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趙永春 | 10—13世紀民族政權對峙時期的「中國」認同

原標題：【邊疆時空】趙永春 | 10—13世紀民族政權對峙時期的「中國」認同

作者簡介

趙永春

1953年生，吉林榆樹人，1977年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現任吉林大學文學院中國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遼金元史、東北民族關係史教學與研究。

王觀

吉林大學文學院中國史系博士研究生，長春師範大學助教。

摘要：10—13世紀，是中國歷史上繼南北朝以來又一個中原漢族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並立、對峙時期，遼、宋、西夏、金各個政權均自我認同為「中國」「正統」，它們雖然沒有得到他者的完全認同，但卻出現了部分他者逐漸認同的發展趨勢，這說明中國古代的「中國」極具魅力和吸引力，不僅成為漢族及其政權引以為自豪的自稱，也成為少數民族試圖躋身「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行列所嚮往的對象。正是因為「中國」認同，各個民族和政權逐步凝聚，才形成了今天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

關鍵詞：民族政權對峙 「中國」觀 正統觀 「中國」認同 統一的多民族中國

10—13世紀是中國歷史上中原漢族王朝兩宋與周邊少數民族政遼、西夏、金的並立時期，各個政權的「中國」觀和「中國」認同不僅關係到各個政權的「中國性」問題，還關係到統一多民族的「中國」及其疆域的形成問題。近年來，有關遼、宋、西夏、金的「中國」觀及「中國」認同問題，逐漸引起學界關注，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是十分可喜的現象。但這些研究多是僅就某一政權的「中國」觀或「中國」認同問題進行探討，少有綜合性論述，且在各個政權的自我「中國」認同問題尤其是「他者」認同等方面，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同認識，等等。因此，有必要對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國」認同問題進行綜合考察，從中總結出中原漢族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對峙時期「中國」認同的特點及其發展趨勢。

一、中原漢族政權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中國」觀

遼、宋、西夏、金時期雖然是民族政權並立且經常打得不可開交的對峙時期，但卻出現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各個政權都自我認同為「中國」。

(一)中原漢族政權的「中國」觀

北宋和南宋自我認同為歷史上漢族政權和中原政權的接續者，一直自稱「中國」，並無疑義。北宋大臣蘇洵說：「國家分十八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為要區。何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蘇洵所說的「國家分十八路」，是指北宋天聖(1023—1032)年間以後設置的18路，他將「中國」一詞，與「二虜」對舉，用以指稱北宋「國家」的意思十分清楚。據記載，宋仁宗「嘗服美玉帶，侍臣皆注目。上還宮，謂內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上曰：『當以遺虜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夷可惜。』上曰：『中國以人安為寶，此何足惜!』臣下皆呼萬歲」。宋仁宗所說的「中國」無疑是指北宋。另外，北宋末年方臘在起兵反宋時稱：「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二虜」指的是契丹、西夏，而「中國」則是指北宋。

南宋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把自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以來，張俊、陳思恭、吳玠、韓世忠、楊沂中、劉錡、李寶、邵宏淵、虞允文、張子蓋等南宋將領率軍打敗金人的一些戰役稱作「此皆渡江以來中國勝捷之可稱者也」，明確地將渡江而南偏安於臨安的南宋稱為「中國」。南宋中後期，權臣韓侂胄北伐金國，宋將吳曦叛附金國，李道傳十分憤怒，遣其客間道持書遺安撫使楊輔曰：「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覬」。再如南宋後期，大臣喬行簡曾說：「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真德秀也曾上疏說：「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這幾則史料都是將「中國」與「金」對舉，用來指南宋。

可見，北宋和南宋自始至終都自我認同為「中國」。

(二)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中國」觀

1.契丹族政權——遼

遼人自建國伊始就自我認同為「中國」，自稱「炎黃子孫」。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由於慕漢高祖劉邦，故改契丹耶律氏為劉氏，又「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為蕭氏」，認同劉氏和蕭氏為其先祖。遼太祖曾經問大臣：「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大臣們多主張先敬祀佛教，遼太祖不同意，說：「佛非中國教」。遼太祖長子耶律倍說：「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遼太祖聽後，非常高興，立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在這裡，遼太祖明確表示佛非中國教，而我們是中國人，所以中國人不能首先尊崇佛教，而是應該尊崇中國的大聖人孔子創立的儒教，自我認同為「中國」的意思十分明顯。遼道宗時期，大臣劉輝曾上書說：「西邊諸番為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於飛挽，非長久之策。為今之務，莫若城於鹽濼，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為西北之費」。劉輝在此明確用「中國」一詞指稱契丹政權。遼末天祚帝時期刻寫的《鮮演大師墓碑》中有「大遼中國」一語。可見，遼人自始至終一直自我認同為「中國」。

