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亮：漫談晚清六大人物
林則徐：自強無路的象徵
林則徐死的正是時候：朝廷鎮壓太平天國屢屢失利，想起被貶謫的能臣林則徐，林受命起程，卻因病死於途中。否則，一頂鎮壓農民起義劊子手的帽子會將這位偉大的愛國者壓成侏儒。其實，他鎮壓過，因為得力，沒釀成大起義，所以被人忽略不計了。他的秘訣是：先殺、重殺，他又解釋這是為了後不殺、少殺，彈壓下去就算了。任何一個朝臣都會鎮壓農民起義的，這無須討論。在這一點上，林則徐和那些劊子手們並沒有分歧。
林則徐和那些廷臣們的分歧在對外夷的態度上。1836年，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就約有1820噸了。1838年，林則徐堅持說吸鴉片的至少佔中國人口的1/10，朝廷就如何解決鴉片問題，集中討論了兩年多，有人主張解禁，放鴉片貿易入正常的渠道，禁止只能導致人們更無恥地違法亂紀。有些堅持道德高於一切的人認為不能再讓世風敗壞下去。最後，林則徐說服了道光皇帝，徹底查禁、斷絕禍根。於是，林則徐轟轟烈烈地幹了一陣，但一打起來了，皇帝又聽信了那些先保守後妥協的人的意見，一味主「撫」，不但撤了林則徐的職，廣州也幾乎成了不設防的城市。
我們差不多明白了林則徐追求「自強」的大意了，與龔自珍的「自改革」一個理路，比龔自珍的想法更具體：以強硬的舉措改變中央軟弱的現狀，對內亂、外變均予以有力的回擊，尋找復興中國的道路。他在整頓鹽、漕、賑濟災荒、革除弊政、興修水利等諸多方面善政累累，曾博得「林青天」的稱號。他還是第一個「睜開眼看世界」的大僚，但他成立編譯局什麼的不是為了學習，而是為了知己知彼，為了收拾那些鬼子們。他沒有活到大搞洋務運動時，但他會擔心搞洋務是在「以夷變夏」的。
不過他也不是那種以無可挑剔的聖經賢傳教義來解釋新的巨變的清議派。那幫清議派「正確」得寸步難行，好在他們都是只說不做的言官。林則徐是堅持原則的堅定幹練的務實施員。人們往往覺得，若朝中官僚都像林則徐這樣忠貞能幹，大清國不但不會亡，反而可能把那些鬼子國都給滅了。這其實只是個幻覺，後來的民粹派的實踐及其效果，不但證明了這只是幻覺，而且證明了這個夢幻始終纏繞著中國人。
林則徐本人的自信氣派不但有力地支持著這種幻覺，也讓那些有樸素愛國感的人長久地藉此自慰。其實他那份自信力可以明言的來源是他認識到「民心可以用」，未可明言的來源是他順利的宦途：19歲中舉，後很快入翰林，47歲已升任巡撫，5年之內又晉陞為總督（地方最高長官），這是破例的快（還有一位比他快的就是稍後的張之洞），是龔自珍做夢也夢不到的。龔自珍怨憎了一輩子，林則徐瀟洒了大半輩子。林則徐的事功隨著《南京條約》簽訂，而變成了一縷煙圈，龔自珍那揭發批判專制黑暗的檄文卻有地久天長的「電力」。當然，林則徐那浩然正氣，也是寶貴的近代遺產，值得我們抽象繼承。
魏源：睜眼看世界
魏源是龔自珍、林則徐志同道合的親密戰友，他們都活著的時候，魏源比他倆遜色多了。龔是個文化明星，魏只是個淵博的學者；林是封疆大吏，魏只是個幕僚。後來在祖國大陸依然不如他倆成名顯赫，但在海外，譬如日本，則享受著隆重的「知遇」。日本人譯、讀漢文書籍，第一是《紅樓夢》，第二便是魏源的《海國圖志》。惜墨如金的《劍橋中國晚清史》辟專節研析魏源，對林則徐只作了插曲式介紹，龔自珍則用幾句話就打發掉了。這是用長時段眼光看歷史的一種必然選擇。他們視魏源為：「19世紀初集一切主要思潮於一身的人。」「他是當時社會所面臨的變化的一面鏡子。」這倒不是魏源更高深莫測，只是因為第一，他比他倆多些史家氣質，第二，他在鴉片戰爭後還能睜開眼看世界，另外兩位則一死一廢矣。
