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研究】劉建江：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的三維成因

原標題：【美國研究】劉建江：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的三維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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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江：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的三維成因

作者：劉建江，經濟學博士，長沙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

來源：《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摘要特朗普政府組建以來，中美貿易摩擦逐步升級為貿易戰。這既是美國在「美國利益優先」執政理念下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的直接產物，也是其要逆轉自身國際經濟地位相對下降趨勢並對中國國際實力持續上升所產生的戰略焦慮的重要結果，更是美國對中美經貿關係和中美參與全球治理模式由互補型向競爭型轉化而不適應的現實表達，中美雙邊巨大貿易差額則是中美貿易摩擦長期存在的基礎和借口。中美貿易戰只是表象，其核心在於美國要由此遏制中國持續崛起的勢頭。因此，中美經貿衝突具有長期性和艱巨性。當前，中國要做好長期應對中美貿易戰的準備，更要努力擴大雙邊在互補型經貿領域中的合作，通過雙邊戰略協議機制，求同存異，尋求共建一種新型的戰略競爭合作關係。

關鍵詞特朗普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貿易戰；美國利益優先；戰略競爭對手

中圖分類號F757.12；F75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7320(2018)05-0082-09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17JZD022）；湖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項目（16K009）

一、問題的提出

中美經濟貿易關係儼然成為各自重要的經貿關係之一。自特朗普總統上任以來，儘管中美雙邊貨物貿易持續增長，2017年高達6359.7億美元，同比增長10%，但美方貿易逆差卻創下3752億美元的新高。2018年以來出現的中美貿易摩擦，不僅體現出與以往不同的廣度和深度，而且逐步超越一般的貿易摩擦範疇並向貿易戰方向演變，大有「新冷戰」來臨之勢，這被認為是一個守成大國向新興大國所實施的具有「冷戰」色彩的遏制戰略。

自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以來，特朗普不斷宣揚中國是匯率操控國，並圖謀對中國商品徵收45%的關稅，表達了其強硬的對華經貿政策主張。實際上，近30年來，美國歷屆總統候選人都大打中國牌，誇大來自中國的經濟威脅、軍事威脅和政治威脅，這一直是美國總統選舉爭取選票的慣用手段。因此，特朗普在競選時所表現出的對華強硬政策主張被理解為是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卻未引起中國國內學界的高度重視。

為了化解特朗普總統上任以後的中美經貿衝突，中國不斷加強與美國的溝通和交流，力圖縮小甚至管控中美雙邊的經貿分歧。2017年4月，兩國元首成功實現海湖會晤並達成共識，都表示要擴大互利合作領域，管控雙方分歧，在全面經濟對話機制（CED）框架下圍繞貿易領域的合作展開百日會談，以求縮小中美雙邊貿易差額。2017年5月，中美達成的「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早期收穫」列舉了10條共識，中美兩國經貿似乎進入一段相對平穩的合作期。2017年11月，特朗普總統訪華，中美就能源、化工、環保、文化、醫藥等眾多領域達成合作協議，訂單協議金額高達2535億美元，中美雙邊經貿發展形勢一度向好。

儘管中國為中美雙邊經貿發展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特朗普政府對華強硬經貿政策的思路卻日益清晰。主要證據有：第一，美國對中國展開所謂的「不公平貿易行為」調查。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就簽署了對華301條款調查行政備忘錄，首次公開宣稱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他還在越南APEC峰會上公開批評中國不公平貿易競爭的行為。第二，美國把中國列為所謂的「戰略競爭對手」。2017年12月，美國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與俄羅斯歸為「修正」主義國家，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直接表達了「中國威脅論」。第三，美國不斷挑起中美貿易摩擦。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宣布擬對從中國進口的600億美元（實際為500億美元）的產品加征關稅，宣稱要進一步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4月他又提出要對從中國進口的1000億美元商品加征特別關稅；5月美國公開背棄中美雙方貿易談判達成的一些共識，公開挑起中美貿易摩擦。第四，美國把貿易摩擦指向知識產權保護領域。2018年4月16日美國宣布對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實施制裁；4月27日，美國又發布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特別301報告」，把中國列入重點觀察國家名單，美國把貿易摩擦指向到科技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第五，美國對中美髮動貿易戰。2018年6月15日，美國政府宣稱將對進口自中國約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關稅，6月18日美國又稱要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10%的關稅；7月6日，美國正式對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25%的進口關稅。至此，中美貿易摩擦正式升級為貿易戰。

