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護寶，文化抗戰，故宮文物歷盡劫難無一受損

原標題：全民護寶，文化抗戰，故宮文物歷盡劫難無一受損

故宮文物

瓷器裝箱前集中情形

工人正在搬出

文物

第三批古物南遷木箱裝運情況

這是一個關於承載的故事：故宮文物承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飛馳的列車、遠航的江輪、山路上的汽車、激流中的竹筏承載了萬箱國寶；身軀柔弱、脊樑筆直的故宮人承載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

這是故宮人在日軍鐵蹄之下的堅定選擇。他們扛不動槍，但扛起了文物；他們無力阻止國土淪喪，卻誓死守護這不絕的文脈。

從1933年2月第一批文物南遷，到1949年以後文物陸續北返（1950年從南京運回第一批1500箱，1953年又運了一大批，至今仍有2211箱封存於南京庫房，委託南京博物院代為保管），20年來輾轉上萬公里，播遷10餘省，百萬餘件文物無一損毀，故宮先輩們的壯舉締造了人類文化遺產保護史的奇蹟。

故宮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際，西華門內寶蘊樓二層的「故宮博物院早期院史展」上，這一奇蹟正通過泛黃的照片、《起運呈文》、《文物車輛翻車報告》等一一鋪陳。鋪陳的是故事，樹起的是豐碑。

烽煙驟起，何去何從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鯨吞東北，虎視華北，故宮文物危如累卵。

或遭毀壞，或被掠奪，戰火中的文物逃不開這兩種命運。1860年圓明園的那場大火還在灼痛記憶，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制定的《戰時清國寶物搜集辦法》尤其讓人警覺。以史為鑒，故宮博物院金石學家、古物館副館長馬衡提議文物南遷。

這在今天看來，當然是明智之舉和不二選擇，可放到1932年北平的歷史時空里，卻遭遇到洶湧的反對聲浪，甚至來自一些「有識之士」。

北伐大將李左翔要求拍賣文物，購500架飛機用於抗日；胡適對何處是凈土感到茫然，寄希望於通過國際干預來保障文物安全；魯迅發出了「寂寞空城在，倉皇古董遷」的詩句；馬衡的兒子馬彥祥通過報紙與老爹叫板：「要抵抗么？先從具有犧牲古物的決心做起！」最激烈的反對者以古物陳列所前所長周肇祥為代表，他發起了「北平民眾保護古物協會」，在太和門集會宣言「誓與國寶共存亡」，並給支持和參與南遷工作的人士打騷擾電話、寄恐嚇信，還鼓動眾人將出入故宮的各個大門給堵了起來。日本人在報紙上發表言論，「此等寶物，由中國國家或民族保管，最為妥當，誠為當然之事。然現處政局混沌狀態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為致力，以盡保管責任，蓋亦數之自然也。」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是遷還是留？留下，可穩軍心；遷出，易散難聚。但文物絕不能作為戰爭的賭注。「國家滅亡總有復興之日；文物被毀永遠不可復得」，「只要文物在，中華文化的根就不會斷，中華民族的精神就不會亡，中國人就不會做亡國奴」，文物南遷最終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見。

1933年1月1日，萬里長城起烽火；1月3日，山海關失守。最初不贊成文物南遷的故宮博物院秘書吳瀛臨危受命，出任文物南遷總押運官。1933年2月6日至5月15日，故宮博物院、頤和園等單位的19557箱文物在軍隊荷槍實彈的保護下分5批南遷。其中故宮文物13491箱，包括書畫近9000幅，瓷器2.7萬餘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餘件，《四庫全書》等各種文獻……押運文物的故宮文獻學專家歐陽道達在《故宮文物避寇記》中描述道，「溯當日搶運文物出京工作，其倉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際，間不容髮。」匆匆告別家人，約20名故宮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踏上迢迢南遷路。

1937年「七七事變」後，文物從南京分三路向西遷移，曾和父親作對的馬彥祥主動報名，要求加入押運隊伍。馬衡、馬彥祥成了護送文物的父子兵。

北平淪陷治後，日寇果真把魔爪伸向了故宮。他們數次強闖故宮，搶走大銅缸66座、元明清時期所造鐵炮數尊、銅燈亭91個，運往天津去冶煉屠殺中國人的武器。南遷文物正藏在日寇夠不著的地方。跋山涉水覓生機，顛沛流離求保全。故宮人日夜守著它們，終於盼來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兵荒馬亂，護寶輾轉

