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地震心理救援工作帶給她挫敗感，但也改變了她的命運

龔建芬在2008年是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心理學的大四學生，也是為數不多留在震後災區從事心理危機干預工作的人之一。

和她日後的工作相比，這份工作帶來的成就感微乎其微，這一點和很多人對此的預設光環很不相同，某種程度上，也遠低於她自己的預期。一方面固然因為當時中國心理諮詢行業的發展很不完善，社會對此也缺乏認知，另一方面，則是震後災區的心理工作，實在是太難了。

一畢業，龔建芬就趕往四川，之後的三年，她先後在中科院心理所什邡工作站和川大華西醫院等項目里當志願者，做著地震後的危機干預工作。

這三年是「漂泊」的，作為志願者，她不屬於任何固定機構，而危機干預恰恰需要一種「陪伴」式的存在方式，浮動的志願者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要說有什麼收益，可能是龔建芬在挫敗與實際發生的情境里對職業有了更清晰的認知。2011 年，她離開災區，成為富士康成都園區首批招募的9個心理諮詢師之一。當時成都車間發生爆炸事故，龔建芬乾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去撫慰傷者家屬。

而後她跳槽到成都西囡婦科醫院，這是一家專門做試管嬰兒的醫院，她的主要工作是科普助孕心理，以及為有壓力的夫妻提供心理諮詢。

她用「出乎意料」形容自己在成都紮根。因為地震，她從甘肅輾轉到了成都，在這裡工作、結婚、生子。

10 年後，當被問道自己給災區帶來的影響時，她頓了一下說，「怎麼說呢？說實話，讓他們好起來是很難、很難的。」

甘肅文縣

「地震發生後，我們看到電視報道說，512 地震四川這邊有心理工作者下來，我們就在商量如果我們能去多好。

我 5 月 14 號見到我們老師，他就開始找關係，為災後的心理援建做準備，我記得我們用三天時間組織地震災後危機干預的資料。我們老師一邊準備資料，一邊聯絡人員。

我們在甘肅算是反應比較快的，我們基本上是 5 月 12 號地震，一個多周的努力後，5 月 20 幾號，我們就已經趕赴災區了。最早我們在甘肅災區，甘肅有一塊叫文縣，文縣離青川、九寨溝很近，地震中也受災了。

我本來是 2008 年 7 月畢業，還沒畢業我就趕上了地震。我記得當時我去文縣待了半個多月，6 月 10 幾號回來，趕上了最後一天拍畢業照，就這樣結束了。

我本身是應屆畢業生，在擇業期，正好看到災區有這麼多的機會和可能性，所以畢業後就加入了災後的心理援助項目。

為什麼我最後到了四川？ 因為甘肅災區和四川災區比，資源差別特別大，甘肅災區的心理資源相對少很多，這是我當時能明顯感覺到的。大概 8 月份左右，甘肅那邊才有台灣的專家來做心理危機干預知識的普及，後來我們團隊還請了四川非常知名的專家到甘肅做兩天培訓，也僅限於心理危機干預層面。

在四川，我先到了華西的一個項目，他們在都江堰板房區調查 10 萬災民的心理健康狀況。2009 年我又到了四川什邡的紅白鎮，那裡也是重災區。

我當時有兩個身份，一個是中科院心理所什邡工作站，我們在什邡駐點，做社區和居民的心理服務。工作站定期會接受社會上自己找過來的人，其中一部分是山上有心理創傷的人群。

我同時也在華西醫院和香港青年基金會合作的項目，主要針對紅白山上孩子遇難了的失獨家庭，我實實在在地接觸了很多孩子不在了，又準備再次懷孕的家庭。我們每次去都有十多個人，定期對山上的失獨家庭走訪和關懷，這個項目有華西的專家在背後做支持和培訓，志願者也都是張羅的有心理學背景的。

