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曾國藩不愧是聖人，他是這樣讀書的

一

治近百年史的，論到人物方面，無論如何，不能不首先推到曾國藩。曾氏氣魄之雄厚，人格之偉大，及其在政治上、社會上種種之建立，其不可磨滅處，縱然近人有好持異論的，到底也不能不承認。至論學術，曾氏也有他自已一套獨特之旗幟與地位。述說近百年來之諸儒讀書論，曾氏是極可注意的一人。

曾氏湖南湘鄉人，生嘉慶十六年，後陳澧一年。卒同治十一年，先陳澧十年。曾、陳是同時代的人物。陳氏嘗自說：「中年以前，為近時之學所錮蔽。」而湖南在清代學術史上，是一個比較落後的省分，曾氏又是一個農家子，所以在他少年時代，幸而卻沒有受到當時時髦學派之錮蔽。任何一學派，一到時髦，則無不有其錮蔽者。陳氏又說：「學者之病，在懶而躁，不肯讀一部書，此病能使天下亂。」結果不幸而言中，不久天下果亂了，而曾氏則是力挽狂瀾為當時平亂的人物。曾氏讀書，生平力主一「耐」字訣，一「恆」字訣。他說：「一書未完，斷斷不讀別書。」那時的天下，正在讀書人懶而躁，不肯讀完一部書的風氣下弄壞了，卻恰恰在一書未畢，決不換讀別書的人的手裡把來平定了。我們便把這一件小事，兩兩相照，尤可見讀書人的習慣與風氣，對於世道，真有偌大的影響。陳氏常提倡「士大夫之學」，說：「士大夫之學，略觀大義，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曾氏做學問，卻恰恰是走的這條路。他恰恰來為陳氏所說的「士大夫之學」做出一個好榜樣。因此，我們把曾、陳兩氏的言論學術，對照比看，便會更覺有味了。

二

曾氏在當時，亦曾極力提倡一種新的讀書風氣，散見於其有名的《家書》、《家訓》、《日記》、及《文集》中。照理，曾氏的《家訓》之類，誰都應當涉獵過，用不著在此特地再介紹。下面也只偶舉幾點，為近來有志提倡讀書運動的人作參考。

曾氏自己說：

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致劉孟蓉書》）

原來曾氏在道光十八年戊戌，會試中式，即以是年成進士。及道光二十年庚子，散館授檢討。那時曾氏年已三十，而他實在是從那時起才開始走上講學的路徑。這時距今亦恰九十多年。他有名的家書，亦從庚子開始。然今刻《家書》里所收，則只有庚子二月初到京後的一函。在他家書里正式開始討論到讀書和做學問的，還要到道光二十二年壬寅的秋天。

那時曾氏的讀書課程是：

剛日讀經，柔日讀史。

他自己說：

讀經常懶散不沉著，讀《後漢書》已丹筆點過八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

當時的曾氏，已是清廷翰林院的檢討，國史的協修，在三十二歲的年齡，才開始點讀前後《兩漢書》。他說「早不自立」，實非過自謙抑。曾氏在早年，用功的只是八股時文。誰料到中年是一個得意的闊官了，卻再發憤讀書，而將來也竟有如許成就。這一點，使我們感到讀書運動的對象，不該老是一輩大中小學校里的青年和兒童，或是推車賣漿不識字的貧民；而社會上的中年人物，比較站在領導地位的縉紳士大夫，尤其應該是我們讀書運動的第一對象呀！至少他們都應該「稍事學問」，庶乎希望可再有曾氏般的人物出現。否則青年們縱是努力讀書，若將來涉足社會，便可不學無術，另以一種捷徑高翔，那豈不是任何學術全成了八股？此其一。