魏源是溫厚學者，總規勸龔自珍別亂罵人，他對中國的現實有準確的把握：「不輕為變法之議」，只主張「去法外之弊」，他認為「求治太速，疾惡太嚴，革弊太盡，亦有激而反之者矣」。好像他已預先看見了百日維新必然失敗似的。作學問，也不像龔自珍那樣製造幾個口號，就去玩別的去了，他是真紮實、系統、艱苦地去作。在純學術史上的貢獻、地位也是晚清第一家。然而他最引人注目的成績倒不在這些，而是對「五千年文明古國」第一次遭遇西方挑戰所作出的反應是那麼穩、准、狠。
關於鴉片戰爭的偉大文獻當屬他作的《道光洋艘征撫記》（可惜很少有人注意這一篇），不但寫出了鮮為人知的微妙環節，尤寫出了當局「浪款」（認輸講和）、「浪戰」、「浪守」之荒唐。該打的時候不打，偏在不該的時候打；可以講和的時候不講，偏等最難講的時候講；該守的地方不守，卻死守不必、不能守的地方。這說明了什麼？打仗其實打的是體制。這一點對於魏源來說，屬於「不可明言」層次的問題。他發憤作《海國圖志》，「為師夷攻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他主張在廣建造船廠、火器局（聘請法、美的技師），發展新式軍事工業、民用工業，還提倡商辦工業，提議允許海外貿易的商民，從外國購買船炮轉賣給政府，主張商民自行開採銀礦，政府別干預，少收稅。這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開放搞活的方案，他已感到必須用商業機制來改造家業機制，才能應付未來戰爭了。他很讚賞美國各州州長及總統的選舉制度，把瑞士「不設君位」、「不立王侯」的政治民主讚譽為「西方桃花園」。這事實上表達了嚮往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歷史的心意」。
憾恨千古的是，他這個偉大的方案，對當時的中國沒有半點觸動，與他的好友龔自珍那兩聲空喊領受了相同的命運。用《劍橋晚清中國史》的話說，便是：「實行改革以幫助中國對付西方的進攻，已讓位於清廷在此起彼伏的叛亂中一心掙扎求存所作的努力了。」人們要想想太平天國事件，也許能原諒清廷。魏源本人也倡組團練去鎮壓。在中國，魏源思想結出的果實是曾國藩。而在日本，卻是明治維新，從而日本比中國早四十年進入現代國家。這也是後來日本敢以強國身份悍然全面侵華的原因。想想盧溝橋、南京大屠殺……嗚呼！魏源，這不怪你！該怪的是……
洵棲堂手作/姜志平
譚嗣同：衝決羅網的真猛士
百日維新與其說是一次政變，不如說是一場啟蒙運動。它的教育意義大於具體的政治意義。如果說「維新」是當時一股強勁的意識形態的話，那麼，對這個意識形態最真誠的倒不是「首犯」康有為，而是「插班生」譚嗣同。譚嗣同因是「清季流血第一人」而贏得後人永久的景仰。
他對維新意識忠誠到要以自己的血以警醒國人的地步，這來源於他人性上的俠氣。不避死而找死，向死而在，在區別海燕和企鵝的關鍵時刻，他的選擇，顯示出了大寫的人的尊嚴。他死了，但獲得了永生，而那些活了的，卻迅速僵化腐朽了。
譚嗣同的選擇絕不是出於一時盲目的激情。不但他選擇死時的宣言證明他從史的角度反省過死的意義（大意是：中國變法之所以總不成功，因為怕流血的緣故，今日當自嗣同始），而且他所奉行的理論也指示他這樣做。他的忠誠尤其體現在這臨危不苟的時刻。
他的理論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黃宗羲語意世界的儒學，二是大乘佛學、一股地獄不空誓不出的情志支撐他的學理方向，第三便是來自現實的朦朧的革命要求。