但大家每兩周才去一次，都在用休息時間做這個事。」

龔建芬到災區後，周圍充斥著和她一樣說著普通話，滿懷熱血的年輕志願者，「那真的跟親人一樣，大家所有的熱情都是想去幫助當地的親人，」龔建芬說。他們擠住在本地人為他們免費提供的住房裡，龔建芬描述起這些畫面時有一種自我感動。

撇開專業度不談，背後折射出的問題是，地震後外地的志願者蜂擁進入，多數人只是短暫停留，很快便回到自己的人生軌道。

後期，像龔建芬一樣留在災區持續做心理諮詢的年輕人屈指可數。

「當時最大的挑戰是無論在甘肅還是四川災區，災後心理援建服務的支持體系都是不完善的。

那時候我從學校畢業出來，技術不是很成熟，很想去幫忙，但感覺很無力，我並不像香港青年基金會長期駐點，我們這種屬於「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走」。

像我在甘肅做了半年時間，但都在不同的項目。甘肅那個項目只分了兩期，每期下去都只維持半個月的時間。後來又跟了一個深圳的 NGO 叫「好人好事」，我們申請的是綿竹的項目，那個項目說起來是一年，但並不是駐點，也是每兩個星期下去一次，每次去一個星期。

這種頻率去，支持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災後發生創傷，對人的精神影響非常大，最大的一點在於一旦發生地震，不論有沒有喪失物資和家庭，人的安全感會在那一瞬間遭到破壞。那麼大的地動山搖，人忽然之間會覺得自己很渺小，跟螞蟻一樣。一趟洪水，你人就沒有了，這個東西不是你能逃得了，或者控制得了的，人在那個時候會莫名地處在警惕緊張的狀態。

所以一旦發生大的災難，都會有這種創傷後應激障礙。最開始，人會懵，到後面，人會一直很警惕。2008 年，在那種環境之下，全國都經歷了這麼一段記憶，全國人的神經都受到了衝擊。

大家對於餘震的恐慌和生命的恐慌，在那時候就形成了。

如果常駐，你能夠給他們提供早期的、持續的急性應激干預，在那個地方接觸他們，感受到他們生活的變化，這種支持是無形的。對創傷最好的一種支持就是陪伴，陪伴的力量就在於僅僅是你在那。

但你每周去一次，他們只知道誰又走了。」

四川省什邡市地震受災現場

對於龔建芬和團隊來說，他們的難題在於無從得知到底有多少家庭需要心理救援。

沒有人可以為他們提供統計數據，甚至連病人也無法意識到自己的創傷。

「心理的問題不是靠問出來的，」龔建芬說。她和團隊只能靠走訪的形式一家一家詢問，識別出問題後，再提供相應的心理幫助。

「日本 1995 年發生阪神大地震，他們從那時候開始積累經驗，因為日本地震的頻率更高，所以他們對地震的應急和預案更有體系。我們和日本專家交流，他們從那一次後，每個社區都會有駐點的心理治療師做心理諮詢。一周一次，他們要維持到十年、二十年。

這種幫助是你每周去一次，跟著項目做，無法做到的。

但當時汶川地震的資源完全不夠，我們幾個人能做的是有限的。一般來說，在醫院門診，醫生會告訴你「你有什麼情況」，我們還可以對社區做一些科普宣傳，比如告訴你這癥狀是「感冒」。

心理學上我們要告訴你什麼是「創傷後應激障礙」，什麼是「抑鬱症」，什麼是「焦慮症」…這方面的普及都很難做到。

比如華西的項目，我們只知道哪些人家裡的孩子不在了，家住什麼地方，得到這樣的信息我們就去走訪，接觸他們的時候我們才知道是什麼情況。

很多人在地震後承受了很多心理創傷，但這方面的知識不夠，他不知道我怎麼了。

所以當你沒有一個體系的時候，這部分工作你是做得不到位的。很多人痛苦，但是並沒有辦法，他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找不到可以幫助的人和點。

