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入戲」，他們回到「文革」年代經歷人性考驗

天下 09-12

導演喬治·梅里愛在拍攝一個行駛中的馬車鏡頭時，因為機器故障，膠片被卡住了，這時一輛運送棺材的馬車闖入了攝影機鏡頭，這個闖入使得電影史上誕生了「停機再拍」的技術。

我們能想到，當時的喬治·梅里愛肯定也會被這種神奇所驚嚇到。這種「被驚嚇」的感受，董雪瑩在拍攝《入戲》中最後的「批鬥」戲時，也是真切體會的。記得採訪中她有說，「我當時是躲在門後，透過門縫看的，心裡很擔憂」。

從要拍攝演員的生存狀態轉變成一部講集體主義下人的異化的電影，董雪瑩是沒準備好的。但是她又是幸運的，她是被「選中」的。因為有一種說法，紀錄片的真正導演是上帝。

《入戲》中文海報

董雪瑩本來是要為關於演員生存狀態的紀錄片《微笑》補拍一些素材，她通過朋友的介紹進入到葉京導演《記得少年那首歌》的劇組。葉導為了讓演員呈現出那個時代的精神氣質，用了最傳統的演員訓練方法——把13位選出的演員下放到四川大山深處的一座舊軍工廠，讓他們自然「發酵」。片中的演員大都是20歲左右，他們每天穿著「文革」時期的服裝，聽著「文革」時期的歌曲，在一個與世隔絕的軍工廠練習著那個時代人的生活。

這是斯坦尼表演體系下最著名的訓練演員方法，它讓演員在人物所處的環境下生活，一點點把人物的行為內化成自己的行動，直到真正「入戲」。「而實際上，這部電影里演員的『入戲』是分很多層次的，有被洗腦的入戲，也有為了自己現實利益考慮來配合導演演出來的，還有一些是沉默的人。」董雪瑩說。通過這種訓練，葉京導演想建立起演員強烈的信念感。

最開始董雪瑩想拍的是演員的生存狀態。但是進入到軍工廠後，她直覺感受到的是那個地方的「魔幻」。但這也是一種感性的認識，哪怕是在最後的「批鬥戲」出現，她只是覺得這個東西很讓人害怕。回歸理性，是在兩年後的剪輯台上，她給我們呈現了《入戲》這部電影。

《入戲》片場照

這很像一個社會學的實驗模型，在一個切斷外界聯繫的空間，每個人重新扮演一種身份，執行實驗者的指令，一步步參與到實驗的進程去。這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斯坦福實驗」。它最近出現最多不是在社會心理學的課堂上，而是在媒體頭條上。「斯坦福實驗」被爆出實驗數據造假，那些曾經參與這個實驗的人站出來說，當時是被實驗者誘導從而表演出很殘暴的獄警形象。現實世界的真假已經超越人的想像。這會讓觀眾再看《入戲》這部電影的時候，再多一些思考。

董雪瑩在採訪中也坦然承認了自己的影片有待完善的部分。這部有點生澀的處女作，鏡頭焦點鎖定在演員入戲的狀態上，而忽視了演員的日常生活，而這一部分恰好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齣戲」，哪有「入戲」？我們迫切地想看到他們是怎麼一點點進入到這個規定情境的，我們也想看到他們作為戲裡的人物和戲外的身份發生糾葛的關係。導演是在懵懂的狀態下拍攝完這個片子，但幸運的是，在後期的剪輯台上，她和她的團隊用理性整理出了目前這個版本。

《入戲》讓人想到德國的「絆腳石」。在德國，很多城市的街道上會有刻著人名的黃銅磚，上面寫著納粹時期被迫害猶太人的姓名、性別、職業，何時何地被納粹帶走的信息。《入戲》可能會讓你看完有點難受，但是這也是促使我們反思的契機。它像一面鏡子，照見自己，照見他人，照見歷史。

「比我的電影還牛逼的紀錄片」

穀雨：在做紀錄片之前，你有過什麼經歷?