曾氏自成進士，入翰林，以後官位日高，由侍講侍讀擢升內閣學士，歷任禮、兵、工、刑、吏各部侍郞，又做過好幾次主考閱卷大臣。自道光二十年到咸豐二年放江西正主考官，以丁艱回籍，前後十三年。雖處境較優，而「應酬之繁，日不暇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家書》）一類的話，在他家書里，屢次見到。可見他在當時，已並不能擺棄一切，專意讀書。此後則從事兵戎，生活一變，更不是讀書的環境。然他從咸豐二年創辦鄉團，直到同治三年攻破南京，前後又恰是十三年。在這宦海紛綸，乃至戎馬倥傯的二十多年時間裡，曾氏卻建立了他學業上卓絕的成就。這一點，又使我們感覺到，讀書並不定要一種特殊的環境，乃及一種特殊的生活，而實為社會一般人大家所能從事的。至於達官闊人，政軍大僚，以及社會上各色各行的領導人物，他們已然負擔著國家社會更大的重任，那麼他們更該「稍事學問」，奉曾氏為模範。此其二。

三

至論曾氏學問、事業，何以能互相輝映，而各有其卓絕的成就，一面固是由於其意志之堅毅，生活之嚴整；而另一面，則在其眼光之遠大，與方法之切實。此則關於為學擇術之點，我們尤當注意。曾氏本是一個做時文八股的舉子，一旦入京華，走進讀書講學的世界，其初頗得益於朋友交遊之啟示。他道光二十二年的家書上說：

吳竹如近日往來甚密，來則作竟日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

又說：

子序（吳嘉賓）之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這是曾氏最先討論到學問的第一封家書。他所述兩位朋友的言論，已大體規定了曾氏將來學問成就之規模。若不是「老守一井」從「約而專」上用功，則博雅考訂，乾嘉以來的四庫翰苑之學，實與曾氏將來的事業生活不相容。若老守一井，而注意不在「身心國家大道理」上，則不賢識小，諛聞淺見，不僅對其將來事業無所裨補，而他的學問地位亦決不能高卓。所以如用「約」的工夫，便須先從「大」處著眼，這是相互為用的兩面。

曾氏用「約」字訣讀書，屢見其《家書》、《家訓》中。如云：

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騖。讀經以研尋義理為本，考據名物為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為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則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家書》）

又說：

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若經史之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為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他又說：

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換他部，此萬萬不易之道。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道光二十四年三月）

那時曾氏對於「守約」的讀書法，已有十分堅確的自信。他的此項見解，至老不變，實與當時博雅考訂之學，絕然異趨。他以後教人「耐」字訣，「恆」字訣，「拙」字訣，「誠」字訣，以及「扎硬寨，打死仗」的口號，凡曾氏功業上的成就，和其從事學問的精神，處處呼吸相通，沆瀣一氣。

四

讀書既主守約，則選擇不可不審。所以他說：

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韓退之為千古大儒，而自述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柳子厚自述所讀書，亦不甚多。本朝善讀書者，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讀書雜誌》中所考訂之書，凡十六種。《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凡十二種。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滿三十種。余於《四書》、《五經》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鑒》、《文選》及姚惜抱所選之《古文辭類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咸豐九年四月。其他曾氏所述書目散見者尚多，然大體相類似。）

讀書能選擇，實為守約之第一要義。而選擇的標準，應該「先務乎其大」。最可代表這種精神的是曾氏的《聖哲畫像記》。他說：

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為言。如文王、周公、孔、孟之聖，左、庄、班、馬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諸葛亮）、陸（贄）、范（仲淹）、馬（司馬光），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朱、張，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引之父子），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為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大凡有意指導人讀書，終不免要做一番開書目的工夫。清代乾嘉學全盛時期的代表書目，便是江藩《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以及接踵而起的《皇清經解正續編》。這一類繁瑣的考證學，除非特殊環境以內的特殊人物，無法接近，亦無法研究。陳澧已識其錮蔽而思有以變之，然陳澧勸人讀註疏，仍不脫經師經義範圍。曾氏則不然，正因他早年沒有受錮蔽，故能徹底擺脫當時傳統考據學之束縛。此所以陳氏仍還是「博士」之學，而曾氏始得謂真是「士大夫」之學。而曾氏卻又能相當的採取考據學之長處。其《家書》中多有不取考據的言論，而《家訓》中則主采考據訓詁之長，此是曾氏學問與日俱進之一證。又曾氏論考據淵源，分杜馬、許鄭為兩派，以顧秦接杜馬，以二王接許鄭，將考據學範圍放大，更是一種絕大見識，為乾嘉諸儒所未逮。

