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打天下，馬下治天下，誰才是貞觀之治的第一功臣

原標題：馬上打天下，馬下治天下，誰才是貞觀之治的第一功臣

俗話說"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難」。在通過宮廷政變奪取皇位之後，唐太宗面臨著治理因隋末戰亂而百廢待興的天下的問題。那麼，誰才是貞觀之治的首功？我們首先來分析下他當時他有哪些人可以用。

不拘一格降人才，君臣齊心

唐太宗即位之初，朝廷里存在著三種人:

第一種是唐高祖時的重臣，如四位宰相中，裴寂、宇文士及出身於關隴貴族，蕭璃為隋煬帝蕭皇后的弟弟，出身於江南士族，而封德彝則是山東士族。這些人思想保守，無法解決隋末農民戰爭之後的山東問題，致使武德年間山東地區的叛亂一波接著一波。 在李世民登基之後，這部分人很快遠離了權力中樞。

第二種是李世民為秦王時的僚屬，其中既有關隴集團出身的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這些謀士，又有山東豪傑，如尉遲敬德、秦叔寶等驍將，他們多年追隨李世民南征北戰，並在玄武門之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部分人是李世民依靠的主要力量，不過他們雖為亂世英雄，卻井不真正了解當時社會的真正需求，無法解決唐王朝面臨的轉型問題。

第三種是在隋末戰亂中成長起來的一些中下層士人，微、王瑋、戴胄、杜正倫等。

第三種人有一些共同點:其一，他們大多出身比較寒微，也都比較年輕;其二，他們經歷過隋末動亂和唐初的政治鬥爭，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對全國的政治形勢與百姓的疾苦有深刻了解;其三，通曉經史，注重經世致用，特別注意吸取歷代興亡的經驗教訓，來解決社會現實問題;其四，他們關心國家命運，敢於評說時政，甚至不顧個人安危，犯顏直諫。

雖然唐太宗即位後，繼續重用關隴貴族作為皇權的依靠，但與此同時，也大力提拔了魏徵等主要來自山東的士人，來幫助他制定大政方針。正是這兩部分人才的共同努力，才促成了「貞觀之治」局面的出現，其中魏徵的作用尤為重要。

魏徵，是除了唐太宗之外，開創「貞觀之治」局面的另一位主角。他是河北巨鹿人，早年曾出家為道在《隋唐演義》中，他是一位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神機妙料事如神的奇人。

但真實的魏微卻是另一個形象， 雖然其貌算不揚，沒有小說中那麼神奇，那麼高深莫測，但他極具膽識，且有著遠大的政治抱負。在一首《述懷》詩中，魏徵這樣寫道: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然計不就，慷慨志猶存。」 其不凡志向可見一.斑。 在隋末農民戰爭中，他曾先後追隨過瓦崗軍的李密與河北的竇建德，與所謂的「山東豪傑」關係密切。

隨著竇建德被李世民平定，天下安定，魏徵來到首都長安，被太子李建成收歸帳下，官拜太子洗馬。在李建成與李世民爭奪皇權的鬥爭中，他堅定地站在太子一邊。然而，形勢突變, 在玄武門之變中，太子被殺，魏徵面臨著艱難的抉擇。幸好李世民愛惜人才，不計前嫌，並對他委以重任。

感激於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徵從此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在貞觀時期的朝廷決策中，他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如果用貞觀時期另一位名臣王理的說法，魏徵「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形象地反映了魏微對自己正色當朝的要求，以及對唐太宗致太平的高度期許。那麼，在太宗眼裡，魏微又是怎樣的形象呢?

後世的人們談起「貞觀之治」， 往往會想起那位被史家稱道的名相房玄齡，然而在唐太宗看來，房玄齡的功助似乎主要是在創業時期，魏微才是貞觀之治的首功之臣。據《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十二年(38年)三月，太宗曾特別指出，「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微之功也。」在另一個場合，他又說:「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 唯魏徽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可見，對於魏微的特殊貢獻， 唐太宗是瞭然於胸、始終念念不忘的。「貞觀之治」局面的出現，正是唐太宗與以魏徵為代表的士大夫共同努力的結果。

朝堂辯論，魏徵確立行政路線：行王霸之道，使國家成功轉型

貞觀之治的出現，首先得益於貞觀君臣對隋朝速亡的歷史教訓的深刻總結。一個繁榮富強的隋王朝，不到四十年就土崩瓦解，這是唐初君臣親眼目睹的事實，對此，他們不能不心懷成懼。特別是唐太宗，他非常注意從隋王朝的覆滅中總結教訓，如何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成為太宗和他的大臣們關注的焦點。因此，君臣們常常聚會，在一起討論統治方針與政策，這成為貞觀一朝的標誌性景觀，其主要內容則記錄在唐玄宗時期史官吳兢所撰的《貞觀政要》一書中。

在這部書中，吳兢分門別類地記錄了唐太宗與他的大臣們在國家治理方面的多次討論，其中，太宗即位僅兩個月之後的一一次討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確定了貞觀時代的基本政治路線。在當時的朝廷中，關於用何種政策來治理百姓，出現了「王道」「霸道」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見。宰相封德彝等人認為，經過長期的戰亂，人心不古，因此，對百姓必須實行高壓，對四夷各族當以武力懾服。封德彝所代表的，實際上是關隴軍事貴族集團那種崇尚武力與強權的悠久傳統。

對於這種主張，魏徵進行了堅決的駁斥，他為太宗分析了大亂之後天下思定、人心思治的政治形勢，解除了太宗對於大亂之後能否迅速致太平的疑慮，他特別勸太宗「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堅定了太宗以德化民的信心。後來的情形基本上是按照魏微的預期發展的，在太宗施行仁政的決策下，到貞觀四年(630年)，天下就出現了安定、清明的政治局面，貞觀之治的維形得以顯現。多年以後，太宗還不時回想起這次討論，認為魏微的建議為國家治理指明方向，使國家完成了從「馬上打天下」到「馬下治天下」的轉型。

堅持以民為本

在貞觀君臣論治過程中，他們討論了皇權的來源和君民的關係問題，清醒認識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反覆強調要「以百姓之心為心」，這無疑是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的翻版和具體化。太宗自己還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為君之道，必須首先安養百姓，如果為了一己之私去損害百姓的利益，就像是割自己的肉來填飽肚子，肚子飽了，人也就死了。」這表明，唐太宗對君民關係有深刻的理解。

在皇權本身的運用，特別是君臣關係上，貞觀君臣也進行了具體的討論。他們重新提出了《禮記.禮運》中的「天下為公」的原則，強調在君主專制政體下，對皇權的範圍和行事準則進行某些限制和界定。總的說來，貞觀年間的君臣關係比較和諧，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太宗方面特彆強調君臣共治天下，另一方面又要求百官堅守直道，敢於負責，敢於提出不同意見。

貞觀君臣論治中，形成了一整套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他們也將這些思想落實在朝廷具體的政策之中，例如輕徭薄賦，鼓勵墾荒，興修水利，獎勵人口增殖等。在貞觀初年，全國的經濟情況一度非常嚴峻，不過由於大量荒地的存在，農民都能佔有土地，在唐太宗的一系列政策的引導下，生產逐步得到恢復。到貞觀中期，雖然經濟仍然未達到隋代的水平，但社會秩序迅速安定，全國出現了家給人足的小康局面。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