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業英先生又栽大跟頭——五評《蔡鍔一篇鮮為人知的軼文及其價值》

文史 09-11

原標題：曾業英先生又栽大跟頭——五評《蔡鍔一篇鮮為人知的軼文及其價值》

來源：《社會科學輯刊》2018年第2期

在前四期中，筆者已分別從時空、情理、邏輯、文字和內容等四個方面論證，蔡鍔絕不可能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曾業英先生在《社會科學輯刊》2018第2期上發表的《蔡鍔一篇鮮為人知的軼文及其價值——〈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作者辨》一文中所說，是李根源所編《中華民國憲法史案》一書《總序》的作者。本期，筆者再從《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的編者李根源當時的處境分析，看看它究竟是否有可能為蔡鍔所作。

筆者認真查考相關史料後，再一次負責任地宣布：從李根源當時的處境分析，《〈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絕不可能為蔡鍔所作。

1913年9月，時任眾議員兼兩院議員會主任因被為袁世凱通緝而逃亡日本，並於11月20日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之後李根源開始編纂《中華民國憲法史案》，於1914年1月30日完成全稿並送東京日清印刷株式會社付印。（詳見資料之一、二）

就在李根源編完《中華民國憲法史案》，寫完總序並送印的前一天，即1914年1月29日(小編將此信時間標為「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實誤。此書後李根源署時間地點為「民國甲寅一月二十九日自日本東京千馱谷」)，李根源有《出亡日本與故鄉師友書》致時在雲南的趙藩、陳榮昌、熊廷權、董鴻勛、周鍾岳、由雲龍、顧視高諸友。在此信中，李根源說：「源自居東以來，感激世變，杜門鍵戶，謝絕塵紛。方幸理亂是非，一無聞問。惟於索處之餘，或挾策聽講，欲以稍補蚤年之失學。且欲舉當世之變，求其故而不得者，試一求諸學說之中，以解吾惑，如是而已。屏跡海嶠，久與世忘，即滇中親知，除一二師友之私，曾略通慰問，此外更無一字與人往還。自謂與世無患，與人無爭矣。」同時，李根源還憶述了「二次革命」時的思想傾向：「往者禍變之機，肇於宋、案借款二事。當事之起，舉國震動，而南方議論，尤為激昂。深識之士，乃主訴之法律，以靖人心。源於其時，幸廁議席，亦曾往來其間，力謀所以為政治之解決者，冀弭潰裂橫溢之禍。院中黨中，類多知者，無庸再舉也。乃見法律無靈，政治亦失其作用力，恐天下洶洶，不免於難。以個人主張，對於吾滇有所獻替，皆反覆於兵革之禍，不可再見，冀能起而維和平之局。其當日與蔡君松坡往來函電，不下十數件，皆可覆按。而知友中亦有與深談其事者，亦勿庸再舉也。矧今日者歷劫之身，已甘枯槁，悟得喪於一指，期養晦以五年。桑海變遷，此心不轉。第願循茲以往，國有紀綱，民得自由，使民國常存，共和不死，揆之始願，求仁得仁，則雖抉目國門，終身絕域，亦復無恨！」（詳見資料之三、四）

從李根源此信中，我們不難得出以下兩點結論：

第一，李根源當時並未與時在北京的蔡鍔有任何聯繫。李根源此信中所說「屏跡海嶠，久與世忘，即滇中親知，除一二師友之私，曾略通慰問，此外更無一字與人往還」之語清清楚楚地證明，李根源此時除了「滇中親知」「一二師友」之外，「更無一字與人往還」，當然意味著與蔡鍔並無「一字」聯繫，也更意味著向蔡鍔索序一事全屬子虛烏有。

第二，對於「二次革命」，時在北京的李根源與蔡鍔態度、立場相同。李根源信中所說「以個人主張，對於吾滇有所獻替，皆反覆於兵革之禍，不可再見，冀能起而維和平之局。其當日與蔡君松坡往來函電，不下十數件」之語證明，李根源與蔡鍔在「二次革命」中不僅觀點相同，而且關係還十分密切，而李根源此信的對象亦皆蔡鍔的老朋友、老部下，如果此時李根源與蔡鍔有聯繫，還有請其「蔡老前輩」為自己的著作作序之好事，難道不會藉機在信中向諸故友透露？

所以，從李根源此信反映其當時的處境來看，蔡鍔也絕不可能為《〈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的作者。

綜合筆者以上從時空、情理、邏輯、文字和內容以及李根源當時的處境等五個方面的分析，現足可定案：鐵的史實證明，曾業英先生在《社會科學輯刊》2018第2期上發表的《蔡鍔一篇鮮為人知的軼文及其價值——〈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作者辨》一文中，根據1鐵的史實證明，曾業英先生在《社會科學輯刊》2018第2期上發表的《蔡鍔一篇鮮為人知的軼文及其價值——〈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作者辨》一文中，根據1916年1月28日起《貴州公報》上連載的一篇題為《蔡松波先生〈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的文章，認定此文系蔡鍔於「1914年1月30日」為此時「因參加反『二次革命』而亡命日本的李根源」所編《中華民國憲法史案》一書所作之序的結論，完全是人云亦云，張冠李戴，以訛傳訛，因而其結論完全不符合史實，根本就不可成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