關於當前中美貿易戰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美國要減少中美雙邊貿易不平衡，實際上，卻是美國對中國近20餘年成功發展的不安和不滿，擔心中國成功崛起會徹底改變世界格局，直接威脅美國對世界絕對領導的國際地位。研究表明，中美貿易戰是中美關係進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直接表現。有學者認為，中美貿易差額只是中美貿易戰的借口，根源卻是美國要長期遏制中國發展的戰略，即美國以貿易差額為借口脅迫中國改變新興技術產業發展和國際競爭政策，並以此抑制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也有學者認為，美國只是以縮小美國貿易逆差為名，行直接阻止中國高科技行業發展之實[1]（P22-23）。還有學者認為，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民粹主義抬頭，美國把「中國威脅論」升級為「中國恐懼論」，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思潮在美國再次興起；與此同時，美國國內其他政治勢力的制衡力量不斷弱化，這些都助長了特朗普政府非理性地發動對華貿易戰[2]（P116）。有研究認為，特朗普兌現總統選舉時的承諾，讓製造業迴流來增加美國就業，向國內政治勢力交待，這些都是美國發動貿易戰的重要原因。也有研究認為，特朗普本人的偏好以及他希望通過用短期極限施壓的方式來推動中美雙邊貿易談判，這些都壓縮了他解決中美貿易衝突的選擇空間。

要深入、系統地透析中美貿易戰爆發的綜合原因，就必須研判特朗普對華政策的邏輯思路及走向。筆者主要從美國國家視角、中美雙邊經貿關係視角和全球多邊治理視角等三個維度來綜合分析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的原因，並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

二、美國國家視角下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的原因

第一個思考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的維度是美國要推行所謂的「美國利益優先」的戰略。具體說來，主要有：

（一）對華發動貿易戰是特朗普政府實施「美國利益優先」戰略的直接結果

遏制中國的快速發展一直是美國政府長期堅持的的戰略，也是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的重要原因。理由有：第一，「美國利益優先」戰略暗含了對華遏製圖謀。自特朗普總統上任以來，「美國利益優先」戰略的實施路線圖日益清晰，「讓美國再次強大」的執政目標日益明確。儘管「美國利益優先」戰略有「美國優先」「國內優先」「經濟優先」等多種話語表達，但實際上卻是進一步實施奧巴馬政府以來的全球收縮戰略，其目的是使美國政策著力點進一步轉向國內，即不管是對內的稅收改革還是對外的貿易、移民、氣候等問題的相關政策，必須都以美國是否獲利為邏輯起點，以更加務實的精神來落實美國政府歷來堅持的「國家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則。

特朗普政府的整體執政目標是「讓美國再次強大」 ，具體目標就是「使美國再次富裕」「使美國再次自豪」「使美國再次安全」[3]（P45）。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奧巴馬總統提出的讓美國再次領導世界一百年「美國夢」的升級版。2017年，美國政府發布了《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軍事戰略報告》和《國防戰略報告》，都指出美國所要維護的國家利益就是要維護美國國家安全，保持美國的繁榮以及美國在世界上的超級大國地位。其中，這些報告都明確把經濟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

在「美國利益優先」戰略背景下，特朗普總統簽署的第一份行政命令就是宣布退出TPP，2017年6月他宣布退出《巴黎協定》，10月又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8年5月8日，美國宣布退出伊核協議，6月宣布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這些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全球收縮戰略更加務實。上述一系列舉措可稱之為一種美國式的「韜光養晦」戰略，它體現了特朗普政府與美國往屆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張，對內特朗普政府致力於減稅、基建、再工業化和擴大就業，對外努力擴大出口和減少進口，大幅度削減貿易赤字。在此思路指引下，作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的中國被認為嚴重違背了所謂的「美國利益優先」原則，不可避免地成為特朗普政府對外貿易政策的首要打擊對象。美國以遏制中國繼續崛起的勢頭為首要目標，通過貿易戰為「中國製造2025」設置障礙，使美國對華貿易遏制上升到對華技術遏制。因此，特朗普對華發動貿易戰是美國維護經濟安全的需要，是實施「美國利益優先」戰略的直接產物。

