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回憶錄②

原標題：余英時回憶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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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回憶錄②

四

共產主義的興起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歷史事件，不但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而且也改變了一切中國人的個體生命，包括我在內。我從十九歲（1949）便開始自我放逐，中間過了二十多年的「無國籍」（stateless）的生活，便完全是受這一大事之賜。我當然不可能在此對這一大事作深層的、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想借這個機會回顧一下，我自幼年以來怎樣一步一步認識共產主義，和前面談五四運動的方式大致相同。不過，我必須強調，這裡所表達的基本上是我個人的觀點，以親身所見所聞為根據。

我童年有系統的記憶是從抗日戰爭那一年（1937）回到鄉間開始的。但在鄉間九年中，我從未聽過「共產主義」這個名詞。我只知道陳獨秀和胡適是兩個著名文化人物，但陳獨秀又是共產黨的創始人，我便一點印象也沒有了。這大概是因為鄉間沒有什麼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根本接觸不到城市中流行的新思想、新名詞。潛山縣處於群山之中，官莊鄉更是閉塞，但是，我們鄉下人卻與「共產主義」關係密切的武裝勢力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便是「新四軍」。鄉下年長的人大概清楚它是屬於共產黨的武裝力量，至於共產黨所奉行的「主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似乎便說不明白了，而且也沒有興趣探問。但我是一個小孩子，沒有人告訴過我「新四軍」即是共產黨的軍隊。所以在重回城市以前，「共產主義」、「共產黨」都是我不曾聽過的辭彙。

在潛山地區活躍的一支武裝力量，1938年被收編為「新四軍」的第四支隊，但這支武裝力量以綁票殺人著稱，官莊及附近便有很多受害人。為什麼第四支隊這樣兇惡呢？這必須追溯一下它的歷史背景。（按：以下論高敬亭的事迹，我的主要資料來自已故族人余世儀的〈高敬亭為禍大別山區及其覆亡與翻案始末〉長文。此文後來刊行，但我未見刊本，所據為原稿影印本。）

這支武裝力量最早是由一個名叫高敬亭的人組織起來的。高是河南光山縣一個小康之家的子弟，自幼不肯好好讀書，先在鄉間結交一些痞子，為非作歹，到了二十多歲，膽子愈來愈大，竟干起殺人越貨的勾當。最後在本縣不能立足，他帶著一群農村邊緣份子，竄入大別山區（跨越河南、安徽、湖北的邊境）落草為寇。山區的百姓淳樸，又很怕事，高和他的手下對這些可憐的鄉民予取予求。同時，他們又大批搶奪槍支，擴大徒眾，到1930年代中期已擁有千人左右，自稱「第七十五師」。再過三四年，人數激增至數千，則擴大為「第二十八軍」。這支武裝力量是打著「紅軍」旗號展開活動的，但它和「紅軍」之間究竟是否存在著某種組織關係，則外人無從知悉。抗日戰爭發生，國共再次合作，共方正式成立了「新四軍」，終於將高敬亭的武裝力量收編為第四支隊，高本人也被任命為支隊司令員。

關於高敬亭及其徒眾在官莊一帶殘殺百姓的事迹，我初回鄉間便開始聽人繪聲繪影地加以描述，後來又不斷有人重複談及，因此在我童年心中產生了一種很深的恐懼感。最殘暴、規模也最大的一次殘殺事件發生在1935年2月15日，鄉人稱之為「二一五事件」。這一次高派了徒眾五百多人到高庄及附近鄉村綁票，稍有一口飯吃的人都被抓去，一共有三百多個肉票，逼他們共同繳納十萬銀元的贖金，這當然遠遠超過他們的能力。在勒索不遂所欲之後，綁匪大怒，將三百多個肉票集體屠殺了。後來只有一兩個年紀較小的僥倖逃脫，把屠殺的真相傳了出來。

「二一五事件」不僅盛傳於潛山，而且震驚整個南方，上海《申報》、南京《中央日報》等都有報導。這是因為死難者之一餘誼密（1873-1935）是安徽的重要人物。誼密先生與我同族而長一輩，他是清末拔貢，一直任地方官，從知縣到道尹都做過。民國以後，他在安徽省很受推重，最先被選為省議長，後來轉入行政部門，先後出任財政廳長、政務廳長，並且一度護理安徽省長。他的官聲極好，為人正派，尤以清廉為人所敬。1930年代初退休後，由於經濟拮据，他住不起城市，因此從安慶遷回潛山林家沖（與官莊是緊鄰）。他的被害特別慘烈，除他自己外，一子一孫也同時遇難。當時報紙對他一門三代被殺之事特加渲染。我這樣介紹誼密先生並非出於宗族之私，最近編成的《潛山縣誌》（潛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潛山縣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中有他的傳記，並無一字貶斥，可見公道自在人心。

