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憑通脹、種族鬥爭與階層焦慮：神話幕後的美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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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任其然，文章原載於澎湃思想市場。
自特朗普上台以來，對美國教育中「階層固化」的討論，席捲了中文世界。《我們的孩子》，《鄉下人的悲歌》……有多少新書得到譯介，對美國社會上升渠道收窄、對貧者愈貧與階級固化的焦慮，就有幾分。
同時，美國國內的政治鬥爭也燃燒到了教育領域。7月初，特朗普下令廢除政府關於教育中種族平權的具體指引。這一指引是奧巴馬政府對種族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具體操作指示，而其法理依據，源於1960年代民權運動的社會共識與1964年的《民權法案》。從1978年的「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到2008年的「費雪案」，平權法案一次又一次被指責「逆向歧視」。而就在去年8月，還有消息指特朗普政府在研究打官司進攻平權法案。如今，這一議程似乎走出了第一步。
人們之所以關注教育平權法案的存廢，是因為它關乎哪些群體能通過高等教育成為精英。平權法案規定就業就學制度中需要保證膚色和性別平等，而有人則認為這項法案製造了配額制度，從而偏袒照顧非洲裔美國人，使自己的孩子「分數高卻上不了好學校」。
2016年大選中的另一大熱門人物，民主黨內的挑戰者伯尼·桑德斯，也從另外一個角度批評教育問題：「我們曾經在世界上有最高的高校入學率。如今我們只排第12名。德國、丹麥、瑞典和很多國家都為年輕人提供免費或者低價的高等教育。他們知道為年輕人投資有多重要。我們也應該這麼做」——在打出民主社會主義旗號的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們看來，美國的高等教育收費極高，讓出身貧寒的學生背上了沉重的貸款債務，改善社會流動的效果有限，亟待一場激進的改革。
無論特朗普或桑德斯的支持者，都將受教育與未來前景划上等號。桑德斯的理念反映出中產階級的普遍擔心。反對平權法案則折射著對機會爭奪之激烈。在個人成功、種族平等和階級衝突之間，我們如此推崇的美國教育模式，似乎走到了一個尷尬的路口。
問題是，在美國社會中，教育到底意味著什麼？
當地時間2018年5月24日，美國馬薩諸塞州，哈佛大學舉行畢業典禮。 視覺中國 圖
在美國，教育真的有用嗎？
早在197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就質疑過，高等教育的效果，可能並不如人們想像的那樣美好。他通過研究寫下了《文憑社會》一書，解釋文憑「通貨膨脹」的處境——美國大學入學率大大提高，大學裡能學到的東西反而變成了套路，人們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上大學，只是為了一張名校文憑，而為了上名校，人們投入越來越多的時間和金錢，卻發現光名校畢業都不夠用，還要繼續讀碩士、博士——就算博士畢業，也未必找得到工作。
《文憑社會》書封
柯林斯認為，在美國社會中，長期有一種「技術主義」觀念主宰著人們對教育的認識——教育帶來知識，而知識帶來職業能力，從而教育能把人「往高處帶」。這種理論背後是這樣一種信念——在當代，因為經濟和技術發展已經使得對體力勞動有要求的工種佔比越來越小，而對技能和知識要求高的工種比例越來越大，所以教育水平必然水漲船高。