他的《仁學》20世紀初才出版，但當時他周圍的朋友都看過，梁啟超曾說，一部《仁學》比得梁氏自己寫的東西都成廢紙了。
譚嗣同好像是以「行」樹起了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紀念碑，其實，他絕對是「知先行後」的。貫穿近現代史的「知難行易」還是反之的討論，說明了在大轉型時期，都意識到了「知」的重要性。孫中山作為一個革命家深知其中奧秘，故堅定地宣說「知難行易」，只是他忘了舉譚嗣同這個最有說服力的偉大範例。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紀念劉和珍君》）譚嗣同以「真的猛士」的身姿，將維新這個啟蒙運動推進到了中國人的實踐系統。
譚嗣同的「學生」最多，「五·四」、「三·一八」、「 一 · 二九 」 ，每一個這樣鮮血淋漓又震驚中外的真正的 「 節日」，都是譚嗣同的「學生」站在前頭。這是中國的「脊樑」。秋瑾可以不死，而選擇死，是為了喚起婦女提前五年覺醒，與嗣同同一副赤膽紅心。
對於他們，不能問「你死又怎麼樣呢」這樣一類貌似明智而實無血性的問題。因為，他們並不是盲目的激進主義，他們是大智大勇的人，擁有著真正的人生！
現在常說的傳統，其實包括著三個階段的傳統內容，其一是淵源流長的古代傳統，其一是近代以來志士仁人開闢出來的近代傳統，其一是無產階級革命家開闢出來的現代傳統，人們習慣稱之為「革命傳統」，其實用「長時段」的眼光看，近代傳統有一個主題就是：革命。而第一個真正幹革命的是：譚嗣同。
他的《仁學》的主題，簡言之，就是衝決羅網，不但要衝決兩千年的舊羅網，譚嗣同說還要衝決新的羅網，羅網總會有，羅網總會被衝決。
張之洞：活著的祖宗
張之洞這個人博大精深，無論是事功，還是學問，都是近代史上的重鎮。
但是，重要不等於偉大。張之洞起初資助維新派辦報紙，後來又關閉之。他曾加入康梁的強學會，等到清理康黨時，他花巨款賄賂有司，以期自保。類似他這種一開始也曾同情、支持維新，後來趕緊轉向的士大夫是一大批，否則，百日維新不一定，以進一步、退九步結賬。
他本是激進的清議派（今日習言之「左」）領袖，結果在中法戰爭中，他打了敗仗，清議派的勢頭蔫乎下來，他本人也轉向洋務了。
在車水馬龍的近代官場，張之洞卻一直是個不倒翁，而且官越做越大，好事還越辦越多。他絕不是那種沒有政見的政客，他是個穩健的開明的政治家，總能提出一些「中等偏上」的對策，所以採用、實施率最高，而且他建樹的許多東西今日還保留著，叫他「活著的祖宗」是不褒不貶。
他的主要遺產，經過大浪淘沙，還依然挺露的部分主要是教育體制改革和「中體西用」這個思想模式了。這除了說明張之洞的水平外，還說明了這兩項工程的後效本身就是尤為深遠的，是萬萬不可當日常雜事一樣輕易處理的。
在慈禧相信義和團能打跑洋人時，張之洞是很壓抑的。後來，八國聯軍進北京，北京成了「動物世界」，「孤兒寡母」逃到西安，在那種氛圍中達成了共識，發布上諭，聲稱三綱五常雖為萬世不易之理，但統治方法卻應該順應時勢加以改革。龔自珍在70年前說的話，變成了上諭的內容：「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成法慣例）字。」我們現在讀來深覺親切，張之洞當時大為感動，立即上了一道幾萬字的奏章，將教育改革、新學校的大小章程設計得清清楚楚，皇帝劃圈宣布執行，遂有以後這樣的成系統的學校，連今天的學制都與之相同。
張之洞早在甲午戰爭以後，就提倡辦學堂，還在武昌等地真辦了幾個，他這套完整的方案還因為他早已留意西洋、東洋人辦學方式，他是最早派留學生出國學習的人，經常派專家團出國觀摩的人。教育體制的改革，是一個大國要想改革的第一步，因為無人纔則無改事電。
