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何齡修先生：「故鄉」是他不能觸碰的字眼

2012年夏天，我去貴州出了一趟差。回來打電話跟他彙報行程，他靜靜地聽著，插了一句：「坐火車要經過我們家……」，然後就好半天沒有聲音了。我「喂」、「喂」了好幾聲，也聽不見回應。過了好一陣子，才聽見話筒里傳來紙巾窸窸窣窣的聲音——想也不用想，老先生又流淚了。「故鄉」是他不能觸碰的字眼，卻反覆縈繞在他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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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齡修先生在邁進此生的第八十五個春天時，安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從吃完早餐的飯桌上側滑倒地，到心臟停止跳動，只有短短的半天時間。那一刻，戊戌年春分時節子時剛過。當天上午，再陪師母回到他們華威西里的寓所時，院子里的一株櫻花正在盛開，在我眼裡明晃晃地刺亮著，就像是何式告別，花語是不送。

3月20日是周二，我們返所上班。中午12時，接到何翔師弟的信息，說老爺子吃飯時坐在凳子上摔了一跤，現處在昏睡狀態，已叫救護車，在等待。當時，我正走在去北京醫院的路上，想來可在醫院碰到。因為老爺子平常看病取葯和熟悉的醫生都在那裡。另外，也覺得這次或許還是老爺子 「跌倒不下數百次」的日常重複，出點血、破塊皮，大不了像2011年春天那樣摔斷腿骨，反倒是有機會在術後住院期間，跟我集中地聊了好些話題，骨頭再接上也蠻好用。本來就身形瘦削的何先生，如今更是皮包骨頭，身輕摔一跤，應該不會太嚴重吧？

但是我想錯了。救護車徑直拉著老先生去了垂楊柳醫院。病房和重症監護室都沒有床位，醫生的診斷是腦出血（創傷性硬膜下出血，腦疝），不建議手術，轉院也面臨難題，病人瞳孔已經放大。師母隨後打來電話說要回家拿些衣服，我才知道事情不好。懵懂了一陣，想起應該通知所里的同事，隨後打車趕到華威西里，陪師母挑了幾件衣服，再到垂楊柳醫院。看見老先生就躺在走廊中，頭裹一個網紗兜，兩眼微閉，半側躺在移動床上，呼吸、心跳都還有，血氧含量已低於正常水平。這時研究室和所老幹部處的領導、同事都已從建國門趕到，經和醫院方面協商，何先生被移進了搶救室，緊靠門邊安放，一個不大的房間里滿滿騰騰擠了八張床。他的姿勢一直沒變，偶爾能聽見低低的出氣聲。無法轉院或手術之後，唯一的選擇就是保守治療，吊點多巴胺和葡萄糖水劑。思來想去，我向經歷過多次急救事宜的陳爽求教，他和張彤先生也很快趕到，還背著上班時用的沉重器械。

如果大限很快來臨，能夠準備的實在不多。師母帶著先生貼身的衣褲和一套深藍色的新西裝，那是何先生北大的老友胡珠生所贈，卻一直沒有機會穿。天冷的時候，何先生總喜歡戴一頂帽子，陳爽和張彤陪著我在附近找了一圈，順利買到了一頂淺灰色的新帽子和一雙圓口布鞋。何先生比我父親大三歲，十多年來，他倆一直是帕金森症的病友。為五斗米折腰的我，沒有條件也不方便經常回南方探望、照看久病的父親，就只能經常去看看何先生，似乎這樣可減輕一點內心的負疚，或轉移一點對父親的心意。每次，何先生都要送我出門。開始時會跟電梯里碰到的熟人開玩笑說我是「女兒」，到後來就漸漸說成了習慣。起先，何先生一般送我到潘家園地鐵口，看我進站再自己一搖一晃走回家。我不放心時也會返頭再盯看他一段，有次正好看到彭衛先生帶他回家。後來不讓他去地鐵站了，他就近送我到樓下十字街口，再後來則是師母扶著他送我到樓道電梯口。近一兩年，我與師母都傾向於不讓他出門，這對他來說難以接受但也無可奈何。2016年冬天，我們最後一次一起出門，在附近吃了一次淮南牛肉湯。那天，他吃得蠻高興。我剛進門時，他就口齒清楚地說：「不是小牛是小羊 （楊）」，典型的 「何氏」風格。

