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男子氣概危機背後的權力焦慮與政治的「再男性化」

原標題：全球男子氣概危機背後的權力焦慮與政治的「再男性化」

近日，一檔電視節目引發社會對中國男性青少年「陰柔化」趨向的憂慮。該節目試圖以「小鮮肉」形象對中小學生展現親和力，卻引起社會特別是父母們的猛烈撻伐，斥之為「娘炮文化」。這種對「男子氣概」的內在渴求實際上是男權主義文化的集體無意識，但父母顯然又希望自己家的男孩能多一些「男子氣概」。

這種男性「陰柔化」焦慮不是中國的孤立現象，而是一種全球化現象。有諸多社會學分析表明，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承平日久之後，竟也發生了「佛系化」，進入一種普遍低慾望的社會精神狀態。歐美社會也出現了民主化與多元化社會規範下「男子氣概」的邊緣化，奇特的趨勢呈現為：男人更像女人，而女人更像男人。與這種「男子氣概」普遍赤字的趨勢相應，女權主義及女性在政治與社會中的地位和角色日益上升。這引發了人們對世界政治與社會文化變遷乃至於異化的普遍焦慮，尤其是來自男性世界權力旁落的焦慮。

性別政治問題伴隨人類政治文明史。早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就存在男女護衛者問題。柏拉圖從城邦主義的角度驚世駭俗地提出了男女平等及女護衛者的主張，表面來看是超前的女權主義代言人，但實際上女護衛者的角色規範及平等地位是按照男護衛者標準加以設計的。這種同質化已經無所謂男權和女權，但總體上仍然是「男子氣概」的哲學肯定與制度化。因為理想國城邦中的女人「不愛紅裝愛武裝」。護衛者的男性標準氣概有效維護了男性主義的權力秩序，奠定了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陽剛氣質。但柏拉圖似乎也意識到這種「陽剛護衛者」的衰變趨勢，他通過城邦的敗壞與政體的下墜來討論政治演變問題。他對政治演變中慾望對理性的主權性徵服保持高度警惕並設想全套的理想國建構方案加以反制。

與柏拉圖相比，近代政治學之父馬基雅維利同樣對政治衰敗與男性氣質異化保持敏感，以其《君主論》和國家理性對抗「命運女神」的捉弄與征服。在柏拉圖和馬基雅維利的哲學反抗背後，都隱藏著對「命運女神」之慾望性和無常性的深刻恐懼，其本質就是對「陽剛護衛者」或「君主」之權力秩序崩潰的恐懼，一種象徵意義上「去勢化」的恐懼。

總體上，西方理性主義政治哲學尤其是主權哲學的持續建構，就是對「男子氣概」的哲學肯定以及對「命運女神」的持續反抗。為了這種反抗，西方哲學家造出了「利維坦」，造出了「騎士精神」，造出了「科學主義」，造出了「理性國家」。但這種理性哲學男性化的思想與制度建構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面臨著非理性主義與解構主義的長久對峙，終於在20世紀曆經兩次世界大戰而陷入精神性失敗。

二戰後的文化多元主義及政治正確價值觀推崇的是一種「去國家化」的、隱含絕對和平主義的女性政治哲學取向，其終極形態就是默克爾式的仁慈的、人道的、聖母般的民主政治。這種泛女性化民主政治的發展，是人類對平等和多元化價值的過度消費，其後果就是對保守主義之整體價值與傳統美德的解體。但其實西方民主價值觀本身就內含著對整體主義和權力秩序的解構，其邏輯機理早在柏拉圖的《理想國》當中就已道明：民主推崇一切趣味平等，承認一切差異和多元化，其結果必然是美德和秩序的崩潰，以及慾望的市場化及絕對合法化。當代文化中的消費主義、後現代化主義及全球化過程的拉平效應，切合的正是這種泛民主的價值觀及其極致追求，而其代價就是普遍的美德崩潰與認同危機。這些，也都可以視為理性哲學的失敗及命運女神之主權的確立。但這對於健康的民主政治及世界政治而言似乎並非福音。