第二，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是美國對華整體遏制戰略的組成部分。美國對華整體遏制戰略是動態發展並逐漸豐富的。20世紀80年代中晚期，美國對華實施的是接觸戰略，即通過接觸使中國向美國所希望的方向發生變化，並引導中國向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方向變化。美國總統小布希曾強調，美國要傳播自由，最終目標是結束世界上的暴政，對華關係的戰略定位就是要實施接觸戰略，希望引導和鼓勵中國向自由市場秩序、民主與法制方向演進，以實現對中國的和平演變。

金融危機後，美國在對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進行反思的同時，也反思對華接觸戰略的效果。2009年7月21日，希拉里在曼谷首次提出了「重返亞太」的戰略，以此為標誌美國開啟了把國家對外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的全球收縮戰略，美國對華戰略的定位也由接觸戰略轉向到「接觸+遏制」的戰略。美國對華接觸戰略強調的是通過中美在經貿領域的合作來獲得美國最大限度的利益，比如通過中國融資來彌補金融危機後美國資金的不足。對華遏制戰略則暗含要阻斷中國經濟持續崛起勢頭的戰略意圖。例如，2009年5月，奧巴馬在澳大利亞演講時指出：如果擁有10餘億人口的中國過上了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這一論述既反映了美國對中國崛起帶來的衝擊的重新認識和擔憂，又直接表達了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真實目的。2012年6月，美國防長帕內塔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宣稱要將60%的美國戰艦部署在太平洋。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東亞政治生態平衡被打破，東亞一體化進程被阻斷，美國開始通過惡化中國周邊發展環境來實施對華戰略遏制。

自2013年以來，中國GDP總量與美國GDP總量快速接近，這亦引發美國對華戰略的新反思。特朗普的外交顧問曾表達了美國政府將秉承里根政府以實力謀求和平的外交政策思路，其實質就是美國要用強大的軍事實力謀求再次強大[4]，因為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不夠強硬，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投入過少，對中國威懾有限，美國對華遏制效果不明顯。2017年3月，美國國會表示「亞太再平衡戰略」正式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對華「遏制+接觸」的戰略。該戰略目標主要包括：美國維持對華接觸戰略中固有的希望，即在接觸中國更深入地了解中國，是為了能更好地遏制中國，在對華接觸中獲得更大的利益；美國要阻止中國對亞洲的支配，限制中國權力的相對增長；美國要阻斷中國持續崛起的勢頭，防範一個強大的中國挑戰美國國家利益[5]。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就在多個場合都表達了要挑起中美貿易戰的意圖。以2017年美國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為重要標誌，中美經貿關係發展態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表面上看，中美經貿關係定位的變化是發生在特朗普總統訪華之後，實際上，這一變化卻是特朗普政府對華遏制整體戰略進入實施階段的重要反映。此外，美國對華採取強硬的貿易制裁措施後特朗普在國內的支持率不降反升，目前已超過40%，而且美國兩黨對發動對華貿易戰的政治認同也高度一致，這些都表明「中國威脅論」逐步成為美國主流社會的共識。