在今天，這種說法很成問題。如果教育水平和技能有關係，那麼是否教育水平更高的僱員生產力就更高？而各種研究都證明，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反而進入一種「閑職」式的僱傭工作。怎麼個閑法呢——人類學家大衛·格雷柏近來的「狗屁工作」研究可以說是入木三分：「公關顧問、電話銷售員、產品經理和不計其數的行政人員……人們花錢雇他們坐著，接電話，假裝自己有用……」別看這些工作「狗屎」，要坐到這些位置上，人們依然要先經過多年高等教育，拿到一份學歷。
諷刺的是，這些「狗屁工作」的技能，其實並不需要大學教育中的專業訓練。而另一邊，被視為社會精英的醫生、律師等職業，在美國卻不關大學教育的事——本科並沒有這些專業，要成為醫生、律師，你得考入醫學院和法學院的研究生項目，再經歷工作場所的大量經驗積累。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為什麼還要擠破頭去搶名校文憑呢？
首先，人們不見得討厭「狗屁工作」——不需要太費力就能得到一份穩定的收入仍然是很多人的理想；那麼，既然很多人仍然需要「狗屁工作」，獲得一份這樣的工作，以及在工作中獲得什麼待遇，就仍然要求人們去競爭。這就考驗人們的社會能力和人脈關係；進一步說，因為「狗屁工作」沒有什麼技術門檻，所以能否得到工作，在工作中能否加薪、升值，就格外有賴於柯林斯所說的在企業職場中的「組織政治文化」。比較顯白的話說，真正決定了人在「狗屁」的職場中位置的，就是一套「做人」的辦法——擁有什麼人際資源、如何調動人際資源、如何協調人際關係，等等。
而這些，與其說是在課堂上獲得的「技術」，不如說是在高校的人際網路中學習的。在美國大學教育中，除了上課，還有大量的社團活動，人際交往、社交活動佔據著學生的時間——而這才是高等教育對職場中人的真正意味。
這種狀況下，文憑對於職場中人來說，就是花費無數時間精力買來的，證明自己掌握了「職場組織文化」的一塊「敲門磚」。柯林斯將之稱為「通貨」，其實也就是貨幣。而當人們不斷競爭獲取這種貨幣，激發出越來越大的需求，而貨幣本身代表的「技術能力」又並不顯著的時候，教育產品的供給就會水漲船高，人們競相上游，而單個貨幣，即單個學位的價值就只可能不斷降低——這就是高等教育的通貨膨脹，它不只是一種現象，而是實實在在的一種貨幣鏈條。
誠然，「美國夢」仍在一些教育領域繼續實現著：很多新一代移民自帶高質量的教育背景，在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接受教育之後，進入科技、互聯網類的新崛起領域。這的確產生了一種新的教育與職場的關係，但總的來說，這並沒有打破文憑膨脹的趨勢。
自由市場的擁躉也許會認為，膨脹的泡沫最後自然會崩潰，無需過多干涉。但是，正如種種呼聲中已經看到的，膨脹的高等教育產生了龐大的產業，人們的學位水漲船高，用於教育的經費和債務也日積月累，社會的不公平在這種堆砌和泡沫中代代相傳……但是，文憑教育的膨脹，也不可能從教育系統內部予以解決，因為它也是美國族群政治與政經結構的結果。
種族政治下的美國教育
我們可以先回到《文憑社會》中的分析。柯林斯眼中的教育，與其說是階級上升渠道，不如說是政治衝突與統治關係的承載者。作為一名歷史社會學者，他筆下的美國教育系統，不是僅僅為了培養英才而誕生的，相反，它具有維持盎格魯白人文化優勢，保持統治身份的作用。
故事要追溯到19世紀末的美國。在那時，新一波移民高速增長，而與早年的新教徒不同，這一批移民中，很多人來自南歐、愛爾蘭，信仰天主教。在盎格魯－新教徒中產階級眼中，這些天主教徒為主的新城市工人階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代表著社會混亂、無秩序，他們覺得這些移民不務正業，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社會正統控制權面臨挑戰。
這種心態催生出了盎格魯新教徒的兩條族群問題解決之道，其一是種族主義的排外運動——美國最早的種族主義運動就是在這段時間誕生的。二是教育改革——新教徒中的精英分子開始推動公立教育，旨在讓那些移民家庭的孩子接受一整套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用紀律約束他們的行為，不準遲到、不準曠課（為此甚至還專門立法），從而把他們變成可以接受的，行為舉止和盎格魯新教徒一致的「自己人」。從小學到中學教育的一層層公立教育系統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
