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一切事業的成功「皆以修身為本」

《大學》對「修身」這樣論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可見，一切事業的成功「皆以修身為本」。基於「家國同構」的理念，中國古代士人均以「修身」為第一要務。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最理想的人格基礎。自身不修，不足以為家、為國、為天下。中國古代踐履這一理念的士大夫不在少數，曾國藩可算是其中出類拔萃者。

歷史上對曾國藩的評價褒貶不一，但對他的修身「實學」一直被後世推崇，甚至評價他為「修身齊家治國之完人」和「中國傳統文化人格精神的典範式人物」。回眸文獻資料，年輕時的曾國藩也是「凡人」，智商不高，氣量不大，生活中還有很多惡習，他自己罵自己「禽獸不如」，但他通過「師友夾持」，以唐鏡海為老師，倭艮峰、竇蘭泉等為朋友，立志修身，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通過自我反省，自我總結，成全自己。曾國藩家書中對家人諄諄教誨的修身實操指導，以及在日記中和同事進行修身心得的分享，初步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修身「實學」理論體系。

理學自宋朝以後，一直被奉為官學，其興起和發展都與湖湘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出生於晚清的曾國藩，自發矇開始，就耳濡目染理學家的著述，特別在漣濱書院和嶽麓書院期間，深受程朱一系語境中理學傳統的熏陶。其中，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顏元提倡「實學」，注重實踐的觀點，因其「經世致用」之功效而引起曾國藩等湖湘理學經世派的重視。儘管明清之前的經書典籍中已有關於「實學」的記載，然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真正詮釋和踐行其內涵者，應為「晚清第一名臣」曾國藩。因為縱觀曾國藩一生，他始終將「實學」的意蘊貫徹到其理學實踐中，且將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發揮至極致。

實用：修德讀書，國之藩籬

讀書以明理是曾國藩修身「實學」的重要方法。錢穆認為：述說近百年之諸儒讀書論，曾氏是極可注意的第一人。明清時期，讀書人往往把「贏得生前身後名」作為自己求學的終極目標，在年輕的曾國藩看來，讀書不應只是求取功名的手段，而應將「修身、明理」擺在首位，他告誡家裡的年輕子女：「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他認為，人的氣質本來是天生的，本來難以改變，但讀書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情操和價值觀，這種觀點與蘇軾在《和董傳留別》中「腹有詩書氣自華，最是書香能致遠」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讀書以遠志是曾國藩修身「實學」的重要途徑。他從二十三歲進入嶽麓書院開始，終其一生，「無一日不讀書，無一日不作文」，不論是初出茅廬還是名滿天下，身處順境還是逆境，健康或者疾病，青壯年還是遲暮之年，他都堅持以讀書修身，以史為根，以書為鑒，以「國之藩籬」目標，通過自我道德修鍊，達到聖賢的道德境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十一歲的曾國藩讀書後感悟到：「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即格物。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知一句便行一句。堅持二者並進，則便會達到下學便上達的目的，才能始於修身，格物致知、誠心正意，而終於治世，獲得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功效。」之後，他把讀書修身與齊家、治國、平天下緊密聯繫起來，在日記中寫下「讀書立志，須以困勉立功，志大人之學」以自勉，同時諄諄告誡家人親友讀書要志存高遠，要有遠大理想，要有內聖外王的抱負。

實誠：拙誠修身、腳踏實地

拙誠修身是曾國藩修身「實學」的最大特徵。「拙誠」一詞出自《韓非子》：「巧詐不如拙誠。」「拙誠」是指心中不存惡念，誠心誠意地做事，雖然有時行為舉止略顯愚直拙笨，但從不欺瞞別人。曾國藩五歲啟蒙，六歲入家塾「利見齋」，在父親的指導下，學習非常紮實，並發展出了一套踐行「拙誠」理念的功夫，強調做任何事不存投機取巧之心，一步一步、實心實意。例如，他講究扎硬寨打呆戰，步步為營，同時誠心實意地關懷體恤部下，訓誡部下時從不空談大道理，凡事盡量親力親為，特別是識人用人必須親自考察了解，細緻觀察他人的日常行為舉止。他為樹立勤政實幹的官場正氣，親自編撰《勸誡淺語十六》，強調實幹苦幹，要求官員勤勉務實，並以此作為自我的行為準則。他從治事到治軍，都踐行拙誠理念，直到垂暮之年。