美國認為，綜合實力日益上升的中國對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利益構成了挑戰，中國經濟策略存在對美國不公平的地方。美國為了未來國家安全，首先要避免被中國「修正」，美國需要對華實施長期的對抗性和遏制性政策。從特朗普參加總統競選以來的行動看，他對中國實施的經貿政策的對抗性思路越來越清晰。從戰略理念上看，這是「美國利益優先」戰略的對外體現，也是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的重大調整，更是直接遏制中國崛起勢頭的戰略舉措。美國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這表明美國對華的遏制戰略將成為未來的長期戰略，對華貿易戰只是系統性遏制戰略定位中的一個組成部分。2018年5月3日至4日，美國超級豪華談判代表團來華談判，美國提出的條件包括：中方在2020年7月前將美中貿易逆差降低至少2000億美元；中國立刻停止對「中國製造2025」涉及的包括機器人、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車等多個行業的補貼與支持；中國將所有非核心產業商品的關稅，降至不高於美國對進口產品的關稅水平；中國保證不對美國因知識產權爭端採取的措施進行報復，中國要從WTO撤回已經提出對國的貿易申訴。由此可知，特朗普政府對華貿易戰所體現出的是完全不對等的戰略企圖，它直接表達了對中國發展的遏制。

（二）對華貿易摩擦升級反映了美國要逆轉自身國際經濟地位下降趨勢的圖謀

100餘年來，美國已習慣於世界經濟第一的位置，甚至越來越習慣於世界經濟中的絕對龍頭地位。二戰後，美國以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後盾，以美元霸權為基礎，長期主導和操控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充當世界警察，輸出美國式的普世價值和民主政治，獲取全球超額利益，並進一步夯實了美國經濟增長基礎。

二戰之後，美國在全球中的相對經濟地位也發生了系列變化。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美國佔世界GDP總量的比重長期在2/3以上，20世紀80年代這一比重開始逐年下降，2006年已降至26.98%，較1960年低了12.77個百分點，到2016年下降至24.48%，較1960年下降15.27個百分點。與此對應的是，中國佔世界GDP總量的比重由1960年的4.37%上升到了2006年的14.77%；中國佔美國GDP總量的比重在2006年尚不到20%，但到2016年已上升到60.32%。因此，有學者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與美國國際經濟地位的相對下降，將使美國所想像的單極世界曇花一現[6]。最為重要的是「9.11」事件標誌著美國霸權走下神壇，2008年的金融危機加速了美國衰落。正因為如此，金融危機後，美國國內出現了新的戰略焦慮症，表現為對美國失去現有霸權地位的擔憂。2014年5月，奧巴馬在西點軍校演講時宣稱，美國將繼續領導世界一百年，這是美國的底線。特朗普「使美國再次強大」的論述是奧巴馬「美國夢」的延續，或者說是另一種表達。兩個總統的表述，其實不單純是繼續維護美國世界經濟第一的位置，而是要維持美國絕對領先地位，要繼續長期領導世界，要重新恢復美國二戰之後所構建起來的充分體現美國價值觀和利益觀的「全球霸權」。

強大的已經習慣於全球化布局的美國資本利益集團對全球市場有高度的依賴性，這也必然要求美國繼續保持在全球中的霸權地位。為應對金融危機的衝擊，奧巴馬政府採取國內建設和海外塑造的戰略思路，意圖通過先內後外的政策手段，即縮減國防經費，先振興美國實力，從而強化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而特朗普政府所秉承的「美國優利益先」戰略，要使「美國再次強大」的意圖與奧巴馬政府一致，就是進一步表達美國要逆轉實力與相對地位雙下降趨勢的決心。綜觀特朗普政府的戰略思路可知，其政策手段是內外並行，且更加重視短期利益，更加務實。特朗普政府正在對以往戰略進行調整，特別是通過對內和對外政策的調整，努力實現「使美國再次強大」的執政目標。這是理解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的基本出發點。

