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懷疑在他身上開了5槍，然後說「我們的愛永不消亡」

這對夫婦，叫大衛和凱特。

他們放棄了原本的工作，帶上畢生積蓄，跨國搬到了加拿大一個小地方。

因為他們的孫子要在那裡出生——但出生時，他們被孩子的母親雪莉擋在了醫院門外。

他們只能站在五英尺外，隔著玻璃看著他。

看著孫子，大衛和凱特想到了自己被謀殺的兒子：安德魯。

她比他大12歲

故事得從17年前說起。

那時，28歲的安德魯，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拉特布羅醫院，做實習醫生。

因未走出與前女友海瑟分手的陰影，彼時的安德魯意志消沉，很久沒有再約會，常自嘲到：「我是一個矮小、大腹便便的傢伙。」

不知何時起，安德魯身邊出現了一個不大受朋友歡迎的女人：雪莉·特納，她總是說些黃色笑話。

他們同在紐芬蘭紀念大學學醫，一起上課。

安德魯與雪莉

雪莉離過兩次婚，比安德魯大12歲。她的三個孩子，姓氏都不同，並跟他們的父親居住。

畢業後，安德魯從加拿大回到美國實習，雪莉也移居美國完成實習任務。

一次，安德魯帶雪莉參加婚禮。當一位女性朋友問他「你想喝什麼」時，一旁的雪莉先回應：「好啊，你竟然在勾引伴郎。」

雪莉還常打電話給安德魯的前女友海瑟，話題內容包括她與安德魯的親密細節。

當安德魯的實習工作漸入佳境，覺得「最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時，雪莉卻沒能拿到正式的醫生執照。