師母告訴我自2015年夏天開始，先生的一日三餐或已不時。2017年春節過後，我去看他，老先生面帶微笑，很認真地說：「真抱歉，不記得你了，我給你三鞠躬。」不知道他是開玩笑還是動真格，我的心裡七上八下直發毛。一個月後，再與同事華川和在成都工作的學生龍武一起去看他，他又說：「奔前程要緊，看老人靠後。」顯然他的腦子仍然清晰，欣喜隨之而來。一般沒要緊事，我會在下班後去趟華威西里，這些年常搭同事士皓的車，他在小區門口放下我再繞道回家。哪怕是摔得鼻青眼腫，我進門時，何先生都認得是「女兒來了」。但在垂楊柳，老先生始終沒有睜過眼。入夜1點30分，值夜班的同事立民來電說何先生心臟停止跳動了。我從醫院旁的酒店趕過去，幫著護工和師母替先生穿好那套西裝領帶，戴正帽子，套上鞋子，室里的同仁存陽主任、到穩等一起護送到太平間。再與師母回到酒店，已是凌晨3點鐘。忙亂兩天之後，在八寶山竹廳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告別儀式，單位領導、同事和各界親朋好友七八十人到場送別。想必先生如果九天有知，應該還是會欣慰的吧？

2

1933年，何齡修先生出生於湖南湘鄉一個富有文化氣息的商人家庭，但身體不是很好。6歲那年患了鶴膝風（中醫病名，西醫名類風濕性關節炎），無法走路，也不能上學，靠養母辛勤照料和祖父自學中醫的朋友許翰源幫助，得以治癒。但留有後遺症，以致在1953年進入北京大學後，不能學習他的第一志願考古，「第二志願還是考古」，不得已改學了歷史專業。而老年罹患帕金森綜合征後，不僅手抖得厲害，寫字、吃飯都遭遇困難，走路更是蹣跚搖晃，像是隨時都要摔倒，看得人心驚肉跳。伴隨他的還有老年性目疾：復視、白內障、眼乾症等日益嚴重，聽力也大大受損，到幾乎完全失聰的地步，大腦運行的時空錯亂更日漸經常。他自己說：「這些禍害，打擊了我的信心，幾乎使我要相信童年的厄運會在暮年捲土重來。」但是老先生的頑強也可驚天地泣鬼神。如果不是最後這一跤摔得不是地方，或許他永不停頓的大腦可能還會不斷迸發出奇蹟。

何先生的學術生涯可分為三個階段：前20年、後18年及退休後。從1958至1978年的前20年，主要參與完成的都是集體研究項目，後18年相對自由些，可以從事自己喜歡的研究，這些經過我都不清楚，只能通過他的自述得知一二。

他最愉快的日子應該是在退休後。自1997年春開始參加先師王鍾翰主編的 《四庫禁毀書叢刊》，任第一副主編兼學術部主任，與一直有「老交情」的古籍打交道，這使他興奮，工作效率也很高。他自己說是眼、手、腦並用，經他三審複核的內容，佔全書總冊數略超六分之五之多，還起草編纂緣起、編纂後記、補編說明。例如山東省圖書館徵得的明人無名氏 《新纂乾坤寶典天文》鈔本混亂錯雜，不堪卒讀，他審讀了約600頁，將之歸類，重新編排、定序，順利完成了任務。他曾說：「乾隆作的惡，由一群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來替他處理一項重要的善後」，「這是歷史開的一個不可思議的玩笑」，由此也自覺豪情滿懷，不負此生。

貫穿這三個階段的是先生從做學術秘書起養成的一個習慣。他曾協助楊向奎先生經營清史研究室，行「分兵把口」之治，根據研究室人員的愛好、特長，選定主攻方向，培養研究生等。雖然自謙這個工作沒有全部完成，但實際上在退休停止返聘後依然如故，可以說是死而後已。因為這是「很有意義而且令我很得意的一項工作」，也是他喜歡、熱愛的事情。我是1996年夏天入所的，那時根本不知道他已結束返聘，其實是個編外人員，還每個返所日必到，車費都是自貼。他不僅滿腔熱情地參加了張捷夫擔任主編的《清代政治史研究》課題，還欣然做我的業務指導，並動員姚念慈師一起承擔了其中 「開國篇」的工作，到1998年底前完成了這項研究。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集體工作，也是老、中、青三結合的一個成果，本來很有意義的紀念，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出版，可惜了。