是這樣改，而不那樣改，直接原因當然是觀念。張之洞在1898年出版了他的《勸學篇》，是針對激進的維新派的，所以很快在上等華人中間達成了「朝野共識」。其中的核心就是「中體西用」，就是以中國固有的政體、倫理為本，大膽地學習利用西方的先進技術。這個折中的自強戰略，以其「中等偏上」的取徑，贏得中西文化衝突時期人們的頻頻首肯，融入了人們的常識之中。馮友蘭說：五四時期人們的徵婚啟示，要求女性「新知識、舊道德」，便是「中體西用」影響的最好說明。魯迅則將這個模式及其社會後果簡括為：「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主張「全盤西化」的（如胡適）批判過它，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批判過它，都振振有詞，卻似乎並沒有把它送入火葬場，類似「中體西用」的提法總是不斷地變換服裝、臉譜登上舞台。
洵棲堂手作/ 姜志平
康有為：幕後的教主
廣東出了個洪秀全以後，又出了個康有為。這兩個都有極強的教主情結，也確實用他們所創的教，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洪秀全是落榜以後起義，康有為是應考之際上書。康有為1888年、1895年兩次給皇帝上書請求「變成法」，第一次單獨活動，第二次有1300名士子簽名，但都察院不收，這些人散而歸鄉里，便成了從前線回來的天然的宣傳家，「各省蒙蔽開闢，實起於斯舉。」當然，旗手康有為是中心、重鎮。他辦強學會、《強學報》、《中外公報》，這是近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里程碑。
強學會是康有為的「黃埔」，《強學報》是中國的第一張民間辦的報紙，有了報紙就千百倍地超過了原始的信息傳播方式。當然有豐富政治鬥爭經驗的統治者，五個月後就取締了他們。他們便又辦了《時務報》、《知新報》，這兩份報不但使變法運動在長江下游流域和東南沿海地區保持著生氣，而且也是這一帶一直是近現代革命策源地的一個原因。魯迅、毛澤東一代人就是看這個報紙長大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辦報這件事比那個「百日維新」更有功於歷史。
辦學、辦報是「開民智」，是發動社會的啟蒙運動，「百日維新」則是「開皇智」，是自上而下地來變法救亡。前者受挫，但薪盡火傳神不滅；後者失敗，卻遭來進一步、退九步式的反動。
康有為除了講學、直接給皇帝上奏章是親自干以外，別的都在幕後。就是他當教主，也是隱在幕後，把孔夫子推出前台，讓孔夫子講維新變法、保皇保教的新教義，他只扮演一個轉述者、解釋者的角色。他的主要工作是闡釋義理，他那幫學生按照他指引的方向去做大大小小的具體工作。這倒與孔子的活動模式如出一轍（用自己的主義武裝學生，學生去從政），這種重複性的背後卻是中國歷史的停滯性，而停滯性根源於巨大的歷史惰性，也在擴大著這種惰性。
改變這種惰性只能靠新的經濟形式。可是，康老夫子手中無權，唯一的能耐是在紙上造句子，又是個堅信義理能改變世界的唯心大宗師，這已有了足夠滑稽的悲壯，他老先生也因此而更加無路可走，就越發烏托邦化——直到寫《大同書》，他那教主情結才得以抒解。然而他既不敢發表，也不敢給學生們看——怕過早地傳播出去，世界會因此而混亂。這部救世的大綱，一直封存在書櫥里，它終於被披露後，也並沒有成為指導改良運動的燈塔，國民革命黨是他的死對頭，他也認為國民革命比他倡呼要改的那個祖宗成法更壞、更糟。