2.党項族政權——西夏

李元昊建立的西夏，雖然沒有明確自稱「中國」，但自我認同為「中國」的思想意識卻時時隱現。如李元昊曾說：「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自稱先祖為北魏拓跋氏，他仿照北魏孝文帝「改姓為元氏」的做法，也「改姓元氏」。建立北魏政權的拓跋族鮮卑人自稱是黃帝子「昌意少子」之後，謂「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後為跋」，故稱自己為鮮卑拓跋氏。鮮卑拓跋氏一直自稱「炎黃子孫」，李元昊自稱拓跋鮮卑之後的目的就是自稱「炎黃子孫」，欲效仿拓跋鮮卑建立北魏政權而稱帝建國。西夏使者賀九言明確表達了這方面的意思：「元昊為眾所推，蓋循拓跋之遠裔，為帝圖皇，又何不可?」范仲淹曾致信李元昊稱：「大王又以拓跋舊姓之後，且堯、舜、禹、湯固有後裔，復可皆立為帝。若大王之國，有強族稱單于鮮卑之後，俱思自立，大王能久安乎？此大王未思之甚也。」范仲淹在此反對李元昊稱帝，卻從側面證明了一個事實，即李元昊的確曾自稱為鮮卑族拓跋氏之後，由此可見，西夏党項人自我認同為「炎黃子孫」，言下之意就是他們所建立的政權——西夏自然就是「中國」。

儘管學界對西夏拓跋氏族源是否為鮮卑拓跋氏問題存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西夏自我認同為拓跋鮮卑之後是「高攀」「冒認」。即便如此，也說明西夏對拓跋鮮卑具有同祖認同意識，具有自己也是「炎黃子孫」的認同意識。鮮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權，已經明確自稱「中國」，李元昊自稱拓跋鮮卑之後並效仿北魏建立政權，自然有「中國」認同意識。

西夏以「夏」為國號，雖然被人認為是「乃西夏純竊中國禹稱大夏，或因赫連勃勃昔稱大夏之故地，遂襲用之」，但是西夏襲用歷史上夏朝的國號的做法，寓有繼承華夏、漢族政權之意，明確表達了「中國」認同的意思。

3.女真族政權——金

女真人建立的金在進入中原以後，依據「中原即中國」「懂禮即中國」的傳統「中國」觀，自我認同為「中國」。如《金史》記載，完顏亮嫡母徒單氏激烈反對完顏亮發兵攻宋，說：「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意即完顏亮發兵攻宋會在物質和人力等方面給金帶來沉重負擔而致其疲憊不堪。其中的「中國」，不是指宋朝，應該是指金政權自身。金朝後期，文史大家元好問曾說：「公大夫士仕於中國全盛時，立功立事，易於取稱，故大定、明昌間多名臣」。「大定」(1161—1189)是金世宗年號，「明昌」(1190—1196)是金章宗年號，認為這兩個時期乃「中國全盛時」，即金朝的全盛時期。金哀宗即位，元好問撰《賀登寶位表》，稱「中國之有至仁，無思不服，聖人之得，大寶咸與維新」。元好問稱讚金哀宗為「中國」聖人，也就暗示金朝為「中國」。再比如金末名儒李俊民在《郡侯段正卿祭孤魂碑》中說：「春秋法，自中國雅廢以來，天道在北，日尋干戈，無異於春秋之時」，意即蒙古興兵攻金以後，猶如春秋戰亂「中國雅廢」之時，所說「中國」雖然有指稱「中國文化」之涵義，但也有用來指稱金朝的意思。可見，女真族金人政權自始至終也一直自我認同為「中國」。

以上可以看出，10—13世紀雖然是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時期，但各族政權都不約而同地自稱是「炎黃子孫」，自我認同為「中國」，無疑是「中國」具有無窮魅力並得到各族各政權青睞的表現。

二、中原漢族政權與少數民族政權的「正統」觀

正統與「僭竊」「偏安」相對，出自儒家聖經《春秋》一書，又稱法統、道統、禮儀之統，意思是以宗周為正，尊先王法五帝，為天下一統。其中包括血統上的嫡長子繼承製以及文化上的華/夷之辨，以獲得政治上的統治合法性。本文所討論的正統主要是指政權的合法性。

在民族政權對峙時期，宋、遼、西夏、金各個政權在自稱「炎黃子孫」「中國」的同時，為了表明自己所建政權的合法性及其重要地位，又都自我認同為「正統」。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自我認同為「中國」與自我認同為「正統」是一回事，也就是說，自我認同為「正統」就是自我認同為「中國」。應該說，二者確實有一定的關聯性，但並非完全是一回事，「中國」和「正統」作為二個辭彙，細分起來，仍然是兩個概念。如宋、遼、西夏、金各個政權在自我認同為「中國」與自我認同為「正統」方面，就存在著同步與不同步的差異。

(一)中原漢族政權的「正統」觀

北宋王朝自中原起家，繼承中原政權為「中國正統」的傳統思想觀念，建國以後一直以「中國正統」自居，自我認同為「中國」並自我認同為「正統」，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宋太祖即位不久，有司即按照中國古代有關正統學說的最重要的理論根據「五德終始」學說上奏朝廷曰：「『言國家受周禪，周木德，木生火，當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從之」，宋太祖採納了有司建議，正式確立了北宋繼承後周木德而為火德的正統思想和國策。後來雖然有人在「五運」學說即是否繼承後周木德的問題上存有不同認識，但以北宋為正統王朝的思想觀念卻根深蒂固，從來沒有出現異議。

