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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人真的尊重老師嗎|大象公會


雖然古人經常把「尊師重道」、「師道尊嚴」掛在口頭,但今天所說的「尊師」在古代更多只是讀書人的理想,「尊師」的立足點往往不是知識、品格,而是官位、權力。





作者|復活的徐攀




搜索回憶,你能從自己學過或讀過的古典詩詞中,找出一首或兩三句讚美恩師的名句嗎?



相信大部分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不過這聯詩的主旨其實是愛情。用「春蠶」比喻奉獻精神始於周總理的講話,用於比喻老師,要到80年代初才開始泛濫。




還有人會想到「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不過這兩句詩也與尊師重道無關,歌頌的「落紅」其實是作者本人。用「落紅」「春泥」比喻老師的現象同樣在80年代才開始流行。




還有「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實際上這是歌頌母親的詩,用「春暉」比喻老師或許與1982年一部名為《春暉》的電影有關。







還有人能想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但它的後面,還有「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和「師不必賢於弟子」這類吐槽呢。




如果仔細考察,這些被認為是讚美教師的古典名句,多數是現代人生造或拉郎配的結果。古人讚美恩師的詩句當然有,但質量和數量都出乎意外的低。古典詩歌浩如煙海,古人又十分強調尊師重道,為何沒有寫出讚美恩師的名句?




事實上,即使傳統社會中處處可見「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古人也經常把「尊師重道」、「師道尊嚴」掛在口頭,然而今天我們所說的「尊師重道」在古代更多只是一種讀書人的理想,而非現實。






名不副實的師生們



在今天,師生關係非常簡單明確:在學校給我上過課的人,就是我的老師。如果不讀研究生的話,恐怕永遠沒有資格選擇自己的老師。然而,古代的「師生」關係,要比今天複雜得多。



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儒、墨、道、法等派著名學者各自收徒,有志於求學者可擇師而事,成為某個學者的門生。不過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在以察舉、徵召、品評為取士手段的兩漢時期,師生關係很快演變為作為博取官職的工具。




如東漢時期受到皇帝賞識的經學家賈逵,他的門生弟子往往都被挑選為郎官,學者無不羨慕。這樣問題就來了:想要求官者,往往投靠在權臣門下做「門生」,甚至與學術完全無緣的外戚竇憲、宦官王甫等,都有自己的「門生」。東漢末的徐幹評論說:「為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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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先主劉備少年時期曾經拜學者盧植為師,他「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大概沒有從盧植那裡學到什麼文化知識,但幸運地結識了不少同學。後來劉備在亂世中投奔老同學公孫瓚,撈取了政治生涯中相當重要的一桶金




此等「門生」自然不可能不尊重「老師」,不惜為「老師」饋贈厚禮,恭敬畢至,甚至親執賤役,甘為奴僕。




據清代顧炎武、趙翼等學者考據,在兩晉南北朝時期,所謂「門生」實際上已經與奴僕無異,看不出任何就學求師的痕迹。這種行為與「尊師重道」顯然相去甚遠,以今天的情況相比,更像是迫切期待轉正的編外人員,格外尊重和巴結單位領導。




這種情況亟待改變。隋唐以後盛行的科舉制,令達官顯貴舉薦門生故吏越來越困難,從而徹底改變了這種「政治投機」式的師生關係。




在科舉考試製度下,及第舉子們認自己的考官為「座師」,仍以「門生」自居。在古代,絕大部分被譽為「桃李滿天下」者都是主考官,而不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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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門桃李」的典故來自狄仁傑;「桃李滿天下」則是形容裴度。實際上他們都沒有教過學生,「桃李」指的是他們提拔薦舉的人才。狄仁傑推薦過的名臣有張柬之和姚崇;裴度則提攜過韓愈、李德裕等。在電視劇《神探狄仁傑》中,李元芳是狄仁傑的親信僚屬,曾泰是狄仁傑的門生,以古人的觀念看,二人都是狄公栽培的「桃李」




