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到死都不明白，一個自發組織的書院，為何成了大明帝國滅亡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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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開始，明朝一路飛速成長，雖然在第一任皇帝將交班於第二任之際經歷了「靖難之役」，但絲毫不影響大明的茁壯成長，反而奠定了其強盛的基礎，其掃除倭患，編修了《永樂大典》，先後八次下西洋打通了東西經濟貿易來往，且完善了政府治理體系的文官制度，可謂文治武功強盛一時。到嘉靖皇帝時，朱厚熜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沒有動搖大明根基，朝廷仍然一片安詳欣欣向榮，奈何歷經萬曆、泰昌、天啟到崇禎手中就大廈傾覆，是崇禎昏庸還是命該如此？我們不妨一起探究下。

公元1111年，也就是北宋政和元年，當時著名的大學者北宋理學家，有志青年，程顥、程頤嫡傳高弟、知名學者楊時到無錫南門保安寺遊覽。楊時見這裡臨伯瀆港，前臨清流，周圍古木森天與鬱鬱蔥蔥的廬山東林寺頗為相似，是一個研究和傳授學問的理想場所，便有意長期在此講學，於是在此建立了學社並定名為「東林書院」。

楊時去世後，東林書院逐漸荒廢。直至明朝萬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東林學者顧憲成等人重興修復並在此聚眾講學，他們倡導「讀書、講學、愛國」的精神，引起全國學者普遍響應，一時聲名大著。顧憲成撰寫的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在心」更是家喻戶曉，曾激勵過多少知識分子，對我國傳統文化思想發展促進極大。

當時有「天下言書院者，首東林」之讚譽。東林書院會約儀式：每年一大會，或春或秋，先提前半月發送告知帖一一告知。每月一小會，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舉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為始，會各三日。願赴會者，無論長幼婦孺均可參加。每場會推選一人為主講，主要解說說「四書」內容。此外，還可進行討論，有問題的提問題，有知道者則必回答，整個學會氛圍十分和諧，學風樸實。在課間有識之士三五成群聚集一起，他們針砭時弊，諷議朝政，評說人物，逐漸的銳意圖新，主張志在世道，躬行實踐，反對空發議論，脫離實際的的論調蔚然成風。

面對朝廷的各種詬病，朝中一些士大夫等都仰慕應和東林書院，都紛紛加入到東林書院進行講課論政來發泄對朝廷的不滿，由於有朝廷大員們的參與，東林書院一時盛況空前，導致教室都容納不下了，因此東林書院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議論國事的主要輿論中心。

這種政治性講學活動，很快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江南一代的在朝官員，在野鄉紳商賈紛紛加入東林書院，顧憲成所講的：「當京官不忠心事主，當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隱求鄉里不講正義，不配稱為君子。」等觀點得到了廣泛的響應。後來在講學之餘，他們聚在一起，不再是用委婉的語言議論朝政，褒貶品評執政的大臣。而是直接用「君子」和「小人」去區別政治上的「正邪」兩派。這樣一來，朝中的一些官員，如吏部尚書孫丕揚、禮部右侍郎公鼐、刑部右侍郎鄒元標、吏部侍郎趙南星等人，也與東林書院遙相應和、互通聲氣。他們確實是懷著憂國憂民的意識，想有所作為為朝廷儘力，但在不知不覺中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史稱「東林黨」。

明朝中期以後，政治日益敗壞，各地起義不斷。面對政治經濟困難，1573年萬曆皇帝任用首輔張居正開始進行改革，澄清吏治、改進稅制減輕了農民賦稅增加了商業賦稅，因此為朝廷取得了民心，增闢了財源充盈了國庫，與此同時還興修水利和整頓軍事一時間取得了中興局面。

1582年張居正病故後，東林黨成員操縱政局，張居正的許多新政很快被廢除，明朝的財政在張居正改革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這一改革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而這工商利益集團大多數為東林黨成員。

1620年萬曆皇帝駕崩，於是東林黨通過「廷擊」「紅丸」「移宮」三案的精彩演出把持了朝政。他們馬上逼迫泰昌皇帝廢除了各項工商稅收，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麼稅，而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在加上在遼東與後金的戰事吃緊，打仗就得花錢，但收不上稅，國庫空虛朝廷一片恐慌。

在這種背景下，1620年明熹宗朱由校繼位，為了對抗東林黨把持朝政，啟用了所謂的閹黨，魏忠賢。然而魏忠賢很聰明，很會揣摩皇帝心理，其首先要求東林黨利益集團人交稅，再是用殘酷的手段鎮壓，雖然當時冤假錯案不少，但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這樣一來代表資本家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的東林黨利益集團就坐不住了。

