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制起源的歷史模因

原標題：美國政制起源的歷史模因

毫無疑問，今天美國的政治與社會正深陷一場「精神內戰」之中。左翼自由派的政治哲學訴諸於個體性的權利至上，以此展開的邏輯則使得國家的想像變得無機化，撕裂了美國政治秩序傳統與當下原本有機的關聯。與之爭鋒相對，更側重於情感和宗教維度的右翼保守派則津津樂道於美國政治的神聖敘事，從而教導民眾在權利之外，政治與社會也需要蘊含在傳統之中的德性。

圖 | 攝圖網

如果我們熟悉美國的歷史，應該知道，上個世紀六七十年年代，美國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同樣是一場雷同於當下的「精神內戰」。面對當時自由派對於美國政治秩序的否定性敘事，美國當代最受人尊重的保守主義政治學家拉塞爾·柯克鑄造了一部史詩級的作品——《美國秩序的根基》。這部帶有厚重歷史張力的著作，為拉塞爾·柯克贏得了「美國西塞羅」的美譽。

應該說，美國的起源存在廣義和狹義的理解。從獨立宣言到費城制憲。構成了美國起源的狹義理解。但是狹義視角，根本不足以去理解美國起源的複雜性，從歷史的縱深來說，耶路撒冷的信仰和倫理、雅典的理性與榮耀、羅馬的美德與力量、倫敦的法律與市場，最後這些人類文明醞釀了兩千多年政治和社會實踐的智慧彙集在一群清教徒身上，才鑄就了今天的美國。

拋開各種立場，站在歷史的角度，必須承認，美國的國家起源的確是人類政治史上一個空前的奇蹟。所以，今天就讓我們追隨拉塞爾·柯克的目光，回溯美國這座山巔之城是如何起源的。

政治的第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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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是人類的第一需要。」今天有很多保守派經常的將保守主義的保守對象簡單的標榜為「自由」，但作為一個深刻的保守主義思想家，拉塞爾·柯克顯然無意將自己的政治主張訴諸於意識形態口號。雖然「秩序」在政治哲學層面很難去自洽的表述，但是基於經驗層面完全可以去進行感知的概念。

的確，我們很難去解說，一個「良善秩序」的成立，究竟應該滿足哪些條件和要素。但是，在另一個方面，我們肯定可以體會到作為「秩序」對立面的「失序狀態」會是怎樣的混亂且痛苦的經驗。正如我們不需要開太大的腦洞，就可以感悟到，如果在冒著戰火侵襲的敘利亞高喊生命權，或是在深陷飢餓困擾的委內瑞拉強調私有財權，都屬於不切實際的好高騖遠。因此，「秩序」作為人類的第一需要，其實就是滿足最根本性的生存安全需求，否則在任何失序的政治狀態下，「自由和正義都只是美麗的辭彙」。

對於秩序的形成，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並非是制定一部法律那麼簡單，而是必須存有觀念維度的支撐，法學家伯爾曼曾說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其實就是道出了僅僅有外在實在法秩序的建構是不夠的，還必須完成內在心靈秩序的建構。所以拉塞爾·柯克敏銳的指出「內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之間的互相關聯作用：「如果美國人缺乏很好的個人道德秩序，法治便不可能在美國佔主導地位。如果缺乏有序的政治模式，美國人的的個人品德便會墮落到毀滅性的自我中心之中。」

相對於自由派認為一套政治哲學的公式就能唯理的建構出一套接近完美的秩序。拉塞爾·柯克認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在這個前提下根本不可能存在完美的秩序設計。美國作為典範的政治秩序，並非是人為設計，一成不變的產物，而是與時俱進演變而來的秩序。

鑒於當代自由派對於共同體存在「剔骨還父，削肉還母」的想像和理解，以「美國西塞羅」自況的拉塞爾·柯克援引了西塞羅在《國家篇》中的一段話來來闡明這本書的宗旨：「很久以前，我們先祖的習俗塑造了那些德高望重之人，然後這些卓絕不凡之人又堅守他們前輩的規範和體系。可是，我們所繼承的共和國已經像年代久遠的美麗圖畫，其上的色彩已經因年深日久而模糊；當今的世代不僅沒有重新潤澤圖畫的色彩，而且我們也沒能保存其外在的形式和線條。」