於是，在最近十餘年的時間裡出現了對「命運女神」的再次哲學反抗和政治反抗。在哲學上，有西方斯特勞斯的古典保守主義，有非西方文化中保守主義的普遍復興。在政治上，世界似乎重回了「強人政治時代」。2016年特朗普當選，希拉里敗選，這一選舉事件不僅僅是美國的政黨政治輪替問題，也是當代政治文化中的「男子氣概」重建問題。特朗普主義帶有「男子氣概」中的理性、粗俗、直率和狡詐，刺破了多元主義政治文化帶來的種種矯揉造作的陰鬱氣質氛圍。特朗普與希拉里的選戰辯論，以及特朗普與默克爾的歐美人權路線爭論，具有男性強人反抗「命運女神」的特別隱喻及象徵意義。

與之類似，俄羅斯的普京，日本的安倍，菲律賓的杜特爾特，土耳其的埃爾多安，都有著某種男性主義與克里斯瑪(charisma)相混合的政治氣質。這些強人領袖都有著明確的國家主義價值觀及戰鬥精神，甚至有著「帝國化」的想像和衝動。這些表現在多元主義民主價值規範中是不正確的，但卻受到了長期被壓抑和消聲的「隱匿選民」的持續而強勁的支持。美國政治中，儘管特朗普醜聞不斷，但建制派和媒體越批評，特朗普的民意支持越高。美國那些「去勢化」的民眾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久違的陽剛與直率，儘管可能只是表象，甚至是有意的欺騙，但卻滿足了普通民眾解脫自身無力感和疲軟狀態的美學移情。在政治感性分析中，特朗普的「強硬」就是美國「失勢」男性的集體「雄起」。

這就造成了世界政治的「再男性化」，其影響是根本性的：其一，戰爭威脅的上升，即這種政治強權主義的男性訴求，需要通過戰爭加以洗禮，需要具體的征服事實加以撫慰，而這對於和平而言是一種精神反動和威脅；其二，憲法規範的弱化，即這些政治強人對所在國家既定憲法規範框架存在改造和突破的衝動，固然可能出現某些局部的制度創新，但帶來的憲法波動與政治不穩定也是顯著的；其三，全球化的逆轉，即這些政治強人的基本思維是本國或想像帝國的利益最大化，對於二戰以來全球化既有的規則體系與規範原則不是以守法倫理自我約束，而是以破壞者自居，世界秩序有重回二戰前的下行趨勢；其四，這種訴諸「再男性化」的政治哲學重建與政治風格再造未必取得最終的成功，因為二戰以來的多元主義民主文化及人權全球化已經深入人心，依託相對穩健的憲制結構和公共文化，對這種男性主義的反向衝擊具有持久的「馴化韌性」；其五，助長全球保守主義的回潮及其政治制度化，加快第三波「民主化」的全球逆轉，整個全球治理陷入「公共性標準」的失范周期；其六，對這種失范與失序的政治與文化重構，東方文化與中國文明必須也應當做出獨特的構成性貢獻。

當然，這種「再男性化」的政治文化與世界治理的波動仍然是正常的歷史周期現象，是規範與力量的周期性衝突和調適。某種規範主義的長期適用可能帶來教條化和僵化，而依賴規範本身無從識別和克服危機，這時就需要某種事實性、存在性的力量打破既有規範。這種打破固然不可能取得根本的成功，但卻引起了規範反思的深度展開，有助於建立一套新的、可容納新生力量和異質訴求的整合性規範體系。當這種男性反抗及制度變革周期達至高潮而終結時，就是新一輪和平主義規範周期的開始。似乎最終總是「命運女神」的勝利，而「再男性化」不過是提供了反抗進步的契機與動力。

總之，中國身處這一大變革的世界格局之中，不可能獨善其身。而積極理解、適應及抓取這一輪世界政治「再男性化」的制度變革與利益重組契機，是中國傳統文明、民族復興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哲學奠基與制度更化的重大機遇和戰略性抓手。

（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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