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布在和平的喧囂里昏睡：當易卜生的「人民公敵」遭遇魯迅的「狂人」

作者：喬國強、姜玉琴

來源：中國比較文學

轉自：經濟觀察報書評

哲學園鳴謝

挪威著名劇作家，被譽為歐洲戲劇之父的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是魯迅（1881-1936）最為尊重和喜愛的作家之一。在年齡上，易卜生年長53歲，與魯迅顯然不是同一時代的人。在地域上，他們更是相隔萬水千山。原本不可能相遇的兩個人，由於魯迅選擇了到日本留學的這一特殊機緣，從而使他有機會接觸到了日文版的易卜生戲劇，並進而喜歡上了易卜生這個人。

魯迅留學日本的時間是1902年到1909年，而這段時間正是日本文學界對歐洲諸國的新思潮、新創作大力引進的時機。大概從1893年開始，易卜生的戲劇就已進入他們的視野，並不時有片斷被翻譯、介紹進來。1906年5月23日，隨著易卜生的溘然長逝，在日本掀起了一個長達六、七年的易卜生熱――翻譯、出版了易卜生的20餘種劇本，有些重要劇目，如《人民公敵》甚至被快速地排演成舞台劇。1906年，對魯迅而言也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因為就在這一年的春天，他從仙台返回了東京，做出了棄醫從文的決定。雖不能把魯迅獻身文學事業之事與易卜生的影響聯繫在一起，但在這一段時間內他異常喜歡易卜生倒是不爭的事實。據其他研究者考證，「當時魯迅在日本所能讀到的易卜生作品（翻譯，包括介紹）已經多達20餘種，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布蘭德》、《社會之敵》、《玩偶之家》。」 縱觀魯迅的創作狀況，《布蘭德》、《玩偶之家》在其創作中留下了一些可以辨析的痕迹，但這兩部作品的衝擊力顯然遜色於《人民公敵》。突出的標誌是，1907年，魯迅曾豪情萬丈地寫下了著名長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在這兩篇文章中，他所提到唯一的一部劇本就是《人民公敵》。特別是在《摩羅詩力說》中，他更是直接借用劇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的故事，來向世人證明「地球上至強之人，至獨立者也！」的道理。周作人曾把魯迅自覺鑽研文學的這3年（1906年-1909年），稱為「魯迅翻譯及寫作小說之修養時期」。 可見，魯迅的文學生涯幾乎是伴隨著對易卜生戲劇的閱讀而起步的。然而，長期以來，人們似乎忽略了易卜生的戲劇，尤其是《人民公敵》給魯迅小說創作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從構思到展開：故事、人物和結局

《人民公敵》是一部有頭有尾、有矛盾衝突的五幕話劇，而《狂人日記》是截取了若干精神片段的日記體短篇小說。因此，從表面看這兩部作品似乎並沒有什麼可比性。但是，不同的藝術形式並不影響在故事的講述、人物塑造等方面進行深層的比較。

魯迅是一位具有特殊創造性特質的作家，他善於把多種經驗和知識濃縮、融會、串聯到一個空間內。在寫作《狂人日記》時，他頗費一番思量。他試圖把一個虛構的故事和人物盡量地生活化、合法化，所以在「題記」中，特意說明「狂人」確有其人，是其分別多年的同窗好友。當他「適歸故鄉，迂道往訪」時，知道他所患上的是「迫害狂」，「然已早愈，赴某地侯補矣。」進而，還說明《狂人日記》是「狂人」在病中所寫，「標題」也是其病癒後自題，等等。加之，周作人在《魯迅小說里的人物》中還曾介紹說，他有一個表兄弟曾患迫害狂，魯迅曾照料過……。總之，一切都像是真人真事。《狂人日記》就是魯迅根據身邊的人和事改編而成的小說。

但是，如果把《狂人日記》和《人民公敵》對照起來閱讀，撥開其體裁上的差異和覆蓋在小說表面上的枝蔓，會驚奇地發現這兩部作品在構思、表達以及人物塑造等方面頗有相似、暗合之處。如《人民公敵》的故事是發生在挪威南海岸的一個小城鎮里，《狂人日記》的故事則是發生在作者故鄉的「狼子村」中，即兩個人都是把發生與講述的故事安排在一個相對具體、封閉的空間中。假若說選擇家鄉的某個地域作為故事的發生地還是不少作家善於採用的技巧，那麼這兩部作品中相類似的故事情節和人物設置則不能單純用技巧來解釋了。