最開始的時候，這套系統尚未影響到大學。大學文憑在早期美國社會中意義不大，它和中小學教育、學院教育，是完全平行的幾個不同系統。
到了19世紀，新教的不同派別為了搶奪信徒，建立了大量的學院，作為自己宗教力量補充、更新、擴張的文化武器。這些學院擴張太快，開始面臨嚴重的經營危機，很多學院在經濟上難以為繼，倒閉者大有其是。於是，不少學院開始向綜合性大學轉型。因為「大學」傳統上以大量儀式、社交活動聞名，這些元素正好和上層精英此時極為焦慮想要維持的盎格魯－新教文化統治地位息息相關。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共同推動了美國大學在19世紀末的崛起。它也逐漸建立起了和小學、中學教育的序列——大學開始把中學文憑作為入學的基本要求。
20世紀中葉，主流白人文化的社會控制，和愈發激烈的族群衝突之間激烈地對立起來。對飽受隔離、歧視和系統性壓迫的黑人來說，教育系統是他們最不指望能夠改變自身處境的道路。1960年代，是校園之外的黑人社會運動和民權運動帶動校園內的學生運動。但民權運動中間的溫和一派，為這兩者之間達成和解提供了一個機會——通過施行教育系統中的種族平權，改革者試圖讓黑人更多進入教育這個精英選拔系統，從而分享一些政治權力，減少激烈的社會衝突。
但諷刺的是，時隔多年之後，美國的公立基礎教育水平飽受批評，從私立高中到私立大學的精英教育雖然在分數上體現對黑人的平等，學費卻居高不下。好不容易進入這一系統的黑人學生髮現，和自己競爭精英地位的白人學生參加各種昂貴的社交活動，兄弟會姐妹會，這些活動幫助他們拉人脈、找工作，黑人進入了大學卻發現大學中還有一重門檻……教育平權並不妨礙盎格魯新教文化繼續維持對大學文化的壟斷，而旨在解決種族問題的平權法案卻更多停留在語言和數據上，格外尷尬。
教育問題作為美國例外論
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來說，美國社會和歐洲社會格外不同之處之一，是它的社會鬥爭的基本單元由種族而非階級組成。不像歐洲那樣有成千上萬工人參與激烈而鮮明的階級鬥爭——美國的工人階級直到二十世紀才登上歷史舞台，社會主義在美國也「晚育」得多。
這構成了美國教育問題的另一個死結：它是美國種族政治的產物，而之所以種族政治是美國的政治傳統，是因為在美國歷史上，由於一些特殊的原因，社會衝突被迫以碎片的、去中心化的方式展開。
柯林斯對此有很獨到的見解。在歐洲國家，現代化的結果是形成了很大的國家官僚系統和強大的中央政府，全國的政治、商業、文化精英是高度重合的，基於大資本壟斷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但是在美國，從19世紀開始，雖然呈現出農業人口比例下降，工人比例上升，工業的大資本壟斷程度上升的趨勢，但這些趨勢沒有在20世紀一直繼續下去。這意味著，到了20世紀，已經成為最發達國家的美國，在擁有一定的全國性的大壟斷資本和一定數量的城市工人階級的同時，仍然保留著大量中小規模的地方商業精英，很多地方維持著非常「本地」的生活。
這種局面源於美國土地廣袤、資源豐富，市場巨大，使得全國性大資本寡頭競爭的同時，仍為地方經濟精英留下了空間；而早期的政治和商業博弈中，商業力量壓制了政治力量，美國的中央政府難以足夠強勢——地方精英網路龐大，州權較大，地方自治力量強大；這種「去中心化」，在很多人看來是美國社會繁榮的保證。而這也意味著中央－地方的矛盾和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同時存在。