不過,科舉制下「座師」與「門生」的關係,與現代的師生概念其實也是南轅北轍。




他們在科舉考試前原本互不認識,毫無「師恩」可言,與其稱之為「師生」,倒不如說是選拔者與求職者的關係。




假如當今新錄取的公務員紛紛拜負責考試和閱卷工作的組織部領導幹部為師,豈非蓋世奇談?唐代人也認為當時的「師生」關係已經遠離「傳道、授業、解惑」的正道,韓愈就感嘆道:「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




在科舉制度下,學生幾乎不可能不「尊師重道」。




清代會試(錄取者如無大紕繆,一般即為進士)的主考官通常是二品以上的尚書等高官大員,副主考通常也在三品以上,此外還有「同考官」往往以翰林充任。鄉試(錄取者為舉人)考官級別要低一些,一般主考為翰林出身的內閣學士等官員。在這些地位崇高的朝廷大員面前,新進舉人、進士怎能不俯首帖耳?




他們對錄取自己的「恩師」感恩戴德,禮數周到,被錄取後向老師們呈遞拜師帖,每年所謂的「三節兩壽」都要準備賀儀。不過,如果將來某個學生爬到了比老師更高的位置,老師照例應當奉還拜師帖,以示尊重朝廷體制。話雖如此,清代官員銓敘看重年資,學生官位超越老師的情形當然很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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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兩位軍機大臣、大學士翁同龢與剛毅由師生而反目,有一種說法認為,起因在於翁同龢在剛毅發達後未按慣例繳還剛毅當年的拜師帖




士人們尊師重道,會得到很可觀的回報:身居高位的老師,在仕途方面當然會照顧自己的門生。考官們雖然從未教書,卻總是收穫滿門桃李。




那麼,真正從事教育工作,甘作春蠶蠟炬,教書育人的那些人呢?畢竟,他們才更符合今天的「老師」概念。






「家有隔夜糧,不做孩子王」



蘇東坡的老師是誰?通常的答案,是他及第時的考官歐陽修。但如果以現代的「老師」概念為準,絕大多數人就很難答上來了。




真正的答案是:眉山道士張易簡。如果你沒聽過這個名字,那太正常了。雖說他很賞識蘇軾,蘇軾在晚年時也還記得他,但蘇軾一生提及張道士的名字僅寥寥數次,多數還是在回憶老同學時順便提到的。




在這一點上,號稱「尊師重道」的古代人和現代人並無多少不同。你可能終生記得你的小學老師,但絕大部分時候你不會想起他,除非他就住你家附近。相比其他塾師,張易簡能夠青史留名已經相當幸運。




教李鴻章讀經的老師姓吳,是位舉人,除此以外我們對他一無所知,因為李鴻章發達以後從未提及此人。一說起李鴻章的老師,大部分人能想起的名字只有「曾國藩」而已。







總之,古人對於自己的塾師或業師,雖不見得不尊重,但比起「座師」和「房師」,其禮遇程度相去甚遠。




而這些以真正的教師為職業的是些什麼人呢?可想而知,民間的塾師以秀才及童生為主,他們的學問和人品,確實不見得有資格令人尊重。




反過來說,在溫飽線附近掙扎的普通民眾,也確實沒有多少錢能用來請塾師,塾師的生活往往是非常清苦的。




清代文人鄭板橋,曾有詩回憶自己的塾師生涯:





教館本來是下流,傍人門戶度春秋。


半飢半飽清閑客,無鎖無枷自在囚。


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冤讎。


而今幸得青雲步,遮卻當年一半羞。




「傍人門戶」「半飢半飽」的塾師生涯,是塾師的普遍狀態。一份教書的工作,在古代被稱為一個「館」,普通讀書人覓一個待遇好的「美館」並不容易,許多窮酸秀才壓根就覓不到。




清代華北地區流行一出玩笑戲劇,名叫《覓館》,相傳是蒲松齡所作。這齣戲對急於求職的秀才,和為子弟尋師的農民,兩方面的心理刻畫備至。




秀才唱:





想當初讀書時錯了一念,


總不如學手藝可吃可穿。


你看那皮匠手錐鞋補綻,


小爐匠在一旁鋦碗鋦盤。


買賣人吃的是香油白面,


餓得我讀書人甚是可憐。




農民唱:





自幼年從未有喝過墨水.