我回到官莊時，「二一五」慘案才過去兩年，還算是新近的事情，因此仍然是鄉人談論得最多的話題。由於高敬亭一向打著「紅軍」、「革命」的旗號，後來又被正式收編為「新四軍」，所以，「二一五」這筆帳是記在「紅軍」或「新四軍」身上的。但據最近關於高敬亭的史料（如耿嶸：〈槍聲，在這裡迴響——高敬亭將軍傳略〉，《新華文摘》，1989年7月8日），高的殘暴行動也許應該由他自己負責。因為高在被收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後，並不接受葉挺、項英等人的領導，而且處處抗命，仍然一心一意發展自己的勢力和地盤。終於在1939年6月，中共中央派人到合肥將高逮捕，經過三天的鬥爭，予以處死。

但處死高敬亭以後，「新四軍」第四支隊的軍紀並未見有什麼改善，殘殺人命，一如既往。我親見的一件事便是一位族兄之死。前面述及我幼年的文字禍，曾提到在平格族兄家躲藏過一段時期，平格兄是鄉人尊敬的醫生，而且是官莊唯一的醫生。但他性格倔強，不肯聽人擺布。據知內情者事後透露，第四支隊的人曾數度逼他合作而他堅決不肯，因此在一個夜裡把他從家中抓了出來，用刀在他的咽喉上戳了幾個洞，他就死在家門外面的水井旁邊。我清晨聞訊趕去看他，他的屍體還在原處未動。這是我早年（大約在1944年）親歷的一件悲傷的慘事，至今記憶猶新。

整整九年間，從未聽說這支武裝力量代表著中國未來的希望，一個新世界將代舊世界而興起。一直要等到1946年重回城市，我才知道有「共產主義」這樣一套理想，並且有人號召青年為這一理想的實現而奮鬥。但是不巧得很，由於戰後我居住的城市是瀋陽，這個理想一開始便在我心中罩上了一道陰影。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我到瀋陽是在蘇聯紅軍撤走後不久，而蘇軍的姦淫搶擄在整個東北已激起了人民的普遍憤怒，我從本地同學口中聽到的令人髮指的暴行簡直無窮無盡。

我最早正式接觸共產主義的理論是在從瀋陽遷回北平以後。1947年年底，瀋陽已在共軍包圍之中，我們不能不離開。在北平住了十一個月（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華北局面又重蹈東北的覆轍，於是全家又離開北平，流亡到上海。但在北平這十一個月期間，我失學在家，無所事事，和北平的大學生偶有來往，因此才接觸到當時最敏感的思想問題。我又愛讀當時一些流行較廣的期刊，如《觀察》、《獨立評論》、《新路》之類，自然而然地開始思考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論題，詳情留待後面再說。

回憶1948年在北平的思想旅程，我必須特別提到我的表兄汪志天。他比我年長十歲，當時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三年級。其實我們早知道他在1937年前後便已參加了共產黨的「少年先鋒隊」。1949年以後，我才發現原來他是中共的地下黨員，而且是北大地下組織的負責人。北平的學潮都是他和他的「同志」共同發動起來的，不過每當大批學生在街上示威遊行時，他卻從不參加，往往在我們家中吃茶聊天。我們當面戲稱他為「職業學生」，他也付之一笑。

1946年在東北時，他也常往來於北平與瀋陽之間，名義是「跑單幫」，買賣西藥，賺一點錢奉養他的老母親（我的姑母）。我記得他在瀋陽時，常常約朋友多人到我家聚會，在大客廳中關起門來談話，一談便是三四小時。1949年8月，我回北平時，他才告訴我當時在我家開會的都是黨中重要的地下領導人，因為當時北平風聲很緊，保不住身，因此轉移陣地到瀋陽活動。但他是一個很懇切的人，確有一股為中國尋找新方向的熱忱，因此我很尊重他。我覺得他對我們一家（他的舅舅家）有真感情，並不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生任何芥蒂。我還記得1948年暑假，他帶著我和另一個年輕的親戚作三天三夜的近郊遠足，從城中徒步走到頤和園、玉泉山、香山等地。我們都沒有錢，各人背著一條毯子，隨時在風景區露宿。那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今天回想還像是眼前的事。