董雪瑩:我先是在鄭州一個大學念廣告學，後來在電影學院學表演。讀電影學院本來想考導演專業，誤打誤撞學了表演，但是我沒覺得學到太多東西。中國的表演教學系統，不是那麼合理。我在拍攝關於演員生存狀態的紀錄片里也遇到相同的問題，面試里很多演員形象都很好，但是一張嘴說話就不太行。

我覺得是整個文化背景的區別。你可以和西方的演員做比較，就拿《越獄》的男一號來說，他學的是哲學專業，畢業之後他再去餐館打工，去咖啡廳當服務生，然後才去演戲。他這種閱歷是不一樣的，然而中國的表演系的學生就很難會去放下身段到咖啡廳打工。

導演與剪輯師錢孝貞在討論該片的剪輯。

穀雨：是怎樣的契機，讓你轉入到紀錄片領域？

董雪瑩：因為我的性格決定我做不了職業的演員。我的性格就是要表達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看法，而且我有點「軸」。經過聖丹斯-CNXE紀錄片論壇（Sundance-CNEX Workshop）的訓練之後，我在慢慢地打開自己。

穀雨:你是怎麼進入到這個劇組的？

董雪瑩:我當時真的是想補拍我那個叫《微笑》的紀錄片，是關於演員生存狀態主題的。當時我要去補拍一些素材，我的朋友在葉京導演新電影里做副導演。我跟他聊的時候葉導聽到了，就問，誰拍紀錄片呢？我說，是我。後來我們一聊覺得還不錯，就讓我拍跟組紀錄片。葉導曾經跟我說過：「如果你把我整個從籌備到拍戲的過程拍下來，你這部紀錄片一定比我的電影還牛逼。」

葉京導演在片場。

穀雨:整個影片你拍攝了多久？

董雪瑩:我從籌備到開機用了差不多一年，拍攝的話是從2012年的10月到2013年的4月，大概拍了三百多小時素材。所以影片的外延還是很豐富的，大家可以從很多角度去看，比如集體主義、「文革」實驗、演員生存狀態，甚至理想主義。其實葉導是為了他的理想，演員也是為了他的理想，所以它可以解讀的面是很多的。

「這部影片就是短小精悍的一個拳頭」

穀雨:我感覺現在的影片在兩個主題上面徘徊，一邊是你要表達的演員的生存狀態，一邊是「文革實驗」這個主題。

董雪瑩:我把一些戲剪掉了，比如說「批鬥」的重頭戲之後，葉導走過來檢查大家的「批鬥」的結果。他說，想讓大家體驗一下什麼是真正的「文革」。之後他帶大家去山下喝酒，大家都相互抱著哭，但是我把這些全部都刪掉了。因為我想讓片子最後呈現得更有力量，呈現一個更大的思考空間。我也刪減了之後的三次採訪，如果說我把謎底全部都拋出來的話，它可能就失去了它本身的一個力量。

穀雨:但你會不會擔心這個東西沒有把它表示出來，讓人以為你在故意強調某一部分而已？

董雪瑩:我在想有沒有可能做一些改動，比如，在片尾結束之後，我把之前的採訪加進去，給觀眾一個舒緩的空間，可以嘆口氣，我現在確實沒有給大家一個透氣的空間。但我現在沒有這個精力，經濟上也不支撐我再去做這個片子了。

穀雨:你只呈現了演員入戲的狀態，而沒有呈現他們齣戲的狀態。比如藏零食、「批鬥」會前後他們真實的狀態是什麼？

董雪瑩:其實他們也有交流，像扮演李勇父親的演員和李勇扮演者之間，會有一個交談，這個是在採訪中他告訴我的。「批鬥」後，年輕演員一直在哭，「李勇父親」就在安慰他。因為他年齡最大，人生閱歷比較豐富。他跟「李勇」講了一些自己比較坎坷的經歷，告訴他人生就是這樣的，「李勇」聽完心裡有了點安慰，就不哭了。

片場照片。

穀雨:你覺得目前呈現的片子存在哪些不足？

董雪瑩:這個片子先天的素材確實是有點不足，因為第一次拍攝我沒有太多的經驗。另外是如果把這些戲加進來，並不能形成一條線，而且，它會影響節奏，所以就放棄了。我把筆墨集中講了一個人在集體生活中產生異化的故事, 但是我沒有挖得特別深，如果挖得深的話，需要把葉導這個人物立起來。就像監製杜海濱說，這部影片就是短小精悍的一個拳頭。