看文書錢糧票甚實作難。


只因為養下了犬子兩個,


又想著讀詩書又怕花錢。


偏偏的這幾年積余有限,


這件事提起來左右為難。




最後農民與秀才約定教書的待遇:





破廟中一間房作為書館,


睡覺時蓋稿薦枕一大磚。(稿薦即草席)


小學生遇落雨背來背去,


在佛前代打罄不得偷閑。


每日里有三餐只是稀飯,


出大恭在院內不許外竄。(因為農家需要攢糞)


有一日不在學按工扣價,


到年底散了館工滿錢完。




這齣戲各地唱法不同,有些戲班為這齣戲安排了一個荒誕結局:農民提出各種苛刻條件,秀才一一答應,並說:「我也有個條件不知可答允否?」農民問秀才,秀才說:「其實我不識字。」農民思考後回答:「不識字也沒有關係。」




因為塾師們求館困難,他們的師道尊嚴就很難維持了。傳統教育觀念認為體罰是必要的,即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但實際上,塾師往往只能服從僱主的要求提供教育服務。塾師能否體罰孩子,體罰到何種程度,往往要看孩子家長的臉色。




現代作家何其芳回憶其私塾的老師:「有一次他在某家教書,常常打得學生的腦袋發腫,惹得當母親的忍不住出言語了,說孩子可以打但不應打頭部。」




後來這位老師就不再打學生,但他把暴力全部發泄到自己的孫子身上,時常因為一點小事痛打孫子,畢竟孫子是自己的,打得再兇狠,東家也不會見怪。何其芳先後經歷四位私塾老師,人生遭遇都頗為悲慘,其中兩位後來瘋了。




如果老師的體罰超出了家長認可的限度,有很多家長壓根不顧老師的面子。




秋瑾的弟弟讀書時被先生扭傷耳朵,鮮血淋漓,秋瑾見後大怒,當即讓這位老師捲鋪蓋回家。後來這位袁姓老師與秋瑾同在日本留學,兩人互相懷恨在心,始終沒有搭過話。秋瑾的弟弟日後回憶起這段往事,對秋瑾非常感激。




鄉間的塾師在東家面前威風不起來,名門子弟的家庭教師更加不用說。




官宦人家往往以自己的學生或幕僚教導自家子弟,如汪由敦為兒子汪承霈聘請的家庭教師是自己的門生趙翼,曾國藩為兒子曾紀澤聘請的老師則是幕僚馮樹堂。試想,這種「老師」敢於對自己頂頭上司的子弟無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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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童鬧學圖》,明代仇英臨摹宋畫。圖中學堂老師伏案酣睡,一個頑童悄悄摘掉了老師的帽子,另一個孩子在台階下手端「圭板」,肩披文卷,裝扮至聖先師孔子。一片喧鬧中只有一個紅衣男孩不受干擾用功學習




不過,確實也有許多塾師能夠保持充分的威嚴。只要你名氣足夠大,成果足夠多,讓家長認為:不管老師的行為如何出格,還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這套教育方法能夠讓孩子成才。不過,孩子們長大後會怎樣看待當年的老師,那就另當別論了。




有時候,無論是「業師」還是「座師」,老師們真的不知道哪個學生會成才,也很難保證未來發達的學生不回來報答或報復。




湘軍名將劉坤一身為秀才時,被某考官所薦舉,但被另一考官黜落,旋即從軍平定太平天國,積功升至督撫。然而他的功名生涯也就到秀才為止,終身引以為憾。後來這兩位考官都曾在他轄下任職,其命運可想而知。