汪志天是最早向我灌輸共產主義理想的人，他的信仰是很虔誠的。由於我們之間互相信任，我很尊重他的看法，因此才開始研讀並思考種種流行的思想流派。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便是他介紹給我的。就這一意義說，他是我的一位「啟蒙者」。但俗話說：「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各人。」我自己探索的結果並沒有讓我完全接受共產主義。我當然反對社會財富由少數資本家壟斷，因此傾向於一種分配公平的體制，同時也願意接受某些涉及全體人民生活的大企業（如鐵路）應由國家經營，但是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當時許多人都討論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但在我和表兄的思想交流過程中，我發現他並不屬於非常激進的一群。例如對於他的校長鬍適，他並不像多數左傾學生那樣一味譴責，有時也能持平看待。他當然責難胡適親美，但胡適在1947年提出「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他卻不止一次加以稱許。另一方面，在企圖說服我接受他的一套信仰時，他也偶然使用辯證法、唯物論的思想武器。然而，他畢竟只是一位實踐者而不是理論家。我記得他有一次向我宣揚「宇宙一切皆變」的「真理」。我問他：這條「真理」也應是宇宙間之一事，它本身變不變呢？他冷不防有此一問，便很坦率地說，他的理論修養還不能立刻對這個問題作出滿意的回答。這是他「不知為不知」的具體表現，但我也因此悟到：他的信仰並不建立在理智的認識上，甚至可以說，他對「共產主義」的整個體系實在不甚了了。

1949年8月，我從上海回到北平燕京大學時，表兄已是市長彭真手下的一個重要幹部，負責全市青年的組織和活動，經常到各大學和黨、團機構聯繫。有一次他到燕京大學，順道訪我而未晤。事後有人告訴我：項子明同志今天找你不到，他說是你的親戚。我初聞「項子明」之名，為之茫然。幾分鐘後我才省悟，原來這是表兄的黨名。但這時他已成忙人，我再沒有機會和他深談。後來在文革初期，海外報刊有關於所謂「北京暢觀樓事件」的報導，記述了他反對毛的言論。不用說，他必已變成了「革命」和「專政」的對象。

我最後一次和他聚會是在1980年代初的紐約。那時他以北大代書記的身份到美國訪問各大學，在西岸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東岸的哈佛大學都受到隆重的接待。由於事前約定，我們在紐約暢談了兩天，這是分別三十多年以後的重晤，彼此都不勝感慨。這次他雖然是官式訪問，所到之處皆獲禮遇，但他的意氣卻相當消沉。在談話中，我終於發現，他在文革後並不受中央領導人的重視，北大已是一個冷衙門，何況他還只是「代書記」。我不願再深入挖掘這個問題，以免觸及他的傷痛，而一切都盡在不言中了。

最後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們到紐約唐人街去吃飯，途中經過一座很大的孔子銅像。他看見了，忽然十分興奮，一定要和我在像前留影，作為紀念。在他早年信仰誠篤的時期，這是不可想像的事，然而他確是出於內心不可抑止的一種衝動。很顯然，在早年的信仰徹底幻滅之後，他的價值觀似乎向兩個源頭回歸：一是「五四」以來流行的西方主流價值，如民主、自由。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他所參加的「革命」最早本是打著「民主」、「自由」的招牌以吸引知識青年的。二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主要表現在對於人的尊重。這是他對孔子抱有很深敬意的根本原因。

九年鄉居生活是第一階段，我所接觸到的是「新四軍」第四支隊在我鄉間的種種活動。但當時我並不知道「新四軍」第四支隊是代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甚至也沒有聽過「共產主義」這個名詞，更不用說了解它究竟是什麼意思。直到第二階段，即1946年回到城市以後，我才明白共產主義是一個世界性的革命運動，其中有整套的複雜理論和一百年以上的革命經驗，終於在1917年以後在蘇聯獲得成功。當時左傾的知識人普遍相信：中國的革命必須跟著蘇聯走，這是唯一的出路；美國則代表著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階段，不久一定滅亡。這些說法，我在北平聽過很多次，當時很難判斷。

上述這些個人經驗很有限，不過來自真實生活中的體驗，和書齋里的空論不同。最後，我想作一點反思：我的認識過程既然如此困難，他人想也相近。那麼，為什麼這個外來的主義在中國能流行得那麼廣，又那麼快呢？