2008 年地震，官方和整個國內對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認識都是有限的，只是在地震後，媒體才會盡量避免去播放一些有暴露的刺激性鏡頭，這時候人們才意識到，這種鏡頭對於看的人會形成二級創傷。

所以 2008 年後，心理學界的人都有一個說法：「一個四川地震，把心理學的發展推動了 20 年」。你看四川災區，大家對心理諮詢的接受度比其他地方的人群要高很多。

志願者在映秀小學 pic/wenlc

我當時走訪了一家人，他們兒子在地震中遇難了，男方本人的腿也受傷了。地震前他非常能幹，當地有一個產業是煤礦，很多年輕壯力都要做挖煤的工作，這對家庭的經濟支出是非常大的支持。一旦腿受傷，他就沒辦法繼續這個工作了，他自己說他已經廢了。

社區的人都說：「這個人地震前，心情狀態很好，很開朗」，但我走訪的時候發現他很迴避人，目光閃躲，挺難接觸。

這時候他們家的重勞力都在女方身上，我第一次去他們家，他的妻子剛外出回來，男的在家裡給她做吃的，我就看到那個男的很閃躲，不太對勁。

那時候我也做了一些理解性的工作，和他聊天，嘗試理解。我走訪過他兩次，後來我跟團隊的負責人上報後，得知有精神科的醫生在關注他，他正在服用抗抑鬱的藥物。

但我過完年後回去就得知，這個人自殺了。

如果我們是駐點的話，我想肯定會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但我們每兩周去一次，你沒有辦法持續地提供幫助。

心理學它有一個最基本的，就是你得通過談話，收集很多信息進行評估，這就需要一個專業團隊，但我們國家的心理資源遠遠不夠。」

約 20年前，中國代表團訪問德國漢堡，探討在心理治療領域的合作機會。1988年，德中心理治療研究院（DCAP）在昆明舉辦了首屆心理治療進修計劃。

1997年推出「中德高級心理治療師連續培訓項目」，即所謂的第一期「中德班」，被稱為「中國第一個心理治療和諮詢的專業組織」，武漢中德心理醫院創始人曾奇峰，上海衛生局副局長肖澤萍等人都是第一期中德班的學生。

「我們在城市裡，針對學校或者一般人群的心理援助，心理服務的老師都是遠遠不夠的。

舉個例子，一般的社區人群，兩萬人左右就應該有一個心理學專業的人，這個人是經過系統培養的。日本那次地震後，他們的社區配備人員可能都做不到 2 萬，但他們 10 萬人中有兩個心理諮詢師。他們的心理諮詢師就在當地駐地，直接開一個心理診所，因為有一些創傷性人群，他們並不會主動來，駐點的諮詢師必須主動去走訪。

我們要做的，也是這樣。

但我們四川地震真的是太大了，本身我們國家的心理學其實才剛發展，你要知道心理諮詢在我們國家的發展最早是 1989 年，國內第一屆中德班的培養，國家的精神科醫生才開始有心理諮詢。

你想算過來，到 2008 年地震也才十幾、二十年，你看像國內的李子勛這些心理學專家都是早期的中德班出來的，所以到了 2008 年，我們沒有那麼多的專業人群去做這個事。

我們有的僅僅是中科院或者華西的醫生，他們有資金支持，以這種項目的方式去維持當地的心理援建。

但醫生很難長期駐紮在那裡。

我們國家的醫院裡並沒有認定心理諮詢師，我們醫院裡的都是精神科的醫生，精神科的醫生都在做什麼？他自己有精神病人，他要管住院病人，要管門診病人，他本身有很多工作。

如果災區想有全職的心理諮詢師，那得有人出這個錢，得有人來支持這個事。

但你要知道一個成熟的諮詢師起碼要經過十年的打磨，但十年下來，他已經有了自己的工作、家庭和圈子，你把他派到災區，你給他多少錢，他一個人在當地又能做多少事情？

靠一個人，或者某一個簡單的項目做不到。一個健全的制度是什麼？比如華西醫院，我願意撥出一部分的人力和物力，我定期到綿竹駐點開一個醫院，醫院開啟後，還要去發展社區的醫生，做災後的心理宣傳。醫院建成，我要給醫生髮工資，涉及到管理，這就是一個大項目。