（三）對華發動貿易戰直接表達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戰略焦慮

一個經濟崛起的大國要獲取自身長期可持續發展的空間，需要尋求與自身經濟實力相匹配的話語權，而一國經濟實力上升只是獲得話語權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雖然軍事、政治方面的話語權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才能獲取，但經濟領域的話語權卻相對容易實現。美國為維持一超獨霸的局面，減少甚至防止挑戰國尋求發展空間、話語權給美國帶來的衝擊，二戰以來一直不遺餘力地遏制挑戰國家，如對付蘇聯與日本。而對付中國是21世紀以來美國不遺餘力的大戰略。近30年來，儘管世界範圍內長期充斥中國「崩潰論」的聲音，但中國經濟卻歷經了長達30餘年的持續增長，2017年中國GDP約相當於美國GDP總量的65%。用購買力平價來衡量，IMF甚至認為中國GDP總量在2014年已居世界第一位。另據世界銀行的估計，2017年世界經濟大約增長3%，2017年度中國GDP佔世界的比重約為15.3%，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約為34%。因此，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將趕超美國的認識逐步成為美國精英們的共識，他們產生了一種普遍性的焦慮感。例如，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對認為，中國將很快且不可避免地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在這種背景下，無論是奧巴馬提出的「美國夢」還是特朗普提出的「美國利益優先」戰略，都間接地反映了美國精英們對中國崛起、美國地位相對下降的一種戰略焦慮。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戰略構想，體現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執政理念。美國學者對「中國夢」有一些不同的認識。有的認為「中國夢」的實現會導致美國衰落，有的認為「中國夢」和「美國夢」之間不相兼容，難以共存。特朗普總統所宣稱「使美國再次強大」的「美國夢」，隱含著美國不但要尋找自身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而且必將採取措施阻斷威脅美國龍頭地位的挑戰者的發展。遏制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勢頭，阻擋「中國夢」的順利實現，必然成為美國對外經濟政治政策的一個長期戰略。有專家指出，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之間的較量，實際上是以國家長遠利益為目標且具有零和博弈性質的國家競爭行為，不單純是一種經濟行為，更多具有國際政治鬥爭的屬性。美國既有重演20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戰以達到遏制中國復興的戰略企圖，也有強烈的新冷戰色彩，中美貿易戰是美國民粹主義抬頭的直接表現，但只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的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首選戰略。

三、中美雙邊經貿關係視角下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的原因

第二個思考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的維度是美國要校正所謂的「美中貿易不平衡」的雙邊經貿關係。具體說來，主要有：

（一）由互補型經貿關係向競爭型經貿關係轉化是中美貿易戰爆發的重要原因

當前，中美雙邊經貿關係也發生了重大改變，主要表現為：

第一，中美經貿關係之間的互補性正在弱化。過去30餘年來，中美經貿關係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實際增長速度，為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市場及想像空間，也讓美國最終接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是中美經貿關係長期穩定的「壓艙石」。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美經貿往來快速發展。中美雙邊貿易額由1992年的175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5550餘億美元，大約增長32倍，為中美兩國建交初期的220多倍。實際上，儘管在金融危機後的2009年到2014年全球貿易增長趨緩，但是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仍然年均增長了13.2%。從美國方面來看，據美國商務部估計，自20世紀70年代初期以來，美國巨額貿易逆差持續存在是常態，並由此形成了美國赤字型增長模式和債務推動型經濟增長模式。2006年美國經常項目赤字高達8567.55億美元，2011年美國國債超過16萬億美元，2018年3月17日美國國債首次突破21萬億美元，美國逐步演變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從中國方面來看，長期以來，中國在中美雙邊貿易中確實積累了大量貿易順差。2001年到2017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累積達到了4萬億美元，成為中國外匯儲備增量重要來源。中國積累巨額外匯儲備，一方面，是出於風險管理與資產保值增值需要，並以購買美國國債等方式重新迴流美國；另一方面，是為了中國自身外匯儲備的安全，被動購買美元資產以維持美元資產的價值穩定。根據測算，2001年到2007年中國得自美國貿易順差的35%轉化為美國國債，而2008年到2010年間約有90%轉為當年持有的美國國債，為美國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順利實施做出了重要貢獻[7]（P28-32）。因此，從中美兩國貿易與金融往來的事實可知，近30餘年來中美建立了非常好的基於互補型的「商品—資金」分工關係，這種「商品—資金」之間的循環平衡格局的長期存在，是推動中美兩國經貿關係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但是這一重要基礎在2011年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此年開始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增量增長停滯不前。2017年中國增持美國國債1265億美元，累積達到1.18萬億美元，這僅比2010年底多244億美元，較2013年底的持有量還減少了844億美元。這些表明中美之間「商品—資金」之間的循環平衡格局已經出現裂痕，中美經貿關係的互補性開始下降。

