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的常識建構：清末民初「讀本」中的現代國家觀念普及
撰文：瞿駿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現代中國」如何形成是一個無比龐大具有相當挑戰性的課題。對此不少既有研究指出現代中國的形成具有其各種兩歧性。簡而言之其既具有現代的模樣，又不乏傳統的影子；既有中國傳統的淵源，又有歐風美雨的影響。本章並不處理如此龐大的一個問題，而是希望從一個相對中觀的問題即「普通人認知國家的基礎常識是如何獲得的？」出發來觀察「現代中國」形成的一個側面。而所謂基礎常識指的是對現代中國的形成有著強大影響力和凝聚力的一些概念、知識和記憶。它們並不僅僅在精英的世界中廣泛傳播，並且滲透到了幾乎每一個中國人的腦海之中。
從研究取徑上看，既有研究討論「現代中國」的基礎常識建構，其重心多放在轉型時代所出版的大量報刊上。這當然非常重要，因為在清末民初思想媒介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報刊雜誌的大量湧現，而報刊的確對於現代中國的基礎常識建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過只要對報刊的製作、銷售、閱讀等各種面相稍加分析就會發現其中存在很多需要進一步解釋的問題，尤其是如何估計和解說報刊的實際影響力。有研究者即指出：在清末民初無論是報紙還是新式期刊的發行量都比較有限。研究已汗牛充棟的《新青年》、《東方雜誌》等刊物在20年代初發行量大約是一萬五千份。《申報》大約日銷二萬五千份，其次是《新聞報》二萬份、《時報》一萬份，其他報紙發行量皆不到一萬份。
而據筆者考察清末報刊的銷量除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外恐怕也比原來我們估計的要低一些。雖然報刊的影響力並不能僅僅用發行量來判斷，但筆者仍然以為研究視野或許應拓展到報刊之外，去考察關於「現代中國」的常識建構還有哪些方式？其中各類「讀本」的傳播閱讀在筆者看來即是非常重要之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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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讀本」的興起
在清末民初興起的讀本主要依託於三個重要背景：其一為從清末憲政開始到1911年革命的政治變革；其二為清末的科舉改制；第三為西潮衝擊下傳統童蒙教育的轉型。
20世紀最初十年清政府的新政是一個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觸動乃至改變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一次重大改革。其中憲政改革定立憲時間表，中央設資政院、各省立諮議局、在各地推行地方自治。這些舉措在很多讀書人看來都面對著一個巨大的困境即如何開民智以培養「立憲國民」的政治常識。因為當時的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憲政為何物，資政院、諮議局或者地方自治究竟是怎麼回事也不甚了了。在上不少人是以「通君民上下之隔」的思路來理解憲政，在下選舉舞弊、非議憲政的現象屢見不鮮、由選舉資格調查和地方自治推行而起的風潮此起彼伏，因此1909年的學部奏陳才會說「立憲政體期於上下一心，必教育普及，然後國民知識道德日進，程度日高，地方自治選舉各事，乃能推行盡利」。正是在此潮流下嚴復、孟森、朱樹人、陳寶泉、高步瀛等人紛紛開始編撰各種讀本來開民智為立憲做準備。而1911年革命改帝製為共和也催生了一批以傳播「共和國政治組織大要以養成完全共和國民」的民眾讀本。
同時自戊戌變法開始，清廷開始大幅度改革已近千年的科舉制度。最重要的表現為科舉考試中策論一門日益受到重視。尤其是1901年清廷下詔全方位科舉改章，策論一門被提升到至關重要的位置，成為了每一個舉人士子必讀必考的東西。這一變化雖然僅僅維持了四年左右的時間即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嘎然而止，但其造成的影響卻不容小視。周作人在《談策論》一文就曾略帶嘲諷地評說從八股改策論帶來的影響：
