵集遴選，花榜在丁酉年（1897 年）六月揭曉。開榜當日，上海街頭巷尾爭購《遊戲報》，一時洛陽紙貴。該報那天「初出五千張，日未午即售罄，而購閱者尚紛至沓來，不得已重付手民排印，又出三千餘紙，計共八千有奇。三日以來，而購者仍絡繹不絕」。此次花榜仿照科舉題名，共選出一甲 3 名，二甲 30 名，三甲 85 名，計118 位「花國進士」。對於評選結果，人們奔走相告，一時盛況空前。對列位「花國進士」，報館鼓樂送匾以助興。榜上有名的妓女「一經品題，十倍身價」，生意也興隆起來，丁酉花榜使《遊戲報》銷路大增。以此次花榜為契機，李伯元不僅名利雙收，更是創造了一種報業和妓業共生共贏的商業模式。

「遴芳會」無果而終

丁酉花榜結束不久，李伯元又計劃籌辦一次親身「校閱群花」的「遴芳會」，也就是要親睹目測參選者。其理由為：薦書中不實之詞太多，不可過於相信。這確有一些道理。關於無聊文人好浮誇的秉性，早在花榜舉辦前就有熱心讀者來信提醒：

昵之者……曰：「某校書識字也，某詞史（校書、詞史是對高級妓女的代稱）寫蘭也。」其實識字者會看局票而已，寫蘭者狎客捉刀而已。更有某校書頸粗於碗，腰大盈抱，蹣跚其來，惡人意旨，論者道其細腰，方之楊枝無力。

「遴芳會」的由頭雖然冠冕堂皇，然而一群以狎游為業的小報文人和一班妓女相會，說只是為了「驗其真容，再分別等第」，結果如何還真說不清，會不會有以身賄選的事，很值得懷疑。總之，「遴芳會」的效果不佳，影響遠不如以前的花榜。大約因所謂「遴芳會」不過是一群文人和幾個妓女的自娛自樂，全然沒有花選的大眾性和娛樂性，自然少人問津。

此次失利之後，李伯元又回到對「花選」這一成熟產品的深度挖掘上來。創造力旺盛的他還開發了兩種新名目：品評妓女中擅曲藝者的「武榜」和評選優秀阿姐的「葉榜」（阿姐即妓女中年歲較長者，譬之以「葉」，有以「葉」襯「花」之意），大大提高了「花榜」的價值。繼首開花榜以來，李伯元的花選連開四屆，算上武榜、葉榜之流，則十屆有餘。李伯元的最後一選，恰逢庚子拳亂，正因如此也選得別開生面。庚子花榜專為由京津一帶南渡避難的殘花流鶯而設。李伯元特作《擬訂津門劫餘花選啟》一文曰：「津門花事，向極繁盛……一聲鼙鼓，驚頗霓裳，舞榭歌台，可憐焦土。巢燕散侶，鄰鶯失群……惟聞野哭。悲夫悲夫！間有一二流寓此間者，絮逐萍飄，黯然失色。主人擬詳加品第，訂為劫餘花選，南部北地，合美一時，倘有所知，臚舉以對。」文字中除了戲謔玩世的遊戲主旨外，亦折射出國運垂亡之際社會普遍沉淪的悲慘境況。

清末上海的妓女（1900 年）

花榜的極盛與速朽

庚子年後，李伯元停開花榜，花榜之舉非但未因此減色分毫，反因其巨大的商業利益，引得各路洋場「才子」紛紛跟進。清末上海報人與妓女的狂歡，在李伯元之後進入了高潮。一批效仿《遊戲報》，專登青樓妓寮消息的小報相繼創刊：1901年的《春江花月報》、1902年的《娛閑日報》和《花天日報》、1903年的《花世界報》，還有《閑情報》《娛言報》《乘風報》等。這些小報幾乎原封不動沿用李伯元「花榜—武榜（或曰藝榜）—葉榜」的模式。為了斂財，有些小報甚而一年中開夏秋兩榜。然而，花榜畢竟是無聊文人的餘興節目，不得長久，由極盛到末路也不過幾年時間。而花榜越開越頻，花魁越選越多，已有泛濫之勢，滬上諸君漸不覺新鮮。