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國家，美國社會的縱向分層衝突——階級衝突、種族衝突，被中央－地方的衝突橫向切開、切碎了。本來，種族問題與階級問題的交織，已經讓階級問題的動員力量有所弱化，加上地方與中央的「去中心化vs中心化」矛盾，各類問題就被導向了更多的出口。比如，處理族群鬥爭而形成的進步教育理念是很好的，但是為了在多元龐大的國家中維持全國層面文化通貨的「流通領域」，他們要引入大量的積分、考評制度，這樣教育一定會成為官僚化的，更加註重文憑的一條流水線，痛恨官僚主義的地方精英和普通人已經對這種建制力量極其不耐煩。但如果不這樣做，指望地方精英改善不平等問題又太過困難，1957年因招收黑人而需要聯邦政府派兵進入小石城的事件，就充分說明了這種難處。
在可見的未來，美國政治的基本運作特點顯然不可能發生根本的改變。或者說，雖然政黨輪替、誰做都差不多的穩定政治制度可能會在特朗普時代風雨飄搖，但是暗藏的種族政治與中心化－反中心化政治的矛盾，反而會更鮮明地顯現出來。在這種背景下，不同的族群通過教育實現自身利益、搶奪精英位置從而搶奪社會主導權的衝突和競爭，可能會更加激烈。多元文化主義的教育理念，不可避免要面對多重的極化挑戰。這是美國教育相對於其他國家經驗的無奈的「例外」。
迷思與更多迷思
在教育問題上，隨著現實政治的演變，美國政治與眾不同的複雜結構逐漸顯山露水。而其求解之策也愈顯艱難。
對貧富的想像從未停止：桑德斯這樣的左翼政治人物，呼籲用普及教育和廉價教育解決問題。這種想法建立在對低收入階層的團結想像上；許多研究則認為，是低收入的白人背棄了自己的階級身份，送了反建制的大商人特朗普入主白宮。很多人因而把沒有「團結無產階級」的鍋留給了民主黨背。
但教育領域的衝突，正側面反映出貧富問題忽略了種族一面。如果我們用階級理論，用銹帶來理解特朗普的上台，那我們如何理解他致力取消種族平權教育的行為？結論是，在這樣的施政背後，種族政治的線索要比階級政治清楚得多，削減教育領域的平權，徹底揭開教育領域的薄薄補丁，讓盎格魯新教主流文化在教育領域的統治完全浮出水面。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系的Diana C. Mutz就基於研究認為，白人身份在國內外遇到挑戰，對美國白人選民投特朗普的影響，要比國內經濟問題的影響大得多，而這種影響在城市中產白人中，也是存在的。可以說，在進步主義利用聯邦政府，在教育性別等議題上獲得各種形式勝利之後之後，反對中央建制的地方精英和擔心自己地位不保的白人種族主義合流，形成了一大波反彈。
在這種局勢面前，進步主義的教育改革是無力的。抱持進步主義的教育改革家們認為，既然今天高校全是照本宣科和考試第一，我們不如推崇「素質教育」，「快樂教育」，讓教育「學有所用」，不讓課堂充滿空洞無物的宣教。但當教育暴露出作為政治鬥爭場地的猙獰一面時，這些想法一下子就一點也不「進步」了。
在美國社會中，桑德斯的教育政綱看似已經非常激進。然而按照柯林斯的觀點，這仍然只是增加文憑膨脹。柯林斯要激進得多，他認為應該由國家廢除文憑制度，嚴格禁止任何有文憑要求的僱傭關係，乃至廢除義務教育，在大量職業中引入學徒制度，廢除原有的等級秩序……1970年代的他似乎對美國文憑制度出現危機極為樂觀。「文憑經濟學」的崩潰成為馬克思式的資本主義崩潰論的美國預言。
但是，既然「文憑通脹」底下，還遮蓋著未解決的種族問題，而再往下還滲透著「去中心化」的政治矛盾。文憑膨脹的危機最終只會讓危機在它之下的層面爆發。既然不平等問題是因，文憑通貨膨脹是果，既然社會政治的鬥爭是因，文化系統的形塑是果，那麼寄希望於改變結果以改變肇因，可能從一開始就並非真正改變結構的思路。文憑經濟學本應作為資本主義體系的表徵而率先爆發危機，然而危機卻直接以更劇烈的形式爆發了。以至於美國學院至今仍然可以延續著學院授予的經濟遊戲，但學院外，社會運動、抗議遊行、選舉動員和圍繞著政黨人事更迭的爭奪，已經愈演愈烈了。
（趙蒙暘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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