前清從前考試取士用八股文，後來維新了要講洋務的時候改用策論，……八股文的題目只出在經書里，……策論範圍便很大了，歷史、政治、倫理、哲學、玄學是一類，經濟、兵制、水利、地理、天文等是一類，一個人哪裡能夠知道得這許多，於是只好以不知為知，後來也就居然自以為知，胡說亂道之後繼以誤國殃民，……我們小時候學做管仲論、漢高祖論，專門練習舞文弄墨的勾當，對於古代的事情胡亂說慣了，對於現在的事情也那麼地說，那就很糟糕了。洋八股的害處並不在他的無聊瞎說，乃是在於這會變成公論。
這種對策論/論說的描述證明了科舉制度的改革導致了讀書人從閱讀形式、學習內容到自我認知理路的巨大轉換，這種轉換並未因1905年科舉廢除而停滯，其帶來了一種經久不息的出版熱潮即以「論說」為題目的讀本大量出版。這些以「論說」為標題的讀本雖然基本都是粗製濫造，大量重複、內容龐雜的策論型文章的彙編，按照它們自誇的話來說即「無非古今歷史與夫近今時事相提發揮，或一題一篇，或一題數篇，以示途徑」。但卻因符合了一般讀者尤其是在校學生參考、模仿乃至抄襲的需要而經久不衰。如《最新論說文海》一書1913年初版，1919年18版，到1933年已出到增訂26版，而且在國民黨「訓政」體制下有些文章從表面上看已頗不合時宜如《孔子紀念日感言》、《尊孔論》等，但依然能夠銷行無阻。
除了憲政推行和科舉改革外，西潮衝擊下傳統童蒙教育的轉折亦是民眾讀本興起的溫床。一方面傳統童蒙教育被很多趨新讀書人認為不合時勢，而被冠以許多「污名」。這使得童蒙教育中應使用所謂「淺白讀本」的意見甚囂塵上，《申報》上有論說即認為：
我國因考試用文字之故，遂以不通俗為主。而初級讀本亦用之，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彼止曰我教之讀八股題目，讀八股材料也。若問童子之受益與否，則啞然無以應矣，今夫淺白讀本之有益也，余嘗以教授童子矣。甲童曰好聽好聽，乙童曰得意得意。所謂好聽得意者無他，一聞即解之謂耳，一聞即解故讀之有趣味，且記憶亦易，如此則腦筋不勞，無有以為苦事而不願入塾者。且童子養生之道亦在是矣，或曰四書五經乃聖賢道理，如何舍彼讀此？答之曰四書五經之道理無分古今，惟其語言則儒林古國之語而非今國之語也。若以今國之語言寫，無分古今之道理有何不可？余所謂淺白讀本非不講道理之謂，乃句話淺白之謂耳，且直與時為變通。
另一方面童蒙教育的基本結構由官學、書院、私塾漸漸轉向各類學堂，這種基本結構的變化讓如何規訓學童的身體和思想以適應「新學堂」成為了一個問題，這些身體和思想的規訓往往會利用教科書。由此不少教科書即直接以「讀本」為名，而各種其它類型的「讀本」亦成為重要補充。像《國民讀本》除了有立憲宣傳的功用外，在《學部第一次審定高等小學暫用書目凡例》中就明確規定其使用者為「學生」。《國民必讀課本》也是如此，其宣講規定由各地勸學所來進行。《中華共和國民讀本》自稱其內容「可充高等小學及初等小學補習科之用，然今日中學校、師範學校學生皆未受共和國民教育，故亦可用為補習課本」，商務版的《共和國民讀本》在封面明確表示為「高等小學校用」，而在《初等共和論說指南》中開篇即有《守規則》一課說：「學校之立規則，豈欲壓制學生哉？將以檢束其身心耳。乃有放縱之徒，不識規則為何物，輒違犯之，身心何由而端正乎？惟善守規則者，無論課業時，游息時，而其舉動語言皆無過失。」這些均足見學堂建制與讀本出版之間的密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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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現代中國：清末民初「讀本」中的國家與世界
在初步了解清末民眾讀本興起的背景後，讓我們回到這些讀本自身。如果將清末民初的讀本與當時其他著作或報刊上的言論相比較，其實這批書大致在思想上既無原創性，也無獨特性，但卻是討論「一般思想史」的不錯材料。因為至少編寫讀本的那些精英在試圖向更多的人傳遞他們在思考並希望讓民眾了解的概念、理論與思想，而且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勢必要努力地做到通俗化和簡單化（效果如何存疑）。此處即選取清末民初與政治文化基礎常識構建密切相關的國家與世界觀念來做進一步討論。
在清末中國佔據主流位置的是一套融合了「主權在民」和「國家至上」觀念的混合型國家觀。這套國家觀打破了原來皇帝、朝廷與國家的緊密結合，降低乃至消解了皇權在整個國家架構中的位置，最終將「國家」抽象出來，成為了新的至高無上的存在。梁啟超《新民說》第六節「論國家思想」中就曾把國家比作「公司」，「村市」；朝廷則是「公司之司務所」、「村市之會館」；而皇帝、官僚則為「總辦」、「值理」，因此：