金滅北宋，宋高宗重建宋朝，命幕府官屬聚議討論南宋改元所用年號問題。耿南仲等人認為，宋高宗「再造王室」，應該繼承北宋，重興宋朝，謂：「宋以炎德王」，南宋所使用的年號應該有「炎」字，於是黃潛善即主張「定為炎興」。耿南仲認為「炎興」是蜀國用過的年號，不能用，謂：「藝祖開基，改元建隆，累聖相授，逮至靖康，乃遭中微，殿下紹隆，益光前烈，南仲等請改元為建炎」，也就是取宋太祖「建隆」年號之「建」字，取北宋以火德為正統的「炎」字，遂定年號為「建炎」，以突出南宋是北宋「中國正統」繼承者的內涵。宋高宗採納了耿南仲的建議，下詔改元曰：「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考光武紀元之制，紹建隆開國之基，用赫丕圖，益光前烈，可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改為建炎元年」。在這裡，宋高宗之所以改元「建炎」，主要是因為北宋「火德中微」，要中興北宋正統，於是就用了有兩個「火」字的「炎」字，具有重新興復北宋「正統」王朝的強烈願望。宋高宗所確立的興復北宋「正統」王朝的國策，一直為後人所沿襲。不管南宋如何偏安一隅，甚至一度向金稱臣，但南宋自我認同為「中國正統」的理念卻一直沒有放棄，相反卻日加強烈。

(二)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正統」觀

1.遼政權的「正統觀」

遼人雖然自建國初就自稱「炎黃子孫」和「中國」，但並沒有一開始就自稱「正統」。據《冊府元龜》記載，遼太宗滅亡後晉之時，從後晉手中得到了冒稱「秦始皇作」的假的傳國璽。大約是因為當時的遼人還不清楚歷史上有關「以得璽者為正統」的傳統，或者他們當時還沒有自稱「正統」的想法，所以他們對這枚傳國璽並未重視。直至遼聖宗太平元年(1021)，遼聖宗萌生了稱「正統」的想法，才「遣骨里取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並作《傳國璽詩》云：「一時制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慎守，世業當永昌」，正式自我認同為「正統」。遼興宗重熙七年(1038)，遼興宗又「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試進士」，將遼人承後晉為「正統」的思想觀念發展到高潮。此後，遼人一直以「正統」自居，並在各個方面表現出試圖凌駕於北宋之上的態勢。

2.西夏政權的「正統」觀

西夏沒有進入中原，歷來被視為局促一隅的區域性政權，沒有被列入「正統」王朝系列，但是西夏為了爭取其政權的合法地位，也自我認同為「正統」。據史書及考古文獻記載，西夏還有一個用西夏文稱呼的國名。這個西夏文國名譯作漢文為何，學者們存在不同看法。多數學者將出土的西夏文碑銘以及各種西夏文文獻中所出現的西夏自稱的國名譯作「白上國」或「大白上國」。近年又根據西夏漢文佛經《佛說聖大乘二三歸依經》題記等文獻中有漢譯國名「白高」字樣，認為西夏國名應該正確譯作「白高國」或「大白高國」。西夏自稱「白上國」或「白高國」的涵義是什麼呢？學者們認識也不一致。吳天墀認為，西夏自命「西朝」，在中國五行相配學說中，西方屬金，主白色，因喜好白色，故以色尚稱國。西夏稱自己的政權為「白上國」，是為了適應其政治需要，包含了深刻的意思。王炯、彭向前進一步發揮了吳天墀的觀點，認為西夏以色尚定國名為「白高國」或「大白高國」，「意在標榜繼大唐王朝的土德之後取金德為正統，顯示與其他並立政權的對等性」，即認為西夏定國名為「白高國」是他們具有自我認同為「正統」的意思。

另據史金波等先生介紹，西夏還有「南瞻部洲大白高國」的稱呼。南瞻部洲是佛教有關世界地理體系構想的「四大部洲」之一，不僅包括中國，還包括天竺等國在內。因其處於天下之中，有人也稱其為「中國」，但也有人依據「中國為南潬部洲」之意，用「南贍部洲」指稱華夏之邦。鄭樵則主張「釋氏謂華夏為南贍部洲」。西夏自稱「南贍部洲」，不管是指包括天竺等國在內的「中國」，還是僅指華夏之邦的「中國」，都有西夏屬於「南贍部洲」即屬於「中國」的意思，也就是說西夏所稱的「正統」，也具有「中國正統」的意思。如是，則可以看出，西夏政權面對各民族政權的並立對峙，也自我認同為「正統」，以標榜所建政權的合法性，目的是要自己爭得一席之地。

3.金政權的「正統」觀

與遼先自稱「中國」而後自稱「正統」不同，金則是先自稱「正統」而後自稱「中國」。據《大金吊伐錄》記載，金人反遼建立政權之後，即派遣使者赴遼請求冊封，試圖讓世人承認女真政權的合法性，也就是承認遼朝具有「正統」地位。到了金滅遼以後，金太宗開始以繼承遼朝「正統」而自居，並向宋人宣示：「今皇帝正統天下，高視諸邦」，表明金太宗時期已經明確自稱「正統」了，不過，那時金所自稱的「正統」，還不是整個「中國」的「正統」，只是繼承了僅有半壁江山且被視為「夷狄」的遼政權的「正統」。