第二，中美經貿關係之間的競爭性日益增強。金融危機後，中美雙方關係越來越對等，即意味著中美經貿在世界市場的競爭性不斷強化。主要表現為：一是美國「脫虛向實」所推行的再工業化戰略加重了中美雙經貿關係的競爭性。金融危機以後，再工業化戰略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特朗普政府又進一步提升了再工業化戰略的地位。這就意味著美國要努力改變原來專註研究與開發（R&D）、立足全球價值鏈高端，向全世界提供信息產品、服務產品與金融產品，大量進口製造業產品的國際分工格局，即美國不但要減少製造業產品的進口，而且要推進本國製造業產品的出口。中國業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生產大國，增加值佔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總額比持續上升，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已經不可避免地擺脫了原有中低端製造地位，這意味著中國與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衝突性日益擴大。工業製成品的市場有限而競爭殘酷，美國再工業化戰略，就意味著中美之間基於傳統互補型的國際分工格局正在轉變，中美之間的競爭型經貿關係正在強化。二是中美在工業4.0領域內的直接競爭日益加劇。隨著「中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國製造2025」「一帶一路」等重要戰略的持續推進，中國對外貿易地位與國際分工地位已經提升並將演繹持續提升態勢，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高端區域與美國的重合領域也越來越多。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大力推進「中國製造2025」的重點領域，與美國智能製造、3D列印、新一代信息技術、機器人、生物醫療、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端製造業和新興產業領域具有高度的重疊性。未來美國再工業化戰略與「中國製造2025」之間的戰略性競爭領域將進一步增多，中美在經貿領域中的互補型關係已被競爭型關係所取代。美國2018年3月首次擬對中國徵收高額關稅的產品領域，與「中國製造2025」重點發展領域高度重合，直接表達了這種競爭性。三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面臨的衝擊。如前所述，中國出口有形商品，從美國進口服務產品併購買美國金融產品，形成「商品—資金」的循環機制，是長期以來中美經貿關係穩定發展的基礎。一方面，自2011年以來，中國不斷反思這種模式的被動性，開始進行資產的多元化管理，對美元資產的需求相對減少，比如說2011年以來，中國得自美國的貿易順差額與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增量之間的關係幾乎脫鉤。另一方面，中國不斷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通過貨幣互換協議，不斷減少對美元的需要，對美元逐步構成了一定的潛在威脅。尤其是2018年3月在上海開設的人民幣石油期貨，直接衝擊世界上多年來的石油美元定價機制，被認為是對美元霸權的挑戰。

（二）美國對華巨大的貿易逆差是美國發動貿易戰的借口

中美雙邊貿易差額不斷擴大一直是當今世界關注的熱點話題，其成因是多方面的，諸如國際產業轉移與國際分工因素、美元特權地位、儲蓄—投資缺口因素、財政赤字等均被認為擴大了中美貿易差額，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和統計方法差異等因素也逐步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8]（P48-73）。美方統計表明，從1991年開始，中方成為僅次於日本的美方第二大逆差來源國，2004年中美雙邊貿易中美方逆差已上升到1620億美元，2015年上升到3656.9億美元，2017年上升至3752億美元。200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逆差來源地，佔美國貿易差額總額的16.86%，到2004年上升到26.2%，2008年上升到44.09%，2010年超過50%。2017年中方順差高達3752億美元，佔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比重為47.13%，約佔美國當年總貿易差額的66.28%。因此，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經常性挑起中美貿易爭端，通常認為的理由有：一是中國加入WTO後對美出口商品的增速過快，這導致了美國國內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二是認為中方對美存在不平等貿易競爭，中國對美國出口企業實施配額和許可證等貿易壁壘措施，不利於美國出口擴大；三是認為中國境內的中美企業之間存在不公平合作並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影響了美國利益。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由於中美雙邊巨大貿易差額仍將長期存在，因此，美國對中國經貿往來的焦慮也將長期存在。美國以貿易逆差為借口挑起貿易戰，是美國戰略焦慮的直接表現，深層次的原因是想通過遏制「中國製造2025」來阻斷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達到遏制中國持續崛起勢頭的目的。