朋友們覺得奇怪，但因為尊重安德魯，沒說什麼，只是覺得：「雪莉似乎把安德魯整個包圍起來，像完全佔有了他。」

下一次朋友的婚禮，安德魯沒有邀請雪莉。

那天，雪莉給他家中的座機、手機打了不下30次電話。

得不到回復的雪莉，繼續發了30多條簡訊。

安德魯無奈：「又是她，我不想和她說話。」

他已在醞釀分手，但一直未果。

朋友對此評價：「他不知道如何變成一個混蛋，因為他根本不是一個混蛋。」

糾葛了很久後，安德魯把拉特羅布機場視為關係的終點。

那年的11月3日，他為雪莉送行。她將返回1300英里外的康瑟爾布拉夫斯，兩人徹底分手。

但轉身回家的安德魯，沒想到不到2天、在11月5日凌晨的5點30分，又聽到了雪莉的敲門聲。

安德魯的房子

「咚、咚、咚。」

第二天，他被發現倒在醫院旁的公園中，身上有被槍擊的5個洞。

安德魯遇害現場

不確定的兇手與確定的母親

安德魯曾對朋友說：「如果我明天就死去，我希望你們能坐下來為我幹上一杯。」

或許因為他比預產期晚出生了兩周，了解安德魯的人都知道，他從不遲到。

但現在，安德魯的狀態，被定格為「缺席」。

奪走他生命的兇器，是點22口徑的子彈。

雪莉，便有一把鳳凰公司出品的點22口徑的手槍。

據雪莉機械槍課程的教官回憶，雪莉使用的子彈，正是點22口徑的。

目擊者稱，在安德魯遇害的前一晚，他的黑色豐田車停在公園，旁邊是一輛休旅車。

雪莉開的正是一輛豐田rav4型休旅車。

但雪莉說，在安德魯被害的那天，她卧病在家。

通話記錄顯示，雪莉在兩天時間裡，疑似往返她家所在的康瑟爾布拉夫斯和安德魯所在的賓夕法尼亞州。

她開始的供詞是找不著槍，後又稱在公園的會面中將槍給了安德魯。

趁警方調取關鍵證據，雪莉又從美國飛回了她在加拿大紐芬蘭的家。

在紐芬蘭為安德魯舉辦的追悼會上，雪莉突然出現，痛哭流涕。

同時期，還向安德魯的前女友海瑟發送郵件，「你什麼都不是，我就是一切……我們的愛是多麼美好，而且永遠都不會消亡。」

安德魯與前女友海瑟，本已訂婚後分手

為了誘使雪莉回美國，警方邀請她參加在加州的追悼會，但雪莉未答應。

12月12日，雪莉受到指控，在紐芬蘭聖約翰被捕。

但也在同一天被保釋，等待下一輪引渡聽證會（引渡是指一國把在該國境內而被他國指控為犯罪或已被他國判刑的人，根據有關國家的請求移交給請求國審判或處罰）。

刑事檢控專員麥克·馬登，對於雪莉的保釋沒有異議，他拿一份早已同意釋放她的協議書，走進法庭。

過了3個月，到第二年的2月7日，雪莉宣布，她懷孕了，是安德魯的孩子。

一模一樣的兩張臉

安德魯的好朋友科特，是個電影工作者。

科特成長過程中拍攝的每一部電影，安德魯都有出鏡。

在片子中，安德魯總喜歡扮演壞人，也常毫無顧忌地在父母前說髒話。

安德魯與科特

他甚至為科特的第一部電影投了錢，那是他為讀醫科大學存的錢。

而在不幸發生後，科特才得知，安德魯生前的愛好是攝影。

「我跟他認識二十二年了，還有什麼我不知道的嗎？」

童年時期的安德魯

於是科特決定，去見見那些曾經認識、愛著安德魯的人，拍一部他的紀錄片。

「我發誓會在所有的記憶消失前為你收集起來。」科特說。為了安德魯，也為了他的孩子。

只不過這一次，安德魯不能再演壞人了。

7月18日，孩子扎克瑞出生，和安德魯彷彿擁有同一張臉。

左為扎克瑞，右為安德魯

為了孫子移居到紐芬蘭的大衛和凱特夫婦，開始與雪莉周旋。

雪莉說：「只要我把事情拖久一點，你們很快就會沒錢了。」

經過漫長的協商，他們終於爭取到每周1小時的探視時間。

大衛和凱特不得不走進那扇門，雪莉就坐在隔壁房間，計算著他們與扎克瑞的相處時間。

大衛、凱特和扎克瑞

在將手撫上孩子的臉時，凱特不由想起另一張臉。

在科特的片子里，安德魯曾說：「很高興我不是一個叛逆青年，要是那樣肯定浪費了大衛和凱特的一番好意。」

當安德魯偷偷穿耳洞時，他們從未察覺，兩星期後，安德魯忍不住在餐桌旁坐下，自己公布了這個消息。

當時他們只是看了一眼，然後說：「很漂亮，什麼時候弄的？」

大衛、安德魯和凱特

後來，那個身體靜靜地躺在醫院的角落，裹覆著白床單。

當凱特的淚水滴落到安德魯臉上時，她抬手幫他擦拭，卻發現他左臉頰中槍處的填充物跑了出來。

凱特默默地把它塞回去。就像他們在面對雪莉時，不得不沉默。

大衛和兒子安德魯

在1小時的探視時間裡，大衛和凱特被當作罪犯對待，需要被搜身，並被管理人員監視。

「我甚至都等不及，自己脫下了衣服，只要能接近這個孩子。」凱特說。

被保釋的嫌疑人

大衛以為，一切只是時間問題。身負嫌疑的雪莉，很快會被納入司法程序。

他們被告知，這裡的案件審理速度很慢。

從2月15日，法庭受理引渡要求起，中間對引渡法案譯文的辯論與確認花費了數月時間，直到7月30日確定。

「每次不可思議的拖延，就像是一把刀子在割我們的肉。」大衛說。

在正式引渡雪莉回美國的聽證會前，由於加拿大法律在背後的干預保護，雪莉繼續她的生活。

凱特說：「常識告訴我，如果她不是在法律的管轄範圍，她就是自由的。」

9月19日，引渡聽證會最終開始。

但雪莉的律師提出質疑：因為早期司法部長為聽證會提供的授權進行書沒有將刑法典的229章的條例（i）或條例（ii）列入其中，即使聽證會再進行下去也屬無效。

因此，對於雪莉的引渡措施，都被迫停止。

直到11月14日，在兇案發生近一年後，雪莉才被關進女子勞改中心監禁，等待最終裁決。

在一年有8個月冬季的紐芬蘭，大衛和凱特每周會在雪天開車2小時，帶著孩子，到關押雪莉的監獄。

