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來信》：張棗，寫詩，就像擰緊琴弦，一斷，詩人就瘋了

《春秋來信》：張棗，寫詩，就像擰緊琴弦，一斷，詩人就瘋了

歲月滄桑，我們越來越需要詩，詩人們卻在精神和肉體上相繼死去。之間的緣由北島說得最好：「寫詩寫久了，和語言的關係會相當緊張，就像琴弦越擰越緊，一斷，詩人就瘋了。」對精絕的藝術而言，靈感的終結，也便是生命的終結，於是有頭顱枕上冰冷的鐵軌，有斧鉞加諸生命的哀嘆，有相信未來的處於微妙的精神狀態。一度我也以為這是傑出藝術難以規避的終點站，但像張棗這般的詩人，給了最明白的否定答案。

有稱「四川五君子」，在報章上看到張棗和翟永明、歐陽江河的合影，笑里也寫著明媚的年代。聊白夜，聊書吧夢，語調里凈是對生活的熱切。有沉鬱而無悲鳴，有凄切而無永傷，語言的弦索繫於筆尖流瀉的生命線里。

張棗輾轉川湘，定居德國，始終在創作，卻始終謹慎。只有當與語言的緊張處在可控的範圍內，他才落筆。熟悉他的人說他是語言天才，通曉數門外語，我猜測這背後多少也蘊含著緩解緊張的考慮。對常人而言，語言無非交流工具，滔滔有時，沉默也未必蟄人。而對詩人來說，語言即是全部世界。

生活的線團催著語言的弦，越崩越緊，如若失去控制，便難免崩潰。海子如此，顧城也是如此。為詩而死固然是迥絕的，能控制語言的緊張，為詩而生，也同樣不易。用一個不當的比附，死固然需要決心，好好活著也同樣需要勇氣。

正如艾略特說的，過於沉溺於自我，如同「邪魔附身」，導致詩人在驕傲的孤絕狀態中扮演了上帝替身的角色，誇大了個人見解的真理價值，虛構出一個被相對性統治的道德宇宙，越來越與存在的現實脫節，因而是一種異端。 但是，他的詩歌是超越了心理掙扎，然後表現出一種大體的力氣。他還是一個翻譯家，後面附錄很多他翻譯的外國詩歌。但是我沒有細讀。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詩歌寫得就比較西方化。用詞遣句，意象選擇。

我沒有能力用關係、視角甚至現代主義這般概念來讀解詩歌，但反覆讀《鏡中》，依然能辨到些微的感動，這種感動既屬於審美，也伴隨融融的生理知覺催生的溫暖。「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望著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醞釀的情和境，足以橫貫古今，遍及中西。張棗自己說，「寫，為了那繚繞於人的種種告別。」面對海外孑然的孤獨，他依舊試著控制語言的緊張，作為代價，他「煙抽得凶，喜歡喝啤酒，每天晚上都喝得半醉。」料來肺癌也應與此有關。

語言先於我們而存在，詩歌先於我們而存在。讀幾行張棗的詩，除了紀念，也遠勝於在此通篇浮泛的抒情。張棗和他的詩，沒有嚎叫，沒有地獄，沒有力啟時代的呼告，他的死也不曾為這大地增加或減少什麼，不曾影響「龐大機器的正常運轉」。但讀傑出的詩，會映射出每個讀者特有的心靈密碼。在多數情況下，並不是我們主宰著詩歌，而是它的語言進入我們，並通過我們，傳達永世的理智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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