1945年10月10日，華北日軍投降儀式在故宮太和殿前舉行。次年2月15日，故宮交接大會召開。

「巍巍故宮，竦峙蒼穹。雕樑畫棟，巧及人工。文華武英，太和乾清。體象天地，寔麗且宏。誰其守之，惟吾隊士；誰其護之，惟吾隊士！」

參加故宮交接大會的北歸英雄和留守職工齊聚中和殿，唱響了《故宮守護隊隊歌》。歌詞「惟吾隊士」中那種捨我其誰的文化擔當，為十餘年背井離鄉的漂泊生涯貼上了無悔的標籤。

這些年，不管是日機的轟炸、土匪的攔截、敵特的跟蹤，還是激流的衝擊、山道的險峻、生活的困苦，故宮人從未退縮。他們的價值天平上，國寶的分量重於個體的生命；他們的身體里，流淌著胸懷天下、安貧樂道、通達生死的士大夫的血液。當人們為故宮文物南遷所創造的奇蹟唏噓不已時，他們往往是最平靜的，只淡淡一句：「文物有靈。」

文物前腳剛撤，炸彈後腳就到，這樣說來，文物確實有靈；但如若故宮人存一絲猶豫或僥倖，行動只消放慢半拍，文物還會剛巧躲過浩劫嗎？

19557箱文物抵滬後在上海法租界暫存，同時在南京朝天宮搶建文物庫房。1936年秋，文物移入新庫。1937年1月1日，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好景不長，「七七事變」爆發，8月13日，日軍轟炸上海，南京告急，文物告急。根據戰時文物宜散不宜聚原則，南遷文物分3批向西遷移：80箱文物走「南線」，經長沙、貴陽，1938年抵安順，1944年12月接運到四川巴縣；7286箱文物走「北線」，經寶雞、漢中、成都，1939年7月抵峨眉；9369箱文物走「中線」，經漢口、宜昌、重慶、宜賓，1939年7月抵樂山。

1937年12月9日，也就是南京淪陷的前4天，馬衡、徐森玉、歐陽道達等押運第三批「中線」文物，隨英國輪船「黃浦號」駛離浦口碼頭。雨聲夾雜著隆隆炮聲，日軍開始攻城了。萬安陵前的石麒麟和明初建造的南京城牆被重炮擊毀，牛首山佛教寺院和中華門西街古清真寺被大火吞噬。日軍將朝天宮庫房所剩文物移至北極閣藏匿，將朝天宮屋脊上的裝飾物「吻鴟」拆下佔為己有，將國學圖書館的檔案和圖書或掠或燒……

哪裡能避敵就去哪裡，三路文物隨戰局變換目的地。

「南線」的80箱文物非常珍貴，包括甲骨文、鐘鼎、碑拓，范寬的《溪山行旅圖》、李唐的《萬壑松風圖》、吳道子的《鍾馗打鬼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等名家字畫。它們起先存放在湖南大學圖書館，即著名的嶽麓書院。已升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暫時安頓好「中線」之後到長沙，發現嶽麓山下的愛晚亭三面環山，若在這裡鑿洞存放文物，會比較隱蔽。說干就干，幾周後山洞鑿好。這時馬衡突接密電，得知日軍將在近期大規模轟炸長沙，便緊急組織文物向貴州轉移。裝文物的車隊剛剛離開，多架日本飛機俯衝下來，湖南大學圖書館被夷為平地，愛晚亭旁也有死傷。「北線」更驚險：裝運文物的列車在鄭州車站停靠接駁時，日本飛機狂轟濫炸，鄭州站陷入火海，狂風席捲著烈焰撲向裝有文物的車廂，司機果斷髮動列車，衝出火場。

戰火之外，還有其他天災人禍。從寶雞到漢中要翻越秦嶺，車隊遭遇了大雪封山、山路塌方、車輛翻覆、斷水斷炊等種種險情。在綿陽附近的一座橋上，載運文物的車輛掉進河灘，所幸那是乾涸河灘，橋不高，文物並未摔壞。1943年，峨眉縣一家鴉片館起火，火勢迅速蔓延，危及存於西門外武廟的幾千箱文物，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主任那志良急忙找來當地保長，命令駐軍士兵將西門外草房一律拆除，所拆房子由故宮博物院賠償，守庫員工用水槍、火鉤等奮勇撲火，阻斷了火源，保全了文物。1939年夏，文物從「陪都」重慶向樂山緊急轉移，能僱到的木船只有11艘，水上運輸的豐水期太短，故宮人星夜不停地忙碌。故宮職員朱學侃到船上布置裝運，曙色微茫，艙中昏暗，朱學侃並未注意到艙蓋已打開，一腳踏空，墜身艙底，重傷身亡。