固有國家思想者，亦愛朝廷。而愛朝廷者未必皆有國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蟊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
在中國傳統的國家認同中，在位君主和一姓王朝基本與國家一體。因此梁啟超這套將「朝廷」與「國家」分離的推論方式可謂驚世駭俗，但影響卻甚大，這種思路也充分反映在當時的讀本里。如1905年出版的《國民必讀》雖然會有一課稱「受國家莫大的利益，豈有不思報酬的理，所以就以忠君愛國四字，為我輩最大的報酬，亦就是我輩最大的責任」。但只要通讀過這本書就會發現明確提倡「忠君」的只有這一課，在「忠君愛國」的舊氈帽下面隱藏的是一個嶄新的「國家」。「民」則成為了這個「國家」的全新政治主體，由此國家與民眾在讀本里產生了全新的聯繫，這種聯繫又使得國家對於民眾的要求與以往在「君臣」或「君民」關係框架下的那些要求截然不同，這尤其表現在《說國家與國民的關係》一課上：
如今我中國的民人有個最不好的習慣，遇著國家有事，就說這是國家的事，不與我民人相干。此等話可算是最糊塗的了。試問民人是何國的民人？國家是何人的國家？若國家的事與民人無干，如何能喚作國民呢？須知國民二字原是說民人與國家，不能分成兩個。國家的名譽就是民人的名譽，國家的榮辱就是民人的榮辱，國家的厲害就是民人的利害，國家的存亡就是民人的存亡。國家譬如一池水，民人就是水中的魚。水若干了，魚如何能夠獨活。國家又譬如一棵樹，民人就是樹上的枝幹，樹若枯了，枝幹如何能夠久存？
到1911年革命後，擺脫了皇權束縛的讀本中講現代「國家」的內容就更多，甚至用的比喻都與清末類似，如在直隸省出版的一套《共和淺說》中就說：
共和國家由人民組織而成，所以叫做民國。共和國家的人民都是國家一份子，所以叫做國民。可見人民與國家是萬萬不能分開的。國家譬如一棵樹，人民就是此樹的根株枝葉。若無根株枝葉，那裡有此樹，樹已枯槁了。就是有根株枝葉也不能獨存。所以國家與人民關係的非常密切，國家一切的事就是國民的事。
國家觀的轉化構成了現代中國的一層基本底色即對國家富強的渴求和對民族主義的宣揚、響應和追隨。但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除了國家富強和民族主義被凸顯外，另外還有一個層面就是「世界」觀念的興起。這一觀念首先是和中國古老的「天下」觀念相勾連的。羅志田即指出：列文森說近代中國是一個從「天下」轉化到「國家」的過程或許大致不錯，但同時也是一個從「天下」轉化到「世界」的過程。。從讀本來看，不少內容即表現出從「天下」向「世界」轉換的痕迹。如商務出版的《共和國民讀本》在談到「郵政」時就說：
往時通信或遣專使，或憑信局，從無國家為之經營者。至郵政既興，其所及之地既廣，傳達亦較為妥捷，於是人民心志大通，知識亦因之大進，且不徒偏於己國也。又合萬國同盟為之整齊而畫一之。一紙音書可以周行世界。
「合萬國整齊而畫一之」既包含著有中國人懷著「天下一家」的古老理想要「跳入世界流」中去的想像，又消解了以往天下觀以中華本土為中心，以夷夏為分界的差序格局。這就使得清末民初的「世界」觀念在民眾讀本表現出四條既有相似之處又包含較大差異的理路。
第一，因有「世界」觀念而有世界公理和世界公例，公理與公例是一套無須經過證明即有其正當性的一套言說，由公理、公例為起點，既然泰西諸國依照這些準則來破除迷信，講求衛生，強調公德，那麼這些準則就都成為了趨新人士所提倡的強勢話語，通過日復一日地講述、宣揚和選讀漸漸沉澱在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中。
第二，是時傳統天下觀念里的人類意識與「世界」觀念中的普遍文明觀相結合，在強調富國強兵的同時，亦常試圖以人類主義的普遍性來消解民族國家的特殊性，催生了中國人要做「大國民」的意識。
1905年出版的《國民必讀》已在說：「日本人有言，大英雄不如大國民，真是有味之言。大國民三個字不是論國的大小。必須有作大國民的資格，若沒有國民的資格，那國雖然大，只好算大國之民，卻不能叫做大國民。那國民的資格從何造成呢？必須要受教育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共和國民讀本》則提出：「文明之民尤重人道，是以能愛己又能愛人，雖外國人猶同胞也。蓋國家權利之爭有內外，而人道則無內外」。
第三，普遍文明觀又會與流行的進化觀念相結合，從而讓新的「世界」觀念中產生了一套對各類國家和人種的等級化想像。這套想像形成了以富強和文明為區隔的另一種「夷夏之辯」，。在這種「夷夏之辨」里，歐美國家及其人物作為富強代表和文明標杆大量出現在讀本中。
