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奶奶講述 50 年前參與學運的過往：那個理想、自由、暴力共存的年代
原標題：日本老奶奶講述 50 年前參與學運的過往：那個理想、自由、暴力共存的年代
這是烏托邦年代系列的第二篇。
「在所有人之中，我才是最為渣滓、最沒用的人。」
1970 年，遠山真琴心中出現這一個強烈的念頭。她下定決心退出學運，不再上街抗議，並從上智大學當中自主退學，那年她才 21 歲。
遠山真琴斷絕所有與學運夥伴的聯繫，至於退出的原因，她鮮少與人提起，包含長年生活在一起的家人。
1948 年出生的遠山真琴，今年剛滿 70 歲，是所謂 「不知道戰爭的孩子們」 的第一代，也是戰後嬰兒潮的「團塊世代」。這是指 1947 年到 1949 年期間出生的孩子，一共 800 萬人。
當時日本社會提出 「生殖決戰」 的口號，時下的婦女雜誌紛紛出現 「以小孩貢獻國家」 等口號。
根據統計，那段期間日本女性一生中的平均生育數是 5.0 個孩子，是日本歷年來人口成長的最高峰期。而遠山真琴所出生的北海道，就曾經被選為「榮耀孩子人數日本第一」。她們家一共有 5 個小孩。
北海道在戰後被選為「榮耀孩子人數日本第一」，此為 10 男 4 女的家庭合照。
二戰後期，日本的婦女雜誌《主婦之友》大量宣傳戰時生育以及育兒的資訊，例如 1945 年 1 月號的主題就是「生產與空襲不能等」。
遠山真琴生於戰後，成長過程沒有像父母一樣，經歷過大空襲、饑饉等困境，但戰爭的恐懼記憶，依然深埋在社會的每個角落。
慶應大學總和政策學部教授小熊英二，曾在《如何改變社會》一書里總結日本戰後社會的特徵，其中一個就是強烈追求絕對和平的取向：「它否定任何形式的戰爭，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戰後的日本一樣，絕對和平主義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遠山真琴喜歡看書，很小就意識到社會不公的事情，特別看不慣不關心社會問題的人，包含她的親生姐姐。
1960 年代之初，遠山真琴只是個小學生，但社會裡那股由反戰而起的躁動氣氛，從東京傳到北海道東邊的小鎮。她說自己到現在仍清楚記得東京大學的女學生 「樺美智子之死」 所帶給她的震撼。
1960 年 6 月 15 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5 年，將近十多萬名的大學生全面包圍日本國會，他們要求退回《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簡稱安保條約）。根據安保條約，美國與日本將締結成軍事同盟。依照二戰的規定，日本不能組建軍隊，也沒有宣戰權，但是美軍可以駐紮在日本。
當時還是作家的石原慎太郎（此後他成了政治人物），參加 「年輕日本之會」 組織並接受《朝日新聞》採訪：「本來我對於集會、抗議沒什麼興趣，但這一次的事件已經快要超越我心中的一條底線，所以起身」。
1960 年 6 月 15 日，學生包圍國會，反安保條約。
大批學生在國會外頭，齊聲高喊「反安保」，過沒多久，封鎖線被衝破，學生與警方開始爆發激烈衝突。
就在棍棒與盾牌的激烈對峙當中，身穿白色上衣，深藍色褲子的女學生樺美智子，被夥伴抬了出來，頭上流著鮮血。最後死於這場抗議當中，那一年她 22 歲。
無論是岸信介在國會裡驅趕在野黨的過程，或是學生抗爭的畫面，全都通過日本戰後家庭所擁護的 「三神器」 之一的電視機，傳遍全國。（註：三神器是指電視、冰箱、洗衣機）
兩天後，日本的各大報社也以頭版方式發出聯合聲明—譴責暴力。
東京大學女學生樺美智子是「全學聯」的成員，死於反安保鬥爭當中，自此成為學運的標誌人物。
「大學生樺美智子之死」 一舉點燃日本的學運風潮，整個社會陷入「反安保鬥爭」的高漲情緒之中。根據當年的主辦單位統計，全日本共有 560 萬人參加示威遊行。