不過,發達了的學生一般也不會跟一個小小的塾師計較。畢竟,無論老師當年怎麼糟踐,最終也沒能毀掉孩子的一生。而那些真正被毀掉的孩子,根本發達不起來,也無從報復,甚至壓根就不知道自己是被毀在誤人子弟的庸人手裡。






想被尊重?先去考個功名



話說回來,當我們討論「尊師」時,首先得弄明白究竟受尊重的到底是什麼:究竟是「教師」這個職業,還是老師能夠給學生提供的文化、知識、技術甚至權力?




古人常提到的「師恩」,可以理解為老師對學生的教益。如果老師對學生沒有什麼教益,學生及家長對老師自然也尊重不起來——畢竟學生交的學費是來買知識,而不是供養飯桶的。




事實上,中國古代大部分鄉間塾師,就很難令學生受到什麼教益。




首先,一些塾師確實水平有限。只要粗通文墨,會念《三字經》《百家姓》,就可以去教學生了,白字連篇的塾師並不少見。




清末民初時期,齊如山在北京曾見過許多學館,老師寫的招牌就不通或可笑,比如「溺愛免送」被老師寫成「逆愛勉送」,「詩詞歌賦」寫作「時此各夫」。




其次,是塾師教育不得法。大部分「啟蒙老師」只教學生「念書」,而不作講解,大群學生扯著喉嚨一齊念誦,場面壯觀。為適應這種老師的教學方法,古代啟蒙讀物一般寫成整齊押韻的三字句或四字句,方便學生念誦。




儘管如此,大部分蒙學館的教學效率還是極低,比如用一天的時間教學生念「人之初,性本善」,第二天再教「性相近,習相遠」,第三天複習前兩天的知識......這樣念下去,整整一年的時間能念完《三字經》,就算不錯了。




清代有一首打油詩調侃這种放羊式的學堂:「開蒙先念《三字經》,人字乃是第一聲,一字念了一個月,字之倒正未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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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作為童蒙教材而印刷的《三字經》




這種教學方式對老師十分方便,他們可以在課堂上抽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準備自己的複習(以備科舉),也可以出門訪友,把時間交給學生自己念誦——只要吩咐鄰居隨時注意聽學生有沒有偷懶就行了。




像這類啟蒙老師,恐怕也只有不大通文墨的人們才會尊重。畢竟,家長自己督促孩子念完《三字經》,其實只要一兩周就完事了。




如果孩子在接受啟蒙教育後還想進一步深造,比如研讀《四書》以便考個秀才,就需要找個有功名和身份的老師——總不能,讓一個自己都考不上秀才的老師指導學生參加科舉吧?




有秀才功名,能教學生作八股的老師,自然會贏得更多得尊重。在清末華北鄉間,能教八股的先生每年可得20大洋,比不能教八股的同行多出一倍。




不過,這些秀才們收穫的尊重也非常有限,民間對秀才的尊重程度,可以參考《儒林外史》里未中舉時的范進。當時的范進已經是秀才了。








范進中舉的故事說明,讀書人想要受到百姓的尊重,至少也需要考個舉人。有了舉人身份,往往也就不屑於跟童蒙師之流為伍,他們有資格做官宦子弟的家庭教師,或者到當地的書院去謀一個教職,教那些前來求學的童生、秀才們讀書考試,工資和待遇比啟蒙老師不知高到哪裡去了。




這就好比現代重點大學的畢業生(教育學專業除外),如果有志於教書育人,也不會去做小學老師,至少也要找個高中才算像樣。




當然,如果你中了進士,點了翰林,做了考官,會更加被學生尊重。到那個時候,你會成為許多舉人、進士的「座師」「房師」,你的門生對你畢恭畢敬,俯首帖耳。《儒林外史》中還曾提到,一旦某個塾師高中科甲,他當年的塾中弟子們立刻前來拜師,順便謀個出路。如果這位塾師終身不第,這些學生一輩子也不見得來看他一次。




