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王子來宋，蘇軾幾句話令宋哲宗恐慌，立馬限制高麗王子活動

原標題：高麗王子來宋，蘇軾幾句話令宋哲宗恐慌，立馬限制高麗王子活動

蘇軾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重視和提出國家文化與信息安全的人，並且親自參與了在外交文化反間諜方面的鬥爭。當時宋朝朝野在國家信息安全方面幾乎沒有什麼警覺性，蘇軾則是一個有超前意識和戰略眼光的人，能從小事中發現國家文化和信息安全的隱患。

元祐四年（1089年），高麗王子兼高僧義天來宋，理由是要祭奠去世的一位杭州僧人朋友，並為宋朝皇太后送壽禮。因為高麗70年來都是遼國的藩屬國，所以宋朝朝廷把義天的到來當成宋朝和高麗恢復外交關係的機會。

義天在杭州下船後，時任龍圖閣學士兼杭州知州的蘇軾敏感地覺察到此事或許有隱患，上奏宋哲宗：「高麗來訪，如果按70年前的藩屬國的規格接待義天，花費巨大，勞民傷財，而且高麗人停留的時間長，可以畫下我們的地圖、購買書籍，這恐怕是遼國人指使的，會在我們與遼國對戰中留下隱患。朝廷應該警惕高麗王子兼高僧來朝覲之事，對暗中與高麗勾結的僧人和姦商給予嚴辦。」他實際指出了義天有可能從事間諜活動。

這次上書可以看作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國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宋哲宗立即採納，朝廷也很重視，於是義天的接待標準和活動都受到了限制。義天到底是不是間諜、是否想幫遼國從事間諜活動，後人不得而知，但蘇軾為國家安全防患於未然的精神值得點贊。

可是接下來的事情遠比蘇軾想像得複雜。

不久，時任吏部尚書的蘇轍出使遼國，驚奇地發現「宋朝民間印行文字多已流傳在彼（遼國）」，於是向禮部提出建議：「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錄傳布；宋朝會要、國史、實錄，不得雕印」，違者判兩年徒刑，舉報者賞錢100貫，「……委州縣、監司、國子監覺察」。

蘇轍敏銳地意識到，涉及國家安全的宋朝政治、軍事機密能輕易被遼人掌控，所以要求進行出版發行的審核許可制度，含事前申報、審批和事後監察舉報，否則刑罰伺候。這堪稱國家文化安全方面最早的保密政策。

估計這是蘇軾和蘇轍兩兄弟商議好的結果。三個月後，在蘇轍的謀划下，朝廷對高麗人行動的控制進一步升級、細化，要求出入外交使館的高麗人數、可以停留的時間都要大幅度裁減。

同月，太皇太后下詔：高麗使者若購買物品書籍要經過檢查，如果「檢察有違礙者」會被沒收，朝廷會按價格給高麗人錢；如果高麗人買的是「時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就要盤問是在哪裡買的，開封府要立即對商家予以告諭警誡。

後來高麗使者多次要求看《太平御覽》（宋太宗年間編成的類書），朝廷「以禁書難為傳示外國」為由拒絕；高麗又曾求購《太平御覽》，仍被拒絕。

不過，宋朝一直把圖書典籍的境外傳播看作「王道政治」的一部分，一味拒絕高麗的請求顯然缺少「懷柔遠方來朝的胸襟氣度」。所以到了元祐八年，尚書省答應了高麗人買歷代史等書籍的請求，時任禮部尚書的蘇軾堅決不贊成，也不願執行，還專門羅列了「五害」—經濟上得少失多；過程暗損民力；高麗所得必為遼國所獲，等於借寇資盜；國家虛實被窺測；可能授人以柄。

總之，蘇軾認為，高麗和遼國在政治上關係緊密，如果宋朝的重要圖籍輸出，以及不受嚴格監控約束的高麗使節入境，長期下去對宋朝的國家安全、經濟和民生都有弊無利。這些見解在當時是很有高度的。

於是，蘇軾下令禮部把對高麗人的嚴管細則集中傳達給高麗使節途徑的宋朝州郡，加以施行。可惜，對於標榜「王道政治」理念的大多數宋朝君臣來講，蘇軾兄弟的意見和建議屬於小題大做，結果朝廷這次沒有採納蘇軾的意見，大量宋朝國家文獻又流入高麗，並被轉到了遼國。

不僅如此，一個政敵還給蘇軾兄弟扣上「拒違君命」的大帽子，要求嚴懲。幸好太皇太后明白此人在小題大做，蘇軾兄弟才暫時逃過一劫。

支持蘇軾兄弟的太皇太后去世後，宋哲宗親政，政治生態發生了決定性改變，蘇軾兄弟很快被貶謫到嶺南，這場蘇軾兄弟進行的關於維護國家文化與信息安全的反間諜策略便戛然而止。

在蘇軾兄弟被貶謫以後，遼國對宋朝的談判心理、籌碼比宋朝掌握得充分得多，這使宋朝經常處於被動地位。由於對宋朝這個十分大度的文化和信息傳播者的知己知彼，遼國依然能在宋朝和西夏的衝突中扮演更強勢的調停者的角色—儘管此時的宋朝完全處於對西夏的優勢地位。

崇寧四年（1105年），遼國把一個皇族女孩嫁給了夏崇宗，又派使者赴宋，勸宋朝對西夏罷兵。這時的遼國已經外強中乾、行將滅亡，但是沒有費一兵一卒就阻止了宋朝對西夏取得更大的軍事成就，原因就是宋朝遠不如遼國那麼充分地掌握對手的心理和信息。

後來，遼國衰弱，金國興起，宋朝國家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朝中終於有人想起了蘇軾兄弟的建議：高麗50年來每年都派使者來，沿途民間負擔很重；高麗昔日討好遼國，現在肯定討好金國，「安知不窺我虛實以報」，還是不許他們的使者前來吧。

由於面臨金兵的巨大威脅，朝廷予以了部分採納。到了宋高宗統治時期，朝廷對高麗使節是不是在幫助金人來「窺我虛實」始終都在警惕防範，甚至為此減少了來往。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以後，雙方交往終止。如果朝廷一開始就全部採納蘇軾的建議，也許宋朝的國運不至於像後來那樣凄慘。

總之，國家安全不是兒戲，不重視國家安全，結局只能是坑國家、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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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朗 博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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