完成了《清代政治史研究》的工作後，我生了一個女兒。尚未返所上班，何先生就督促我開始寫四庫禁毀書中有關錢謙益的文章了。完成之後，他再次建議我繼續研究王鍾翰先生原來給我定的關於洪承疇的論文題目 （當時做不出來跑偏去了），還盯著我先擬出題目名稱，聽完後會說這個題目比那個題目要好。定好題目後，再擬目錄，他會幫我分析這個目錄存在什麼問題，如何改。我在開始讀方誌後，他會說方誌是用來查的，不要一頁一頁去讀。先看目錄，然後就知道你想要的東西到哪裡查。至於我寫了初稿，他更是一字一句地審讀，從寓意挖掘到遣詞行文，一點一滴地教，我亦步亦趨地改，完全是傳統作坊里師父傳承手藝給徒弟的方式。我之所以更願意跟別人稱他為師父而不叫他老師，原因就在這裡。這種作坊式的指導，現如今在哪個大學裡能找得到呢？時代變遷真令人有天差地別之嘆。

何先生對待工作的莊重和認真，編輯研究室創辦的《清史資料》《清史論叢》《清史研究通訊》時所花費的時間、精力和心血，都融化在這些成果里。他自己也說：「對於室里的工作，我真是全力以赴，不惜時間，不吝精力。」他才情煥發，尤其是碰到學術「興奮點」時，簡直可以說是噴薄而出。比如他讀陳寅恪先生的 《柳如是別傳》，對其揭示的清初存在暗潮洶湧的地下反清運動，深感震撼。認為「復明運動」意義重大，特別適合表現史學提高人們精神素質的功能，繼續沿著陳先生開闢的道路，研究了江南、浙江、湖廣、北方多地的復明運動和復明大案，構成了一部反清復明運動和明清之際的政治史，成果集結問世於2016年，即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專題文集《清初復明運動》，只是未收入《〈柳如是別傳〈讀後》（哪怕是作附錄呢？），或許對略窺全豹稍有影響。他跟我說過，在寫這篇文章時，順手得每天能寫三四千字，寫完也來不及謄抄，就跟所代表團去日本了，剩餘的事情還是師母收的尾。

何先生還說過：「每寫一篇文章，都要追求一點理論概況。我有這個習慣，但思維比較淺。我最滿意的文章就是隔壁戲這篇文章，理論概況做得比較像樣，這才是真正的歷史研究。」看來他最看重的還是對獨創性的孜孜以求。他喜歡做《隔壁戲》這樣的戲曲藝術史研究，就是因為「除了我之外沒有第二個人會做」。藝術史的人不（這樣）做，文學史的人也不做。這大概就是他得意這篇文章的原因吧。他應該不止一次或對一人表達過這種想法或看法。這樣的思維和成果，非兼具秉賦和才情不能產生。在他病重階段，仍在孜孜從事的是對江南說書藝人柳敬亭、崑曲清唱藝人蘇崑生（即吳偉業所說的「楚兩生」）的研究，業已成型，交付出版，只可惜來不及看到成書，這也是一項令他「高興得真是莫可名狀」的工作。期間，泰州柳敬亭公園擬建中國評書評話博物館，請他提供相關史料，他毫無保留地貢獻出自己多年收集的史料，堅持認為 「自秘材料，不是好風氣」。他還意猶未盡地跟我談過清代藝術、文化史可以深入研究的一些點，比如虎丘歌會就是一例。他說這是一個從萬曆初年開始，一直延續到太平天國之前的社會文化現象，就很值得深入研究，還有新聞紙之類的好題目都值得精耕細作。他也會對電視播出的所內同事講座，提出自己的看法，說這個家譜講座對家譜的負面影響，尤其是有關收族的作用評價少了點之類的。

他重視清史學術史研究，研究清末民初一批清史、斷代史著作，還有孟森、陳垣、謝國楨、商鴻逵等前輩先生的清史研究成就及重要明清史著作，從選題、研究方法、研究特點等多個角度，回顧和總結清史研究的演變發展。獨特的歸納和總結，對幫助年輕人提高學術鑒別力，功莫大焉。這在《五庫齋清史叢稿》《孟心史學記》等論著中都有集中體現。

3

從江西遷居湖南湘鄉城務門前的何氏，是個傳統的大家庭。家鄉厚重的歷史沉澱及家庭出身、社會變故，加深了先生對社會生活的體認。但凡跟何先生接觸或讀他文章時，都能感覺到他的與眾不同。在北京大學所受的良好歷史教育，與他獨特的個性和際遇相結合，造就了一個為人正直，說話幽默，個性鮮明的純粹學者。先生論人論事，有不少別出心裁的看法，一直讓我受益匪淺，大開眼界。