先看一下易卜生的《人民公敵》。該劇的主人公是斯多克芒醫生，在一個偶然的機遇下，他發現了本鎮的旅遊支柱產業――溫泉浴場遭到了有毒病菌的污染。他本著對社會和公眾負責的態度，堅持要把這一消息公佈於眾。不料想，他的這一正義舉動遭到了以其市長哥哥為首的幾乎全鎮人的圍攻和反對。在他的哥哥以及「公眾」們看來，斯多克芒醫生這樣做是要堵住、破壞該鎮和大家的生財之道。他們的邏輯是：「要是大家知道水裡有毒，誰還肯來？」 基於此，大家一致判定斯多克芒醫生是和社會、公民搗亂的「人民公敵」。或許是為了體現「人民」這一龐大的語境，在《人民公敵》中出場的人物比較多，但實際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卻只有兩個，一個是真理和正義的化身――斯多克芒醫生，他是「人」中的「超人」。另一個是斯多克芒醫生的哥哥，即彼得?斯多克芒。在劇中，他有著雙重的身份，既是斯多克芒醫生的親哥哥，又是掌握該鎮命脈的一市之長。對其弟弟「不合時宜」的舉動，他先是勸說、威脅，後是鼓動「公眾」對其進行討伐，「我敢說，今晚到會的人沒有一個贊成用靠不住的誇張的言論，把浴場和本城的衛生情形傳布出去。」「從我那篇聲明裡，大家可以看出來，浴場醫官的提議，除了攻擊地方上的領導人之外，歸根結底還要無緣無故在納稅人肩膀上增加至少十萬克羅納的負擔。」打著「公眾」利益旗幟的彼得?斯多克芒正是反對、扼殺斯多克芒醫生的主導力量。總之，《人民公敵》的故事敘述模式是：先是由弟弟（正義方）和哥哥（非正義方）展開矛盾衝突，後由以哥哥為首的「公眾」向弟弟發起攻擊。

《狂人日記》的故事和人物雖不如《人民公敵》展開得充分、鮮明，但其整體架構卻像是一幅濃縮版的《人民公敵》。小說中的主人公是「狂人」。他本來可能和斯多克芒醫生一樣正常地生活著。可是，在一天的半夜裡他突然發現了一個秘密，「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這隱藏了幾千年的「秘密」讓他震驚異常。如果震驚過後，他選擇沉默，「狂人」可能就不能稱其為「狂人」了。然而，他像斯多克芒醫生一樣，非要把自以為「真理」性的東西說出來。結果人們告訴他：「不同你講這些道理；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就因為這個錯誤，他不但遭到了以「我大哥」為首的整個家族以及街上的女人、小孩子們的猜疑與反對，而且還被作為「瘋人」看管了起來，成為了不是「人民公敵」的「人民公敵」。與《人民公敵》相比，魯迅講述的這個故事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首先，「狂人」的對立面是「我大哥」，即「我大哥」是黑暗勢力的代表。二者的關係用「狂人」的話說是：「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這與《人民公敵》中的人物結構形式是完全一致的。另外，在小說中，「我大哥」雖沒有擔任諸如市長之類的職務，但他卻是封建家族制度的最高掌管者，有關「狂人」的一切事務均由他來決定。也就是說，無論是《人民公敵》中的哥哥，還是《狂人日記》中的「我大哥」都是權力的象徵。第三，《狂人日記》中的人物雖多是寫意、象徵性的，但也像《人民公敵》一樣明顯地分為兩類：一類是由於敢講真話，導致了連「家裡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他們的眼色，也全同別人一樣」的「狂人」；另一類則是除了「狂人」之外的所有人，即《人民公敵》中所稱的「公眾」。這是兩類完全不能溝通、融合，而且後者往往要決定、主宰著前者的「人」。