1627年朱由校病逝，崇禎皇帝朱由檢繼位，但是魏忠賢獨權專政，一向蠻橫習慣了，根本不把崇禎這個皇帝放在眼裡。於是崇禎為了皇權的獨有性，重新重用東林黨，懲治了閹黨魏忠賢，東林黨又掌權了。東林黨掌權後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至於遼東戰場怎麼少花錢怎麼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極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污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行！當然，東林黨利益集團不會增收工商稅，賦稅的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自1628年（崇禎元年）起，中國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漢南續郡志》記，「崇禎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飢，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飢，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禎繼位以來，陝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離失所。崇禎二年五月正式議裁陝北驛站，驛站兵士李自成失業下崗。崇禎三年（1630年）陝西又大飢，陝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飢疏》上說百姓爭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只能吃觀音土，最後腹脹而死，崇禎六年，「全陝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

崇禎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書呂維祺上書朝廷：「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挽輸。庚午（崇禎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旱災又引起蝗災，使得災情更加擴大。河南於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為了生存的饑民流寇就在下崗工人李自成的帶領下，舉起生存大旗起義了，並自封「闖王」。崇禎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棄孩，盈河塞路。」於是各地農民為了生存不堪重稅紛紛起義了。

此時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入侵，明廷苦於兩線作戰，每年的軍費「三餉」開支高達兩千萬兩以上，國家財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餉的情況普遍，常導致明軍內部騷亂嘩變。崇禎求治心切，《春明夢余錄》記述：「崇禎二年十一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住提督九門及皇城門，以司禮監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中後金反間計，自毀長城，冤殺袁崇煥」。

1644年，大明帝國走到了最後的關頭。軍情緊急，民間早已被搜刮一空。為了保障前線供給，崇禎只有指望王公大臣們應一下急，放一點「血」。為了樹立榜樣，崇禎帝派太監徐高通知周奎，讓他帶頭捐10萬兩銀子。崇禎想，周奎是國丈（崇禎的老丈人），與大明的皇家利益休戚與共，再說，平時他沒少撈好處，自己對此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周奎一聽要「放血」，就哭得如喪考妣，說什麼「老臣安得多金？」，還說家裡窮得只能買發霉的米吃，一口咬定只能捐1萬兩。崇禎是個心軟的人，但他認為，1萬實在太少，這個榜樣樹不起來，怎麼說也得2萬。眼見躲不過去，周奎便進宮向女兒求援。周皇后立即拿出5000兩銀子，勸父親要深明大義，為大臣們作出表率，挽救大明的江山社稷。誰知，周奎雁過拔毛，只捐出3000兩，自己還乘機扣下2000兩。其他的官吏更是一個個裝窮叫苦，有的在住房門上大書「此房急賣」，有的裝模作樣，把古董玉器拿到市上出售。

據史料記載統計，曾經一言九鼎享受至高無上皇權的崇禎，在最後關頭所倡導的「捐銀助餉」活動，僅募得區區二十萬兩。而李自成的農民軍攻入北京後，以行刑逼供等各種手段，就從那些皇親國戚、太監百官家裡弄到七千萬兩以上的銀子。

東林黨實際上成為當時地主、商人、官僚的代言人，他們鼓動商人不納稅，以「藏富於民」的名義讓中央財政空虛，而官商階層佔有巨額的社會財富，最後的結果是崇禎皇帝打仗沒有錢，眼睜睜看著滿人入關，亡國。期間，官僚商人與女真人做買賣，其中鐵器火藥交易又是重要的交易對象，這也直接導致了女真人軍力的崛起。

東林書院不僅在朝廷里有大批的東林黨高官，還在江南地主、商人階層有廣泛的支持，最後形成了官商大合流，成為明帝國的一個巨大毒瘤。這個毒瘤已經形成一個生態，他們在言論上以清流自居，掌握了話語權，在政治執行層面上有官僚系統的支撐，在基層有經濟領域商人地主的支持，真正是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言有言而呼風喚雨，實實在在的代表了資本主義的高層社會階級，正因如此，他們控制了國家機器，代表資本主義的商業等，賦稅很低，商人官員很有錢，國家很窮，處於底層的農民無產階級而備受壓迫和剝削，所以李自成等農民起義了，加速了明帝國的滅亡，最後崇禎皇帝絕望的說「文臣誤國」含淚將白練掛上脖子宣告大明帝國滅亡。

作者：

至柔，魚羊秘史特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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