2011年4月，先生摔壞了大腿骨，住院了一段很不短的時間。在病房裡，他跟我談了好多話題。其中有個話題是關於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姚念慈師給他寫的一封信，即對《關於抗清復明鬥爭和鄭成功研究問題的幾點看法》提的具體意見。當時，何先生有些激動，說：「姚念慈的思維深度、廣度都比我好」，但也有「不太理智」的地方，比如「把我們的政治史研究與××（姑隱其名）相提並論」，還有 「無理」的「定是非」的說法，這不是他的風格。先生說學術是個漸漸進步的事情，如果老早有定論了，還要什麼研究？它是個永無止境的過程，從無是非可定，一萬年也會出現新思維，沒有最終思維、最終結論，也無所謂是非問題，只可能提出一個相對正確的結論來，或是目前情況下最好的結論。人文科學的許多結論都是相對正確的，也許有可能會有一個正確，但不能說是將來思維的最終結論。就像有人說《清代全史》能管十年，二十年，有一定的道理，比「定是非」的說法要好。現代人的著作許多如孟森，結論相對正確，維持比較久，但不能說是最後的定論。「我是孟森的崇拜者，但也不認為那就是最後的思維」。可見，那封信對他頗有觸動。可是一年之後，他就心平氣和了。

次年八月的一天，何先生又跟我談起姚念慈的那封信，談到他的幾點看法，說姚念慈可算得上是「21世紀的頭號史學家」。這讓我吃了一驚。怎麼說得這麼直白、尖端呢？史學界有那麼多的分支領域，這種「華山論劍」式的說話風格，如果在公開場合，會不會引起「頭破血流」式的爭鬥？但轉念一想，總強調大將出場要打急急風的何先生，既然是跟我聊天，談論的對象也是彼此熟悉的人，沒有包袱，沒有負擔，談他自己的感覺和看法，又有什麼不妥呢？何況原來他對姚念慈的看法有不同意見，現在說出這樣的話，更說明他已經過認真審視和反覆思考，不是嘩眾取寵或故意一鳴驚人。何先生說對於那篇文章，一般人的反應都是 「思想的懶漢」，只有姚念慈的反應「最深刻，最準確」，沒有人能達到他的思維力度和深度。在自己收到的上千封書信中，姚信可謂是 「最深刻的一封」。姚念慈具有良好的理性思維習慣，只是很多人都不認識他，「把他一般化了」。還要求我也要「把思維往老姚那個方向轉一轉」。可見何先生基本上接受了姚念慈的觀點。我辯解說每個人的稟性、能力各不相同，怎麼能對我做同樣的要求？實際上也是自甘墮落，流於做一個 「思想的懶漢」而不願自振。行文至此，心有惴惴，希望不會給兩位老師帶來意外的傷害。

在病房裡何先生還談過另一個看法，也讓我吃了一驚。他對李世愉先生的評價很高，說「歷史所的人對他估計不夠」，可以說他「非同一般，有很大的特點。你看他，辦起事來大氣磅礴，不計較小是小非，比較放手」。在他調到清史室前，我並不認識李先生。只是在原來的《詞典》組辦公室買到過一套處理的上海古籍縮印版《二十五史》，因為所里撤銷了《詞典》組。何先生覺得歷史所「近二十年來最大的成就，就是四大詞典：《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國歷代官制大詞典》《中國科舉制度大詞典》《中國地名大詞典》。這些雖然不都是李世愉做的，但他參與了大部分工作，是組織者、撰稿者和審核者，也是整個詞典運行的主要人物之一」。這種看法，在所里從來就沒有第二個人說過。而何先生那時剛從手術室里出來不久，卻目光如炬，振聾發聵，所言所語都是我聞所未聞。不管正不正確，至少他的看法，跟別人、跟主流不一樣，是他經過深思熟慮，且帶有鮮明的「何氏」特徵。這種特徵在我尚未入所、聆聽他在王鍾翰先生誕辰80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時就已領略過了。當時他的發言贏得了熱烈掌聲，他的用詞定位讓我印象深刻，就是「何氏」特徵的典型體現。