反安保鬥爭在往後幾年起起落落。此外，學生與市民也陸續發動反對羽田機場擴建、三里冢鬥爭（成田機場修建的爭議），以及反越戰的示威遊行。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梅森直之認為日本戰後的社會運動，是從 「戰後革新勢力」 的民主化運動開始，此運動以 「戰爭」 和 「貧窮」 等經歷為共同基礎，追求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改變。
與此同時，日本的經濟狀況因為工業化的關係有了顯著的改善。1955 年到 1973 年間，日本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到 10%。1965 年，日本製造業的就業人口首次超過農林水產業，從這一年開始，日本正式進入「製造業大國」的時代，持續到 1993 年。
伴隨著工業化的是大眾化消費，以及生活中的 「規訓化」 。
1973 年 NHK 曾做過一項針對高成長率的調查，1500 名的受訪者中，59% 的受訪者 「反對繼續高度成長」，遠超過贊成的 22%。受訪者列舉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問題：公害、自然環境的破壞、物價上升、人性的喪失等。
1966 年，遠山真琴才 18 歲，她在社會瀰漫著反戰情緒以及學運風起雲湧的背景下，考取上智大學。與她相仿的 「團塊世代」 也在前後兩年內，紛紛成了大學生。
大批的學生入學，造就了日本的 「巨型大學」，動輒十萬人以上的學生。1960 年到 1974 年，大學（包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從 10% 增加到 37%。
學生們對陳舊的教育體制深感不滿，質疑校方的嚴格管束，抗議學費上漲，訴求大學自治。
1968年，各大學成立學運組織並共組成「全學共斗會議」」（簡稱全共斗）。在這之前，不少學校的學生自治會則是組成「全國學生自治會聯合」（簡稱全學聯）。
遠山真琴就讀的上智大學，隸屬於「全共斗」下的解放派，她才一入學就加入 「上智大學政治學研究會」，為的就是參加學運。退學以前，她對世界的認識並不是在課堂，而是在街頭。
作為女性，遠山真琴偶爾會被安排成後援的角色，像是替大家包飯糰，或是上街募款。遠山真琴自嘲學運期間，自己不知道包了多少個飯糰。當然，偶爾也有比較激烈的行動。
1968 年，是世界知名的「六八學運年」。日本也不例外。這一年學運行動升級，地點在東京大學安田講堂。東大全共斗為了抗議實習醫生制度，發起抗爭、罷課，甚至佔領安田講堂，但校方卻沒有釋出善意，反倒要求機動隊進入校園驅離學生。
隔年一月，學生再次佔領安田講堂，連續兩天的衝突，逮捕了 819 名學生，包含遠山真琴的朋友。
日本的學運與西歐國家有個很大的差別。儘管兩者都是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對日本有極大影響力的反而是主張由少數菁英組成的 「先鋒黨」（派閥）形式。
從 60 年代開始，日本的左翼勢力就出現複雜的分支和路線。其中「全共斗」就屬於強勢崛起的 「新左翼運動」 里。但由於派閥之間的鬥爭激烈，日本學運後期引發許多內部暴力的問題。
1972 年，新左翼的其中一個分支組織「聯合赤軍」於淺間山莊以「總括」之名，肅清、殺害 12 名同伴。日本學運之路被暴力事件強行划下終點，使得 「新左翼」 一詞成為具有負面意涵的標籤。
遠山真琴說「聯合赤軍」的事件帶給日本社會和她極大的傷痛。
如今，任何興起的日本新市民運動，都會極力迴避強烈衝擊體制的行動，免得引發社會反感。更不用說，那些普遍對政治感到冷感的年輕人。按照遠山真琴的說法是：「被教育培養出一批聽話而不懂得反抗的學生」。