除了相類似的故事情節和人物以外，《狂人日記》和《人民公敵》還有一處明顯的吻合，那就是兩部作品的結尾非常地相似。《人民公敵》中的斯多克芒醫生由於對周圍的人――「公眾」絕望至極，決定要親手創辦學校，從沒有受到世俗污染的孩子中發現、培養繼續戰鬥的勇士。正如他說：「我最著急的是，恐怕將來沒有意志自由、道德高尚的人繼續我的事業。」 他讓兩個兒子不再上學去學那些「無聊東西」，並讓他們去找「街上的野孩子――頑皮無賴的小傢伙」，「我要在這些野傢伙身上做一次實驗，有時候也許有特出的品種。」他的兒子摩鄧問：「我們長大了，做了自由高尚的人，應該做什麼事？」斯多克芒醫生的回答是：「孩子們，到那時候你們把國內的狼都轟出去，轟到西方遠處去！」《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在故事的結尾中，儘管沒有像斯多克芒醫生那樣動手創辦學校，但他也同樣把希望、未來寄托在「孩子」的身上。他說：「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甚至有理由推測，《狂人日記》中「狼子村」的得名，或許也與斯多克芒醫生所說的「把國內的狼都轟出去」的啟發有關：除了「狂人」之外，「狼子村」中的其他人都是吃人的「狼」。「狂人」所肩負的任務是把「村」中的「狼」統統地轟出去或消滅掉。

不言而喻，《狂人日記》與《人民公敵》的區別也是顯而易見的，如《狂人日記》不管是在講述故事，還是人物塑造方面都籠罩著象徵、現代主義藝術所慣有的神秘氣息。也許這與受到俄國作家安特萊夫的影響有關。而《人民公敵》在寫法上是向明曉易懂的現實主義靠攏。另外，故事發生的背景和展開的緣由也是不一樣的。《狂人日記》是圍繞著中國封建禮教「吃人」展開的，魯迅在致許壽裳的信中曾披露過寫作《狂人日記》的動機：「前曾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後以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 「中國人乃是食人民族」是《狂人日記》欲表達的主題。這也是魯迅在30年代仍說寫《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的原因；而《人民公敵》則是以現代工業文明導致環境污染以及在如何對待污染問題中所展示出人性之惡的。

當然，易卜生說他創作《人民公敵》的本意，是對那些被《玩偶之家》、《群鬼》的「家庭悲劇」所惱怒的一群「正人君子」謾罵的反擊，「正人君子」們罵他是「人民公敵」，他取用了這四個字為劇名。也就是說，「人民公敵」本是「正人君子」們「饋贈」給易卜生的綽號，他反過來用這四個字為其劇本命名，以此來表達他和「公眾」決不妥協、戰鬥到底的決心。 從這層意義上說，斯多克芒醫生身上有著易卜生本人的影子。

儘管兩位作家的主觀創作意圖分歧很大，但是這並不影響魯迅對《人民公敵》中的某些有益思想和表現手法進行借鑒。不過，這兩部作品一直沒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可能與以下幾個方面有關：一是體裁不一樣，一個戲劇，一個小說，一般情況下，難以放到一起來比較；二是《狂人日記》與《人民公敵》中的主人公形象反差太大，斯多克芒醫生是一位思維敏捷，有遠大理想抱負的勇士；「狂人」則是一位喪失理智，時時處於被防範和管理之中的非常態人。這可能是導致兩部作品失之交臂的主要原因之一。

從勇士到「狂人」：變形與偽裝

「狂人」歷來是《狂人日記》研究中的難點。「狂人」到底是「真瘋」還是「假狂」，至今仍是莫衷一是。一般說來，對「狂人」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1、「戰士」說，即「狂人」不狂；2、「戰士」、「狂人」統一說；3、「狂人」即魯迅說；4、「狂人」就是狂人說，即「狂人」是真狂；5、階段說，即「狂人」是個「迫害狂」患者，但在發狂前是一個革命者，等等。應該說，在沒有明確參照物的比照下，上面的任何一種闡釋都能自圓其說。但這樣一來，「狂人」形象便會永遠處於模糊不定的論爭之中。假若換一種思路，即把「狂人」納入到《人民公敵》中的語境中來解析的話，纏繞在「狂人」身上的朦朧、晦澀成分則會減退不少。

本文首先同意「狂人」不狂的說法。因為，在小說中，「狂人」的作用以及意義相當於《人民公敵》中的斯多克芒醫生，即是一位和「庸眾」作戰的勇士。這一結論的得出，除了《狂人日記》與《人民公敵》有著在前面所論證的相同點外，還是把《狂人日記》與《吶喊》自序對照起來閱讀的結果。魯迅在「自序」中把當時的中國比喻成「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一間鐵屋子」，屋子中關著「許多熟睡的人們」。他認為沒有必要驚醒這些「不久都要悶死了」的人。因為，假如「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又不能挽救他們「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也是魯迅在開始時拒絕為《新青年》寫稿的主要原因。然而，錢玄同的「希望」說終究還是說服了魯迅，「『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滅這鐵屋子的希望』，這個結論魯迅接受了，結果是那篇《狂人日記》」。這也就是說，沉浸在「無聊」、「悲哀」中的魯迅最終還是答應了錢玄同的約稿，是因為他相信，或者說希望覺醒的「幾個人」能起來搗毀這座「鐵屋子」。