五

當知乾嘉學之錮蔽，正為把考據範圍看狹了，專側重在許、鄭一邊。於是他們的學術路徑，便不期然而然的趨向到校勘、訓詁方面去。極其所至，二王遂成為此一方面成績之最高表現。現在曾氏把考據範圍放寬了，又特為辟出杜、馬一路直到顧炎武與秦蕙田，那便在經學之外擴開了史學，於校勘、訓詁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至少這樣一來，更與陳澧所舉「於世有用」的一目標上，更易接近了。而陳澧《東塾讀書記》的價值，所以不免稍遜於顧炎武之《日知錄》者，其主要關鍵亦在此。所以曾氏在考據學路上特提杜、馬兩人，實在是深具意義的。

曾氏曾從唐鏡海聞義理，又私淑於姚姬傳學古文法，而曾氏之言義理文章，其識解意境，也均超出於唐、姚二人之上。曾氏與唐、姚之異點，也正在唐、姚空疏，而曾則博大。此等處，均見曾氏學問實有所精深自得，實有另闢戶牖、別開途徑之氣魄與抱負。

孫鼎丞《芻論》，追溯洪、楊亂源，深歸咎於漢學家言。而曾氏為之作序，謂孫譏之已甚。此猶漢學家譏評陽明提倡良知學，釀成晚明之禍。如此刻深立論，其流弊終不免同陷於黨仇訟爭。而曾氏對乾嘉漢學，其立論似轉較陳澧為持平，此尤不可及也。曾氏序文，作於咸豐九月己未，時曾氏尚在軍中。可見曾氏為學，實能抉破乾嘉以來義理、考據、詞章三派之藩籬，而求能從大處著眼，俾可兼得三者之精華。他的《聖哲畫像記》，平心論之，不能不說他的識解氣魄，與其指示學術途徑，確已越出江藩、陳澧之上。就現在平心立論，也必如曾氏為學，乃庶可有當於陳澧之所謂士大夫之學。亦必如此，乃庶可謂是士大夫略觀大義之學也。略觀大義，並非忽略粗疏之略。所謂大義，亦非陸象山所謂「著意精微轉陸沉」之義理。此層學者貴細辨。

現在讓我們回頭來看最近的學術界。似乎領導學術者，其存心多隻看重了博士之學，而不看重士大夫之學。因為有此趨向，所以我們當前的學術空氣，漸漸和一般社會分離，而形成為一種特殊環境里的一種特殊生活。一個有志讀書的靑年，他們的最要條件，便是盼望能走進像樣的大學，浩博的圖書館，完備的研究所。而論其學問之所成就，則只是一種近乎博士論文式的著作。我們並不說學術界不該如此，卻不能認為學術界只該如此。若我們放大眼光，為一般社會著想，便見學問並不全是關門而做的事。有一種是專門博士之學，為少數人所專攻；另有一種則是普通的士大夫之學，為社會多數智識分子所應領解。曾氏《聖哲畫像記》所論，若以專家博士的眼光來評量，有人不免將目其為淺陋。但若注意到社會上一般人物之陶冶與進修，則曾氏的見解，實在是極可取法了。

六

惟專就曾氏個人論，曾氏亦並不僅是一個具有開明常識的讀書人，曾氏實還是一個有學術上特殊地位特殊貢獻的學者。自然，我們該先具第一條件，再希第二條件。曾氏對學術上的特殊地位，即是他的詩古文之學。曾氏對此，亦屢屢自已說過。他說：

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將來此事當有成，惟恨當世無韓愈、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質證耳。（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家書》）

此乃曾氏開始自覺地尋到他學問的前程，那時他已是三十四歲的年齡了。他那時自定一個每日熟讀的書目是：

《易經》、《詩經》、《史記》、《明史》、《屈子》、《荘子》、杜詩、韓文。

這一書目，亦即就他自感最有希望的詩、古文的前程上來選定。曾氏自說：

國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鼐）啟之。（《聖哲畫像記》）

然曾氏對詩、古文的見解，其精深博大處，實非姚氏所及。曾氏對於指導研究文學上最可寶貴的意見，即在勸人讀專集，而不要讀選本。他說：

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學詩須先看一家集，不要東翻西閱。（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家書》）