遠山真琴退出學運之後，依然在地方默默關注社會運動，無論是女權議題，或是反核電。某方面來說，這是所謂「全共斗世代」所遺留下來的良好遺產——批判精神、理想主義與行動力。
在接受《好奇心日報》採訪時，遠山真琴對於重述學運與個人經驗的細節，依然略感不安。這樣的不安，可能與日本學運走向失敗有關，也可能與當年對於學運深感困惑有關。
遠山真琴最終選擇以化名的方式，分享她的故事：
即便只是小學生，我還是看不起不關心社會問題的姐姐
「小松在東京大學文學部時適逢 60 年安保鬥爭，他曾經是學生運動組織的幹部。聽說樺美智子參加遊行，被警官隊毆打致死的時候，他就在旁邊，自己也負了不輕的傷」——村上春樹《1Q84》。
在北海道的偏僻小鎮根室市，即便是小學生，也會對樺美智子去世的事情印象深刻。
1960 年東京正處在安保鬥爭中，有一位被殺害的女學生叫樺美智子，雖然當時我只是一名六年級小學生，但讀了報紙上的報導，還是受到十分強烈的震動。直到高中，我還讀了追悼樺美智子的書和當事人寫的書。
我的老家就在根室市，家裡從事漁業，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一個妹妹，總共五個孩子。
安保鬥爭時，家裡年紀最大的姐姐，正在東京女子大學就讀，6 月 15 日樺美智子去世，7 月她放暑假回家，我問姐姐有沒有參加安保鬥爭遊行，她說： 「別說去了，我根本沒有關注」。
儘管我還不是很懂事，卻對戰後的民主運動有深刻共鳴，我的姐姐們對社會和政治問題完全沒有表示出任何的關心，當時我還挺討厭她們的。
我從小就非常愛讀書，小學五、六年級讀了《古丹的口哨》（コタンの口笛），到現在都清楚記得故事內容，這是以一對阿依努人兄弟為主角的書（註：日本北方的一個原住民族群）。這本書讓我了解阿依努族所遭受的民族不公。說起來，這可能是我意識到社會不公的契機吧。
當時教育管理不是很嚴格，尤其是偏遠地區，我的小學班導也講了很多二戰的事情，他常常跟我們說，戰爭是什麼，如何讓百姓遭受巨大的苦難。
1960 年開始全日本各地都有不同的抗爭行動。
高中的時候，有門課叫做「倫理社會」，學校里也有「社會問題研究會」社團。班導師除了在課堂上談到政治問題，同時也是社團的顧問。他說越戰中美國轟炸越南的飛機，就是從日本的沖繩起飛，所以日本跟越戰並非毫無關係。（註：美國統治琉球群島時期是從 1945 年到 1972 年。沖繩的美軍基地佔地中，高達 33% 為私人土地。1950 年代戰後初期，美軍以廉價徵用私人土地的方式擴大美軍基地，當時的沖繩宛如是位於日本境內的一個獨立國家。）
日本各地都有反越戰的運動，但北海道因為地處偏僻，沒有遊行，不過有召開 「日本看越南問題」 的學習會。
高中的圖書館對我來說是非常舒服的地方，雖然書不多，但一群愛書的學生會聚在一起，借閱彼此的書。我讀了很多日本的現代文學與俄國文學，包含大江健三郎和倉橋由美子等人的作品。而我對社會主義之類的左翼思想，應該是從這個時候啟蒙的。
大學的前兩年，我幾乎沒有上課，全是遊行
1965 年、1966 年，慶應大學與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分別為了反對學費調漲、校方高壓管理、學校被企業與政治力染指等事，展開了抗爭，順勢開啟 60 年代的第二波學運（第一波是 60 年代初期反安保鬥爭）。
儘管當時上大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於女性來說尤其是，但家裡還是讓我們 5 個小孩都上了東京的大學。
我是上智大學外國文學院俄語系的學生，選擇上智大學是因為想學俄語，這所大學有這個學科。其實我也考上早稻田大學，但上智大學排名更高，父親就說：「當然要上上智大學」，於是我就選擇上智。