金熙宗迫使南宋向金稱臣納貢後，不再滿足於繼承遼朝半壁江山的正統，開始依據金政權在「封貢體系」中的優勢地位，明確地自稱「中國」，並將金政權重新塑造成為整個中國的正統王朝。海陵王完顏亮不滿足於南宋等政權對其俯首稱臣的現狀，又依據「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為正統」，「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等理論思想，發動了滅亡南宋的戰爭，試圖讓整個「天下」都承認金政權的「中國正統」地位。由於滅亡南宋的戰爭沒有成功，所以繼任的金世宗不再強調「混一天下」方能稱「正統」的觀點，認為「我國家絀遼、宋主，據天下之正」，故仍然可以稱「正統」。金世宗除了像金熙宗一樣根據金朝在「封貢體系」中的優勢地位自稱「正統」以外，還強調「有功有德」者應該為「正統」，並向天下宣示：金朝皇帝是「有功有德」的皇帝，應該稱「正統」。

金章宗又因襲歷史上影響最大且意義深遠的「五德終始」的「正統」理論學說，為金人自稱「正統」尋找新的理論支撐，遂開展了大規模的「德運」問題大討論，並以「繼宋火德為土德」的金朝是北宋「正統」王朝的繼承者的身份詔告天下，「更定德運為土」。金宣宗時期，金人由於不滿意有關「繼宋火德為土德」的「正統」定位，在蒙古已開始攻金的形勢下，又對金代「德運」問題重新進行大討論，後來因為全力應付蒙古攻金戰爭而不了了之，但是這反映了金人自我認同為「中國正統」的強烈願望。可見，金政權自始至終都沒有放棄對「正統」地位的追求。

三、他者視野中的「中國」認同

由上可知，這個時期各個政權都自我認同為「中國」，自我認同為「正統」，但能否得到他者的認同則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說，當時各個政權之間對其他政權自我認同為「中國」、自我認同為「正統」持什麼態度?或者說各個政權之間是否也認同對方的自我認同，這是一個十分複雜且十分棘手的問題。筆者查閱史料發現，中原漢族政權宋既不認同遼、西夏、金為「中國」，也不認同他們為「正統」；而遼、西夏、金在自我認同為「中國」的同時，並不反對宋稱「中國」，但在是否認同宋為「正統」的問題上卻存在著不同認識。

(一)宋人既不認同遼、西夏、金為「中國」，也不認同他們為「正統」

北宋是漢人建立的政權，控制了包括中原在內的廣大地區，多抱著只有漢人及其政權、中原及中原政權才是「中國」「正統」的傳統觀念，不承認遼、西夏、金是「中國」，是「正統」。南宋政權儘管偏安於淮水以南一隅，但他們依舊認為只有漢人及其政權才是「中國」，才是「正統」，仍然強調自己是漢人建立的政權，強調自己是北宋「中國正統」的繼承者，並自詡為「中國」道統的傳承人，以老大自居，獨據「中國」及「正統」地位。他們儘管一度向金朝稱臣，但仍然不承認金朝是「中國」及其「正統」地位。

從宋人留下的浩如煙海的史籍之中，我們隨處可見宋人堅持「內中國，外夷狄」及強調「華夷之辨」「用夏變夷」等傳統認識的記錄，隨處可見稱遼、西夏、金為「夷」「狄」「戎」「夷狄」「戎夷」等記載，隨時可見宋人自稱「中國」的記錄，卻唯獨不見宋人認同遼、西夏、金為「中國」、為「正統」的記載。這些充分說明宋人不承認遼、西夏、金為「中國」，更不承認他們的「正統」地位。

(二)遼、西夏、金在自我認同為「中國」的同時，也認同宋朝為「中國」

中國歷史上，主要以中原/中原政權、華夏漢族/華夏漢族政權為「中國」，兩宋是漢族建立的中原政權，符合「中原及其中原政權是中國」「漢族及其所建政權是中國」的傳統認識，自稱為「中國」，沒有疑義。而少數民族及其所建政權自我認同為「中國」，則屬於違反傳統「中國」觀念的另類認識，常常被視為「攀附」「冒充」等等。既然是「攀附」「冒充」，就無法否定他們所「攀附」「冒充」的對象，即他們在自我認同為「中國」的同時，無法否認握有傳統「中國」觀念優勢的兩宋政權的「中國性」，故常常在自我認同為「中國」的同時，也承認宋朝是「中國」。如遼、西夏在自稱「炎黃子孫」的同時，從未否定宋人也是「炎黃子孫」；西夏在自稱「西朝」的同時，稱宋朝為「東朝」「東國」，就隱含有「西朝」「東朝」是一家，同為「中國」的意思；遼人在自稱「北朝」的同時，稱北宋為「南朝」；金人在自稱「北朝」的同時，稱南宋為「南朝」，也具有「南朝」「北朝」是一家，同為「中國」的意思。可見，這些少數民族政權都沒有否定宋朝「中國性」的意思。因此，遼夏金認同宋朝為「中國」的史料也頻繁見於史書。