拉塞爾·柯克在《美國秩序的根基》這本書中所要做的就是將構成美國政治秩序的「內在秩序」和「外在秩序」的模因，重新潤澤上色彩。

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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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典範，事實上美國政治秩序存在著明顯的古典根基，從西方政治思想史來看，新教興起過程中通過對《舊約》中的「約法傳統」重新發明和詮釋，確立了理想的聖經政體是摩西式的共和政體，而非大衛式的君主政體。因而早於霍布斯的《利維坦》問世之前，美國的先民就以主張回到《舊約》中的約法政體來到了得天獨厚的新大陸。

逃離天主教迫害的美國先民們與逃離埃及法老統治的猶太人分享了「上帝選民」這一身份代碼，「應許之地」與「山巔之城」之間隱秘的思想史線索，使得美國人對於憲法的理解更多繼承自以色列，而不是羅馬的法律專家。同樣作為超越層面的「高級法」，源自信仰的律法遠比理性的自然法，更能貼合人的心理。這直接表現在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之間的人性論分野，符合《聖經》人性觀的1787憲法，是一份講求實用的世俗約定，旨在約束人類暴力和欺詐的神聖契約。而徹底持有啟蒙哲學家所倡導的樂觀人性的教導的法國革命，迎來的並非是完美的烏托邦，而是理性僭越後一種更為武斷的恐怖統治。

拉塞爾·柯克在高度肯定了希伯來政治傳統對於美國政治的影響之外，對於美國政治起源的希臘因素，則充滿尖刻的給予了嘲弄：「對大部分美國憲法起草者來說，古希臘城邦國家沒有什麼先例值得遵循——唯一的例外是希臘失敗的政治經驗提供某些有益的負面教訓。」

雖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對於西方思想的影響舉足輕重，但就希臘對於美國政治秩序的直接影響而言，其實遠不如被塑立在美國最高法院大門頂上的梭倫。我們完全可以想到，西方世界最偉大的立法者——梭倫，作為政治典範的存在，對於美國建國之父們是一種怎麼樣的影響。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時，梭倫可以說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他其實存在與每個會議代表的心裡——美國憲法所呈現的制約、平衡精神、各群體互相間的妥協，以及混合性，無疑有著梭倫審慎立法的精神烙印。

事實上，梭倫的影響可能遠不止此，制定一部憲法猶如設計一張建築圖紙，在技術上並不難以完成，但是如何將其建造出來，又是另一個層面的工作，因此憲制工程，從不是簡單的立法，而是存在實踐層面的維護。毫無疑問，華盛頓選擇兩屆任期結束，避免了政治博弈的零和化，開啟了一個偉大的不成文慣例。在這一點上，和梭倫一樣有著巨大軍功，又成為最高權力者的華盛頓做出了和梭倫一樣的功成身退的抉擇，則讓我們很難相信，華盛頓沒有受到梭倫的感召。

希臘人在哲學和藝術上的成就是萬世流芳的，但是拉塞爾·柯克又非常清醒的認識到，近現代人所認知的「希臘」，其實是18世紀和19世紀那些自由派歷史學家將希臘的遺迹將之理想化重新發明的產物：自由的發源地、善與美的庇護所、理性的源頭、甜美於光明的故鄉......真實的古希臘，並非是自由派作家如歌頌的那樣純潔無暇。雅典所謂的「偉大時代」也只不過持續了五十年，一個社會如果不能產生持久性的繁榮與穩定，這無疑值得人們去深思，牛津大學古典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阿爾弗雷德·齊默恩曾一針見血的指出：「希臘政治思想的問題可以被歸因於希臘宗教的缺陷。」