「狂人」便是這樣的「幾個人」中的一個。或許正是基於這一考慮，魯迅在小說中反覆描寫、渲染「狂人」所居住的屋子，「拖我回家，……進了書房，便反扣上門，宛然是關了一隻雞鴨。」「我說『老五，對大哥說，我悶得慌，想到園裡走走。』老五不答應，走了；停了一回，可就來開了門。」「陳老五勸我回屋子裡去。屋裡面全是黑沉沉的。橫樑和椽子都在頭上發抖；抖了一會，就大起來，堆在我身上。」小說中的這座「黑沉沉」屋子無疑是「鐵屋子」的變體，被囚禁在屋中的「狂人」就是從沉睡中覺醒過來的先驅者，所以，才會向「老五」提出「想到園裡走走」。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曾說：「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賓士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假若說《狂人日記》是魯迅的「吶喊」，那麼「狂人」便是「在寂寞里賓士的猛士」。

事實上，「狂人」也是魯迅自身的比擬。也就是說，本文也同意「狂人」即魯迅的說法。他曾把自己關閉在S會館整整8年（1912―1919）。在這8年之中，他很少與人交往，「唯一的願望」就是看生命「暗暗的消去」。這何曾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鐵屋子」？魯迅寫《狂人日記》的過程實際也就是自我突圍、拯救的過程。正如易卜生借《人民公敵》一劇來表達自己絕不向邪惡勢力妥協的決心。從這個意義上說，「狂人」與斯多克芒醫生不但是敢於和「公眾」決裂的勇士，而且他們的身上還都帶有作者的影子。

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魯迅既然欣賞《人民公敵》和具有崇高悲劇感的斯多克芒醫生，為此他還創作出了《狂人日記》。那麼，他為什麼不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塑造一個像斯多克芒醫生一樣的人物呢？而僅僅是借「狂人」之形來間接地表達其意呢？這可能涉及到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

歸根結底，斯多克芒醫生是西方文化的產物，他張揚也罷，反抗也罷，這都是他的「天賦人權」。人們可以反對、攻擊他，但沒有誰可以扼殺了他。但是《狂人日記》中的「人」面對的是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封建禮教文化中所塑造出的「人」。這樣的「人」必須是以「歸順」、「服從」為特徵的，反之，就是大逆不道，要被「大眾的唾沫淹死」。魯迅的深刻性就表現在，他從不盲目地模仿，而總是能充分地考慮到文化的差異會給小說和人物帶來怎樣的影響。譬如「個人」與「公眾」的關係是兩部作品所要表現的主要內容之一，但是表現的方法卻是截然相反的：斯多克芒醫生家的窗戶被人們砸破了，而且黑褲子也讓人撕了個大口子。他的妻子惋惜地說：「「哎呀！這是你頂好的一條褲子啊！」他的回答是：「一個人出去爭取自由和真理的時候，千萬別穿好褲子。其實褲子我倒不在乎，破了你可以給我補。最可恨的是，這群蠢東西居然自以為跟我是平等的人，敢這麼侮辱我――這件事我死也不甘心。」令斯多克芒醫生憤憤不平的既不是窗戶被打爛了，也不是最好的褲子被撕破了，而是那些「蠢東西」（公眾）自認為與他平起平坐的態度使他感到受了莫大的羞辱。換言之，斯多克芒醫生雖然生活在逆境之中，但由於他堅信自己是「真理」和「自由」的化身，所以不論何時面對「公眾」，他都能在心理和智力上保持著優越、驕傲感。