四、多邊治理視角下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的原因

第三個思考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的維度是美國要重構所謂的「美國主導」的全球多邊治理體系。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出於冷戰的目的，也基於應對蘇聯挑戰的共同利益點，中美在參與全球治理方面具有很強的互補性。蘇聯解體後，中美雙方在朝核、伊核等地區熱點問題以及反恐、防擴散、氣候變化、能源、糧食安全、人道主義救援減災、打擊海盜等方面，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合作領域。但是當前這種互補性逐步讓渡於競爭性。在美國看來，快速崛起的中國正在全方位地與美國爭奪全球戰略影響力和全球事務的主導權，並且越來越具有對抗性，必須對現有的全球多邊治理體系進行重構。

（一）中美區域治理由互補性向競爭性轉變

實際上，中美在區域治理上最大的衝突集中於亞太地區。2009年美國啟動重返亞太戰略，除有遏制中國的戰略意圖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擔心中國將美國的影響力擠出西太平洋。這也就有了習近平的多次表態：寬廣的太平洋足以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但是，事態在不斷變化當中，美國逐步收縮中東「反恐」亂局，並擬大幅度削減非洲「反恐」部隊，「特金」會之後，美朝關係緩解，問題淡化，加之「朝核」2018年5月美國又退出了伊核協議，中美亞太區域治理領域的互補性空間正在弱化。同時，中國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引導，秉承開放、包容、共商、共建和共享等理念，積極與東南亞、中亞、歐洲、中東、非洲等國家開展務實經貿合作，中國的資本、技術、標準、人才以及文化等等正在實施全方位的「走出去」戰略。在美國看來，中國正在試圖把國家所擁有的國際權力資源通過「一帶一路」倡議轉化為區域影響力和國際權力，這在亞太地區表現最為明顯。因此，「一帶一路」倡議被認為是中國的一種國際權力轉化戰略。通過此戰略，中國正在試圖獲取更多的區域國際權力，進而在亞太、歐洲、中東、非洲等區域弱化美國的國際權力。因此，美國認為，需要利用自己所擁有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優勢對中國實施全面的遏制，重點要削弱中國創新能力和經濟實力，進而弱化中國獲取國際權力的物質基礎。

（二）中美全球多邊治理的競爭性日益顯現

長期以來，美國是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主導者或者說直接的制定者，並通過其主導的全球治理秩序來維護美國經濟政治利益。隨著美國相對地位的下降，特朗普認為，當前美國已不是多邊貿易體系下貿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故認為需要重構國際秩序，需要重新確立各國在貿易協定中的責任和義務。美國認為，中國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充分研究WTO規則，借加入WTO的東風，迅速發展壯大，已成為世界製造業第一大國，且中國外貿規模不斷擴大，常年保持貿易順差，尤其是中美雙邊貿易差額不斷擴大，已經制約了美國經濟的發展。同樣，美國認為WTO難以解決不公平競爭問題，比如中國C919訂單，無法在WTO框架下進行起訴。故美國需要避開WTO，構建新的「美國利益優先」的國際貿易秩序。

實際上，自加入WTO以來，中國整體經濟實力獲得了飛躍式的提升，國際影響力提升難以避免，而對全球治理話語權訴求的增加也是內在的需要，中國需要公平、公正的世界市場秩序，也需要與中國經濟地位大致匹配的全球治理話語權。成立的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倡議，均與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存在一定的衝突。對於世界的守成大國而言，美國日益擔心崛起中的中國挑戰美國主導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國際地位，並最終挑戰美國世界第一的地位。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大理念之下，中國第一次被冠以「戰略競爭對手」的稱號，這既是美國對全球治理主導權面臨潛在威脅的戰略焦慮的直接反映，也是中美在全球治理領域由互補性向全面競爭性轉變的反映。顯然，美國已不打算與中國共享由自己過去所主導制定的全球規則和制度安排，而是要開啟以貿易戰為首選戰略的全面對華遏制大戰略。