「巍巍故宮，古物攸同。瑰姿瑋態，百代是崇。殷盤周彝，唐畫宋瓷。億萬斯品，羅列靡遺。誰其守之，惟吾隊士；誰其護之，惟吾隊士！」

1946年2月15日，當《故宮守護隊隊歌》的歌聲飄蕩在故宮上空的時候，忠誠的「守護隊隊員」朱學侃正靜靜長眠於重慶南岸獅子山。這裡並不是他的家鄉，卻是他流血流汗、工作到最後一秒的地方。此刻，他看到了么？他捨命呵護的那些文物都安全了，正從他目光之下，由巴縣、峨眉、樂山三處向重慶集中。1947年，它們運抵南京。很快，它們將……

是的，故宮盼著它們回家，故宮人盼著它們回家。如歌中所唱「億萬斯品，羅列靡遺」，「靡遺」便是包舉，包舉便是完璧，完璧便是回到故鄉。

但故宮人怎會想到，竟還有最後一場「南遷」在等著他們！1948年12月22日、1949年1月6日和1月29日，國民黨敗退台灣時，命庄尚嚴、那志良、梁廷煒等故宮人分3批帶走了總計2972箱文物，佔南遷故宮文物總件數的22%。從此人隔兩地，物各一方，縱然再多離愁和遺憾，又如何填平那一道海峽？

典守嚴密，文脈不絕

19557箱南遷文物經歷盡劫難卻無一受損，為什麼？除了對戰局的準確判斷、見機行事、果敢和運氣之外，還離不開巧妙的裝箱和嚴密的文物典守制度。

1932年11月，國民政府行政院通過故宮文物南遷議案，故宮文物編號、點查、挑選、裝箱工作隨之展開。每件文物都有對應的「身份證」，「天」字打頭表明來自乾清宮，「地」字打頭來自坤寧宮。

故宮專門定製了一批長三尺，高寬各一尺半的厚實木箱。儘管時間緊迫，但裝箱工作一絲不苟、極為繁複。為了給南遷文物提供一個防震防摔、絕對安全的「移動倉庫」，故宮職工專門從琉璃廠的古玩商店學來文物裝箱的竅門，還把從景德鎮運到宮中原封未動的瓷器箱打開，只見每10隻碗用草繩緊緊捆成一束，每束之間用穀殼隔開，整箱瓷器無任何鬆動，把箱子從城牆上扔下，裡面的瓷器毫髮未傷。

故宮人博採眾長，總結出自己的一套——「穩准隔緊」，比如瓷盤邊緣包棉花，磁碟相疊用繩子紮緊，再用紙把整疊瓷盤包起，每疊之間用棉花和稻草防震。對於書畫等紙質文物，還要包上油紙，以免雨水浸濕。青銅器專家吳玉璋包裝的銅器箱，哪樣東西擺哪裡像是經過計算似的，上海開箱檢查之後次序打亂，就很難再裝回去。

國子監交給故宮代運的10個石鼓如何裝箱呢？石鼓每個重約1噸，石鼓上的字刻在石皮上，石皮已與石身分離，敲起來「嘭嘭」有聲。裝運後一旦石皮脫落只存石心，那就沒有價值了。故宮博物院前院長鄭欣淼在《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中追敘：「故宮人經過反覆商量，使用浸濕的高麗紙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輕捺，使紙張接近石身，幹了後就固定在那裡，即把石皮上的字緊貼於鼓身上；然後每個石鼓包上兩層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辮子，纏緊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內用稻草塞嚴實，箱外包上鐵皮條。」

南遷之前已對每一件文物進行了核對造冊，但內容過於簡單。文物抵滬之後，展開了更為細緻的點收工作。每一件文物的品名、年代、尺寸、顏色、花紋都要寫在文物單上。裝箱的時候，文物單封進箱子里。另一份原始單子裝訂成冊，印刷好幾份，除了故宮人自己留存外，還要分送給政府文物主管部門，便於幾家「對冊子」。每次查點，幾方面的人都要在場，查完重新貼封條，誰都不敢對文物動手腳。

故宮的13491箱文物進行了分類編號：古物館2631箱以「滬」字編標，圖書館1415箱用「上」字，文獻館3773箱用「寓」字，秘書處5672箱用「公」字，合起來正好是「滬上寓公」。「寓公」是指流亡他鄉的貴族。故宮老院長易培基因故宮盜寶案蒙冤，被迫辭去院長之職，此時正避居上海法租界。故宮文物變成了「滬上寓公」，不僅字面上有些許揶揄和無奈，還暗指了易培基的處境。

為保證一路上「人不離物，物不離人」，南遷文物雖有政府軍隊護運，但均配有故宮工作人員全程押送。從一地運到另一地，出發時間、運輸工具、轉崗、轉車、轉船，都有文字記錄。故宮人用「對簽子」的辦法保證文物數量準確。一支簽子對應一箱文物，每交付一支簽子，就代表一箱文物安全送達。文物存放成都時，故宮博物院理事李濟和院長馬衡前去視察，他們在冊中隨便圈了兩號，5分鐘不到，兩箱文物就從幾千箱中提出來了，管理之高效可見一斑。