先生可稱得上是一個活在「思想」里的人。儘管到晚年，他的思維經常會出現時空錯亂，但無論是喃喃自語的嘀咕，還是確鑿有據的書寫，都說明他的腦子裡熱鬧非凡，他就是思維世界裡總不停息腳步的一個長跑者。在他的腦迴路里，早年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日本軍隊入侵湘鄉。1944年夏天，當時他12歲，大概在念小學四五年級，逃難的生活、日本兵要抓他的姨夫、搶他妹妹養的雞，還在逃走人家裡做好的米飯里拉屎，這些都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腦海里，反覆地刺激他不斷重返現場。甚至在離世前一周去看他時，他在念叨的往事還是 「日本人很壞」，「會扮成中國游擊隊的樣子，要抓我的姨夫」等等。這些刺激，是他一生的噩夢，也是20世紀上半葉中華民族的災難，故鄉那遭難的家令他畢生銘心刻骨。2012年夏天，我去貴州出了一趟差。回來打電話跟他彙報行程，他靜靜地聽著，插了一句：「坐火車要經過我們家……」，然後就好半天沒有聲音 了 。 我 「喂 」、「喂」了好幾聲，也聽不見回應。過了好一陣子，才聽見話筒里傳來紙巾窸窸窣窣的聲音——想也不用想，老先生又流淚了。「故鄉」是他不能觸碰的字眼，卻反覆縈繞在他的記憶中。劉齊說故鄉管著你的成長你的胃，還有你的眼淚你的心。湘鄉那塊埋葬著他的父祖、摯愛的養母及其故舊親朋的土地，正是先生回不去的故鄉。他的眼淚經常控制不住，尤其是老病的身軀，載不動這許多鄉愁。從此，我不再跟他提湖南。

還有一種刺激則來自內衍的磨難。何翔師弟幾天前說，他所收到的父親最新的手跡是一份檢討彙報，這應該是先生中年前後生活中難以磨滅的另一些記憶。不僅使他神經緊張，甚至在潛意識裡都會不自覺地流露出來。那些往事：在春節臨近之際，被遣散到河南幹校，用楊絳先生的詞是「連鍋端——拔宅下放」而不是飛升，所以自己踩三輪車把精心積攢的學術書籍和資料都送到廢品收購站，只留一小紙箱的書和卡片，精裝書的封皮還得撕掉才肯收購，二毛八分一公斤。說起這些往事時，他口吻平靜。但我知道它們帶來的刺激，任何時候都不能低估。20世紀的內憂外患在何先生身上留下的印記，在他晚年的病軀中體現尤甚。

我很幸運晚生了卅年。去年九月，拿到《清初復明運動》一書後，何先生給我題字：「我們相識許多年了。隨著時間的延續，始知你在史學研究的層面上擁有開闢局面、善於創新的好功夫。孔夫子不相信婦女能研究歷史，班昭以後果無之人，使他的這一謬論長樹學界數千年，這是十分令人遺憾的……這裡的關鍵是理論。理論的創新能夠產生除舊布新的社會後果，希望海英緊密地注視，果斷地改進。長期受二豎折磨，字不成字，熱望在精神實質上多加理解，便諒其他的過失。何齡修」。 時間落款寫了「20」兩個數字，後面則說不記得了。我把著他的手寫完了「17.9.5」這個日子。那天，他趴在吃飯的小桌子上，喝了一小杯水，還有一袋乳酸菌奶，一字一句寫完這些字。這再次讓我很吃驚！連何翔師弟都說：「這哪裡像重度老年痴呆的樣子嘛！」勤奮的大腦顛覆了醫生的診斷，人類的熱愛能創造什麼樣的奇蹟，在我面對先生時深深地理解了！一個晚期帕金森症病人，醫生判定為「重度老年痴呆」的患者，居然還能寫出這樣的文字，而且基本上一氣呵成，中間睡過一小會。他寫完後，我看了幾遍，發現有幾個字認不出，就問他是什麼字，除舊布新的「除」字，二豎的「豎」字，還有長樹學界的「樹」字，都是他自己幫我辨認的。我還有些貪心不足，希望他能再多題一二本書，但他不幹了，起身到旁邊書架，取出一本郵票看起來，不再理會我和師弟、師母的叨叨。

過了一兩周，我再去看他。談起這本書，他還反覆說這是 「別的朋友出錢，讓我頂名贈書，有愧了」，或者「多是讀者（本人）掏錢，讓我頂名贈書，有愧」。最後還寫了 「此多是讀者自購，讓我頂名題贈」的紙條，叨叨說要去市場請人刻成章子，印在書冊扉頁上。這個總在不停思考的大腦，真的是從不空閑啊。即使是不再與現實對號入座的自言自語，也是各種各樣的歷史記憶反覆回放。在或準確或變形的記憶和想像中，家國和故鄉始終是這個「強勢大腦」的主旋律。在豐沛情感的滋養下，他記憶的草原上牧草肥美，他在思維的世界裡暢快馳騁。現在一切都成為了歷史。

二零一八清明時節，三十年未見的寒潮中，謹以此為師父送行

原標題：思維世界裡的長跑者——憶何齡修先生

來源：文匯網

責任編輯：張卓晶 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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