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徒手 《滿清最後一批皇室貴族二三事》
原標題：陳徒手 《滿清最後一批皇室貴族二三事》
來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陳徒手
原題《滿清最後一批皇室貴族二三事》
滿清皇室成員聚會合影：載濤(中)、溥儀(左)、溥傑(右)。
中國歷史改朝換代之後，新掌權者對前朝的王室成員多有優渥之舉，在私人生活方面予以不少方便。1949年新政權也依此慣例，對滿清王室的重要成員多有優待，在歷次政治運動來臨時也儘力做了某些調節和保護，盡量使他們免受外界的衝擊。在1959年末代皇帝溥儀特釋之後，對愛新覺羅家族的照顧和宣傳工作一直被賦予更高層次的統戰意義。
中共高層對載濤的禮遇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居京的滿族上層中輩分最高的是載濤和載潤，《人民畫報》曾登有溥儀夫婦上門拜訪叔叔載濤的照片，其情融融。載濤時有八十多歲，中共高層對他是禮遇有加，鑒於他愛馬的個人喜好，毛澤東曾特地給他一個軍隊騎兵訓練機構的高官閑職（馬政局顧問）。
1964年春天，載濤大急一場，原因是住宅內東邊有三間房歪閃得很嚴重，隨時有倒塌的危險。區房管局來人看後，估計需要花費1200元修繕費。當時載濤雖然憑著部隊的閑差每月可得二百多元，但是家裡開銷不小，所剩有限，一下子無法籌備大筆修房錢。載濤對市民政局來訪者說：「我每月收入200多元，哪能有1000多元修房錢呢，真是無法籌備。」（見1964年8月13日北京市民政局《訪問載濤記錄》）
全國政協機關得知後，由總務處派人來家察看，建議能否分期付款。載濤為難地說：「分期付款，每月最少得付五十元。照這樣房子修好後，家內生活要發生問題，我只能賣些物品吧。」全國政協將此事彙報上去，等到二月份，政協辦公廳給載濤打來電話，說修房問題解決啦，有人給你拿錢。載濤說：「組織上千萬別照顧我，因為（政協）委員很多，以後別人再有這問題不好辦理。」對方說：「錢不是政協給的，您在家候一候，今天有人給您送去。」結果當天下午家中就迎來了一位幹部，自稱是毛主席派來的，說主席聽說你有暫時的困難，從主席自己稿費內送給你二千元，讓你把房子修好。
此段過程的描述源自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員林勤1964年8月27日上午對載濤的訪問記錄。訪問中還記下載濤收下錢後無比激動的情緒：「我當時真是受寵若驚，以為自己在做夢，感動得我流下眼淚……」載濤在對訪問者述說時又忍不住抹淚，他說：「主席待我太好了，對我的恩情我一生怎樣報答呢？這不但是我的光榮，而且是我們全滿族人的光榮。我已經八十多歲的人了，要在過去早就沒用了，可是主席給了我這麼大的光榮，不但給我職位，還給我充足的生活費。我有點小困難，主席用自己的稿費照顧我，真使我良心上受到莫大的感動。我下定決心聽黨和毛主席的話，盡我一生的力量努力改造自己。」
為了表達感謝之意，載濤用了家中留存的最好信箋，親自給毛澤東寫信致意。這是載濤自1949年來第一次自發地給中共最高領袖通過書信表達敬意，因此此舉頗受中共統戰部門的重視，屢屢引進簡報上呈高層。
後來毛澤東又再次指示全國政協：今後載濤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要派汽車接送。車接車送在當時算是部長級的待遇，這使載濤感到很大的政治性榮耀，他有時激動地跟來訪者這樣表述：「我去開會要汽車，一打電話馬上車就到，真靈，我的光榮真是太大了。」（見1964年8月18日北京市民政局致市委統戰部報告）
載濤對外界的表態