篤實踐履是曾國藩修身「實學」的最大特技。青年曾國藩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注重經世致用，同時借鑒師友關於修身的觀點，牢記先賢的教誨，在逆境中接受磨鍊，「必以踐履為主，不徒講習討論而可雲學也」。他在修身上「行之以實，持之以久」，「但求腳踏實地，顛撲不破。其初磨折，久後卓有成效」。他還在家書中寫道：「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他篤實踐履的核心，把「力行」與「不欺」緊密聯繫在一起，正如「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慎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裡內外、精粗顯微，無不慎之」。後來，他在「兩江任內，討究文書，條理精密，無不手訂之章程，點竄之批牘」，踐行「拙誠」理念，「凡有裨於國計民生，無不盡心經蒙田，實力興辦」。他嚴於律己，躬行踐履，把「拙誠」理念付諸行動，始終如一。

實行：勤儉清廉，淡泊名利

勤儉清廉是曾國藩修身「實學」的重要保障。「勤儉」是曾國藩他對家人的道德要求，「清廉」是他對自我為官的道德規範。曾國藩祖父曾玉屏，通過勤勞耕作，節儉自新，使家境好轉，他從小就耳濡目染。道光十五年（1835年），二十四歲的曾國藩會試未中，寓居北京長沙會館讀書，第二年，恩科會試再次落第，可他仍舊不灰心，繼續勤奮苦學。他說「勤」乃人生第一要義。無論居家、居官、居軍，皆以『勤』字為本。

曾國藩出生於普通耕讀家庭，祖輩以務農為主，生活歷來勤儉。所以，他以「廉」字自律，指出「『廉』字是人生之根本，即我楚師水陸兩軍之根本也」。他經常在日記中提及「清、慎、廉」三箴。年幼所浸潤的習俗影響了他一生，使他有了幾分「不忘初心」的定力。他在擔任兩江總督時，親筆書寫「廉」字巨幅匾額懸掛在督府，時刻提醒自己廉潔自守。

他一生勤儉清廉，官至總督時，仍穿家人為他紡織的粗布衣和自製的鞋襪，一件青緞馬褂，只有在大典迎賓待客時才會穿上，此件馬褂跟隨他30多年。他還要求家人衣物不得多制，不準用絲綢，不能過多裝飾……他明確表示，自己出行無需迎來送往，生活開支上能省則省。他飲食簡單，早餐吃開水泡飯，每頓飯以一葷菜為主，「絕不多設」。在南京城任兩江總督府內時，晚上批閱公文時的燈光也不浪費，家裡的女眷要就著燈光紡紗織麻。

淡名輕利是曾國藩修身「實學」的重要表現。他在嶽麓書院讀書時就不與人「爭光」，寧願自己吃虧。後來進入官場，時局錯雜，但他在入世中出世，超脫人世間的名利紛爭，在人生成就的巔峰，解散湘軍，為國效忠。他告誡子女「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名利皆因貪慾起，他希望子女不可貪圖富貴奢華，「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

據史料記載，清代官員薪祿不高，年輕的曾國藩為人慷慨，為政清廉，他三十至四十歲為官期間，個人財務基本每年都出現赤字，日子過得窘迫。在他統軍之後，掌握軍中財政大權，可以支配的錢財很多，但他並未中飽私囊，仍表示「不要錢」甚至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贈給戰區災民。曾國藩的女兒曾紀芬80歲時回憶父親說，父親的部下都了解他的人格，都能廉潔自愛，淡泊名利，也從來沒有部下給他送禮。正是由於他的勤儉清廉，淡名輕利，遠離貪慾，得了人心，得到了部下的追隨。

本文原載於《人民政協報》（作者鍾海燕、黃力），文章有修改，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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