即使心裡厭惡這個女人，大衛說：「我們尊重她的探視權。」

但雪莉在獄中，給德里克·格林法官寫了信。並在法官的建議下，針對她的判決提起了上訴。

隔年1月10日，入獄不到兩個月，雪莉再次被保釋。

等待下一輪將雪莉引渡給美國的聽證會的過程中，法官要求雪莉做的僅是上交她的護照，每周在當地警察局登記，並提交7.5萬美元的保證金。

而其中的6.5萬美金，由她的私人心理醫生負責。

雪莉的心理醫生

滿足了這些條件，雪莉再次獲得人身自由。

蓋爾·威爾士法官在書面判決里指明：「儘管她被控的罪行十分嚴重，但並非針對廣大民眾……她的罪行，雖然暴力卻也有著特殊性。」

蓋爾·威爾士法官

四個人的奇怪組合

大衛不解：「一個人已經殺了她想殺的人，就對世界無害了嗎？」

在雪莉被拘留的兩個月里，監獄的心理醫生曾將她關進自殺觀察室。

每十五分鐘觀察一次，「她的分裂性簡直難以置信。」

雪莉甚至威脅過她的同室，要把叉子插進那人身體里。

回歸後的雪莉，仍擁有孩子的撫養權。

大衛與凱特，曾向主管兒童權益保護事務的一名政府官員表示，非常擔心孩子的安全，因為孩子的母親正被指控蓄意謀殺，但未得到回應。

雖然，雪莉與大衛、凱特達成了新協議：扎克瑞一周可與爺爺、奶奶相處3次，每次3-4小時，每兩周可過夜一次。

但雪莉又常在電話中，在說了一連串「愛你寶貝、媽媽愛你」後，向他們抱怨，「我想要自己掙錢養活他」，但因現在沒錢，買不起孩子所需的食物和尿布。

她說自己不想表現得像一個12歲的女孩，向大衛和凱特求助。

雪莉在電話里說：

「我愛你寶貝，媽媽愛你，媽媽想你。」

對此大衛回復說：「孩子需要食物和尿布，所以我們就把它帶來了。」

雪莉又表示：「我無法再活在這樣的陰影下，你們要帶他出去應該先徵求我的意見。」

雪莉對大衛說：「如果我和孩子消失幾天，你們肯定會擔心對嗎？」

「我們總得聽雪莉的安排，而她又總是不配合。」大衛說。

於是，事情變為四個人一起行動。

他們一起去商場、電影院，陪扎克瑞上游泳課、上教堂。

在大衛、凱特努力屏蔽不愉快的回憶時，雪莉會突然說：「安德魯小時候，發色也這麼淺嗎？」

她又問：「你們有把我和安德魯的照片放在家裡面嗎？」

她同時讓四個孩子失去母親

9月25日，聽證會將再次召開，那天也將是安德魯的30歲生日。

不出意外，會後雪莉將再次入獄，或被引渡至美國關押。

但8月18日，雪莉失蹤了。

她來到一個曾拒絕過她的男人家裡，留下了用過的衛生棉條和一些她同扎克瑞的合照。

接著，她抱著扎克瑞，來到了離男人家不遠的海灘前。

雪莉事先已將安眠藥混入孩子的奶粉里，自己也服用了些。

然後，她用外衣將孩子綁住自己肚子上，跳進了大西洋。

凌晨02:30，該區域的巡夜員稱自己聽到了孩子的哭聲。

扎克瑞總是走向凱特，而非雪莉

從扎克瑞懂得選擇後，他就選了奶奶凱特，而不是雪莉。

憤怒的雪莉將矛頭指向凱特：「你不是試圖取代我吧？」

扎克瑞的屍體被發現時，警察十分肯定，他跟那個狠心殺死他的人，距離很遠、很遠。

「保護扎克瑞的最好方法，

是我親手殺死她。」

悲劇發生後，大衛不止一次地假想，他們一開始就該帶著扎克瑞逃跑。

在警方封鎖機場和碼頭時，用一條船，逃向周圍的小島。

即使不能回家，不能以原本身份露面，就藏在某個地方。

或者在凱特服安眠藥才能睡下的夜晚，大衛說，「我應該在半夜爬起來，想出一個借口，跑去殺死雪莉。」

用自己入獄，換得凱特對扎克瑞的撫養權……

他們耐心地等待雪莉被法律制裁，卻先等來孫子扎克瑞的死亡。

於是，大衛在召開的記者會上說：

「我想建議通過一條法律禁止謀殺嫌疑人被保釋。」

在兒子和孫子接連遭遇不幸後，這對夫婦想將人生的意義轉向為那些因暴力致死的人發聲。

後來，一項為期十五個月的調查，得出了結論：該案為政府官員失誤，扎克瑞的死亡本可避免。

雪莉的心理醫生，亦被查出涉嫌保釋金違法操作。

扎克瑞和安德魯的骨灰

大衛和凱特則回到家鄉，把扎克瑞的骨灰和安德魯的放在了一起。

「悲痛，是不願放手的愛」

後來，大衛寫了一本書：《和惡魔共舞》（Dance With The Devil）。

科特，也完成了他的紀錄片，《親愛的扎克瑞：一封關於父親的信》（Dear Zachary）。

「要知道，我們在這裡,在你爸爸不在的任何地方。」

2010年，加拿大政府在刑法中增加了一項條款，允許在被認為有必要的情況下，為了保護兒童，有權拒絕保釋嫌疑人。

這一改變，正是由大衛引起的。

只是，這對日趨年邁的夫婦，後來不再參與那些幫助孩子被謀殺的父母的活動了。

除了年齡的因素，在法庭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見類似的故事上演，也給他們帶來情感上的二次傷害。

「餘生你都得把這塊石頭扛在背上，你對此無能為力，你必須帶著它。」

圖片來源於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REF:

《Dear Zachary：A Letter to a Son About His Father (2008)》

http://www.thetelegram.com/news/local/bagbys-remember-their-grandson-in-touching-memoriam-130546/

編輯整理：張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