總之,古代老師的受尊重程度,與他們的功名和官職正相關。這並非完全由於古人趨炎附勢,主要還是因為:你的功名和身份越高,你能給學生提供的東西就越重要,你對學生的「師恩」就越深重。






有些老師,確實更值得尊重



古人所說的「師道」,其實並不限於「授之書而習其句讀」的童蒙之師,而更多地指「傳道、受業、解惑」的人生導師。




比如曾國藩之於李鴻章,說是「業師」或「座師」的關係似乎都不大妥當。




李鴻章的父親是曾國藩的同年(同科進士),李鴻章少年時從家鄉入京,以「年家子」(同科進士之子)的身份向曾國藩投拜帖。這種行為與其說是拜師,其實更接近於以晚輩的身份請求曾國藩給予照顧。




事實上,最初幾年曾國藩的日記和信函里,根本沒有提及這個「年家子」,不過他確實曾為李鴻章介紹一份做家庭教師的工作——很可能僅出於對朋友子女的照顧而已。




不過後來李鴻章參加會試,曾國藩正好以翰林的身份任「同考官」,倘若李鴻章順利及第,曾國藩很可能成為李鴻章的「房師」,不過李鴻章這次並未及第。後來李鴻章中進士,曾國藩並未任考官,因此曾李之間也說不上「座師」或「房師」的關係。




然而李鴻章終身以曾國藩弟子自居,並且自封為曾國藩的「門生長」(掌門大弟子),這究竟算是哪門子師徒關係呢?




這種關係細說起來非常複雜,簡而言之,其實就是韓愈所說的「傳道、授業、解惑」之師。李鴻章及第前後常在曾國藩處談論經史,後來又在其幕府辦事,曾國藩的言行令他受益不盡。李鴻章晚年對吳永提起曾國藩,說:「我老師曾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現在這些大人先生,簡直都是秕糠,我一掃而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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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吳永《庚子西狩叢談》記載,李鴻章晚年怒斥袁世凱時,也屢屢提及他「老師」曾國藩。這段劇情出現在電視劇《走向共和》第十三集




既然業師、座師給他的教誨都不如曾國藩,那麼李鴻章敬仰這位「人生導師」,完全合乎情理。




以古人的眼光看來,對你有所教益的非親族長輩,無論你和他如何稱呼,他都是你的老師。




與蘇東坡交遊的「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少游、晁補之和張耒,與蘇東坡的關係也並非業師或座師,而更近於亦師亦友的關係。




黃庭堅對蘇東坡徑直稱為「子瞻」或「東坡」,不稱為師,不過在當時人看來,黃庭堅等毫無疑問就是蘇東坡門人,因為蘇東坡對他們的教導和影響極大,雖無師徒名分,卻有師徒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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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黃庭堅《跋東坡書寒食詩》




所謂「業師」和「座師」,是聽憑安排,隨機分配的。然而學生髮自內心真正尊敬的,還是通過雙向選擇,自由投身學習的「導師」。




你能想到的古代「尊師重道」經典範例,也多是這種自由選擇的「導師」關係,如孔門弟子,程門立雪,陽明學派等。




總而言之,不管哪個時代,如果老師能夠給予學生更多的幫助,通常總可以收穫更多的愛戴;而那些不值得尊重的老師,無論古今也總是得不到尊重。不過,古人總是有意無意地把幾種以「師生」為名的關係混為一談,使得「尊師重道」的立足點往往不是知識、品格,而是官位、權力。




而且,無論古代還是近代,學問稀鬆、人品欠佳的陋儒也都大量存在,他們總是希望世人不去分辨老師的好壞,籠統囫圇地尊師重道,使他們享有與碩學名師一樣的權力和尊嚴,還希望學生們秉承「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準則,飛黃騰達後不忘提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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