作為這部紀錄片的導演，我覺得第一個存在的問題就是缺少情感，其實，我是很希望有情感，對於一個電影也好，對於一個人來也好，很遺憾，現在片子可能確實看不到太多的情感。

第二個是我沒有建立起來這個人物關係。最後的「批鬥會」上有「父子揭發」這個戲劇性很強的一段，但是我前面沒有鋪墊，突然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力量就沒那麼強烈。很遺憾，我沒有把人物關係給交代特別清楚，沒法彌補。

「入戲」和「齣戲」之間

穀雨:片中的哪些人物讓你印象比較深刻？

董雪瑩:電影的導演葉導是很有感染力的，他每次給大家講劇本的時候，他自己也感動地哭，說話又很霸氣，所以整個劇組都有點被他「洗腦」了。

最入戲的是副導演。他說，他一進演員的宿舍，那種狀態就特別的奇怪，感覺他自己背負著一個重任，身上有一種神聖的使命感。而且他這個人物還有變化，最開始是站在葉導這邊，慢慢變得有點同情演員們。「批鬥」的重頭戲之後，他背過身去，哭了。那就是真實的人性，那個鏡頭比你拍一個淚流滿面更有力量。到最後他完全就跳出來了。拍完後，我給他看片子，他覺得完全被葉導「洗腦」了，自己有點像希特勒的助手希姆萊。

副導演倉子。

穀雨:但片中好像沒有呈現這段。

董雪瑩:是素材不夠的原因。我想用畫面表達，而不只是用採訪台詞。

穀雨:我也很好奇，因為影片缺乏一些生活細節，所以有時候看起來假假的。總感覺他們是在演，因為他本身就是演員，他們就在執行導演的任務，但有時候又出來一些他們戲外的身份帶出來的真實感。你是怎麼看待這個真實？就是你在拍最後那場「批鬥」戲中，他們哪些人是真的在入戲，哪些人只是在演導演規定的情景。

董雪瑩:「批鬥會」總共有兩次。第一次大家都被嚇到了，包括我，那個時候，大家還是很真實的一個狀態。但是第二次差不多隔了一兩天，這時候有一些形式上的「文革批鬥會」的道具加入。我感覺那場上是有一些演的成分。

但是大部分人在我事後的採訪里會說，當時自己有點太投入了，有的演員直接說當時覺得被洗腦了。給人一種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感覺。

考驗人性的「文革實驗」

穀雨:在這場「文革實驗」中，參與者們發生了什麼變化？

董雪瑩:是有變化的，就比如說影片里有一個唱《甜蜜蜜》的那個女孩，其實在生活中她是很單純善良的，但是她在那個環境下，變得有點不近人情甚至刻薄。這個事促使我不斷思考，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集體裡面有那種去個體化的因素，作為集體的一部分，她不這麼做的話會被別人評價的，她會面臨這個壓力。但其實，這些演員們的狀態都不一樣，有的真的是像唱《甜蜜蜜》那個女孩一樣被洗腦了；有個女孩辭了8年的工作來參加這個戲，她真的是為了自保而已，怕這個事件影響到自己的演藝事業；有人也一直沉默。

穀雨:有人說拍紀錄片是拿別人隱私來成就自己，這是很著名的一個論調，你可以講一下你的看法嗎？

董雪瑩:有人說紀錄片是有「原罪」的。我理解的「原罪」是說，我覺得我做這個片子挺有壓力的，有時候我挺希望它是個劇情片，如果是，我覺得我就沒有這個心理負擔。

他們在接受我最後一次採訪後，我給他們看了「批鬥會」那兩場的素材。有個女孩哭得很厲害，她覺得歷歷在目，就像晴天霹靂，到現在還心有餘悸。其實大部分還是不願意被人看到自己被「洗腦」的那個樣子。

片場照片。

穀雨:你覺得影片會帶給觀眾什麼樣的思考？

董雪瑩:現在我覺得這個片子最大的意義，就是表達了集體主義下人性的轉變。我們從小就被灌輸「團結就是力量」，但是這在西方世界的觀念中，是反人性的。我覺得「集體主義」要分不同的層面來看，它有《入戲》里的這種狀態，但是它也有孩子們去夏令營的集體生活，甚至也包括廣告公司里大家一起集體來想一個創意。我們也把這個叫做集體的智慧。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把它放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框架里來看，會有對集體主義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管怎樣，我們都要保持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