當時日本有不少巨型大學，最大的是日本大學，有 10 萬名學生，早稻田大學則有 3 萬名學生。上智大學是一所天主教學校，沒有過分擴張，加上校園就在東京市中心四谷一帶，相比之下校園面積還是比較充裕的。上智大學的學生，大多都是富裕家庭的孩子。
參與抗爭的學生們，他們的造型通常是頭戴頭盔，手拿棍棒。
考上上智之後，有一次在電視新聞的學運畫面里看到藍色旗子，上頭寫著「上智大學政治學研究會」，我才知道原來上智大學也有學運的人，所以一入學就決定加入研究會。我是帶著加入學運的意圖參加社團的。
入學後不久，4 月 21 日曾發生過一次遊行，印象中是個不小的事件，政府就派警察機動隊來鎮壓。所以後來我只要看到巡警，就算他們親切微笑，還是會想起他們是國家機器的爪牙。
「上智大學政治學研究會」 並不是只有上智大學的學生，還有校外人士參與，比如說法政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的學生。我們還舉辦過列寧《共產運動宣言》的讀書會。
可以這麼說，大學的前兩年，我幾乎沒有上課，全是在密集的遊行中度過。我們時常為了學運去募款，比如在新宿站和御茶水站，經過的上班族都願意給我們零錢。
記得有一次在新宿站為了躲藏，剛好對面走來一位年輕白領，我把頭盔扔了，抓住他的手問：「能不能裝作情侶」混過去，他很好心地配合我。還有一次在御茶水站，也有店家把卷閘門拉下來，讓我們可以先躲機動隊，之後再逃走。
其實一般市民就算沒參加學運，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學生。
每次都帶著沒辦法活著回來的心情
其實每次參加學運，我都感到非常害怕，都帶著沒辦法活著回來的心情，但我還是要去，因為不去的話，就是背叛夥伴。
大學的附近有一些咖啡館，這是不同學生組織的集會地。那個時候，大學也不是從早上課到晚，學生們有很多自己的時間。我們社團製作過很多印著集會信息的傳單，有人看到傳單就來了。雖然只是我的猜測，但我覺得參加運動的人，更多還是經由同班同學或熟人所邀請的，不完全是研究會的固定成員。
我們會事先組織大型活動，如果撇除個人參與的，像我們這種在社團里的人，現場通常會安排一位「repo」（レポ，report 的簡稱），主要是負責記錄而不參加遊行，他會保管大家的學生證，以免我們被逮補時被警察搜到證件。
「repo」通常選那些有經驗、且能夠判斷狀況並迅速應對的人，每次遊行結束後，他會確認所有人是否安全歸來、傷亡或被逮捕，如果有人被逮捕，就要組織救援活動。
日本學運現場會看到每個人帶著不同的頭盔顏色，這通常代表著不同的派閥，比如說解放派戴藍色、ML 派戴紅色（註：共產主義聯盟沙馬克思列寧主義，簡稱 ML 派）、革馬派（日本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命的マルクス主義派）戴白色的，至於黑色的有點想不起來。
總之，到現場就會有人發頭盔。我帶的是藍色頭盔，這是 「上智大學政治研究會」 的顏色，各個派別在東京都有自己的據點，解放派的據點就是上智大學和東京大學的教養學部。
日本學運因為「派閥」勢力涇渭分明，所屬不同組織的人會戴不同頭盔，在現場作為識別。
其實大部分的人，對派閥之間的差異並不了解，之所以加入不同派閥，只是由一開始接觸的人群而定。假設我選擇早稻田大學的話，就會因為早稻田是革馬派的據點，而加入革馬派。
而且當時派閥的指導層都有很強的派閥意識，但下層其實沒有。我有一個關係很好的同校同學，就跟早稻田大學革馬派的男生戀愛了，這樣的事情在學運里並不少。
1968 年的 「新左翼」 勢力，主要以「全共斗」名義活動。「上智大學全共斗」中掌握主導權的主要是社政黨解放派，「法政大學全共斗」由中核派、「早稻田大學全共斗」由革馬派控制。雖然有點混雜，但勢力就是這樣分開的。
至於民青盟（民主青年同盟）和日本共產黨則是打著「全學聯」的旗號的。
