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李維漢與鄧小平談話：反封建只做了一半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散木 浙江大學教授

原題《散木：黨史上勇於修正錯誤堅持真理的革命領導人》

李維漢和鄧小平在政協會議上（1981年）

共產黨人應樹立正確的「錯誤觀」。勇於修正錯誤、堅持真理，是正確的「錯誤觀」的重要內容。在這方面，我黨歷史上很多革命領導人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錯誤觀」，即對錯誤的認識和看法。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一些曾經犯過錯誤的領導人，特別是一些犯過「左」傾錯誤的領導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張聞天（洛甫）、李維漢（羅邁）等，一旦他們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之後，經過痛苦的思想認識，在後來的革命歷程中隨時勇於修正錯誤，並且敢于堅持真理，他們身上表現出的正確的「錯誤觀」，值得今人思考。

從挫折和代價中認識到「實事求是」的難能可貴

黨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左」傾錯誤，儘管背景和形式不同，危害亦有大有小，但都發生於一個宏大的歷史舞台之上。換言之，是馬克思主義東渡，特殊的中國國情決定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不可能一帆風順，而任何一種能夠形成「左」傾錯誤的原因，都應該從這個客觀的歷史背景以及特殊的中國革命的舞台上去尋找，而不能簡單粗率地歸咎於個人。這裡特別重要的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上述那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領導人，就是從挫折和代價中認識到「實事求是」的難能可貴，並且進而堅持之的。

近代中國積貧積弱，許多仁人志士在尋找救國真理的過程中，有的出國領略了異邦——「外面的世界」的「精彩」，這種中外的巨大反差使他們自然迸發出一種激進的革命激情，如瞿秋白對於新生俄國「餓鄉」的憧憬，李立三等對蘇俄「新世界」的企盼，等等。這種興奮的激情，加之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國情的有限認識、粗率理解，在那個涌動著青春和朝氣的時代，不免要受到為之顛躓的代價。

瞿秋白主張過不合實際的「一次革命論」，當然，他的思想來源是共產國際代表的「不間斷革命論」，這位具有詩人和作家氣質的領導人，在大革命失敗後的慘烈氛圍中，簡單把中國革命等同於「十月革命」式的「圍城」，從而導致革命的損失。但此後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儘管自己受到不公正的處分和對待，仍然忠誠於革命事業，並對新的「左」傾錯誤保持了必要的警惕，且將之與自己的錯誤相聯繫，著重從思想上予以重視，這就是他曾說過的：「『立三路線』不過是我『六大』以前錯誤觀點的發揚光大，『立三路線』也可以叫『秋白路線』。」最後，他因為被又一次的黨內「左」傾錯誤所排斥，未能隨隊參加長征，進而英勇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

李立三較之瞿秋白有更多和更大的深刻教訓和反省。他曾是中國革命中工人運動和武裝暴動的一位主將，他的「左」傾錯誤是急躁的「盲動主義」，那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之初的一個敗筆。為此，他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被當作了反面教員，但縱觀其一生，可謂功大於過，尤其是他勇於解剖自己錯誤的態度，堪稱後人的典範。

一如瞿秋白，李立三被免職之後被派往蘇聯受審和學習。在蘇聯長達十數年的時間裡，他遭受到各種批鬥和打擊，他對自己的錯誤也負疚不已，難得的是他堅持黨性。1946年，李立三回到國內，並按組織的要求化名工作，當時有些單位請他去講黨史，他坦誠地講述「立三路線」的錯誤，並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領導人的責任。期間，有人提問：「您怎麼會知道犯錯誤的人心裡想什麼？」他回答說：「我就是李立三呀。」一時全場肅然，接著是雷鳴般的掌聲。

新中國成立在即，李立三被安排領導工會工作（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兼黨組書記），他以滿腔的熱情投身於這一自己曾經稔熟的工作（此前他領導工人運動，參與安源罷工等），在他主持下，《「全總」章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勞動保險條例》等一一出台。他還形成了自己的工人運動思想理論，從實事求是出發，認為社會主義公營企業仍存在有公私矛盾，這是工會存在的客觀基礎，而工會在兼顧公私的同時，更要側重保護工人群眾的利益。他還明確區分了黨、政、工的關係，提出「把工會辦成真正的工人群眾組織」的思想。然而，他的這種正確意見和主張卻受到了批判，最後竟被免職，「文革」中更因此遭受到迫害而殉難。李立三此前因「左」傾錯誤被免職處分，此後卻因堅持真理而被免職處分，歷史在這裡顯示出它的沉重。