從人的方面講，我們目前的心理從業人員，專業人才是不夠的，遠遠不夠。

當時能夠去的，只有像我當時剛畢業，未婚是吧？然後還有大把的青春，可以往那放。

龔建芬

說實話，針對喪子的家庭，讓他們好起來很難，很難…這個過程中，會遇到方方面面的困難。

像我跟的這一家，我們前面幾次關係都很好，每次去都特地在家等我。後來有一次我去，女方不在家裡，男方說「她去山上幹活了」，我說「我來都就來了，不遠的話，我能不能跟著一起去看看她？」

後來我跟著去了，在山坡上，她在除草，只說了句：「噢，來啦」，我說：「嗯，最近怎麼樣？」

「挺好的」。

沒有了。很尷尬。

我看她除草，我想我也一起吧，也算是一種陪伴。後來她看我鋤草，就給我一個手套，鋤到一半的時候，她長嘆一聲說：「龔老師，我問你個問題，你為什麼來看我們？」

我想了一下說：「我本身是做這個的，我不知道能幫到什麼，但我想既然在這邊，我確實想努力做點什麼事。」

這個時候她說：「你說的那麼好，你是不是政府派來監視我們的？」

後來我才知道我見他們之前，村上已經派了社區幹部去，讓他們不要鬧事，在家待著，有一些人還被請去「喝茶」。但政府的干預方法，對於這些創傷性人群是不恰當的。

地震後，像我當時在都江堰、北川各個喪子的點，父母都有非常大的情緒，這種情緒是群體性的。他們的心理過程會有一個機制，其中有一塊是憤怒情緒，這種憤怒情緒可以對外，也可以對內。對外，對什麼？比如說我們醫院裡有一些人流產，她很重要的一種情緒就是覺得：「那個醫生是罪魁禍首，就是因為那個醫生，所以我才不能懷孕，那個醫院簡直是坑蒙拐騙！」這是一種憤怒，它明確的指向醫生和醫院。

你作為一個正常人很難去接受。

同樣的，對於失去孩子的家庭，他們的情緒非常激烈，要各種補償。政府對他們是比較「保護」的，政府可能並沒有意識到這種情緒是什麼，只看到對抗性的一面。

如果對他們有更多了解，就會知道孩子遇難後，家人一定會出現非常憤怒的情緒，並不是需要你去做什麼，而是尋求被理解。

我們在中科院心理所什邡工作站的時候，心理學專家就對什邡的村民幹部做了心理學的培訓，這種對抗性就大大減輕了。因為他們了解到這些父母情緒的背後，其實並不是對政府有很多不滿，他們這時候的憤怒是沒有辦法的，他必須有這種情緒。」

據龔建芬描述，災後的失獨家庭大多通過「不太正規」的途徑領養小孩，「正規」途徑在他們身上行不通。

她曾幫助一些家庭搜尋過四川境內的福利院、孤兒院等，但這些孩子通常都有不同程度的身體殘障。對於失獨家庭來說，地震後他們自身有身體和心靈的創傷，撫養這樣的小孩難度更大。

因此，他們更傾向於從民間途徑獲得一個健康的小孩。

「後來這個家庭的創傷非常嚴重。男方當時也在挖礦，後來得了塵肺病，不能幹重體力的勞動，但他們的生活又很壓抑，他們也想要一個孩子，讓生活重新充滿生機。

他們從 2009 年就開始做試管，一年多的時間做了三次，獲卵數都不理想，三次都失敗了。

後來我已經離開什邡了，打電話才得知他們領養了一個嬰兒，但半年後孩子就夭折了。因為有心理創傷，紅白山上的父母撫養孩子都會出現很多問題。人的心理是，當你失去一樣東西，下次再來時，你會更小心謹慎地去呵護，預防它再次失去。