我在上智大學時，會對外說自己是「全共斗」的活動家，但其實我會派閥之間的關係沒有很清楚。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喜歡日本共產黨那些區分領導的精英和大眾的做法，他們的態度居高臨下。
上智大學的「全共斗」和「全學聯」涇渭分明，經常爆發小型的衝突，但還不會發展到暴力衝突那麼嚴重。所以雖然沒有深入了解，我也是在思考之後才加入的 「新左翼」 一方。
作為一名女性的運動者
其實日本的新社會運動之所以會出現，有個相當重要的前提是「年輕人和女性的存在」，他們被認為是有一致性的整體。
1960 年代，日本剛邁入工業社會。工廠與辦公室的大量出現，改變了人們的工作型態，勞工與上班族的人數逐漸增多。年輕人和女性都是工業社會中，其實是被邊緣化的一群人。他們不像勞工被鑲嵌在工業社會當中。年輕人厭惡進入朝九晚五，每天穿西裝的生活；女性則對除了主婦之外，別無選擇的人生感到鬱悶。他們呼喊推翻體制，未必是指奪取政權，也和高舉生產手段的社會化，加薪、就業等旗幟的勞工運動有顯著的不同，而是呼喊更廣義的「自由」。
我是家裡唯一一個反抗過父母的人，但由於成績十分突出，父親從來也沒說過 「這孩子要是男孩就好了」這種話。
高中的社會老師曾經對我們說：「你們在做女人之前首先是個人」，當時我還想「但我是個女人啊」。那時候對於性別不平等的狀況，像是升學率之類的事情，還沒什麼感受。真正意識到女性問題，是參與學生運動之後的事了。
學運里當然會有女性的角色，封鎖街壘後在大學裡輪流、值班、做飯糰之類的，我根本記不得自己做了多少個飯糰。
我是在學運中學會了抽煙，有些人會對我說「女孩子抽煙不好」，這讓我意識到自己女性的身份。明明無論男女，抽煙都對身體不好，為什麼就只指出女生？為什麼作為女性要被另眼看待？我對性別問題一直有模糊的印象，清晰了解就是參加運動之後的事情了。
參加學運的事情，雖然沒有瞞著家人，但也沒有詳細報告。我母親並不知道事情的危險性，所以沒說什麼，反倒是我父親，非常擔心且生氣，但不至於反對或讓我回北海道。
北海道根室市的媒體並不發達，母親也不怎麼看報紙和電視新聞，我姐姐們也是這樣。所以在根室的時候，我沒有期望得到她們的理解，學運根本不會成為我們之間的話題，就普通過著日常生活。
至於我哥哥，當時也在東京的青山學院大學就讀，他玩心很重，不怎麼念書。雖然了解一些學運的事情，但他非常看不起學運的參加者，因為他覺得學生們一邊「啃老」、一邊參加學運，實在很可笑。
我哥也會說，我參加學運卻同時拿錢買時尚的高跟鞋打扮自己，真是矛盾。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兩件事情，到底哪個更重要，但和學運的夥伴們在一起，就是會有很強烈的歸屬感，大家會一起討論活動的真正目的和意義。
英國攝影師 Michael Rougier 1964 年前往日本，記錄那個正在歷經激烈變動且矛盾年代的年輕人們，集結成《Teenage Wasteland》攝影集。
1960 年代參加音樂會的日本年輕人（圖 / 《Teenage Wasteland》）
1960 年代的日本年輕人（圖 / 《Teenage Wasteland》） 全共斗佔領東京大學安田講堂
東大學生因為不滿實習醫生的制度，組成「東大全共斗」。東大成為學運的主要戰場。1968 年 6 月東大全共斗短暫佔領安田講堂，時任校長大河內一男請求機動隊進入校園。此舉引發學生怒火，並展開無限期罷課。年底，文部省宣布停辦隔年的東大入學考試。
隔年 1 月 18 日，全共斗佔領了安田講堂，機動隊再次衝進安田講堂逮捕學生，學生以石頭、汽油彈、作為抵抗。整整兩天的衝突，警方一共逮捕 819 名學生、起訴 600 名以上的運動者，當中 15 個人被判處兩年徒刑。
《世界》曾於 1969 年 9 月份刊出一份調查，題目是：「你認為東大鬥爭的目的何在」。這是一個複選題。參與者回應的結果是：確立自身的主體性占 41.7%、自我改造占 31.7%、瓦解現行大學制度占 27.2%、探究思想根源占 25.6%、表達反體制的意念占 25.0%、感性的解放占 5.5%。