他的《大同書》真正發揮了作用，是它印入了一個崇拜他的青年人的腦膜，這個青年人後來成功地領導工農革命（與洪秀全同是起義，性質不同），後來又成了全國人民的偉大導師。請別誤解，這樣說絕沒有說毛主席是完全聽了康有為的話的意思。梁啟超早就有言：有為著此書，在30年前，「而其理想與今世所謂世界主義、社會主義者，多合符契」。而毛主席接受康梁的影響早於馬克思主義，則是不爭的事實，他在湖南讀書，貼小字報推選康當總理，梁當外交部長時，康梁不但已流亡海外且已變成了保皇黨。他就是看康梁辦的那些過期的報紙及其文章，才這樣佩服他們。
嚴復：了不起的盜火者
嚴復一生也沒給他的祖國賺過一分錢，但他一生都在為他的祖國探求富強之路。而且，他的努力不但斐然可觀，還有持續性的影響。
他畢生的功業，兩個字可以概括：譯書。他譯的書哺育過魯迅、毛澤東那一代人，近年來又重獲國內外學人的重視。
誰胳膊粗力氣大誰佔便宜的殘酷的近代史，使他相信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於是，他便翻譯，讓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認清「適者生存」的真相，胡適自言，他改舊名用「適」字，就是為了表示這個意思。
他也許覺察到倫理代法律、代技術的倫理本質主義，其土壤正是和民族史一樣源遠流長的經驗主義，他便翻譯穆勒的「名學」（邏輯學）。他還不知道後來的「邏輯重組主義」，但他大概是有這種「重組」的用心的。
學術，實用主義地看過去，嘛用沒有！然而，它那無用之大用，說「精神原子彈」太唯意志主義了，但作用又怎樣估計都不會過高。因為，人是觀念的動物，觀念怎樣規定著一生的格局（知先行後）。阿Q為什麼人格萎縮，因為他腦中的觀念支配他那麼做的。譚嗣同那麼壯烈，因為他「觀念到位」了。近代史上若不出個嚴復，那現代史可能還得重複近代史的。至少在那一代領潮人的頭腦中還會重複，或者說，至少不像後來表現的那麼自覺。
嚴複本人到後來反而落伍了，這本是他應該高興的。他卻大後其悔：仆半生以來的介紹的西方精神，就是八個字：「利己殺人、寡廉鮮恥」。他又覺得儒學天地溫情舒坦了。他這一變，跟梁啟超不一樣，梁是往前變，他則是往後變了。
問題在於嚴復將兩個法則混為一體，然後又進行了傳統式的定於一尊的非此即彼的取捨。社會發展、富強主要運用經濟手段，人的發展、提高主要靠精神建設。這兩者是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但絕不是一件事情，而是兩回事兒。硬攪在一起，只有一個結果就是兩敗俱傷。「四清」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就是顯例。必須有多元化的機制才能成為現代社會，建設現代社會。
好在嚴復大唱反調時，已沒有什麼人聽他的了。那些讀他譯著的一代人已足夠成熟了。至於嚴複本人相信袁世凱能救中國。稀里糊塗地成了「籌安會」成員，就不值得一談了。這種「新聞事件」轉瞬即逝，關心「新聞」的人往往連舊聞人物也成不了。還是學習嚴復睜開眼看世界的勁頭吧。
來源：現代陽明書院，作者：周月亮，現代陽明書院創始人、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孔學儒術》《王陽明傳》《儒林外史與中國士文化》《影視藝術哲學》《水滸智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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