《中華共和國民讀本》就特別闢出六課的篇幅講解法蘭西共和國、美利堅共和國、法美政治之異同，美國各州之組織，這一篇幅的量佔到了《中華共和國民讀本》上冊的五分之一強。商務版的《共和國民讀本》的廣告頁上則赫然有《法美憲法正文》、《世界共和國政要》與《美國共和政鍳》等書來作為新建民國的效仿對象與指路明燈。又有一篇題為《十九世紀之文明記》的讀本里的文章則可能是一個清末民初思想界大面積「變夷為夏」的典型例證：
歐洲各國進步速率必較他國易達，其腦筋轉捩實有特別之靈動在也。不然同一文學耳，十九世紀何以有寫盾的與法人囂俄，英人丹尼孫及氏庚、德人哥的耶。同一史學耳，十九世紀何以有德人蘭陔、英人弗里孟耶、同一哲學耳，十九世紀何以有德人康德及非希的、黑智爾、秀彭化、英人斯賓塞耶。同一科學耳，十九世紀何以有德人麥耶之勢力不滅論、英人達爾文之進化論耶。嘻，文明至此可謂達於極點矣。而孰知器械之新發明者有福爾頓之汽船焉，有斯梯芬之汽車焉，有沙米林及高斯之電信焉。其餘自顯微鏡、望遠鏡、寫真術外，概電話、電燈、電車、無線電信、炮火、軍艦諸術，更能出奇制勝以競爭於一時。蓋武功息而文化開，民智啟而物理出。觀於千八八三年之三國同盟，千八九五年之兩國聯合已可得其大概矣。況千八九九年萬國和平會更別樹一幟於地球之上哉。今也環球交通日新月異，十九世紀之歷史誠不能不為歐洲留紀念也。
第四，因另一種「夷夏之辨」產生而讓時人產生了一個普遍焦慮即中國是否有資格包含在「世界」之內？
比如讀本中說到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政策，就會指出這是因為「廣民族而張國權」由此「殖民之說流行」。但沉痛的是像美國華工等「供人奴僕者皆我華人耳」。不過文章到最後，作者又不免遐想中國何時能夠同列強一樣去分享佔有殖民地。一些讀本談人種知識時也會出現類似情況。作者一面希望南美紅種、澳洲棕種、非洲黑種能與亞洲黃種、歐洲白種同化，如此則「文明之進步不難」，退而求其次則要求「亞洲之黃種與歐洲之白種同化，使「天演之界說悉泯」。但其筆鋒一轉又固執地認為「三種固不如黃白，而黃種又不如白。」
在這些論述中明顯表現出究竟「世界包不包括中國」這一問題在時人看來是一個尷尬但又不得不去經常面對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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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讀本中的國家與世界
20世紀20年代中葉是所謂「轉型時代」的結束時期，在這個時段里中國的政治文化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已有不少學者作出了出色研究。不過就政治文化常識建構而言尚留有一定的討論空間。若能以當時出版的讀本來與清末民初的讀本中的國家與世界觀念作一些比較，則對我們進一步認識由讀本帶來的現代國家觀念和世界觀念有更大的幫助，先來看國家觀念。
在清末民初的國家觀念里，當國家與朝廷相分離，則新的政治主體——國民或曰人民、民人也隨之產生。普遍化、一致化的「國民」極大動搖了傳統時代即使是普通中國人也認同的價值認知即士農工商的社會地位排序。1896年梁啟超已在說農有農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中國不如歐西列強正是因為「有四者之名，無士之實」。而那些矧於士而不士，聚千百貼括、卷折、考據、詞章之輩」則是「於歷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見，於萬國形勢，懵然未有所聞者，而欲與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1903年馬相伯則從中西讀書人的比較中看出了「士大夫」的大劣勢：
士大夫束髮入塾，即為無業游民，不復於工藝有所措意，以致器日苦窳，商業大衰，而利權遂為外洋所奪。不知外人雖貴為天子，亦下執工業，陶冶斤斵，皆躬為之，非特大彼得之入船廠而已。中國古時士人尚執賤業，如嵇康好鍛諸事，史傳往往言之。唐宋以後，茲事遂希，亦可見世風之變矣。
前引《國民必讀》中也特別指出：
人但能盡了自己的責任，就算不枉為一個人。但就我們為民的說，比如士農工商，任人去作，只要能盡了自己的職任，於社會就大有益處。古時四民之中最重士，把農工商卻看作下等，到文明益進，分業愈多，無論何種職業，全是缺一不可的。
在1912年會文堂出版的一本《中等新論說文范》中有一篇《論士人宜重視實業》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先將實業懸為國家富強的大標準，由此士農工商「合一」的思路就蘊含在其行文邏輯之內：