遼朝自建國初就以「中國」自居，但他們仍然稱宋朝為「中國」，這方面的史料屢見不鮮。有人不贊成遼人自建國初就以「中國」自居的觀點，認為遼人直至遼興宗以後「中國」意識覺醒，才開始自稱「中國」。即便按照這種觀點，也能看出遼人在自稱「中國」的同時，也承認宋朝是「中國」，因為遼興宗自稱「中國」以後，稱宋朝為「中國」的史料仍然頻繁見於史書。比如遼興宗重熙十七年(1048)，宋人韓綜出使契丹，稱其父韓億曾經出使過契丹，遼興宗非常高興地說：「與中國通好久，父子繼奉使，宜酌我」。遼興宗在這裡所說的「中國」，無疑是指宋朝。遼興宗的繼任者遼道宗是一個明確稱遼為「中國」的皇帝，這種認識已經成為學界的普遍共識，但他在自稱「中國」的同時，也稱宋朝為「中國」。如遼道宗曾向宋朝表示想看宋仁宗「御容」，宋朝遂按照遼道宗的要求，派人將宋仁宗畫像送到遼朝，遼道宗「盛儀衛親出迎，一見驚肅，再拜，語其下曰：『真聖主也，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為一都虞候耳』」。遼道宗在這裡所說的「中國」，無疑是指宋朝。再如遼道宗大康八年(1082)，宋朝派遣韓忠彥出使遼朝，彼時宋夏之間重燃戰火，遼朝參知政事王言敷在陪同韓忠彥宴會時曾問：「夏國何大罪，而中國兵不解也」，指責宋朝對夏用兵，這裡所說的「中國」，毫無疑問是指宋朝。遼道宗大安二年(1086)，遼人聽說宋人起用司馬光為相，「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無生事開邊隙』」，此處的「中國」，也應該是指宋朝。遼道宗大安八年(1092)，遼道宗因西夏屢次遣使求援，「擬遣樞密使牛溫仁泛使中國，詰問兵端」，一些大臣對遼道宗說：「其非中國敵，豈可因之棄吾舊盟」，意思是西夏不是宋朝的對手，不能因為西夏的請求而影響遼宋之間的友好關係。遼道宗聽了大臣們的議論，覺得很有道理，遂「罷溫仁不遣」。遼人在這裡所說的「中國」也是指宋朝。可見，在學界普遍認同遼興宗已經自我認同為「中國」以後，遼人仍然稱宋朝為「中國」，說明遼人在自我認同為「中國」的同時，並沒有把宋朝排除到「中國」之外。

西夏有自我認同為「中國」的思想意識，但西夏自始至終都稱宋朝為「中國」。如宋人從西夏李繼捧手中得到綏州、銀州、夏州等州以後，宋太宗「詔綏、銀、夏等州官吏，招引沒界外民歸業」。李繼捧族弟李繼遷害怕部下人心渙散，對親信張浦說：「我宗社久墟，蕃眾飢敝。今中國以財粟招撫流民，親離眾散，殆不可支」，張浦說：「宋兵遍駐銀、夏，勢難與爭」。從張浦所說「宋兵」來看，李繼遷所說的「中國」就是指宋朝。李元昊時期，數次與宋朝發生邊境衝突，李元昊從父李山遇勸諫李元昊說：「中國地大兵多，關中富饒，環慶、鄜延據諸邊險要，若此數路城池盡修攻守之備，我弓馬之技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一二年間必且坐困，不如安守藩臣，歲享賜遺之厚，國之福也」，希望李元昊與宋朝保持和好關係。李元昊不聽李山遇勸諫，後來準備進攻鎮戎等地，與張元等商議。張元說：「中國精騎並聚諸邊，關中少備。若重兵圍脅邊城，使不得出戰，可乘間深入，東阻潼關，隔絕兩川貢賦，則長安在掌中矣。」李元昊臨終遺言：「異日勢衰力微，宜附中國，誓不可脅從契丹。中國仁愛而契丹負心，若附中國，則子孫安寧，又得官爵；若為契丹所脅，則吾族被戮無孑遺矣。」西夏李山遇、張元、李元昊所說的「中國」，都是指宋朝。再比如西夏惠宗大安八年(1082)，夏國南都統嵬名濟遣所得俘囚齎書於宋，稱：「夫中國者，禮義之所存，出入動止，猷為不失其正。苟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事乖中國之體，豈不為外夷之羞哉」。西夏崇宗天儀治平二年(1087)，西夏權臣梁乙逋聽說宋朝將在蘭州城西關堡築龕谷寨，移牒宋朝言：「界內朱梁川系本國地土，中國不得擅有興築」。梁乙逋獨斷專權，曾誇耀於眾曰：「嵬名家人有如此功否，中國曾如此畏否」。西夏崇宗貞觀三年(1103)，崇宗庶弟李察哥曾向西夏朝廷建議：「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選蕃、漢壯勇，教以強弩，兼以摽牌，平居則帶弓而鋤，臨戎則分番而進。以我國之短，易中國之長，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矣」。嵬名濟、梁乙逋、李察哥所說的「中國」，都是指宋朝。以上均可看出，西夏無論是在萌生「中國」認同意識之前，還是萌生「中國」認同意識之後，始終都認同宋朝是「中國」。

