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常寶華的作品 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常寶華 攝影/北青報記者 魏彤

9月7日，一代相聲大家常寶華駕鶴西去，享年88歲。近來年，相聲界將星隕落。2015年至今，我們已先後告別常寶霆、蘇文茂、黃鐵良、回婉華、唐傑忠、魏文華等相聲前輩。如今常寶華仙逝，仍健在的「寶」字輩演員不過楊寶璋、陳湧泉、田立禾、尹笑聲、馬志明、謝天順等寥寥十數位。

幸虧有錄音、錄像技術，他們留下的那些膾炙人口的相聲段子，還能持續不斷地給我們帶來快樂。常寶華先生辭世，悲痛與哀悼之餘，我想，重溫他的代表作，探究其一生的創作表演對於當今相聲發展有何裨益，恐怕是最好的紀念方式。

最早接觸到常寶華的相聲，是中央電視台的節目《周末喜相逢》。大概是2003年前後，有上下兩期常寶華的專題，那時我還是個小學生。他與趙世忠合作的一段《當行論》樂得我滿地打滾。在眾多版本的《當行論》中，這一版其實不算拔尖。但在當時的我看來，這個長臉老爺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說出來的儘是些「木頭小皮盆」之類四六不著的話，還帶著股「酸不溜丟」的味兒，是那麼俏皮、那麼可樂。

後來求學北京，終於得見常寶華的現場表演。2015年，「滄海一聲笑暨常寶華先生從藝八十周年巔峰演出」在海淀劇院舉辦，常寶華先是和孫子常遠合作表演《追溯》，又為侄子常貴田捧哏，攢底表演《說海》。雖已85歲高齡，一舉手一投足仍可見其全盛時期的風采。最讓台下的我心生感慨的是，常先生登台後真情實意地道謝：感謝觀眾的哺育和海政文工團的培養，感謝大哥常寶堃對常氏家族的貢獻。

常寶華和孫子常遠

這場演出的舞台被布置成啟明茶社的模樣，那是常寶華藝術生涯開始的地方。

啟明茶社有「中國相聲大本營」之稱，劉德智、張壽臣、馬桂元、郭榮啟、劉寶瑞等60餘位相聲藝人曾在此獻藝。常寶華的父親常連安正是啟明茶社的創建者。常氏家族可以說是中國相聲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家族，常連安和他的兒子常寶堃、常寶霖、常寶霆、常寶華、常寶慶、常寶豐，孫子常貴田（常寶堃之子）、常貴昇（常寶霖之子）、常貴德（常寶霆之子）均是相聲從業者。更年輕的第四代傳人，則有觀眾十分熟悉的常遠、常貴昇之子常亮以及常寶華的外孫楊凱。

常寶華和侄子常貴田合作演出 攝影/北青報記者 崔峻

常氏一門，以「小蘑菇」常寶堃藝術成就最高。常寶堃自幼隨父從藝，8歲拜在相聲泰斗張壽臣門下，不僅肚囊寬綽，技術全面，而且善於隨機應變，表演活潑清新，是上世紀40年代最受歡迎的相聲演員之一。可惜天妒英才，1951年，常寶堃參加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犧牲在朝鮮戰場，年僅29歲。大哥的死讓常寶華深受觸動，1953年，他追尋兄長的腳步，參加慰問團，奔赴朝鮮。回國後，又報名參軍，在海政文工團度過了60載軍旅生涯。對海軍，常寶華有著極深的感情，因此，在從藝八十周年巔峰演出中，他選擇以海洋為題材的《說海》作為最具分量的「底活」。

常寶華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是建國十周年之際與趙忠、鍾藝兵共同創作的《昨天》。在《昨天》中，常寶華塑造了「我大爺」這一人物形象。舊社會，「我大爺」遭遇閻王賬（高利貸）、物價飛漲、傷兵敲詐、洋車被盜等打擊，精神失常。十年之後，他得以康復，卻失憶了，把十年前當成昨天，面對新社會的種種變化，仍然用舊社會的思維去理解，鬧出不少笑話。比如在舊社會，國民黨的傷兵成心訛人，到了新社會，「我大爺」一見到解放軍撒腿就跑；在舊社會，路人好心勸告他莫談國事，到了新社會，有位少先隊員向他介紹人民管理國家，他馬上如臨大敵般脫口而出：莫談國事。第一次聽這個段子時，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結構巧妙。今昔對比，嚴絲合縫，前半段的鋪墊在後半段中全都「縫」得上。

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我對《昨天》的認識也不斷加深。按說《昨天》的前半段與後半段分屬不同的創作序列，前半段從《醋點燈》等表現舊社會底層生活艱辛的傳統相聲中汲取營養，後半段則得益於1949年後歌頌型相聲的悄然興起。但《昨天》並未呈現前後割裂之態，反而融匯成一種雅緻大方的全新風格，完全不同於傳統相聲的江湖習氣，可見新社會對舊相聲之「改造」。這種「改造」，是時代更迭和意識形態變更的必然結果，不能簡單判斷是進步還是退步。

