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歷史應該這樣讀，很多人都讀錯了

中國在二十世紀有很多地方適應於孟子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說法。首先對日抗戰動員了300萬至500萬的兵力，與強敵作生死戰八年，戰線連亘五千里已是洪荒之未有。而接著一九四五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土地革命其範圍之大程度之深也超過隋唐之均田。

今日重創法制性的連繫以便從過去農業式的管制方式進展到以商業為準則的管制方式也勢必工程浩大，牽扯極多。不少寫歷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通常不能甩脫個人的觀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尋常人的眼光去議論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後面有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在。

孟子還有一句話，「盡信書不如無書。」中國人在二十世紀不僅推翻了超過兩千年的專制皇權，停止了科舉取士的制度和與之共存亡的傳統教育方式，也在社會組織，婚姻關係，宗教思想，對人態度甚至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了顯著的改變。

如果這種社會革命沒有更換我們所用的語言，至少它也增訂了我們常用的辭彙。可是傳統古籍仍是以舊時代的眼光寫成，連《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在內。這教我們如何是好？將所有古籍全部放棄？或是待全部歷史重新編訂功成之前叫一班人暫時不讀歷史？

我們不敢贊成這樣削足就履的辦法，可是不得不提醒讀史人，務必放寬胸襟，增廣視野。讀史的人也要和創造歷史的人物一樣，認清自己在時代內的使命。尤其今日之年輕人既已崇慕自由，則更要蘊育各個人對公眾事務判別之能力，而讀史是增進這種能力的最有效之捷徑。

對中文已有相當根底的年輕人講，我主張在研究現代史之前，先對「傳統中國」的這一段有基本的認識。中國歷史的特色，即是長期的以文化上的力量和社會價值作行政的工具，數量重於質量，紀律重於法律。雖說經過一百多年來的長期革命，這些因素已在逐漸消磨，可是卻並未全部被擯斥於我們的生活圈外。

縱使有人企圖將它們整個剔除(有如魯迅，他稱之為「吃人的禮教」而且要讓「孩子們」再不被其污染)，至少也要知道它們的內容和活動的範圍，才能掌握著我們身歷其境的長期革命之背景和沿革。

《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諸書仍為今日治史者的原始資料，即教科書和新著作不能脫離這些原始資料之窠臼。諸書既已標準化，又在後期經過各朝代審訂，當然不如理想。其中最大通病，是其以道德的立場講解歷史。

我們今日檢討傳統中國之成敗，亟要知道各時期土地政策、軍備情形、社會狀態等。道德不僅是一種抽象籠統的觀念，也是一種無可妥協不能分割的因素。如果它一提出，則涇渭分明，好人與壞人蓋棺論定，故事就此結束，如此最容易阻塞技術上之檢討。好在各書以道德饒舌的地方既明顯又重複。讀者只要稍加用心，不難一眼看出。

原始資料之過於龐博，可能使初學者望而生畏。我的辦法是將每一主要朝代的興起、最後的覆亡和當中重要的轉變分作三五個大題目，而用原始資料充實之，因為我注重從技術角度檢討歷史，所以曾花了相當的時間披閱《二十四史》的「食貨志」。此中食為食物，推廣之則為農業；貨為貨幣，推廣之則為商業。只是《二十四史》里有「食貨志」共只十二篇，而且繁簡不一。

如《宋史》之一篇，則共十四章，本身就像一部專書。《遼史》的「食貨志」只寥寥數頁。而且因為古今眼光之不同，我們很難在一章一節內找到有價值的資料下結論。所以只能利用它作開路的引導，而向其他方面推廣搜索，再以各文之互相引證前後聯貫作複審的根據。例如我在《遼史》「食貨志」里看到「禁朔州路馬羊入宋」，後來細看張擇端所畫的《清明上河圖》，則當日之開封連大車都用黃牛與水牛駢拉，也可見得其禁令之徹底。

回頭再讀拉體摩的專書，更相信馬匹因耕作地區之差異，在中國地緣政治中極為重要。我自己讀「食貨志」的一種心得則是整個傳統中國的歷史自先秦至明清，可以連貫的用財政稅收解釋。

中國的現代史也可以概略的看做傳統中國與外界接觸和衝突又經過大規模的調整後更生再造的一種紀錄。因此對中國青年講，又不能不對外界的歷史有最低度的了解。因為牽涉過廣，又面臨著今日之特殊情形，我建議先以十七世紀的英國作出發點。這建議包括著重點主義之立場，也借之了解兩種文化匯合之源遠流長。

英國在十七世紀人口才由四百萬增加到六百萬，但是經過亘世紀的流血動亂，才將一個農業基礎堅固的國家，改造而為一個以商業法制管理的國家。迄至世紀之末，全國已如一個城市國家，全可以用金融操縱，銀行業與保險業也開始露面。這不僅可以用資比較，還可以從這原始型態里看出各國須要現代化的這個問題之由來。

在政治哲學方面我也主張從根本的方面著手。今日之讀史者縱未翻閱過柏拉圖之原書，或未參加過基督教堂的禮拜，也應當獲悉他們思想體系之輪廓和「原罪」的意義。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家如馬企維立、霍布斯和洛克為古典派經濟學家之先驅。如果讀者全不明悉這思想線索之由來，則很可能對今日之西方生誤解。

以上的作家從自存解釋到人性為惡，最容易引起中國讀者的反感。可是這已經無數的學者解釋：現實的承認人性為惡，並非提倡人類應當為惡。如果我們呼籲今後不用暴力，這還講得通，要是歷史家否定過去暴力之存在，又不承認其在歷史上之作為，就不合實際，其所寫歷史也與實情不合了。

綜合以上所述，這「長寬深遠」的設計，無非針對著目前地覆天翻的局面，其用意也仍是注重「時間上之彙集」，亦即不離孟子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著眼。又因為最後須要讀者作主而自存信心，所以又必加上一個「盡信書不如無書」的附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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