實業者，生計之母也。古者伊尹農耕於莘，傅說業工築於野，膠鬲業商，販魚鹽於市，以實業為生計。名士優為之。不謂中古以降，士與農工商分途。士不能為農工商，而反仰給於農工商，猶且強為之解曰士貴名也，農工商賤役也。嗚呼，自此說出，而士不知有生計，反舉農工商之生計而俱困矣。夫實業不一端，而農工商為最大。農有農學，工有工學，商有商學，士即以農工商諸學為學者也。故窮而在下，固然以農工商為學業而自謀生計，達而在上且以農工商之學業為提倡而共謀生計。士之生計即此農工商之生計也，而為農工商者之不皆稱士，則以學不學之別耳。今其言曰，士自為士，農工商自為農工商，則士直一無業之遊民，窮不能自謀生計，達亦不能與農工商共謀生計。農工商未得士之益，反而分其力以豢士。其有不因而俱困者耶。顧或猶為之說曰，士亦有專職在。官也、師也，士之職也。
嗚呼，以是等不學無術之偽士人，而令其為官，為師，故實業不興，生計益蹙，民日窮，財日匱，一至於此。今試問歐西各國之政府有如我頑鈍無恥之官吏乎？又試問歐西各國之學校有如我濫竽充數之教師乎？彼自文明，我日鄙塞，奚惑乎？彼富而我貧，彼強而我弱也。為今計，當政治革新之始，亟宜舉士農工商之途而一之。士之學即農工商之學也，明農工商學乃足以為士。此制一行將必有農業家、工業家、商業家出現於吾國，為民族提倡，夫而後實業與生計盛，而富而強，堂堂中國庶不出歐西各國下。
在這篇文章的頁眉和最後有不少評點更清晰地表達出當時讀本創作者的心態，如說「（士農工商）硬分出貴賤來吾實不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吾國士人皆遊民耳，朝思做官，暮思賺錢，自鄙至此，吾甚羞之」；「言之沉痛」、「清快絕倫」、「百度更新當以此為入手」；「四民分途是吾國宿鄙」等等。
這種「四民平等」的邏輯到五四時期又有一個大發展。李大釗說：「我們應該在世界上做一個工人」；蔡元培則說「勞工神聖」；施存統更說：「我很慚愧，我還不是一個工人」。
這類讀書人自我貶抑的思潮造成了工人及其它各種勞力者在20世紀20年代的讀本言說中地位迅速上升。
如一本1923年出版的《平民教育課本》中就說：「百物都是由農工創造出來的，假使無農工，食就沒有穀米，居就沒有房屋，行就沒有舟車，用就沒有器具，無論何人簡直不能活命，故應當尊重農工，早幾年前社會上一般人多有輕視這些穿短衣打赤腳穿草鞋的，農工們自己也以為業賤利微，自低身價，真是大錯特錯了！」另一本1924年出版的《平民讀本》也說農人、工人及其餘用氣力的勞動者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勞工」。1927年出版的《成人讀本》里則說「農人、工人都是最尊貴的人，因為沒有農人、工人，人人都沒有飯吃了」。甚至在一則關於農人和商人對話的故事裡，一個極其成功的商人也覺得自己的職業「不可尊貴」，想改業成為農民。
不過雖然工農地位在言說中有所上升，但事實上他們的實際生活狀況又可能相當的糟，這樣的反差導致了當時讀本中經常發出這樣的疑問：
衣是我們工人做的，田是我們的弟兄農夫種的，房屋是我們工人構造的，我們應該有充分的享用權。到現在，我們工人農人，只落得啼飢號寒，不費氣力的資本家和地主，他們卻是錦衣玉食，並有高樓大廈，貯藏著嬌妻美妾。
人們的衣食住，無一椿不是由農工們創造出來的，但是這些耕田做工的同胞反倒沒有好衣穿，沒有飽飯吃，沒有大房子住，真是太不平等呵。
士農工商四種人，有的富，有的窮，不管是富還是窮，父母生來本相同，耳目口鼻都一樣，都有手與腳，都有肚與胸，為什麼要分富和窮。
四民平等觀的普及和現實中平等不可得的反差勢必需求一種合理的解釋，在尋求解釋的過程中階級觀念就順理成章地被引入了當時的讀本編寫，將前述那些似乎不可解的反差解釋為：正因為有階級壓迫存在，平等才不可得，所以要「打破階級，一律平等」。而階級觀念一旦被引入，貧富間的對立和衝突就變得越發不可調和。
有讀本就說「犬可以守夜，牛可以耕田，馬可以荷物。難道人可以不做事嗎？凡是不勞而食的，真比犬和牛馬還不如了，這就是社會上的寄生蟲」。又有讀本說「命運是壓迫階級的迷藥，一班流氓也用他來騙飯吃，我們不要聽天由命，我們要打倒壓迫階級，救我們自己」。更有讀本說「富人的黑心，爐中的黑炭，兩者相比一樣黑。」
因此在20世紀20年代中葉的讀本里因有階級觀念的引入而使得清末民初具有普遍一致性的國民觀被打破了，進而又讓原本被抽象出來的至高無上的「國家」從單數變為了複數。換言之從那個時候起革命者有革命者的國家，反革命者有反革命者的國家；壓迫階級有壓迫階級的國家，被壓迫階級有被壓迫階級的國家。這些「國家」之間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為了建立起革命者和被壓迫階級的國家，既有的那個國家被不斷否定、丟棄、推翻乃至與犧牲。
