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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謎題:失落的成功者 | 社論前沿

原標題:中國謎題:失落的成功者 | 社論前沿


摘要


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間,儘管中國的物質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中國人的幸福感卻直線下降。

本文認為,中國收入不平等加劇,導致大多數中國人的財務狀況惡化,經濟上的不滿情緒上升,成為壓抑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快速轉型時期出現的其他負面情緒,如失范和不滿,對中國人的幸福感壓抑程度較低。


引言:中國謎題


1978年,中國政府啟動了大規模的扶貧和經濟自由化改革計劃,在過去的30年里,經濟年均增長超過8%,從根本上改善了13億中國人的生活條件。


與這一客觀進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人的主觀幸福感已大幅下降。自認為非常快樂的中國人的比例從1990年的28%下降到2000年的12%,生活滿意度從平均7.3下降到6.5。

生活條件的大幅改善和主觀幸福感的下降,幾乎挑戰了三十年來有關幸福研究所確立的所有解釋。一般來說,中國在低生活水平的情況下經歷了收入增長,人們應該會期待幸福感提高。


此外,考慮到中國正在迅速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水平,中國人,特別是在沿海地區的中國人本應變得更快樂。但令人不安的發現是,包括高收入人群在內的所有收入群體的主觀幸福感都有所下降。


三個競爭性理論解釋


如何解決這個難題?本文檢驗了三個相互競爭的理論解釋:社會失范、不滿和相對剝奪。


生活滿意度指的是「一個人積極評價他/她的整體生活質量的程度」,社會失范、不滿和相對剝奪理論強調快速的社會變化是一種刺激人們發展出負面情緒的力量,從而解釋了為什麼中國人的生活滿意度顯著下降。

社會失范


正如迪爾凱姆所指出的,快速的社會變化很容易壓倒人們的心智能力,導致迷失方向、抑鬱和反常的態度,從而導致整體幸福感的降低。默頓強調,鑒於經濟競爭和社會對成功的痴迷給人們帶來的永久性壓力,資本主義和精英統治的規範可能會導致社會態度反常和大蕭條。


在中國社會,這種反常效應可能更加厲害。中國突破性的經濟改革極大地改變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數百萬人離開農村去找工作,大眾消費改變了傳統的生活方式。市場經濟讓中國人在短短几年時間裡就進入了現代化,這些迅速轉變所帶來的不安全使城市人口特別容易受到社會反常的影響。


公共生活不滿


除了經濟和社會因素外,制度和政治結構對生活滿意度有重要影響。首先,隨著中國變得更加繁榮,民主成為中國人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民主制度的持續關注與中國人的生活滿意度息息相關。

其次,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和信任度。Helliwell(2003)發現腐敗和缺乏法治與國家層面較低的生活滿意度有關。中國在社會轉型時期暴露了許多社會問題,人們認為,隨著時間推移,社會治理能力和社會信任的改善和提高,有助於人們對生活滿意度地提高。


相對剝奪


相對剝奪是一個屬於參照群體理論範疇內的廣泛概念。其基本思想是,人們在評估自己的處境時將自己與其他個人或群體進行比較。相對剝奪指的是人們認為自己與他人相比處於不利地位的情況。相對剝奪對幸福的抑制作用已在許多研究中得到證明。


為了理解中國人的生活滿意度下降的原因,本文採用了相對剝奪理論的新版本,即Graham和Pettinato(2002)提出的「失落成功者」概念。這些作者發現,即使在經濟增長時期,轉型經濟體國家中幾乎所有收入群體的幸福水平都很低。這一現象反映了社會收入分配形態的迅速變化,其結果是不平等越來越傾向於上層收入群體(「頂層驅動的不平等」),結果,大多數人的相對地位卻惡化了。

數據和變數


本文使用1990年和2000年兩次世界價值觀調查(WVS)中中國部分的調查數據。兩項調查均採用分層多階段隨機抽樣,每次抽取大約1000人的樣本,涵蓋了1990年18歲以上的常住人口和2000年18至65歲的常住人口。由於中國農村和城市的生活條件差別很大,而且兩次調查的城市/農村組成各不相同,本文將兩個樣本分開,並進行單獨分析。


本文的因變數為生活滿意度,解釋變數為主觀無力、信任和經濟不滿,分別對應社會反常、不滿和剝奪三種解釋理論。採用多元回歸模型分析。


主觀無力被認為是一種反常的態度。換句話說,那些遭受社會反常的人感到無能為力,並且認為他們對自己的生活幾乎沒有控制能力。信任通過衡量人們對政治制度的信任來測量。經濟不滿通過財務不滿來衡量。財務不滿通常是群體比較培養相對剝奪感的結果,社會比較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經濟上的不滿。


此外,本文將控制性別、年齡、夥伴關係、收入、健康等社會人口和社會經濟變數。


實證分析


從實證分析來看,在1990-2000年的十年中,中國農村人的無力感並沒有顯著增加。隨著時間的推移,無力感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負相關逐漸減弱,這意味著對於農村地區來說,無力感並不是理解幸福感下降的關鍵,但社會反常的情緒可能會導致城市居民越來越多的不快樂。


農村和城市人口在政治信任上產生了分歧。在所有群體中,農村居民在2000年比1990年更不信任政治機構。農村人口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看法似乎與他們的生活滿意度在很大程度上脫節。儘管中國城市居民的情況有所不同,但與農村同胞一樣,似乎不那麼關心政治。從這些結果來看,政治不滿顯然不能對中國人生活滿意度的下降負責。


幾乎所有的農村人口都對他們的財政狀況不太滿意。在收入不平等加劇的背景下,財務不滿意抑制生活滿意度的力度明顯加大。在城市人口中也發現了同樣的模式,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更傾向於將主觀幸福等同於物質幸福。因此,相對剝奪很可能是生活滿意度下降的主要驅動力。這表明,在今天的中國,金錢比無力感或政治上的不信任更重要。


結論:中國難題解決了嗎?


本文檢驗了三種理論解釋,每種解釋都集中在社會快速變化的負面心理後果上。「失落成功者」現象證實了相對剝奪理論是主要的解釋理論。儘管轉型時期許多中國人在絕對收入方面獲得了可觀的收益,但由於收入不平等加劇,他們的相對收入狀況惡化。這種模式可以用「頭重腳輕」的收入不平等來解釋,即越來越多的人口比例低於不斷上升的國民收入平均值。


這種模式有兩個後果:(1)經濟上的不滿情緒上升,(2)成為抑制生活滿意度的更強因素。生活中越來越多領域的快節奏商品化使得經濟不滿成為主觀幸福感的最大抑制因素。


中國正迅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並由此產生了結構性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在市場經濟中,醫療、退休或教育等生活領域都被商品化了,金錢變得非常重要。在市場經濟中,金錢是獲得商品、服務、安全和社會聲譽的關鍵——簡而言之,就是主觀幸福。


然而,「失落成功者」的現象很可能只局限於快速增長的經濟體的初期增長階段,一旦收入分配再次變得更加平等,這種現象的流行程度將逐漸消失。


文獻來源:


Brockmann, H., Delhey, J., Welzel, C., & Yuan, H. (2009). The China puzzle: 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0(4), 387–405.


文獻編譯:唐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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