金人在自稱「中國」之前，也一直稱北宋為「中國」。到了金熙宗時期，金人開始自我認同為「中國」後，金人雖然主要稱金朝為「中國」，但有時也承認南宋是「中國」。如金熙宗皇統四年(1144)，宋人宋之才赴金祝賀金熙宗生日，在其所撰《使金賀生辰還復命表》中記載，金熙宗曾問他：「宋國，大國，小國?」宋之才回答說：「非大國，非小國，乃中國耳」。文中沒有記載金熙宗對宋朝自稱「中國」表示反感，說明金熙宗在他們自稱「中國」的同時，並沒有反對宋人稱「中國」。海陵王完顏亮時期，金人自稱「中國」的史料頻繁見於史書，但完顏亮仍然稱宋朝為「中國」。比如金天德三年(1151，即宋紹興二十一年)，宋朝派遣巫伋等赴金祈請山陵及宋欽宗等，完顏亮在巫伋回答完請歸「皇帝」宋欽宗後，說：「此是汝中國事，當自理會」。這裡的「中國」無疑是指宋朝，表明完顏亮在自稱「中國」的同時，也稱宋朝為「中國」。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金世宗在冊命皇太子《冊命儀》中稱：「紹中國之建儲，稽禮經而立嫡」，說明金人學習「中國」的立太子制度，按照禮經的思想立嫡子為太子。此處的「中國」不會指女真，應該是指漢人，漢人只有建立政權才會有立太子制度，因此，這裡的「中國」應該指漢人政權，兩宋是漢人建立的政權，按此理解，金世宗在這裡所說的「中國」似乎沒有將南宋排除在「中國」之外的意思。金朝末年，劉祁說，金顯宗完顏允恭「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其中的「中國」，有文化的涵義，但不會指女真文化，而是指「漢文化」，漢文化就是漢人及其所建政權的文化，南宋是漢人建立的政權，其文化也應該屬於漢文化範圍，如是，劉祁所說的「中國」似乎也沒有將南宋文化排除到中國文化之外的意思。說明金人在自我認同為「中國」的同時，也認同宋朝為「中國」，而且也沒有將南宋排除到「中國」之外的意思。

(三)少數民族政權均自我認同為「正統」，而在是否認同宋朝為「正統」上觀點不一

遼聖宗稱「正統」後，遼人由於對中國古代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關係確定「正統」的「五德終始」學說已有所了解，便開始將宋朝打入閏位，不再承認宋朝的「正統」，這一點在史書的記載中得到反映，而且多處記載遼人試圖凌駕於宋朝之上的企圖。比如慶曆二年(1042)，宋遼討論每年宋朝給遼增加歲幣問題，宋人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遼興宗提出「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後來又「改為『納』字」，宋人富弼不同意用「獻」字也不同意用「納」字，但宋仁宗則「許稱『納』字」；而遼人留下來的史料卻記載，當時雙方爭論的是「貢」字，而非「獻」字或「納」字。無論當時爭論的是「貢」字，還是「獻」「納」字，都說明遼人已經產生了自己稱「正統」但不承認宋朝是「正統」的思想意識。

西夏則不同，他們雖然也產生了自我認同為「中國」、自我認同為「正統」的思想意識，但一直承認宋朝是「中國」、是「正統」，從未將宋朝打入閏位。據《西夏事略》記載，西夏也想獨立以取得與宋朝對等的地位，但一直沒有獲得完全獨立，一直接受宋朝冊封，向宋朝「稱臣，稟正朔」，與宋朝國書往來不能書寫西夏年號，否則就會受到宋朝的譴責，等等。

金人最初承認遼朝的「正統」地位，後來以取代遼朝「正統」而自為「正統」。金熙宗重塑「正統」，但並未按照「五德終始」學說確立金朝「正統」的承繼關係，似乎仍然承認宋朝為「正統」。金章宗開始發起大規模的德運問題大討論，最後以「繼宋火德為土德」詔告天下，明確了承繼北宋「正統」為「正統」的關係，即承認北宋的「正統」地位，但卻將南宋降至非正統地位。金宣宗時，由於人們對「繼宋火德為土德」即承繼北宋「正統」為「正統」存有不同認識，又重新展開德運問題大討論，後來，雖然因為蒙古進攻而沒有更改金朝「土德」的德運，但仍然反映出金人對是否應該承繼北宋「正統」為「正統」的問題並沒有形成一致意見。金章宗和金宣宗時期「德運」問題討論，確有將南宋排除到「正統」之外的意圖，但從後來朝野議論的情況來看，仍然有人承認南宋的「正統」地位。

四、「中國」認同的發展趨勢及其影響

10—13世紀，儘管各自在「正統」問題上持有不同看法，但是在「中國」認同問題上卻持有同樣的觀點，均自認為「中國」，甚至承認他者的「中國」性，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