這就導致一面對民國建立有些讀本依然是持肯定態度，說：「中國人民受專制幾千年了，竟到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才把滿清推倒，改建共和，這是一椿很可慶幸的事，所以每年十月十日，為國慶紀念日」。
但另一方面讀本中書寫的民國歷史幾乎一無是處，毫無存在的合法性：
民國建設，十有三年。禍亂相尋，民生艱難。帝國主義，大肆猖狂。暗助軍閥，戰爭綿延。乘機剝削，掠奪利權。二十一條，倭奴逞蠻。五九國恥，誰不心傷。袁氏稱帝，西南傳檄。國會解散，張勳復辟。民黨護法，南北分立。五四運動，學生奮起。皖直戰爭，曹吳得利。親日派倒，英美得意。奉直爭鬥，日美指使。徐世昌去，黎作傀儡。賄選成功，曹錕上台。直系四帥，吳齊馮王。摧殘工會，囚殺工農。反直戰爭，日美內牽。馮軍翻臉，奉張入關。曹吳敗走，老殷又來。賣國固位，日坐後台。剝削壓迫，件件依前。哀我人民，輾轉流連。欲求解放，團結向前。
在民國歷史被整體污名化的同時，因為「你的國又不是我的國」的邏輯竟讓有些讀本直接提出「從前的國旗有五色就是表示中國有五種人，現在蒙古、青海、西藏任他們獨立，所以五色國旗就不要了」。
再來看當時的世界觀念。前文已指出清末民初的「世界」觀念具備相當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到了20年代中葉，從那些讀本中所反映出的「世界」觀念則因為帝國主義這一觀念的廣泛接受和運用而變得單一化和簡單化。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此時的讀本中基本除了蘇聯之外，不再出現清末民初讀本經常會談到的英、美、法、德、日等一個個具體國家，而是以「帝國主義」來統一代稱之。比如說「現在世界上的強國要算英、美、法、日，他們都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千萬的無產階級被他們壓迫，千萬的弱小民族被他們殘殺」。
第二，由帝國主義觀念推論，由帝國主義國家所構成的這個「世界」就成為當時整個中國以及每一個具體的中國人所遭受苦難的最大根源。讀本中概括性的說法是：「帝國主義看見我們中國地大物博，工業落後，把貨物運到中國來賣，把中國的原料買回去，又在中國辦工廠，開礦山，每年至少要賺十五萬萬元大洋」。
更具體詳細的論證則展開為類似於「中國為什麼這樣窮」的追問：
帝國主義為鞏固發展他們的勢力，勾結中國軍閥，供給軍需品和巨款，使他們打仗，從中掠多厚利。軍閥們又加捐加稅以圖飽私囊。這些捐稅都出自農夫和工人的身上。洋資本家因有特權，不出捐不完稅，所以錢都被他們賺去了。因此中國的關稅、鐵路、礦山便被強迫著做了抵押品了。中國的命脈（經濟權）也就無形的操在外國資本家手中了。
第三，因為由帝國主義國家構成的「世界」是苦難的根源，因此再無清末民初趨新讀書人所基本普遍認同的公理公例和普世文明可言。和西方各國有聯繫的人、事、物很多都從曾經的富強樣本與文明標杆變為了「帝國主義的罪惡」。談到慈善事業會說其為資本帝國主義的假面具，「一切顢連無告的人們本都是帝國主義造出來的，他拿點錢出來救濟，卻又說是他的恩德，向可憐的人們收買人心」。基督教則是「帝國主義的護身符」，「他勸我們受壓迫，不要鬥爭。他勸我們受活罪，說死後會入天堂。英美帝國主義用基督教麻醉我們，實我們甘心做奴隸，甘心受痛苦」。而鐵路、工廠等在清末民初，是作為現代文明的標誌在讀本里出現，如《共和國民新讀本》中就說「世界文明諸國鐵路貫通，縱橫如織，履萬里如戶廷，不聞有行路難之嘆」。但到20年代中葉，不少讀本在列舉完中國的幾條大鐵路之後，馬上就嚴厲指出「這大都是借外債造成的，所以都抵押於帝國主義列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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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論
清末民初的讀本其絕大部分是在大城市尤其在上海出版的。其發行機構既有當時出版界的商業大鱷如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也有如會文堂這樣的中小型出版社。這些讀本的實際影響力可以從兩方面來論證。
一方面讀本的影響從很多五四青年早年在學堂的作文中就可看出端倪。像茅盾、毛澤東、魯迅、丁文江、周恩來等著名人物都做過不少策論文章。