他們對於領養來的孩子充滿了愛心，一旦孩子出現不適，他們就會過於關心和幫助。很多領養的孩子都容易出現腹瀉、便秘或者消化不好，腸胃不好的問題。父母會認為是孩子身體虛弱，但其實跟撫養方式，和他們過度的關心有關。

擔心孩子吃不飽，他們調的奶粉會太稠，一般家庭也容易有這類問題，但科普後能夠改。但對他們來講就算科普了，仍然會過度擔心，仍然會去做，這樣反而讓孩子更虛弱，更嬌弱。

2008 年汶川地震的救援現場 pic/news

我當時在四川做的心理援助性工作，有一個問題是工資待遇並沒有辦法支持我的生活，我一個月一千多塊錢，我還需要向朋友借錢，或者做其他的兼職來維持。

我到中科院的什邡工作站，第二年薪資待遇相對就好了，2000 多元一個月，但還是志願者，這跟工作是不一樣的，工作起碼應該有五險一金，但當時都沒有。

我當時因為年輕，年輕能耗得起，但工作肯定是沒有辦法的。

而且在災區的 3 年，我父母不是很支持我，他們覺得這不是一個正式的工作，我是農村出來的，所以我的父母會覺得，哇，其他人家的孩子從農村出來，大學畢業就當老師，掙工資很穩定，好像我是漂泊的。

所以到了三年左右的時候，我自己也在思考我怎麼走，那時候我參加了一些大型機構的面試，也面試過跟災區援助有關的組織。當時災區的社工組織偏多，像台灣或者香港樂施會這樣的機構，但畢竟社工專業跟我的心理專業差別還是很大。

如果我想在災區留下來，我可以在當地做心理老師，我是師範類畢業的就要參加考試，但我不容易進，因為一般都要應屆畢業生，而我是一個往屆的。

我也可以去醫院，但在 2008 年，所有醫院招的都是精神科醫生，沒有心理老師。所以醫院不會招收我這種師範類畢業的心理老師。

所以當時挺難找到一個資源讓我留在災區。

後來恰好趕上了富士康遷場到成都，我投了一份簡歷，2011 年 6 月面試，沒想到就聘上了。我後來就去富士康做危機干預諮詢師，就沒有做過和地震相關的工作了。」

富士康科技集團從2010年1月23日的員工第一跳至同年11月5日，共發生14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

2011年，5月20日晚上，成都車間發生爆炸事故，2人死亡，16人受傷。

在龔建芬入職後的第二年，成都園區又發生了一起墜樓死亡事件。

「在災區的三年，雖然我在做志願者工作，但其實換的機構比較多，機構里像我這樣的同齡人也不多，所以我到了富士康，蠻有職業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對於人來講其實特別重要。

當時富士康很需要像我這樣的危機干預老師，我有災區危機干預的經驗，正好他們也面臨一系列的負面報道。富士康當年出名就是 13 連跳，其實 13 跳之後，富士康已經在深圳園區建立了心理諮詢的機制。當時他們在成都園區規劃期間也有這個設置，所以我正好趕上這麼一個機遇招進去的。 當時我們總共招了九個心理諮詢師，我應該是他們招的第四個。

他們遷場到成都園區時，也發生了爆炸事件，所以我當時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被派到富士康受傷的員工和家屬，在醫院裡幫他們做心理方面的撫慰工作。

我在富士康不僅做危機干預，還做員工的入職心理評估，對廠區的員工做心理諮詢，對廠區的基層骨幹做心理培訓。

一方面員工出現危機的時候，心理諮詢師要能夠第一時間去緩解員工出現的過激反應；第二，員工入職時需要識別心理問題。富士康招的廠區員工，很多來自偏遠山區，年齡很小。一個年輕化的工作群體，情緒波動比較大，所以我們要做的事就是提前發現精神異常狀況，識別出來後進行自我康復或者疏導。