(一)複數「中國」的發展及他者的逐漸認同

羅志田先生曾依據春秋戰國時期周、衛、齊、魯、晉、宋等國都稱「中國」的現象指出：「居天下之中的『中國』概念」「有一個由複數到單數的過程」，到了秦統一以後，複數的「中國」變成了單數的「中國」，「中國」主要是指「華夏人居住」的「政教所及之區」，不包括少數民族的「夷狄」。宋、遼、西夏、金時期，各個政權都自我認同為「中國」，其居住範圍超越了華夏地區，不但說明這個時期仍然存在著複數「中國」的現象，還打破了「中國」僅指華夏人居住的「政教所及之區」而不包括「夷狄」的認識。遼、西夏、金在自我認同為「中國」的同時，也認同宋人為「中國」，出現了遼、宋、西夏、金同為「中國」的思想認識。

當時，宋人雖然不認同少數民族是「中國」，但到後來也出現了一些細微變化，出現了個別宋人在自我認同為「中國」的同時，又自覺不自覺地偶爾稱金朝為「中國」的現象。如宋人陳亮就曾在上宋孝宗皇帝書中，勸宋孝宗不要「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於度外」，建議宋朝經略荊襄，「以爭衡於中國」。這裡所說的「中國」，既有依據傳統的「中原即中國」的理念稱中原地區為「中國」的意思，也有稱佔據中原地區的金朝為「中國」的意思，無疑是對金朝也是「中國」的一種承認。台灣學者王明蓀也認為，個別宋人所說的「中國」，也有用中原指稱「中國」並進而用佔據中原地區的金朝指稱「中國」的意思。如宋人楊存中在完顏亮南侵，金世宗在東京(今遼寧遼陽)自立時說：「葛王(金世宗)既立於爾邦，西兵已興於中國」；洪邁在接伴金使期間對金朝使者說：「唯界首一事，舊以淮為境，至中國取接」；倪思在宋光宗不肯向太上皇宋孝宗問安期間出使金朝，行前請示宋光宗說：「陛下屢愆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虜酋以為問，臣將何辭」等。

這種遼、宋、西夏、金都是「中國」的思想，極大地衝擊了只有漢族及其政權才是「中國」的傳統認識，並出現了遼、宋、西夏、金互相認同以及後來也有人承認一些少數民族政權也可以稱「中國」的發展趨勢。比如由宋入元的家鉉翁即對金人元好問的「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等賦予「中州」「中國」以「九州四海」及「天下」之義表示讚賞，無疑也有認同金朝為「中國」的思想傾向。同為由宋入元的鄭思肖更是提出了少數民族政權也可以稱「中國」的新的認識。他在《心史》中認為，「普六茹堅，乃夷狄」的楊堅所建立的隋朝，「實夷狄之裔」的李淵建立的李唐王朝，「五代八姓乃夷狄盜賊之徒」所建立的五代政權，都可以「列之於中國」，但「不可以正統言」。鄭思肖雖然不承認這些「夷狄之裔」所建立的政權為「正統」，但承認他們是「中國」，出現了承認一些少數民族所建政權也可以稱「中國」的發展趨勢。朱元璋原本華/夷之辨思想比較嚴重，逮明朝建立後，在給高麗國王的書信中，將遼、金、元帝王與漢、魏、晉、隋、唐的帝王並列而共同稱為「中國帝王」，並沒有將遼、金排除到「中國」之外，也就是說，遼、宋、西夏、金自我認同為「中國」獲得了朱元璋的認同，說明不僅這個時期出現了遼、西夏、金認同宋朝為「中國」以及個別宋人認同金朝為「中國」的發展趨勢，後世也出現了一部分人認同遼、宋、西夏、金都是「中國」的發展趨勢。

(二)多「正統」並存及逐步認同

秦漢以來形成的以「五德終始」為理論基礎的「正統」學說，講求上承下傳，是一種上承只能承一個政權，下傳也只能傳一個政權的單線終始循環的「正統」發展模式。10—13世紀，開始出現打破這種單線發展模式的趨勢，產生了「正統」可以是多個的思想觀念：不僅各個政權都自我認同為「正統」，也出現了個別政權認同其他政權為「正統」的思想傾向。

我們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西夏有自稱「正統」的願望，但西夏同時向宋朝和遼朝稱臣納貢，既承認宋朝的「正統」，也承認遼朝的「正統」，無疑是一種多「正統」模式。宋人司馬光在論述魏晉南北朝多政權並立的歷史時，曾說：「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在司馬光看來，在多政權並立時期，不能僅僅確定一個國家為「正統」，而視其他國家為「非正統」，應該像對待「古之列國」一樣，同等對待。要稱「正統」的話就應該都承認他們是「正統」，如果不稱「正統」的話就都不是「正統」。這種思想認識，無疑是一種無「正統」或多「正統」的思想認識。金人王若虛在「正統」問題上宣稱：「正閏之說，吾從司馬公」，認為「天下非一人之所獨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據而並立……豈有必皆掃蕩使歸於一統者哉」，也是一種多「正統」的思想認識。