故宮人還要解決一個大問題：如何防止文物在保存期受損。戰亂期間，能用的「倉庫」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廟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氣潮濕，白蟻滋生，幾年下來，那些書畫、綢布、青銅器怎麼受得了！

為防白蟻，故宮人在箱子底部墊上鵝卵石。白蟻畏光，它們要進入箱子的唯一辦法是在鵝卵石上用土築成隧道。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故宮人一天兩次伏在地上，拿著手電筒查看鵝卵石上是否有隧道，一旦發現隧道，就要把一堆箱子全部卸下來檢查，並在鵝卵石下挖深坑，傾倒防蟻藥水，再回填泥土。為防止文物霉變，天氣晴好、相對平安的時候，就得把文物定期拿出來晾曬。每一次晾曬都要有專家在場，有衛兵把守，幾個人一起簽字。

在嚴密典守制度的保障下，故宮人沒有忘記博物院的文化使命。1935年6月，上海招商碼頭，那志良等數位故宮人帶著700多件南遷文物精品登上了英國「薩福克號」遠洋艦，遠赴英國舉辦故宮文物展，這是迄今為止故宮博物院最大規模的出展。在百萬文物大遷移路途中，故宮人還挑選了數百件精品，在上海、南京、成都、重慶、貴陽等地舉辦展覽。重慶展覽期間，敵機經常來襲，展覽說明書上提示：「如遇敵機空襲，大家依次撤退。」這樣的展覽說明書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吧。

全民護寶，文化抗戰

自1939年7月陸續遷來，至1947年2月遷離，故宮9369箱國寶在樂山存藏了7年又7個月，無一損壞，無一遺失，完璧歸趙。告別樂山安谷鄉村民時，馬衡帶來了親自手書的「功侔魯壁」木匾6塊，木匾上端加蓋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印」，分別贈予曾給南遷文物提供庇護的朱潘劉三氏祠、宋氏祠、趙氏祠、陳氏祠、易氏祠和梁氏祠6座祠堂。「功侔魯壁」將樂山安谷鄉人民護寶的行動，與孔子第九代嫡孫孔鰣在家中牆壁夾縫裡保存聖人書籍的功勞相媲美。

之後幾十年，無論城市還是鄉村，都在經歷著精神和物質的急遽變化，安谷鄉的祠堂廢敗、消失，6塊木匾或被毀棄，或被鋸斷。2010年，年逾古稀的王聯春和劉文龍自己出資重建了朱潘劉三氏祠，設為故宮南遷史料陳列館。他們和安谷老夥伴們四處尋找文物南遷時留下的物件兒，有丟了壺蓋的白瓷茶壺、銹跡斑斑的燭台……還有3塊「功侔魯壁」木匾的局部，恰好可以完整拼出那四個字。

王聯春還從樂山市檔案館複印到了故宮先輩歐陽道達於1946年離開這裡時留下的感謝信：「……本院遷儲貴縣轄境安谷鄉文物，感荷貴縣政府始終愛護，並於典守事宜隨時惠予指導。八載於茲，文物賴以安然無恙，而先後移運工作，復存熱心協助，籍以利便進行……」更叫王聯春驚喜的是，他還收到了歐陽道達的兒子歐陽定武從北京寄來的南遷文物老照片和歐陽道達先生生前用過的毛筆。

歐陽定武把自己看作「半個樂山人」，出生在樂山並在這裡生活過6年的他，有一樁「故宮文物差一點丟了」的童年記憶。「聽母親講，工作人員某天清查文物時，發現一個箱子不見了。趕緊號召當地村民，無論如何都要把國寶找回來，如果誰發現了這個箱子，就送到土地廟去。第二天一早去土地廟，丟了的箱子果然被送了回來，裡面一件東西都沒少。」歐陽定武還記得，當地人搬文物箱子輕拿輕放，比熟練的搬運工都要仔細。1939年8月19日，日軍轟炸樂山，城區半毀。兵荒馬亂中，護寶隊伍要途經大渡河，如果不是安谷百姓幫忙整治險灘，疏理河道，故宮文物根本無法順利運抵渡口。故宮人及保護文物的軍人，與當地老百姓親如一家，甚至還聯姻了呢，在樂山和峨眉共成了5對兒。

如今，這一段段佳話正同時在兩個地方講述，這一邊是故宮寶蘊樓的「故宮博物院早期院史展」，那一邊是樂山安谷的故宮南遷史料陳列館，這既是一種有情有義的呼應，更是對民族記憶的共同強化。文物南遷不只是故宮人的倡行，更是政府、軍隊、老百姓共同參與的全民護寶的壯舉，是中華民族文化反侵略的偉大勝利，是民族精神在中華文化保護中的延續與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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