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背後的歷史因素是非常複雜的，這裡不能展開討論。最主要的動力當然是民族主義，尤其是受到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刺激。

1936年的「西安事變」和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是兩個關鍵性的轉折點（下面談抗日戰爭時再補充一下）。以「國際主義」為號召的共產革命運動最後竟靠民族主義的動力來完成，這是歷史的一大弔詭。但是我想談的不是這些後來的歷史進程，而是在開始的時候，即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人為什麼熱心把共產主義介紹到中國來？這些早期介紹人究竟是怎樣理解共產主義的？

我認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人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意識。首先是儒家特別注重「均」的觀念，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均」是最早的表現。從觀念發展到制度化，後世便有「均田」、「均稅」、「均役」等措施。「均」的觀念也從儒家傳到道家，從上層文化傳到下層民間文化，所以東漢時代的一部《太平經》便把「太平」的概念理解為「大平均」。我們可以說，平均主義的思想在中國一方面源遠流長，一方面無孔不入，為中國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奠定了一種心理上的基礎，因而才有一拍即合的效應。在「均」的思維框架之下，士大夫最感義憤的社會現象便是「豪強兼并」，即土地分配極端不均，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代董仲舒以來的無數奏議都是明證；這一反「兼并」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唐、宋，甚至更後。一般而言，「士」階層中人是極端同情貧民而鄙視富人的。

儒家另一有極大影響的價值觀是關於「公」和「私」的尖銳對比。士大夫一向都強調「公」是善，而「私」則是惡。《禮記·禮運》中的「大同」觀念一直是受到特別重視的。近代提倡改革的康有為寫《大同書》，而主張革命的孫中山也宣揚「天下為公」四個大字，這又構成了清末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理想的一種背景。

清末知識人通過傳統思想的接引而擁抱共產主義雖有其方便的一面，但也不是沒有代價的，最大的代價便是誤讀了來自西方的現代學說。清末中國知識人是從日本學者那裡接觸到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影響最大的是經濟學家河上肇（1879-1946）。河上肇當然對西方政治思想有較正確的認識，這是因為日本接受西學比中國早得多，日本的現代化也領先於亞洲各國。但是河上肇的中國信徒包括李大釗在內，究竟懂得了多少馬、恩思想和社會主義，則是一個很大的疑問。讓我舉幾個例子作為具體的說明。

我記得《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中譯本似與劉師培有密切關係。同時劉又提倡過無政府主義，因為他欣賞魏晉時期思想家鮑敬言的「無君論」。當時章太炎、吳稚暉、李石曾等許多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早期信仰共產主義的人也有不少是先信奉無政府主義，甚至分不清二者之間的界限。像這樣的人怎麼能夠判斷中國是否可以實行共產主義？又如梁漱溟在回憶錄中說：他早年一聽見資本主義是維護私有財產的，便馬上大起反感，所以寧可選擇社會主義。他大概從來沒有聽見過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關於私有財產是文明基礎和個人自由的保障之類的說法，根本不知「資本主義」為何物，只因有「公」和「私」兩個價值在心中，一聽見「私」便義憤填膺，只承認「公」是正麵價值。又如黃侃（筆名「運甓」）寫過一篇名文〈哀貧民〉登在《民報》（1907年第17號）上宣傳革命，文中大意說：貧民是因被富人奪去了財產才陷於貧困的，這是極端的不平等。因此他號召所有貧民都起來，消滅富人，「復我仇讎，復平等之真，寧以求平等而死」。如果革命成功，自然是「貧民之福」，如不成功，則「當以神州為巨冢」，把所有富人和自己一齊埋葬進去。這篇文字當時轟動了革命陣營，其中顯然有共產主義的影子，等於要「一切無產者聯合起來！」 　　

五

1937至1945年的八年抗日戰爭，是二十世紀中國史上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本已搖搖欲墜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的舊秩序，經日本全面武力侵略而徹底崩解了。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一躍而成為工業與軍事強國，它不但「脫亞入歐」，全面學習西方現代文明，而且學到了西方的「野蠻」——這是指一般所謂「帝國主義的擴張與侵略」。所謂「帝國主義」，基本上起源於西方的海上霸權諸國爭奪市場、世界資源等等。英國最先進也最成功，所以殖民地遍布天下，其他如法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無不爭先恐後，到處擴張。德國因為統一得太遲，殖民地已被別國瓜分光了，因此才成為兩次歐戰的禍首。日本崛起得更遲，由於本身太缺乏自然資源，侵略的眼光便投向亞洲大陸，先是朝鮮半島，進一步則是中國。何況早在1592年，豐臣秀吉已派兵十六萬人渡海佔領了漢城，並準備攻取中國的北京。豐臣的侵略雖未取得預期的效果，並因他的早死而中止，但畢竟為三百年後的日本軍國主義發揮了示範作用。