東大正門口中間掛著毛澤東的相片，左邊寫著「造反有理」、右邊寫著「帝大解體」。佔領正門區域的是 ML 派，安田講堂由「東大全共斗」以及其他派閥佔據。
在安田講堂事件之前，學生通常採取封鎖校舍，讓別人無法進入，以及罷工、罷學，所以上智大學就有機動隊來清空學校，把封鎖校舍的人全部都排除出去。
1968 年 12 月的時候，因為上智大學被封鎖，沒有課可以上，我父親非常擔心，想把我從東京帶回北海道，就派我母親來接我。
我實在是放心不下連電車都不會坐的母親，所以就跟著她回到根室。至於全共斗佔領安田講堂的事件，就是在我回到根室的這段期間發生的事。
我的母親是家庭主婦，算是會在（小、中學）社會課本中出現的普通母親形象。她是個很可愛的人，非常聽我父親的話，但對於我在學校做的事情完全沒有責備，因為不了解嚴重性也不是很擔心。和這樣的母親在一起，怎麼說呢，總覺得自己的一切都能被接受。有時候，我也會想要是在東京活不下去，灰溜溜回了根室的話，母親也還是會開心地迎接我。
母親知道我過得不容易，根本沒想過我會說不肯回家，把特快列車的票都準備好了。那個時候，活動的據點沒有了，緊接著又是新年，所以我也沒怎麼抵抗就回家了。
回家以前，我確實沒想到學運會發展到佔領安田講堂這麼嚴重。一回到根室，我的內心還是十分焦急，一心只想著無論如何都要再回東京繼續參加學運，即使我父親會生氣、反對。
1969 年 1 月 18日、19 日，警察機動隊出動警力衝進安田講堂驅逐佔領的學生們
1969 年 1 月 18日、19 日，安田講堂歷經學生與警方的激戰之後，變成一片廢墟
事件爆發之後，我有一些朋友們已經被逮捕。雖然那時沒有手機，和東京的朋友聯繫只能打昂貴的長途電話，並沒有得到太多消息，但我還是知道親密的朋友被捕的消息，一直擔心著他們的情況、他們在做什麼，於是就用過年得到的壓歲錢，在二月的時候，瞞著父母回到東京。我回到東京的公寓時，父母才發現我離家出走了。
上智大學是一直到四月才重新開放，在此之前，學生無法進入。我和明治大學、早稻田大學和法政大學一起參加小規模抗議活動，和學運的夥伴們一起在咖啡廳集會，繼續進行學運。
當時全共斗運動最大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對大學管理法案，保證大學的自由和獨立性。這是因為日本政府建立了大學管理協會，開始干涉大學教學和管理。他們也在這些抗爭中一起提出反對安保之類的訴求。
很多全共斗的學生領袖和成員都受到了退學處分，學生們也要求學校撤銷退學處分。明明全共斗運動提出了這些訴求，但校方就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照常開放運行，這讓他們無法容忍，進行一系列的抗議活動，包含小規模的「粉碎課堂」和「粉碎考試」等活動，還有走出學校參加反戰遊行之類的。
回到東京後的一年間，我又斷斷續續參加大大小小的活動。這段期間主要是「救援活動」，救助一些在安田講堂事件和其他大型事件中被捕的學運骨幹。這時需要送食物和水，要是募款不夠，大家就要去打工。
平時，如果需要打工時我會很早起床，不需要的時候我就睡到中午，然後去咖啡廳參加集會。現在回想起來也是毫無目標、十分丟臉的生活。
「我才是最為渣滓、最沒用的人」
日本學運在 1960 年代發揮了極大的動員能力，像是遠山真琴年輕人付出許多時間與心血。他們參與學運是為了改變「去政治化」與「被規訓化」的自己。
但隨著運動拉長戰線，參與者逐漸感到疲乏。前東大全共斗的成員小坂修平回顧學運時說：「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當成一個問題」 這樣的運動反而造成自己的痛苦。「變得不知道要怎麼生活才是對的」、「只剩下空虛的自我意識和焦慮而已。」