比較之下，「狂人」的處境好多了，既沒有人上門攻擊他，也沒有誰要撕破他的褲子，不過是一些人在鬼鬼祟祟地交頭接耳地議論他罷了。但是在「狂人」眼中，這就足以令人警惕和窒息了，「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打他兒子，嘴裡說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幾口才出氣！他眼睛卻看著我。我出了一驚，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鬨笑起來。陳老五趕上來，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面對街上的人，「狂人」非但沒有斯多克芒醫生那樣蔑視一切的豪氣和心境，相反對周圍的人和周邊的事疑心重重、驚恐萬分。當然，「狂人」也有反抗和質疑，但他的反抗、質疑中總帶有一般弱者所特有的那份底氣不足，「萬分沉重，動彈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曉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掙扎出來，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說，『你們立即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不一樣的文化背景使魯迅筆下的「狂人」比斯多克芒醫生更為複雜、矛盾。這即使從《狂人日記》的「題記」――「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的交待中也能感受到魯迅的沉重和無奈：反抗的「狂人」終究還是成為官僚的「候補」，即轉了一圈又回到了起點。

魯迅的確是深刻的。他深知中國的土地上缺少斯多克芒醫生這樣的勇士，但與此同時他又知道，這樣的勇士在中國的土壤中又是難以存活的。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只有對其進行改造與偽裝。於是，他給中國的斯多克芒醫生穿上了一件「瘋子」的外衣：瘋子雖然沒有行動的自由，但卻有言論的自由。對瘋子的話，人們可以不理、不睬、不信，但誰也沒有辦法阻止他開口。這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說明了，在中國，異端的力量也只能通過異端的方法保存下來。不過，這個異端的方法可能還是與受到《人民公敵》的啟發有一定關係。易卜生在劇中除了成功地塑造了斯多克芒醫生以外，還頗具匠心地設置了一個「醉漢」形象。「醉漢」在整個劇本中是一個很次要的配角――他只在第四幕中簡單地出現了三個場景，說了三句話，但卻是一個異乎尋常的象徵符號：在公民投票表決斯多克芒醫生是否是「人民公敵」的這場戲中，唯有這個「醉漢」投了反對票。這實際意味著易卜生對這個角色的安排是經過深思謀慮的，即藉助看似精神混亂、思維不正常的「醉漢」來與見風使舵、唯利是圖的「民眾」區分開來。換句話說，「醉漢」並非真醉，他與斯多克芒醫生本屬「同類」。只不過易卜生給他塗上了一層避免受到「民眾」圍攻、迫害的保護層――人們不會和一個因醉酒而喪失理智的人計較什麼。至多是「他喝醉了！把他轟出去！」而不會興師動眾、煞有介事地宣判他為「人民公敵」。魯迅可能從這個「醉漢」的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塑造人物、表達思想的技巧，即從不「醉」裝「醉」中演繹出不「狂」裝「狂」的表達技法。

總之，魯迅在塑造「狂人」時，可能是借鑒、吸收了兩個人物的特點，即他的思想是斯多克芒醫生的，但外形、身軀卻是「醉漢」的。或者說，「狂人」是斯多克芒醫生與「醉漢」的合併體――以瘋狂的外表來掩蓋其內心的冷峻與清醒。

《狂人日記》是魯迅作為小說來發表的，但它並沒有小說所應有的故事性、趣味性，甚至沒有一個完整的藝術形象。而且，《狂人日記》中的語言也並不是小說所慣常採用的敘述、描寫性語言，更多的是詩化性的戲劇獨白。從這兩方面來說，《狂人日記》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更類似於圍繞某一理念展開的詩劇。魯迅自己並不喜歡《狂人日記》，他說：「《狂人日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藝術上說，是不應該的。」這番話也許有自謙的成分在內，但也說明《狂人日記》中的確還留有部分沒有整合好的概念化思想。何況「幼稚」、「逼促」是一般創作者在創作初期，即模仿期經常出現的問題。日本第一代研究魯迅的專家竹內好對《狂人日記》的評價雖然有些過於低調，但他認為《狂人日記》作為一篇小說還「沒有形成作品的世界」的看法，應該說還是中肯的。

魯迅的小說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即篇幅通常都比較短小，人物、內容也不複雜，但往往卻能給讀者一種莫測高深、豐富無邊的感覺。這除了魯迅本身具有獨特的創造性稟賦外，也與其平素擅長廣泛、巧妙地吸取他人的思想火花與表達技巧有很大的關係。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狂人日記》就是從《人民公敵》一劇中捕捉到創作靈感的，即借「狂人」的形象演繹發生在斯多克芒醫生身上的故事。從新文學的發生史上看，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山之作《狂人日記》異常重要，它標誌著中國新文學是以個體向「公眾」宣戰之格局揭開其序幕的。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