相聲大師侯寶林也演過《昨天》。在《相聲藝術也要刻劃人物》(編輯註：原文如此)這篇文章中，他提及自己某次表演《昨天》時的失敗。當說到「我大爺」把洋車丟了時，觀眾笑了起來，但按侯寶林本心，此處觀眾是不應該笑的。因為此處不是要讓「我大爺」出洋相，而是要通過其悲慘遭遇，壓得觀眾「透不過氣來」。觀眾之所以發笑，是因為他「在技巧上追求敘述台詞連串、動作準確和把許多事情堆在一起的效果，一口氣把台詞念下來，到這兒突然停頓」。為此，侯寶林感到十分難過。他在文章中總結，「我體會到一定要處處注意老大爺這個正面形象的刻劃。這麼做，儘管看起來某些細節沒有那麼強烈的效果，但我們首先要把他演對，在這個基礎上再把他演好。」我以為，侯先生的這番話實在是至理名言，當人物的準確與包袱的效果產生衝突時，應當優先考慮人物的準確。

常寶華最具知名度的作品當屬與常貴田共同創作表演的《帽子工廠》。「四人幫」倒台後，在十年浩劫中遭受毀滅性打擊的相聲藝術由於其「文藝輕騎兵」的特點迅速復甦，湧現出一批揭露與諷刺「四人幫」的作品，《帽子工廠》即是傑出代表。時至今日，造就《帽子工廠》的政治環境早已遠去，而《帽子工廠》仍被不斷提及，固然是由於作品觸及到特定時代的情緒抒發，因而成為記錄歷史的獨特記憶，但如果沒有上乘的創作技巧作為支撐，恐怕也會被人遺忘。曲藝理論大家薛寶琨有一個觀點，相聲諷刺的對象是丑而不是惡，惡的東西是正劇批判和悲劇控訴的對象。在我看來，《帽子工廠》難能可貴的是生動刻畫了四人幫「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醜態，沒有誤入「正劇批判和悲劇控訴」的歧途。

《帽子工廠》

2015年央視春晚，苗阜、王聲表演反腐相聲《這不是我的》。作品中，苗阜指責王聲「扣帽子」。聽到這仨字，電視機前的我一激靈，不知作者是不是有意致敬《帽子工廠》。《這不是我的》頂著「三十年來諷刺尺度最大」的名頭，可節目播出後並未達到預期反響。苗阜著力塑造一位領導的形象，受賄事實昭然若揭，卻心存僥倖地以「這不是我的」狡辯。刻畫貪官醜態的思路當然沒問題，但對比《帽子工廠》，捧哏的常寶華提出各種身份、各種行為，逗哏的常貴田一一扣上帽子——任你七十二般變化，也逃不出如來的手掌心——聽得人心驚肉跳。想想看，如果《這不是我的》留些筆墨描述一個普通人如何遭受貪官的折磨，可否引起更多觀眾的共鳴？

還想多說幾句，如何看待相聲的「功能」？相聲應該如何與時代洪流良性互動？顯然，不是每一段相聲都需要承擔些「功能」「意義」，但如果認為相聲就應該與政治絕緣，無異於自廢武功，也是不現實的。這一題材的相聲，並非新中國的產物。上世紀30年代，張壽臣創作表演《揣骨相》，抨擊當局的不抵抗主義。40年代，常寶霖創作，常寶霖、常寶堃均曾演出的《牙粉袋》直指日寇的強化治安運動。1949年後，曲藝被稱為「文藝輕騎兵」，就是因為其短小精悍，對社會熱點、重大事件能夠迅速做出反應。如果認為相聲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不適合或者不能表現某個特定的內容，那是對相聲多元手段和處理與現實關係之能力的根本質疑，這種質疑一定站不住腳。更不是說，一沾政治的邊，就意味著「限制」「扼殺」或某種 「投懷送抱」。相反，恰恰是因為走在時代前沿，相聲才與其他不同種類的藝術作品共同勾勒出一個時代的風貌。想想上世紀80年代姜昆的相聲，那種時代青年「開眼看世界」的好奇與欣喜，不正是我們今天回溯那個時代的直觀感受嗎？

跟隨在時代後面亦步亦趨，做到這一點已屬不易。但這還不完全是我所謂「相聲與時代洪流良性互動」，更高的要求是前瞻性——做一名觀察家，敏銳地捕捉到微小的社會癥候，然後加工成相聲作品——一如1988年創作《特大新聞》的梁左。但願這不是奢望。

文|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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