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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這篇文章,蘇軾拿了個全國第二,兩個字道出施政理念

(本文是沉香讀蘇軾的第4期)

公元1056年三月,蘇洵帶著兩個兒子蘇軾和蘇轍前往京師應考。這是蘇軾兄弟第一次出遠門,一路上春光明媚,風景宜人,父子三人心情大好,沿途寫了不少詩文,後來還曾結集出版。

是年五六月間,在一場大雨中,父子三人抵達京師,借住於興國寺。對於此次科舉,蘇洵並沒有親自下場的打算,只要兒子能夠高中,就是對自己最好的安慰。

宋朝的科舉分為三級:解試、省試和殿試,分別由州府、禮部、皇帝主持。而且比較開明的是,各地的學子可以跨地區參加解試,比如蘇軾兄弟就是從眉山前往開封參加解試。

這種方式有利也有弊,利處是一旦解試通過了,可以就地參加省試,節省備考時間;弊處是京師高手更多,考試難度相對更高,成本也不低。

蘇洵敢於讓兒子前來京師應考,一來說明他對兩個兒子很自信,必定能過去第一關;二來也說明蘇洵的家境還不錯,負擔得起父子三人長達半年的考試費用。

果不其然,是年秋季的開封府解試,兄弟倆雙雙考中,蘇軾還考了個第二。興奮之餘,兄弟二人立即投入了緊張的備考,第二年的春闈才是重中之重。

公元1057年正月,宋仁宗任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為知貢舉,翰林學士王珪、龍圖閣直學士梅摯、知制誥韓絳、集賢殿修撰范鎮為副,梅堯臣、鮮於侁為點檢試卷官,組成豪華考官團。

正是在這次考試中,蘇軾一舉成名,憑藉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勇奪全國第二,全文如下: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忻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這篇文章的核心在於兩個字「忠厚」,具體而言就是「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

大意是:對是否應該獎賞有懷疑的,就給予獎賞,目的是擴大恩德;對是否應該處罰有懷疑的,就免於處罰,目的是謹慎施刑。

為了論證這個觀點,蘇軾引用了許多典故和儒家經典,文章篇幅不長,但說得極為透徹。而文中所表達的「忠厚」施政理念,也基本上貫穿了蘇軾的一生,可謂是發自肺腑之言。

當時,京師流行太學體,堆砌辭藻,險怪艱澀,讀來佶屈聱牙,歐陽修對這種文風深惡痛絕,正想藉此機會扭轉文風。所以,當他第一眼看到如此言之有物、樸實曉暢的文章時,內心高興壞了,當即想要定為第一。

然而,謹慎的歐陽修很快又犯起了嘀咕,這篇文章如此合我的胃口,難道是我的得意弟子曾鞏所寫?為了避嫌,他忍痛將這篇文章定為第二。

開榜的那一天,歐陽修這才發現自己猜錯了,那篇文章竟然出自四川的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後生可畏啊,他心情激動的坐在家裡等著這個叫蘇軾的人登門拜訪。

按照習慣,但凡舉子考中後,需要向主考官謝恩,蘇軾也不能例外。幾天後,他和弟弟蘇轍一起登門拜訪歐陽修,瞬間征服了這位一向喜歡提攜後進的文壇盟主。

不過,歐陽修盼望著蘇軾的早日到來,還有另外一層意思。蘇軾在文中提到了「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這個典故,他一直想不出在哪本書上看過。

為此,他特意向蘇軾詢問,蘇軾卻一臉淡然的說:「我想像是這樣子的,何必一定要有出處呢?」聽聞此言,歐陽修不禁大驚一驚,這小子要上天啊。

後來,蘇軾又陸續拿出自己的詩文給歐陽修看,歐陽修越看越來勁,感嘆道:「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

嘉佑二年的春天,歐陽修主持的這次科舉被譽為中國科舉史上的龍虎榜,蘇軾、蘇轍、曾鞏、曾布、程顥、張載、章衡、章惇、王韶等人同時登第,有24人被列入《宋史》,有9人出任宰執,政治、經濟、文學、經學的人才一起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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