以上人士所寫的文章其選題都是在各類讀本中經常出現的題目。甚至於他們文後的教師評語都與讀本中的評點相類似，毛澤東的《商鞅徙木立信論》就被國文教習評為：「實切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而義法亦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筆力挺拔」；「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積理宏富」；「有法律知識，具哲理思想，借題發揮，純以唱嘆之筆出之，是為壓題法，至推論商君之法為從來未有之大政策，言之鑿鑿，絕無浮煙漲墨繞其筆端，是有功於社會文字」。
另一方面民初各類新人物對讀本有非常多的批評意見，但這些意見卻正能反襯出讀本的強大影響力。
黃炎培在1914年就說：「作文命題，往往是三代秦漢間史論，其所改筆，往往是短篇之《東萊博議》；而其評語，則慣用於八股文者為多」；又說「論說文最不切於實用……而學校猶以全力授此無用之體裁，豈非咄咄怪事耶！雖然升學考試必須作論，將奈何？……夫因招生命題猶沿舊法用論說文故」。
至新文化運動時，1917年劉半農在《應用文的教授》一文中批評說：「改了學校制度以後，就教科書、教授法兩方面看起來，除初等小學一部分略事改良外，其餘幾乎完全在科舉的舊軌道中進行，不過把『老八股』改作了『新八股』，實行其『換湯不換藥』的敷衍主義，試看近日坊間所出書籍雜誌，有幾種簡直是三場闈墨的化身」。
錢玄同則在《嘗試集序》中大罵「文妖只能做《管仲論》、《李斯論》」。
胡適也認為選入教書的材料如「『留侯論』、『賈誼論』、『昆陽之戰』之類是絕不可用的」。
夏宇眾在《北高師教育叢刊》上發文提出目前不少作文題「不宜於中學校」，因為「題目雖屬歷史上著名之人物之事迹嗎，然其人其事與前乎此者，或並乎此者，有極深遠極複雜之因果關係，非中學生理解力所能了解明辨者」，如《三國論》、《漢高祖論》、《王安石論》、《管仲論》、《司馬光論》等。
孟憲承指出：「實際的教學狀況怎麼樣呢？民國十年，教育部開小學成績展覽會，其中有十六省區的國文成績，有人審查那些作文題目，其最荒謬的，如國民學校作文題有《孔子世家贊書後》，《南北和戰之利害論》，《政在養民論》，《戒色論》。高等小學校作文題有《向友人借銀完婚書》，《中國現在財政萬分困難宜如何設法辦理以圖救濟策》，《五柳先生宅記》，《不敬何以別乎義》，《曰古之賢人也論》。這固然荒謬啊！然而現在（1925年）我們試調查初中里教師所出的題目，類似這種的，一定也不在少數」。
一位溫州的新青年在談起他民國初幾年所受的「讀本」式國文教育時，更是覺得痛心疾首：
每星期須要作文章一篇，題目大概是《荊卿論》、《漢高祖論》、《比干諫紂論》或《管仲相齊桓論》等等。文理有不通的地方他就批「欠通」或「字句欠酌」，文理若清通一點，就批「清順」或「沙明水靜」，最好的就要批「六一子長復生」了。有時我看見自己卷尾批的是「字句欠酌」，也不知道為什麼「欠酌」。他既不能說個所以然，叫我怎麼領會？有時候看見批的是「六一子長復生」，也就得意洋洋，以為自己真是歐陽修、司馬遷了。所以這種印板式的批語，一邊不能夠使學生的文章進步，一邊還可以養成學生慢傲的習慣，所以非改良不可。還有一層受了他們老先生的教育，結果可以使活潑潑的青年多變做毫無生氣的陳死人。常常的做《漢高祖唐高祖合論》或相似的題目，就忘卻現在的中國已經是民主國了。我還記得民國元年到四年做文章的時候提起筆來就要說「世衰道微，聖王不作」，或「士君子立身處世」那些千篇一例的套語。我還記得從前做「顧亭林兩漢風俗書後」末段說「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後世人君可不崇尚學術以為民師法歟」？做這篇文章是在民國四年，中國變成民主國已經四年了，我還在那邊說這些夢話，現在想起來真是慚愧的很，但是那位教員倒特別稱讚我這一段！我想他們舉人、貢士、廩附生老爺，知道自己受了科舉的毒還沒有洗滌乾淨，最好是關起門來，不問世事，偏不照這個辦法，也在學堂里拿起教鞭，把青年白璧無瑕的腦經也然一點「聖王在上，臣最當誅」的色彩，就非大斥特斥不可了。
到三十年代，葉聖陶仍在以「變相八股」指責讀本：