確實如此，希臘宗教信仰的眾神，更多的呈現給世人的只不過是人類本我性的原始衝動本能，他們既不拷問個人良心，也不鼓勵人類對於永恆的渴望，更沒有辦法提供一套人類行為處事的倫理準則。顯然，沒有升華為「道德倫理神祇」的希臘眾神是無法擔當起人類心理對於超我需求的楷模的。在這一點上，美國繼承的希伯來信仰傳統有效的克服了希臘的局限。

美國的那些富有公共活動經驗的建國之父們，在建國方略上，清楚的意識到希臘城邦的規模遠不是美國當時超大規模的聯邦制國家所應該效法的。在西方的時空脈絡中，羅馬波瀾壯闊的文明高度令無數後人神往，所以冒出許多「既非羅馬，更不是帝國」的妄僭者，但只有美國，達到乃至超越了羅馬的偉大。

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在國家制度上的構想，很大程度繼承了羅馬共和的憲制：總統一職類似於羅馬的執政官；而眾議院的功能，很大程度上繼承自「百人團」和「保民官」；至於參議院和元老院，在英文中本就是「Senate」一詞。

雖然在藝術和思想方面，羅馬人不如希臘人，但羅馬人源自古老的美德：對於宗教的虔敬，使得羅馬人認真、執著、嚴明、簡樸，在國家陷於危難時用於自我犧牲。對責任、誠實、榮譽的執著引領著他們的日常生活。使得羅馬人在古代世界，以勇氣膽量在困境中堅韌不拔而著稱構，這成了羅馬崛起的力量根基。

光有力量，還不足以支撐一個蕞爾小邦最後氣吞山河的將地中海變成「羅馬湖」，完成這一帝國偉業，需要普世性的精神容量。作為容納無數易邦而統治的羅馬，顯然無法以源自自身的習慣法加諸於各邦而統治，只有帝國才能創製一部「萬民法」。根據自然規則所推導出來的自然法精神，具有普適恆定性，無限擴展了羅馬統治的張力。但是普遍的權利承諾和違背法則的懲戒執行，又必須政治力量的背書，在這一點上二者缺一不可。美國作為唯一一個繼承羅馬，成就偉大帝國的政制，絕對繞不開羅馬曾經樹立的典範。

雖然，美國政治制度繼承了羅馬的普遍性，但所有的文明的產生都有其特殊性的起源。作為盎格魯—撒克遜文明輸出的偉大成果，美國政制起源，天然具有英國普通法的特殊基因。

普通法生成的迥異於基於抽象的普遍性法律，而是由習俗和先例構成的演化的結果。在共同體的生存時空中，由民眾長期累積下來的生存經規則，經法庭的一再確證，變成一種不需要訴諸於設計理性，但是任然可以維護正義的法律體系。普通法依賴於判例原則和陪審團機制，使得社會秩序成為一種自恰自在自為自明的生存經驗，畢竟相互同一個時空中的人都會遵照作為人類第二天性的——習慣。所以拉塞爾·柯克人為：「從淵源上講，普通法對美國個人自由的貢獻可能高於其他來源。」

「不偏不倚、一視同仁的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就是英國法律理論和實踐的精髓所在，而且從首批殖民地開始，它就傳入美國。國王本人也受法律制約，如果他違反法律，他的臣民就不再有效忠的義務。」被稱為「英國法律之父」的布拉克頓曾評論道：「國王本人不應該當在人之下，而應該當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因為國王出自法律。」普通法是英國秩序的基礎，也是美國秩序的基礎，自由的基石。

任何政治秩序都存在繼承和設計兩個面向，如果說希伯來、希臘、羅馬以及英國是構成美國秩序繼承性的實踐模因的面向，那麼我們也絕不可以忽略美國秩序的構成存在很強的設計模因的面向。事實上，人類政治喪失了對抽象正義的追問，忽略了規範層面的設計，人類在政治秩序中的尊嚴也就難以實現。