我在富士康幹了近兩年，後來我在災區認識的志願者告訴我，現在這家醫院需要心理諮詢師，我從 2012 年 11 月份到現在都一直在這。」

富士康生產線上工作的員工 pic/foutune

很長一段時間，龔建芬都只能接觸到主動找上門來的病人，但這些人寥寥無幾。

逐漸地，醫院開始提供免費的心理評估服務，測試病人的接受程度，同時檢驗心理服務的效用。

現在，醫院提供的心理諮詢服務價格按照四川省醫療物價局的標準為，挂號費加治療費每小時 112 元左右。

近些年，除試管嬰兒項目加入心理評估外，心理諮詢逐漸被納入其他門診項目，例如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就開設了「雙心門診」，也就是說在心臟內科就診的病人，必須同時接受心理輔導。

「我們醫院是專門做試管嬰兒的醫院，我們應該說把心理工作做得比較超前。做試管嬰兒的夫妻因為各種原因沒有辦法正常懷孕，他們一定會想盡各種辦法，直到實在沒有辦法，才會藉助醫院這一途徑，所以前面一定經歷了很多波折。

對於這樣一群人，心理的健康就更重要了，如果心理狀況更好，試管嬰兒成功的希望就更大。

我們院長看到很多病人有心理層面的需要，其實在我之前他們就請過精神科醫生，因為那時候醫院更重視精神科，覺得心理諮詢劃歸精神科，但那個醫生來了半年後，他們就取消了這個科室。

後來就有了我。

最開始在醫院做心理諮詢的，就我一個人。我當時挺年輕，其他老師的門診前面，病人排好長的隊，看一下午都看不完。我門口？沒有人。人家一天接一百多個病人，我一個月也接不了那麼多，所以那種落差感特彆強烈。

以前在醫院，心理評估也是被忽略掉的，大概在 2015 年年底，我們做試管的病人才開始做心理評估。

所有做試管嬰兒的夫妻到我們醫院，都要接受體檢，這個全套體檢包含了身體的評估和心理的評估，身體評估包括遺傳、免疫、內分泌、乳腺等等。

心理方面的評估，我會花 20-40 分鐘跟她談一談談她的狀況。我沒有硬性的指標說：「你有心理壓力就不能做試管嬰兒」，只是說心理壓力有大了，我會告訴你怎麼調整，你要留意壓力里的哪些部分，這些部分對試管嬰兒會有影響。

你能調過來就自己調，你調不過來，我建議你接受心理諮詢。能不能接受建議？每個人不一樣。以我的標準來看，每對夫妻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壓力，我會覺得十對裡面，有三、四對都需要進行心理諮詢， 但最後接受諮詢的可能只有一對。

因為專業的心理諮詢，必須要花專門的費用，有些人她能接受心理諮詢，很快就來了，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她覺得「心理諮詢嘛，我吃頓飯就好了」，結果回家離婚了，又找了一個老公，又來做試管了。

我對現在的生活挺滿意的，我這十年里，前三年到處飄，到富士康後，找了個四川男朋友，到這家醫院時就結了婚，女兒今年三歲半。

我沒有想過自己會留在成都，這出乎我的意料。

如果沒有地震，我可能就老老實實回老家，現在是某個中學裡的心理老師。我蘭州的大學同學當老師和公務員的人居多，還有一些讀研或者做中學老師。如果說大家學了這個專業，做這個專業來講，我算是這個專業裡面這十年一直堅持下來做的，我覺得我蠻幸運的。

汶川地震，說起來蠻感慨的，這麼大的一個災難和創傷，對於人來講是一種重新改變，也給了我一次重新去經歷自己，讓我身上不夠好的東西得到了改善。」

題圖：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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