1902年英國與日本建立「英日同盟」，可見英國已承認日本在東亞的霸權地位，1905年日本在東北打敗了俄國，接收了俄國在東北的一切權益（控制遼東半島包括旅順、大連兩大港口，以及經營從長春到大連的南滿鐵路），更加強了它的霸權基礎。1910年日本并吞朝鮮之後，立即將目標轉向中國的東北（東三省，即所謂「滿洲」）。

由於「東北王」張作霖不肯完全聽從日本的擺布，1928年日本關東軍設計炸死了他。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竟借口「瀋陽事件」而全面攻佔了東北，史稱「九一八事變」。今天日本史研究者已證實這是日本軍方準備已久的預謀行動，決非由「偶發事故」所造成。日本為什麼在1931年開始侵略中國呢？原因很簡單：國民黨北伐以後定都南京，張學良在1928年11月歸附國民政府，東北也懸掛了青天白日旗，日本軍方大概感到，如不及時動手，中國很可能變成一個統一的現代強國。

1937年在北平發生的「盧溝橋事變」也同樣不能理解為「偶發事故」，日本軍方再一次感到非搶先動手不可的壓力。為什麼呢？因為國民黨政權在1928至1937年這十年間也進行了不少現代化的努力，包括軍事現代化。1930年代日本侵略步步加緊的時期，南京政府似乎採取了「不抵抗」政策，一再退讓，以致為左派所抨擊，學生運動也因此愈來愈升級。但事實上，國民政府一方面積極訓練新式軍隊（聘請了德國軍事顧問），另一方面成立國家資源委員會，動員各方面的科學家參與經濟建設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創辦鋼鐵、發電、機械、兵工等基礎工業。1936年聞一多到河南安陽調查甲骨發掘的情形時，也順道參觀了洛陽的軍事訓練學校。他回清華大學後對學生說：這次經過洛陽，看到政府對抗日還是有所準備的，與北平所見不同。因此他說：「我們不能對政府完全失望。」（聞黎明、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頁486。）日本軍方在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其背景主要在此。

蔣介石最後決定對日作戰雖因迫於民意壓力而然，但畢竟準備遠遠不足，犧牲極為重大。1937年上海的「八一三」淞滬抗日，打了三個月，蔣在十年中所訓練的新兵死傷過半。當時日本軍方誇口，三個月內便征服整個中國。蔣為了向國際社會證明日方狂言不足信，因此不惜任何代價死守上海戰線。此役之後，新兵補充便成為嚴重問題。以後雖仍打了幾次勝仗，但敗退居多，只能「以時間換取空間」了。正如1944年12月6日胡適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所云：「在這次戰爭中，中國的問題是：一個在科學和技術上沒有準備好的國家，卻不得不和一個第一流的軍事與工業強國〔日本〕打一場現代戰爭。」（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203。）

抗日戰爭的後果更是中國幾千年未有的大劫。以我的鄉間為例，1937年冬初回去時大致還算安靜，但不久便有大批廣西軍隊駐紮或過路，軍紀極壞，騷擾鄉民，幾無寧日。再加上「新四軍」加強建立游擊基地的活動，也時時波及官莊。後來還有盜匪出沒，一夕數驚。我在抗戰後期常在夜間看見後面山林中有手電筒閃光，鄉人都知道是搶匪，企圖俟機下山來打家劫舍。總之，抗戰期間鄉間秩序顯然一天不如一天。據老輩回憶，在清末民初時期，鄉人攜帶銀子或銀元到安慶、蕪湖等城市去購物，路途中並不擔心遇到盜賊。廣大農村秩序的敗壞為戰後翻天覆地的大動亂鋪平了道路。這裡我要特別引美國漢學領袖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最後一部著作《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的話，來說明抗日戰爭的禍害：

若不是日本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機會，他們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卻排除了國府統治下剛開始發展的都市文明社會影響。在戰時的環境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一個準備好要打階級戰的新型態的中國。二十世紀的這一群中國革命者，將要攻擊並重組已經有至少三千年歷史的社會結構了。（費正清著，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台北：正中書局，1994〕，頁356。）