關於我退學的原因，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跟別人說過。
學運後期，我逐漸得知組織內部的暴力事件不斷增加，內心的疑問和疲勞也持續增長。有一天，我在乘坐山手線的時候，看到有兩位比我還小的男孩子，怎麼看都像是普通勞工，當時不知道怎麼地，突然間就哭出來了。一方面是想到自己說到底確實還是在「啃老」；另一方面也覺得在大學裡既沒有好好讀書，也沒有進行實質勞動。
難道這樣不是一邊說著要進行社會運動，一邊卻過著一無所知又渾渾噩噩的生活嗎？
「在所有人中我才是最為渣滓、最沒用的人。」我陷入了這些想法，一直哭著坐完了一整圈山手線。從這一天之後，我很快地就決定要從大學退學，作為一個勞動者參加工作，通過勤奮創造價值來改變社會。
那一年（1970 年）活動不那麼激烈了，有些學生為了拿到升年級的學分，重新回去上課而不參加活動，繼續求學。
當我決定退學，我母親依然不了解也不管，父親只是跟我說：「你是個言出必行的孩子，如果我現在因為你不聽話把你趕出家門，你真的離家出走，到時不知是死是活反倒讓我們擔心，要做什麼就隨你吧。」
在日本，大學入學時（除了父母）會有一個保證人，如果一聲不響地就不再上學了，會有學費的賬單送到保證人手上給他添麻煩，父親覺得如果要退學的話就把退學手續辦好，不要給別人添麻煩。
在此之後，我沒有再接觸過大學時一起搞學運的夥伴了，當被問到為何不再搞學運時，我現在說不太清，更說不出來個所以然，只能回答說大學也回不去了，不得不放棄。
我一直到高中成績都名列前茅，雖然聽起來有點令人生厭，但我從沒有想過自己會不如人。
另一方面當年參加運動的都是年輕的男女，也有很多戀愛問題。比如說我聽說過有入獄的同學輾轉對我傳達過愛意。整個學運里參雜了太多情感雜質，彼此不再是單純的活動同志，所以我想把這方面的關係都斷得乾淨一些。
英國攝影師 Michael Rougier 1964 年前往日本，記錄那個正在歷經激烈變動且矛盾年代的年輕人們，集結成《Teenage Wasteland》攝影集。
自從有了電車裡覺得自己是人渣的經歷之後，上班也覺得工作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於是捨棄先前天真的想法，不管什麼事都要做做看。我工作非常努力，先是在編纂業界會刊，一開始覺得有些困難，但漸漸得到了別人的認可，感覺工作變得有趣了。與此同時，和大學朋友也就逐漸失聯。
離開東京之前，遇上我的丈夫。我丈夫是東京下町長大的，是我根室的高中同學介紹給我的。在很多人的聚會中第一次相遇，之後又在東京有緣偶遇，三次分別在代代木、紀伊國屋和日比谷撞見彼此。因為感到實在巧合，就出去約了會並越來越熟，後來開始交往。
丈夫在高中時參加了日本共產黨，但對其中從上到下的菁英指導方式並不認同，所以後來脫離出來轉向「新左翼」。我們在這方面的思想是有共鳴的。丈夫因為家境原因，考醫科大學的話只能選擇國立和公立大學，於是他復讀了一年，考上了了福島縣立醫科大學。雖然沒有一起參加過抗議活動，但思想方面十分接近，回東京也常常見面。
我父親催促我們快快結婚安定下來，我丈夫的母親也覺得還是早點結婚好，於是我匆匆忙忙地在二十四歲即將到來時，就在東京舉行了婚禮。
因為當時丈夫六年的醫學院還有兩年沒有讀完，於是我陪著丈夫去了福島，住了兩年半。畢業之後考國家資格考試，通過之後移居到了札幌。在福島時生了一女一子，移居北海道之後生了第三個孩子。
日本學運走入終點，新左翼被污名化的一刻
1969 年底，日本學運開始下滑，一個激進的左派組織「聯合赤軍」卻誕生了。這個組織是由「共產主義者同盟」里分出來。由於作風激進，後期甚至被官方認定恐怖主義組織。
1972 年 2 月「聯合赤軍」在淺間山莊進行嚴苛的軍事訓練，以「總括」為名，將 12 名同伴批鬥虐待之死，被稱為「淺間山莊事件」。此事傳開之後，「新左翼」與「學運」 被貼上惡名昭彰的標籤，成為日後揮之不去的陰影，同時遮掩運動本身正面的部分，例如理想主義、批判精神、政治與社會分析，以及文化創造。