隨著人類第二次軸心文明時代的到來，人類迎來了思想史上最絢爛璀璨的群星時代。層出不窮的哲人開始為人類設計「理想國」。雖然其中很多異想天開，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政治、道德思想深刻的影響了人類的自我理解。無論是馬丁路德的自由心證，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洛克的自然權利，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休謨的理性懷疑，柏克的秩序演化，都深刻的滋養著美國秩序的生成，忽視拉塞爾·柯克所列名的那些思想家對於美國政治和社會的影響，顯然是不明智的。

但是僅僅有以上繼承性的模因或者是設計性的模因，要鑄一套良善的政治秩序，依然是條件不足的，這需要最根本性的空間載體的滿足。恰恰是西方十分巧合的發現了「新大陸」，在一個人跡罕至，接近自然狀態的政治秩序處女地，那些久遠的政治傳統結合政治設計才得以實現。更重要的，在新大陸，移民不再需要考慮政治傾軋，一個沒有「敵人」的生存狀態，有利於人類去展開，實踐各種「常規狀態」的政治秩序。所以，美國歷史學家布爾斯廷說過：「美國人在很長時間裡都難以理解國王、大臣和將軍們所玩的軍事遊戲或者外交遊戲。」這是新大陸得天獨厚的優勢。

失序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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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歷史經驗表明，任何政治共同體都難以逃脫衰亡的結果，對於帝國來說，帝國的擴張性會將內在秩序擴展成為外在的普遍秩序，與此同時，帝國也將原本外在的矛盾內化為自身的矛盾。最終猶如恆星一樣，在極度的膨脹後，會開始坍縮，直到成為黑洞而死亡。

就在羅馬戰勝了最強勁的對手迦太基，及其征服了其他地區，成為世界帝國之時，羅馬社會的中堅力量開始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這侵蝕了羅馬政治秩序的力量根基，隨之而來，大量的外地人口湧入羅馬，希臘詭辯開始運用他們雄辯的邏輯工具，開始腐化羅馬原本自恰的信仰體系。這多少有點類似於今天美國的政治狀態，精於文明興衰之道的西方大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在其傳世的著作《通史》中，高度的讚美了羅馬，但也以比科耶夫更深邃的歷史哲學洞見預言了羅馬的未來：

「所有東西都會衰變和變化。如果一個國家在安然經過許多危難之後獲得無與倫比的權力，並享有無可爭議的完整主權，那麼顯然，長久持續的繁榮必定會滋生出奢靡之風，人們互相之間雄心勃勃的競爭會白熱化，在追求名利時會急於求成。隨著這些醜惡現象的不斷增加，權利慾和統治欲以及對自身地位低落的羞恥感會首先成為共和國毀滅的肇端；接著，傲慢和奢靡會加速共和國的毀滅；最後成就這一變化過程的是人民大眾：當他們發現某些人的貪婪是對他們的傷害和壓榨時，當他人的雄心讓他們的虛榮心膨脹時，當這些野心勃勃的人為討好他們而許諾虛假希望時。

怒火中燒的他們只聽從自己激情的召喚，不再按規則屈從於任何權威，相反，他們會獨攬對所有事務的最高決定權。當這一切都變成現實時，政府雖然將收穫屬於一個自由和主權在民國家的關於「平等」的最高美譽；但事實上，這時的政府已變成烏合之眾的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惡！」

人類的自我腐化往往是在失去了外在「敵人」之後，沒有任何外在的威脅，使得人類開始可以安泰自若的為腐化尋找到各種借口，事實上，「邏輯」總能滿足人類腐化訴求。作為羅馬保守派的老加圖，非常厭惡以西庇阿為首的精英貴族對於希臘的欽慕。今天，美國的左翼自由派，正在以希臘人發明的思維工具抹去原本色澤光鮮的模因。

在這個意義上，拉塞爾·柯克一定能夠深刻的同情老加圖。一套良善的政治秩序，一定不能讓理性和邏輯任意的去撕裂社會的權威，只有在審慎的憲制和開明的信仰的為主導的社會中，人類才能找到最佳的籍身之所。

（本文轉自公號「敘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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