五、結 論

深入把握因美國全球地位相對下降而帶來的全球經濟、政治戰略布局的大調整，理解「美國利益優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整體寓意，可理解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的整體走向和政策的邏輯框架。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戰，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對中國的直接遏制，也是特朗普政府「美國利益優先」戰略的直接表達，更是美國對於新崛起大國戰略焦慮的重要表現，它不僅展現了美國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而且也展現了霸權國家遏制新興大國崛起的新冷戰思維。中國必須拋棄不切實際的合作設想，從經濟、政治、軍事等多個方面做好頂層設計，做好長期的、系統性、全局性的應對準備。

首先，要做好美國認同中國崛起的大文章，緩解美國的戰略焦慮。需要明確定位中國為艱難爬坡階段的艱苦奮鬥的發展中國家，多宣傳中國發展道路的艱難，特別是中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差距，並爭取國際認同，尤其是美國的社會認同。明確向世界發出信號並擴大認同：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沒有稱霸世界的計劃，也無意用中國的「新時代」取代美國的「舊時代」。同時，也要循序漸進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特別要強調人民幣的國際化不是要取代美元地位，而是為了化解來自全球美元化的風險，尋求與自身開放水平相近的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其次，要樹立新全球化時代的新的憂患意識，明確自身不足和差距。中美貿易戰，使中國認識到自身科技創新、高端製造、金融服務、關鍵核心技術、軍事實力及綜合實力等方面與美國存在的巨大差距，尤其是基礎技術研發領域存在的顯著短板。要清醒認識到未來中國發展道路的艱巨性，要避免盲目自信，避免民粹主義綁架輿論，要在繼續保持韜光養晦的基礎之上，堅定不移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

第三，要適時調整，準備好反制美國經貿制裁的手段，增強抵禦風險的能力。根據我國國情，基於中美兩國經濟與政治深入交往的基礎，繼續加強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促進協商溝通，努力保持並擴大雙邊經貿領域的互補性，並由此緩解雙邊直接衝突。適時調整與美國之間的經貿關係，尋求建立一種新型的基於戰略競爭基礎上的中美經貿關係。

第四，進一步發揮好大國市場規模優勢，做大做強自身，提升中國融入國際市場的能力。加快推進經濟轉型升級，構建創新驅動發展體制機制，推進「中國製造2025」，儘可能給企業減費減稅。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進一步改革開放，讓企業走出去，吸引更多資本流入，不斷推進中國經濟深度融入全球化。

最後，需要利用好現有的全球治理規則，聯合共同的利益集團來化解美國遏制壓力。當前，美國四處挑起貿易戰，不斷宣稱要退出WTO，這為中國聯合其他國家及贊同維護經濟全球化大局的力量提供了空間。為此，中國可以組織官方或非官方的論壇或部長會議，在全球範圍內形成抵制貿易保護主義、抑制逆全球化的氛圍，使自由貿易深入人心，從而儘力影響和把控中美經貿發展走向，夯實「中國夢」的外部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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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 Three-dimensional Causes of Trump』s Provoking Trade War with China

LiuJianjiang (Changsha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The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escalating since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which is not only a direct result ofAmerica』s defining China as 「strategic competitor」 under its 「America interestpriority」 governance concept, but also a product of America try to reversingits relative declin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sition and its strategicanxiety about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continues to rise, and morereflecte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dapt the reality that the transformation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fromcomplementarities to competitiveness and cooperative sharing, while the hugebilateral trade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basis and pretextfor the long-standing existence of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s. The Sino-U.S.trade conflicts is just an appearance, but the core of the trade war lies in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eager to curb China』s continued risemomentum. Therefore, all of this reflects the long-term and arduous nature ofSino-US trade conflicts. In this case, China needs to work hard to makepreparations for long-term response to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s, expandbilateral complementary coopera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economic and tradefields through the bilateral strategic agreement mechanism, and explore a newtype of strategic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under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Keywords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ies toward China; trade war;America interest priority; strategic compet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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