從現存市民政局的檔案來看，經歷過清末、民國曆次大風雨的載濤對外界的表態確實葆有滿清皇室的應有風度和應付能力，時事觀察力強，說話得體，應對自如。人們想起載濤的大名，往往會聯想到清末那位張揚自負的年輕貴族，為光緒帝同父異母弟，24歲就出任軍咨大臣並掌管禁衛軍。歲月蹉跎，雲起煙滅，載濤早已經沒有當年叱吒一時的氣勢。
1963年11月全國政協組織載濤等委員到福建沿海一帶參觀，途經福州、泉州、漳州、廈門等地，回京後載濤興奮地表示：「我在前線，離小金門島、大旦島很近，連國民黨的旗子都看到了。當時我就想蔣介石別瞎胡鬧了，萬萬也回不來了，來幾十個人，不用解放軍，民兵就給解決了。在前線還聽見了炮聲，可是老百姓都不害怕，他們都聽慣了。」他還提到在福建一路上看到的水庫，認為在旱災之年這些水利建設發揮了威力，他說：「在北京光說三面紅旗的優越性，體驗不深。這次是我親眼所見的，感受就真切了，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光學習不實踐不行。」（見1963年11月20日市民政局關福祿《關於了解載濤情況的彙報》）
在1964年8月18日市民政局致市委統戰部的報告中，轉述了載濤對美國襲擊越南的「東京灣事件」的看法：「我們國家當時就發表了支持越南的聲明，可是蘇聯到今天也沒放個響屁。我就很奇怪，蘇聯的科學、武器哪一樣也不次於美國，為什麼赫魯曉夫這樣怕美國呢？這充分說明修正主義就是投降主義，我們中國有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美帝想侵略我們那叫做夢，我們就打它個頭破血流。」在這裡，可以看出載濤通過讀報、閱讀文件，對官方刻意展示的國際形勢比較熟悉，能用自己特有的言語句式，把當年反帝反修的要點基本說得很清楚，巧妙地迎合了當政者的對外態度。就是「沒放個響屁」用詞過於粗俗，不符皇室貴族高貴的身份。
1964年8月初，北京市委向中央提名載濤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的人選，市委統戰部、組織部為此向市民政局黨組書記李恕發函，要求內部調查載濤近些年來的政治表現，並叮囑要注意保密，不要向本人宣布，以免失密，造成不良影響。很快，市民政局回復說：「載濤近一年來一直在家養病，很少出來參加社會活動，也沒有參加五反、四清運動，在這方面尚未發現問題。」
民政局這份回復報告中特意引用了一大段載濤的表態，以此作為他最近的政治性反應：
載濤說：「毛主席真是世界上偉大的人物，主席的英明表現在各個方面，不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學上都是專家。就拿釋放戰犯這一事來說，也看出主席的英明。偽蒙疆德王被放出後，還安排在呼和浩特文史館工作。溥儀也是一樣。這些人要在國民黨時期早就死了，現在這些人都改造成為有用的人，能為建設社會主義出一點力。真是有這樣英明的領導人，才能有這樣的事情，怎能不讓我們從內心佩服呢。」
載濤表露得很自然、誠摯，對領袖人物的頌揚也大體符合當時的宣傳幅度，沒有脫出政協委員一般宣揚的尺寸，稱毛澤東為「各方面專家」則屬於自我發揮。
載潤向政府求援
與載濤同輩的載潤卻過得極為低調平淡，是愛新覺羅家族中的另一類典型。他在晚清時出任過內務府三旗護軍營事務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等重要職務，外界俗稱他為「潤貝勒」。他的行事風格與載濤大大不同，不愛出頭露面，內心裡對新政權不想過多聯絡。