我們知道有一些家長分外賢明，他們認定「國文」非常重要，子女在學校里學了還嫌不夠，另聘教師讓他們在家裡補習。教材呢，就是《論說文范》一類東西。不然，就因為要去赴會考，家長或者教師特地選取《論說文范》一類東西叫學生抱佛腳，才使學生有了仿效這等文字的機緣。在選取這等文字給學生讀的人想來，這是很有道理的。會考既然類乎科舉，而《論說文范》一類東西就是變相的「八股」，以此應彼，正相配合。但是，從學生這方面想，這變相的「八股」是不是需要的呢？依據常識來回答，無論說話作文，單有叮叮噹噹的腔調是不成的，單把浮在嘴唇邊的幾句話說出來寫出來是沒有意義的；只須看以前的「八股」絕對不能應付實際生活，就可以知道變相的「八股」對於學生毫無用處。然而，現在，第一名的「優良試卷」宛然是一篇變相的「八股」了！單只在應考的時候「八股」一下還不要緊；倘若平日說話作文也是「八股」，甚至思想行為無不「八股」，我們就不免要抄襲羅家倫君的演說辭說：「想到這一點，我們實在有點覺得不寒而慄！」
綜合以上史料我們可以判斷讀本一方面因流布廣泛，受眾甚廣而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少痕迹，但另一方面又因其使用的廣泛性和內容的「保守」而倍受新人物的各種詬病。不過若從歷史實際過程來看，這些讀本的閱讀者可能是一個江南市鎮里的青年，也可能是一個到過上海等大城市讀書卻因無錢繼續深造而返回農村的小學生，或者是一個在內地縣城裡半工半讀的少年。他們既讀不懂《新民叢報》等清末報刊里混和了日本、西洋和本土資源的深奧思想，同時也未必買得起這些昂貴報刊，更成為了後來所謂的邊緣知識分子。而讀本則是它們既能消費又可以做到一知半解的出版物。恰恰是這一類閱讀讓遠超過我們想像的人群成為了《東方雜誌》、《新青年》等後來如雷貫耳的啟蒙報刊的接受基礎。同時也讓這些人成為了一個個處於急劇分裂中的沿海與內地、城市與鄉村、精英與民眾的小小連接點。
具體至讀本中的國家、世界觀念。我們會發現清末民初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葉相比，現實的國際、國內局勢當然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民族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同時日後的「黨國」已然呼之欲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也即將到來。但這些實際的變化卻可能追不上思想觀念變化的速度，甚至可以說經常是思想觀念的變化帶動著實際層面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化。作為在清末民初成長起來的那一代人。朱自清在1925年回憶往事時仍自承他日夜嚮往著的是「赤子之心」，是「世界之世界」，而非「某種人的世界，更非某國人的世界」！可是就在這一年僅僅是因為電車上一洋人小孩瞪了他一眼，朱氏就乍覺有「迫切的國家之感」了：
我做著黃種的中國人，而現在還是白種人的世界，他們的驕傲和踐踏當然會來的；我所以張皇失措而覺著恐怖者，因為那驕傲我的，踐踏我的，不是別人，只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竟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我向來總覺得孩子應該是世界的，不應該是一種、一國、一鄉、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國的孩子叫西洋人為『洋鬼子』。但這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子，竟已被撳入人種與國家的兩種定型里了。他已懂得憑著人種的優勢和國家的強力，伸著臉襲擊我了。這一次襲擊實是許多次襲擊的小影，他的臉上便縮印著一部中國的外交史。他之來上海，或無多日，或已長久，耳濡目染，他的父親、親長、先生、父執、乃至同國、同種，都以驕傲踐踏對付中國人；而他的讀物也推波逐瀾，將中國編排得一無是處，以長他自己的威風。所以他向我伸臉，絕非偶然而已。
不過在朱氏矛盾內心裡又覺得洋人小孩的所作所為「都是力的表現，都是強者、適者的表現。決不婆婆媽媽的，決不粘粘搭搭的，一針見血，一刀兩斷，這正是白種人之所以為白種人」。
朱自清何以內心如此糾結？他的這種糾結在筆者看來正代表了諸多轉型時代中的讀書人對國家與世界看法的多歧，觀念的複雜與內心的無奈，而在眾多造成他們多歧、複雜與無奈的因素中，本文所討論的這些「讀本」無疑也是與有功焉。1925年後很多讀書人的想法、觀念和心境漸漸不再那麼糾結，而變得貌似直接、簡單、明了。這一方面預示著「現代中國」常識建構的塵埃落定，但一方面又或許說明一個充滿著多樣性和可能性時代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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