依據日本警視廳的調查，1968 年到 1975 年之間，一共發生了 1776 件運動內部的衝突，總計有 4848 人受傷，44 個人被殺害，另外有 3438 人被逮捕。《全共斗白皮書》里也曾對學運參與者進行調查，在 563 位的運動者里，有 24% 的人退出運動是因為內部暴力，16.9% 的人是因為「聯合赤軍」。
日本極左翼勢力組織「聯合赤軍」的淺間山莊事件，因其爭議性十足，被拍攝成電影「聯合赤軍實錄」
1972 年日本發生淺間山莊事件，給日本社會和我帶來很大的傷痛。
我之前說過，我們抗議的時候都會戴上頭盔，手上還會拿著棍棒，但我不喜歡用暴力達到目的，所以內心矛盾一直存在。
淺間山莊事件讓我看到暴力使用到極致的結果。很多人死於內鬥，這讓我也開始思考學運到底走向何方。在上智大學時，大家還說想去南美流浪、去農場當工人，似乎都想要放縱自己來逃避現實。
我真的希望有更多人知道聯合赤軍給人們和整個社會帶來了多大的傷痛。我下定決心珍惜自己平靜的生活。
日本學運到後期就逐漸趨向暴力化與激進化
我在福島這樣一個東北城市撫養孩子並工作，當做生活的基本。當時女性一邊工作、一邊帶孩子是不太可能的，就算是結婚之後勉強工作的人，生孩子後也不得不放棄了。我結婚之後把東京的工作辭了，來到福島很快就有了孩子，之後就沒有再工作了，移居北海道以後只是零星打工過。
這一段時間日本的經濟增長十分驚人，甚至超越美國的增速，所以底層勞工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少。這種富足的生活似乎也把學生運動的反抗能量回收了，讓人們屈服於溫吞的幸福狀態。
我在北海道撫養三個孩子的過程中，過了 30 歲後又開始關注社會運動。恰逢日本政府在推行《男女僱傭平等法》，電視上播很多推進男女平等的新聞，於是我在札幌參加了推動這一法案的活動，也參加過在福島的女權運動。另外，因為我很喜歡看書，札幌是個有 150 萬人的大城市，卻只有一個圖書館，於是我也參加了「地域文庫運動」。
在參與地方的社會運動時，我遇到不少以前也參加過學運的人。雖然學生時代並不認識，但這些和我同時代的人，到了 30、40 歲雖然有自己的生活，也仍然參加社會運動，有改變社會的能量。就是說，大家在各自的領域生活著，同時也關注著這個社會。
比方說，現在在北海道積極反對安保法案和反對核電的人，大多都是所謂的「全共斗世代」。我認為有參加過學運的人，對社會問題終究會比較敏感，不會把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而是從社會的角度看事情，注意到其中的矛盾。
如今事過境遷，但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還是十分嚴峻，比如說貧困問題和安保法案問題，只是社會上並不會把這種社會問題和 1968 年聯繫起來思考的傾向。
1968 年之後日本的管理教育體系，執行得非常徹底，於是就培養出一群非常聽話而不懂得反抗的學生，使得現在的日本人與社會產生了隔閡，意識到每個人都是社會一分子的自覺更少了。
不過，我也有注意到 2015 年日本社會又出現了新的學生組織 「SEALDs」（註：此為階段性組織，現已解散），他們很不一樣，我非常期待新一代年輕人的行動，能逐漸幫助日本人，重拾和社會的一體感。
2015 年因為反安保條約，學生們組成 「SEALDs」 任務型組織，號召年輕人包圍首相官邸。
「SEALDs」 在抗爭的口號上訴諸非暴力
*本文感謝口譯詹慕如、翻譯胡玥的協助
1968 的下一個故事，會和美國的年輕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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