1956年載潤只是被安排為北京市文史館館員，每月由文史館給予60多元津貼。在當時在京的民主人士、民族重要人士中，這種的供給標準屬於低下一級。載潤自己生活的家中共有四口人，有夫人、兒媳婦和一位老保姆，開銷有時就顯得相當緊張，不得已就得靠出租私房收入2 0多元補貼家用。1961年4月載潤一個在銀行當普通職員的兒子溥蒼中（東城區政協委員）給市民政局民族科寫信，要求政府能否給載潤一些特殊照顧，增加若干副食品供應數量（見1961年4月6日市民政局民族科關福祿《關於載潤副食品補助問題的請示》）。
當時載潤近83歲，能同意發出這封信求援，可見他在生活營養上的困窘情形。市民政局以他「均未在國民黨和日偽時期做過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為由，轉請載潤所在的市文史館酌情處理。正是由於載潤的過於消沉、不配合的隱世態度，使他在企求官方協助處理家境困難方面頗費周折，可以想像他自己的內心也會為此躊躇和不安。
溥韞娛的特別補助
溥儀的六妹溥韞娛在一家國畫工廠畫娟片，月收入30多元。而愛人王力民為市第二聾啞學校教員，體弱多病，因患闌尾炎病在家休養，月工資只發54元。家中有五個孩子，最大的十六歲，有兩個上中學，兩個上小學，一個上幼兒園。這讓王力民不時感到生活重負，時常向單位借支度日。據溥韞娛1961年5月反映，愛人上月因病向學校工會借了10元，本月發工資時已扣清，最近又無奈地再向學校借了20元。經市民政局民族科同學校領導電話聯繫，證明溥韞娛所述的情況屬實。
實際上溥韞娛有八間私房，出租其中四間，每月收房租八元四角，另外市文化局出於統戰考慮，每月還補助她40元。但還是不能彌補家用，時常露出拆西補東的情形。有一次因接待二嫂（溥傑的日本籍夫人）和會見外賓（瓜地馬拉外賓想訪問溥儀及幾個妹妹），溥韞娛不得已賣了一輛自行車，得款120元，花了一百元做了一身毛料衣服。
1961年5月因修房無錢，溥韞娛出面希望民政局解困。西城區廠橋房管所曾去檢查她的住所，發現南北房兩間四根柱子糟朽，南房一間灰頂棚脫落，有六間房漏雨，估計共需工料費80元。考慮到她與溥儀、溥傑關係較近，有時還需接觸一些外賓，市民政局局長、黨組書記李恕特批：「同意補助50元。」李恕還同意這筆費用從民族事業費中開支。（見1961年5月26日市民政局民族科《關於溥儀六妹要求照顧的請示》）
到了1961年底，溥韞娛的愛人王力民再遇難題，因闌尾炎穿孔請假已超半年，單位只給他工資37元，11月份扣除借支實發九元三角四分。另外欠銀行修房貸款50元，每月還10元，還欠20元。這樣冬季添置五個孩子棉衣棉鞋有些困難。民族科打報告，希望能給予一次性補助30元。局長李恕1961年11月22日批複，提高了補助費的數字：「溥韞娛確是遇到了臨時困難，可一次補助50元。」
溥韞娛後來調到畫院工作，另一皇室成員潤麟從汽車修配廠調到北京編譯社，這引起溥儀五妹金韞馨的思想波動。金韞馨在西直門內大街巨龍飯館當收銀員，月工資30多元，身體較弱，她也希望能調到畫院，其愛人萬嘉熙鼓動激烈。萬嘉熙跑到溥韞娛家中說：「你五姐（指金韞馨）身體也不好，在飯館工作也太累也不適合，她也會畫國畫，她是不是也可以要求到畫院去工作？」萬嘉熙到處打聽畫院正副院長姓名等情況，還要去找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談這個問題。
想不到此次卻碰了大釘子，李恕對此意見很大，尤其是他知道金韞馨雖早年曾學過畫，但已多年未畫的內情後，對萬嘉熙要求特殊化的言行十分不快。1961年11月30日李恕致信市委統戰部副部長賀一平，內中稱：「這些人自從溥儀釋放以後得寸進尺，在工作生活上都要求特殊，特別是萬嘉熙表現得比較突出。我們考慮今後在適當時機開一次座談會，對他們進行教育。」「得寸進尺」四個字在正式行文時刪除，但其中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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