諸小報為求生計，私下為妓家大開方便之門，也助長了選花榜的賄選之風。對賄選，李伯元在初創花榜時便有所警惕。他曾聽說以前有某家報館擬開花榜，先派訪事人到各弄各里抄寫妓女姓名，該訪事人乘便向妓女索賄，每家自一二元至數十元不等。對此類行徑，李伯元深以為不齒：「不特有壞名聲，且亦大負該報館主人之初心。」為表明公正，他在開花榜時特彆強調：「甲第之高下，名次之前後，皆視此（投函）為衡，本主人不參一毫私定。」果然，他所辦的幾屆花榜皆以規矩嚴密而為後世的上海老文人嘖嘖稱道。而庚子年後，報社以花選之名向妓女索賄，已近慣例，絲毫不以為恥。當時小報文人向妓女索賄的具體情狀，清末著名青樓小說《九尾龜》中曾有生動的描寫：

薛金蓮（小說主人公，高級妓女）見生意清淡，面子上實在過不去，便異想天開的想出一個主意來。

這個時候，正有一家小報館裡頭要出花榜，薛金蓮便去請了那一家報館裡頭的主筆來，和他密密切切的商議了一回，那主筆點頭應允。臨走的時候，薛金蓮又在首飾匣里揀了幾張鈔票出來，往那主筆袖子裡頭一塞。那主筆接了，一張一張的看了一回，笑嘻嘻的對著薛金蓮道：「請高升些，請高升些。」薛金蓮聽了，便又揀出幾張來給了他。那主筆接了過來，滿心歡喜，把那幾張鈔票翻來複去的數了一遍，這才鄭重其事的放在衣袋裡頭。立起身來辭了薛金蓮往外便走，口中說道：「你只顧放心，這件事兒交給我，我給你格外說得好看些兒就是了。」薛金蓮聽了，點一點頭，連送也不送，由他自己去了。

隔了不多幾天，果然這一家報館裡頭出了一張花榜，把這個薛金蓮高高的取了個狀元。

《九尾龜》初版扉頁

落到這般境地，花榜已淪落為妓女的變相廣告，開花榜的小報也降格為引導買春客消費的指南。因花選含金量大為下降，一些妓女也不屑於花魁之名。1919 年，當類似的花選再啟時，有個妓女因嫌破費，拒絕了「花國總統」的頭銜。此舉應是實心實意的退選，並不是十年前金仙寶的以退為進之道。就好比今日的網路遊戲，一旦私服泛濫，遊戲物品被廉價售出，遊戲本身就變得毫無樂趣，乏人問津。古今同理，清末上海花選其實是文人和妓女共同創造的一場遊戲，而小報讀者則是列位玩家，遊戲規則一旦被破壞，便再無遊戲性可言。小報文人飲鴆止渴地「賣官鬻爵」，使花選很快走向了沒落。

上海花榜

上述花榜選秀之舉，在今人看來不免有傷風敗俗、荒誕不經之嘆，然而在清末上海的特定環境下，這種荒誕行為卻有其自洽的文化邏輯。研究晚清文學史的學者葉凱蒂將清季上海文人與上海妓女的關係歸納為是一種生意夥伴關係：妓女從文人那裡得到「文化資本」，文人則從妓女身上獲得身心安慰。花選是這種關係的典型反映。李伯元的花榜不僅給妓家名利雙收的機會，也是文人自我表現的舞台。《遊戲報》中刊載的薦詞，篇篇辭藻駢儷，引經據典，非有一定舊學功底的寫手不能勝任。從這些格調古雅的薦詞中，依舊可讀出士大夫縱情揮灑、風流率性的書卷情懷。早期的花榜，雖然內里是報人和妓女間精明的利害計算，表面還不脫傳統士子文酒雅會，詩文相娛的遊戲趣味，至庚子年後則蛻變為赤裸裸的商業行為。報人向妓家大肆索需之時，已不見恥於言利、笑談風月的名士風采，但見勇於爭利、筆耕謀生的市儈身影。這一現象說明了在高度西洋化和商業化的上海，文人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讀書人。他們在職業上依靠市場維持，以其腦力為各行各業服務。因而，在花榜興盛的短短十年，上海文人從高高在上的狎玩者逐步變成了與上海妓女平起平坐、共謀生計的生意夥伴。清季上海的花榜選秀活動不僅是一次娛樂業的集體狂歡，也見證了中國傳統文人的身份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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