又說：

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選本，以汨沒性靈。（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家書》）

曾氏從不要汩沒性靈的見解上，來勸人勿讀選本，這真是研究文學一種極可珍視的意見。

曾氏又主詩文以聲調為本之說，此層則源自姚鼐。曾氏姚氏皆主以聲調探取性靈，從此使讀者精神與作者精神相欣合。此乃從文學上的探求來接觸古聖賢的心情，使讀者與作者呼吸相應，不啻同堂而覿面。此一境界，與當時博雅派所主從訓詁考訂上來認識聖賢真理者，其實也是各得一邊，雙方未見有十分的高下。所以桐城派古文家在乾嘉樸學極盛時代，終還有其相當的位置。

曾氏研攻詩文，最愛韓愈、王安石，蓋取其雄直之性趣，倔強之格調，與己相近也。曾氏說：

讀《原毀》、《伯夷頌》、《獲麟解》、《龍》、《雜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求闕齋日記類鈔》壬戌）

又云：

閱陶詩全部，取其大閑適者記出，將鈔一冊，合之杜、韋、白、蘇、陸五家之閑適詩，纂成一集，以備朝夕諷誦，洗滌名利爭勝之心。（辛未）

蓋雄直倔強，曾氏性格之所長；恬憺閑適，曾氏性格之所短。曾氏研攻詩文，著眼在此兩點上，切就己身，釋回增美。縱使不以詩文名家，而此種研習方法，對於自已性靈修養上，也會有絕大益處。此仍是士大夫之學所以與博士學不同所在。

七

然若專重性靈，則往往易陷於空虛，而曾氏則並無此弊。曾氏嘗謂：「雄奇萬變，納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聖哲畫像記》），此可謂是曾氏論詩文所懸一大標的。至其對於學術大體之見解，歸納以文學為全部學問之中心之一點，則見於其《致劉孟蓉書》。故曾氏既選定了一部《十八家詩鈔》，主從專集求性靈，又選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則義理、考據、辭章，兼收並蓄，一以貫之。曾氏認為此三者，莫非為文之所有事。今天的我們，必須參會曾氏此兩選本，細細研尋，庶可得曾氏論詩文學之整部見解。如近人專拿「文以載道」一語來輕蔑桐城、湘鄉派古文，此亦只見為是近人之淺見而已。

然曾氏學術，論其對自己個人人格及事業上之影響，可說甚深甚大。而就其在近百年來學術界上之影響言，則究竟還嫌不夠。這又是何故呢？我想：

一則曾氏從事學問，已在中年，又久歷兵戎，日不暇給，實嫌其在學術上未能自竭其能事。

二則曾氏幕府賓僚，相從於戎馬之間者，究以功名事業之士為多，未能深細接受曾氏論學之淵旨。

三則曾氏論學，除對詩古文辭有獨特卓見外，究竟也還是切實處多，高明處少。其家書、家訓，諄諄然恰是一個賢父兄之教訓其家人子弟，而究異乎一代大師之暮鼓晨鐘，發揚大道。這是曾氏為學根本缺點。

故論曾氏學問上的成就，到底只在文學一途多些。論義理，則僅較唐鏡海諸人差強。論考據，則曾氏雖見及有杜、馬、顧、秦這一路，而他自己在此一條路上，全未能建立起規模來。因此曾氏幕僚中的學者，也只有吳摯甫、張濂卿一輩文士，稍有成就。曾氏以後人，崇仰曾氏者，以道德、文章、經濟俱備之一點，把曾氏與陽明並論。實則曾氏在當時政治上的影響，遠較陽明為大。而論學術思想，則視陽明望塵莫及。近百年來第一個偉大人物像曾氏，論其在讀書運動的成績上，因此竟亦暗慘地沒落了，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這時代一個極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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