勇於修正錯誤和堅持真理的革命家，堪稱典範的是張聞天

張聞天曾被稱為是黨內「左」傾領導中起來反對「左」傾錯誤的第一人。當年，是他率先在某些局部問題上否定了共產國際、斯大林以及臨時中央的「左」傾策略方針。如1932年10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張聞天在報告中提出：「革命危機在全國增長中，左傾是容易發生的。」在臨時中央時期，以他為代表，在文藝、宣傳等領域已經逐漸開始對「左」傾錯誤有所認識，開始承認中間力量的存在和其作用，開始在某些局部問題上質疑並否定共產國際、斯大林及臨時中央側重於打擊中間力量的策略；在中央蘇區，張聞天還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的方針政策方面，在關於統一戰線、關於粉碎敵人軍事「圍剿」的戰略和策略，以及對於「福建事變」和十九路軍的策略方針等等問題上已與當時的「左」傾中央主要領導發生了尖銳的分歧和爭論，並在這一過程中逐步與毛澤東因認識一致而走到了一起。此後在長征途中，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組成反對李德、博古錯誤領導的「三人團」，這「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

張聞天還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深刻地檢討自己的錯誤，成為全黨自覺開展自我批評的榜樣。期間，他現身說法，指出：「任何共產黨員，即使他過去既接觸實際，又聯繫群眾，只要他一旦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他就會硬化起來，走進老布爾什維克的博物館，做歷史的陳列品」。經過整風，他自覺地從事調查研究，深入基層，又以「讓賢」的姿態使黨的領導實現了平穩過渡。

此後的張聞天並沒有退隱，由於自己曾經有過「左」傾錯誤，並且對之有過沉痛和深刻的反省，因而對於相似的錯誤，他有著敏感的覺察，並且意識到其嚴重性。雖然自己已經不在黨的領導核心之內，但他從黨的事業和人民的福祉出發，敢于堅持真理。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張聞天發言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左」傾錯誤，並且深入分析了產生錯誤的主觀原因，探討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和重要理論問題。張聞天在發言中所表現出來的科學理性精神和無私無畏的革命氣概，為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樹立了一個榜樣。遺憾的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它未能產生相應的作用和影響，反而使張聞天蒙受了不公正的對待。

這段鎩羽的經歷，依然不能阻止張聞天堅持真理的決心。在「文革」的「流放」途中，張聞天又寫下了著名的「肇慶文稿」，仍是以批判「左」傾錯誤為核心的，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豐碑。張聞天的經歷，典型反映了黨內那些勇於修正錯誤和堅持真理的領導人的風範。

勇於修正錯誤和堅持真理，貴在能夠認識到錯誤的來源

勇於修正錯誤和堅持真理，貴在能夠認識到錯誤的來源，以及意識到防止錯誤再度發生的有效方法。所謂堅持真理，這裡體現為體制安排的設想，即健全制度、倡導法治、推行民主。晚年的李維漢對此頗有心得。

李維漢年輕時曾是毛澤東和蔡和森等的摯友，後赴法國留學，參與中國共產黨歐洲支部的籌建，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27年「八七」會議之後，他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成為「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之一。晚年李維漢對此深有體會，他揭示了黨史上「左」傾的起源，之所以會發生種種的「過火行為」，主要是思想路線上「誤讀」馬克思主義以及盲目照搬蘇聯經驗，以及「唯我獨左」、放任群眾的心態，以至於在農村暴動中實施所謂「殺盡土豪劣紳」的「燒殺政策」，並將之引入城市，對自己也造成了極大的損失，特別是盛行的「唯成份論」把「一般手工業者、商人、學生、店員及城市貧民」統統視為所謂「小資產階級」，將之驅趕到革命陣營之外，對知識分子更是嚴重不信任，以後這種糾結的心態不僅沒有隨著革命形勢的好轉而消失，反而逐漸瀰漫開來，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晚年李維漢還撰寫了《回憶與研究》一書，總結了黨史和共和國歷史上的許多經驗和教訓。在他看來，錯誤的發生和嚴重化，不能局限於領導人個人的原因，這裡體制的健全尤為重要。1980年，鄧小平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的講話，對於這一極其重要的講話，當時胡喬木曾做說明，他說：「個人權力過分集中這個問題，與黨內存在封建殘餘的影響有關。這個問題在黨內長期沒有解決過，陳獨秀時期沒有解決，毛澤東同志時期也沒有解決，以致造成嚴重的後果，現在需要解決了。這個問題是李維漢同志提出的。李維漢同志同小平同志談話提出這個問題，他非常贊成，覺得是很重要的問題。」當時李維漢提出：「我們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對帝國主義做得比較徹底，而反封建卻只做了一半……封建主義，包括它的思想體系、風俗習慣，在我們國家、我們黨里，反映相當嚴重。過去由於老是打仗，來不及清算，把它帶到了社會主義時代。」

由於歷史的局限，以及認識上的偏差，沒有引起注意的「封建殘餘」的問題未能得到徹底的清算，於是不免發生了「復活」的現象。李維漢以為，「應該補上這一課」。而所謂「封建殘餘」不外是家長制、一言堂、任人唯親、個人崇拜等，如「搞家長制，對人家的一點不同意見都不能容忍」，最後就不免發展成悲劇。李維漢這麼說，自己也不斷反省，當年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主持整風，曾經錯誤批判了王實味，到他晚年，在他的堅持下，終於為王實味實現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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