為什麼要引費正清的論斷呢？因為他從1930年代起便厭恨國民黨，同情共產黨，但晚年則重新調整了他的看法。這部書是1991年9月11日完成的，第二天上午他把原稿送到出版社，兩天後便逝世了。這部書真成了他的「晚年定論」，他是美國人，超乎中國內部政治恩怨，判斷比較客觀一些。

抗日戰爭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國共產黨，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中共從江西流竄到陝北，朝不保夕的危機感仍然揮之不去，所以林彪有「紅旗還能打多久」的疑問。因此1930年代初開始，中共在中國各大城市發動抗日運動，逼國民黨停止「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反蔣的社會及政治名流和左傾的大學生承擔起這一任務，通過遊行示威和組織活動，使抗日的聲音一天比一天響亮。

1936年，中共竟說服了東北軍的張學良和西北軍的楊虎城，造成轟動一時的「西安事變」，終於獲得了喘息的機會。但戰爭如不發生，中共仍不能到處建立游擊隊和地方政權。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中共才絕處逢生，有如龍歸大海。

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階層當然也看到了這一點，然而日本逼得如此之緊，除了奮起抵抗之外，已別無他途。汪精衛、周佛海等人一意求和，甚至不計一切，去日本佔領區建立傀儡政權，便是因為估計到戰爭持續下去必為中共提供擴展勢力的機會，最後則將中國送進蘇聯的懷抱。這在早前出版的《周佛海日記全編》（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中可以找到明確的證據。汪精衛在寧漢分裂時本是左派領袖，與中共關係最深，周佛海更是1921年中共創黨的領袖之一，陳公博也曾一度參加過共產黨。正由於他們對中共的認識很深，憂慮也遠遠超過他人。他們急於求和，以為這是唯一挽救中國陷入蘇聯極權體制的辦法。他們對與日本實現和平的幻想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但對於中共利用戰爭以奪取全國政權的估計卻十分準確。

據比較審慎的統計，從1937到1945年，中共黨員人數由4萬增至120萬，軍隊則由9萬左右增至91萬（參見費正清：《費正清論中國》，頁362。但據陳永發的說法，1937年軍隊人數僅4萬左右。參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341）。中共因抗戰而得到大幅擴張的機會，上自變數字即是最有力的說明。本來被圍困在陝北一個角落的政權，在戰爭發生以後竟迅速向全國擴散，至1940年年底，中共各根據地所控制的人口已將近一億（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341）。

抗日戰爭中正面的陣地戰當然由中央政府的軍隊全部承擔了下來，中共則從旁以運動戰或游擊戰對日軍加以牽制。在整個對日戰爭史上，中共宣傳最熱烈的共有兩次戰役：一是1937年9月的「平型關之戰」，由林彪指揮；另一是1940年8月的「百團大戰」，由彭德懷指揮。關於平型關之戰，楊奎松曾作過分析（楊奎松：〈有關平型關戰鬥的幾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2期）。當時國軍集結在平型關準備死守，共軍則奉命參加右翼防守。但共方最後決定在附近山谷埋伏四千兵員，等日軍輜重和補給部隊七百人經過時，起而突襲。日軍部隊是非戰鬥性的，戰鬥兵不過百人而已。儘管人數如此懸殊，共軍還是經過了十幾小時的戰爭，傷亡了四百人，才能全殲日軍。這一戰對內的宣傳作用極大，許多不明內情的青年都深信中共有打敗日軍的能力，因此投奔延安者絡繹於道。但以對日抗戰而言，很難說有多大意義。至於百團大戰，最初的目標只在破壞和攻擊公路和鐵路，以突破日軍的封鎖，並不是正面交鋒。由於交戰之初日軍受到奇襲而損失頗重，彭德懷才擴大兵力至百團左右。然而，此戰引起日軍此後對中共華北根據地的集中掃蕩，一連三年，使中共佔領區不斷縮小，處境十分艱苦。所以毛澤東當時對此戰雖不能不公開讚揚，但暗地裡則極為不滿，認為是戰略的錯誤。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百團大戰反而成為彭的一大罪狀了。同樣地，林彪叛毛之後，平型關之戰也頓時變成咒罵的對象，只有負面的意義了。

轉載者註：本文轉載時略有刪節，特此說明，讀者明鑒。轉自譯者秦安傳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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