確實，金人對「正統」的認識，一直存在多「正統」的觀念。金人最初承認遼朝為「正統」，建國之初即派遣使者請求遼朝冊封。滅遼以後又標榜取代遼朝「正統」的地位而自為「正統」，實際上還是承認遼朝為「正統」。金熙宗重塑「正統」以後，似乎也沒有否定遼朝的「正統」地位。「按照中國史學的傳統觀念，某個王朝纂修前朝的歷史，就無異於承認本朝是前朝法統的繼承者」，金熙宗皇統(1141—1149)年間曾詔令耶律固、蕭永祺等人撰修《遼史》。金章宗即位之初又命移剌履等重修《遼史》，泰和六年(1206)又敕翰林直學士陳大任「專修《遼史》」，等等，都說明金熙宗至金章宗時期一直承認遼朝是「正統」，但同時也沒有將宋朝排除到「正統」之外的意思。他們滅亡遼朝和北宋，強調「遼宋郡邑，歸我版圖」，官制改革「大率皆循遼宋之舊」，稱皇統年間撰成的《皇統制》「參遼宋之法」，等等，均強調金朝的各項制度及其文化在承襲遼朝的同時，也承襲宋朝，表明金人在以遼朝「正統」繼承者自居的同時，也以宋朝「正統」繼承者自居。金章宗通過德運問題大討論確立金朝以承宋火德為土德，明確了金朝繼承北宋「正統」的關係，並試圖將遼朝和南宋排除到「正統」之外，但在朝野之中仍然有人不願意將遼朝和南宋排除到「正統」之外。到了金朝滅亡的1234年，幾位金朝遺民討論將來如何修國史的問題時，有人主張採用《晉書》體例，以兩宋為「正統」，將遼、金列入載記。修端等人強烈反對，認為宋和遼是南朝和北朝的關係，南宋向金「稱臣侄」，不能僅以兩宋為「正統」，如果「以居中土者為正」「以有道者為正」，都不能將遼金排除到「正統」之外。因此，他主張，將來修史時應仿照李延壽《南史》和《北史》的體例，以遼、金歷史為《北史》，以兩宋歷史為《宋史》和《南宋史》，既承認遼金為「正統」，也承認北宋和南宋是「正統」，打破了傳統的「正統」單線發展模式，正式提出了「正統」也可以是多個的多線發展的思想和主張。

(三)「正統」觀對後世的影響

元朝滅亡南宋以後，元朝皇帝屢次下令纂修遼宋金三史，都因為對遼、宋、金的「正統性」認識不一，編修體例確定不下來，而無法展開真正的修史工作。直至元代至正三年(1343)，右丞相脫脫再次請修三史，最後拍板確定「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的修史方案，承認了遼、宋、金「各與正統」的地位，使遼、宋、夏、金時期出現的「正統」不一定是單線發展，也可以是多線發展的思想和主張得以實施。這不僅打破了少數民族不是「中國」的傳統認識，也打破了少數民族政權不可以為「正統」的傳統看法。後世對這種多「正統」發展模式雖然存在不同認識，但都將元朝按照多「正統」模式修撰的《遼史》和《金史》列入「中國正史」系列，無疑是對遼、宋、金都是「中國」都是「正統」這種多線發展模式的認可。

五、結語

10—13世紀，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民族政權並立對峙時期，各個政權均自我認同為「中國」、自我認同為「正統」，雖然沒有得到他者的完全認同，但卻出現了部分他者逐漸認同的發展趨勢。

遼、西夏、金在自我認同為「中國」的同時，也認同宋朝為「中國」，但在是否認同宋朝為「正統」問題上存在不同認識：遼人不承認宋朝為「正統」，西夏則承認宋朝為「正統」，金人承認北宋為「正統」，但在是否承認南宋為「正統」的問題上存在不同認識。宋人既不認同其他少數民族政權為「中國」，也不認同它們為「正統」。宋金後期，金人中出現一部分人承認遼、宋、金都是「正統」的現象，宋人中也出現一些個別人承認金朝為「中國」的現象。元修遼、宋、金三史，在遼、宋、夏、金出現複數「中國」和「多統」思想的基礎上，承認了遼、宋、金都是「中國」都是「正統」的歷史地位，打破了少數民族不能稱「中國」不能稱「正統」的單線發展模式，創立了「中國」和「正統」的多線發展模式。

中國古代的「中國」一詞，不僅具有「一國之中心」「天下之中心」的涵義，具有聰明、睿智、文化水平高即「文化中心」的涵義，而且還是一個「以我為中心」的政治理念，陳玉屏認為「『中國』之『中』，並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為中心』的政治理念」，胡阿祥則認為「中國」是一個美稱。作為「天下中心」「文化中心」的「中國」，極具吸納性和包容性，再加上中國古代沒有一個政權用「中國」作為自己政權的正式國號，「中國」一詞並沒有成為哪一個民族或政權的專有名詞，因此，中國古代的各個民族和政權都可以稱「中國」，都可以享用這一「美稱」。

10—13世紀，中原漢族政權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均自我認同為「中國」並得到部分他者認同的發展趨勢，說明中國古代的「中國」這一美稱極具魅力、極具吸引力，不僅成為漢族及其政權引以為自豪的自稱，也成為少數民族及其政權試圖躋身「天下中心」「文化中心」和「以我為中心」的行列所嚮往的對象。正是這一魅力，才使各個民族和政權逐步凝聚到「中國」這一旗幟之下，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

【注】文章原載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責編：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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