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國變與跨省救援
撰文：馮志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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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國變期間，京津淪陷，秩序大亂，南北交通中斷，大量京官和難民危在旦夕。上海紳商在李鴻章的支持下，先後成立中國救濟善會和東南濟急善會，發起、組織和實施大規模的救援。
這是一次非常時期由上海紳商發起、各省疆吏合力促成的大救援，其規模之大、動員之廣、施救對象之眾、效果之著， 史所罕見。
庚子國變及其庚子救援的發生，與19世紀中外貿易的南北差異有重大關係。以絲茶為主的出口格局使得從對外貿易中獲利的主要是東南各省，因為絲茶產區主要集中於東南。近代化的西洋器物如輪船、電報等進一步加劇了南北之間的利益分化，東南因而更容易接受西洋器物與文明，北省反之。
久而久之，南與北，新與舊，儼然對立。進一步探討，可以發現庚子救援雖然是以「東南官紳商民合力籌辦」的形象面世，但本質上仍是以鄉誼為基礎的救援行動，李鴻章稱之為「造端於各人各家親友之相賑，擴充為同省同旗官民之普濟」。庚子救援讓以往潛而不彰的「省籍」意識浮出水面，成為清末新政時期「省界」意識勃發的前奏，而正是「省界」意識深刻影響了新政時期的社會和政局，並最終改變了歷史。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庚子救援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劫掠的盛宴
七月二十一日，聯軍破城，兩宮倉皇西逃。事發突然，兩宮對京城留守事宜沒有進行任何布置，所以對於大清臣民而言，北京城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一座無主之城。繼清軍潰勇之後，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城，帶給這座城市以及它的居民以更大的災難。以往有關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著作，對此問題多有關注，大都從燒殺掠淫等四方面進行概述，其目的在於揭露或控訴八國聯軍之罪行。本書將不再僅限於敘述聯軍所犯下的各種罪行，而是對聯軍破城後的整個京城亂象進行梳理。
聯軍破城後困守在北京城的仲芳氏用他的日記留下了這座城市「毫無王法」的一段時光：
七月二十三日，「各國洋兵，自二十一日扎隊後，紛紛擾掠，俱以捕拏義和團、搜查軍械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槍，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戶踹門而入。卧房密室，無處不至，翻箱倒櫃，無處不搜。凡銀錢鐘錶細軟值錢之物，劫擄一空，謂之擾城。稍有攔阻，即被戕害」；
七月二十四日，「莠民土棍，皆倡言無處換錢，糴糶糧米，糾約匪徒肆行搶掠。錢鋪、煙鋪、糧店、米鋪、當鋪、布鋪、綢緞、估衣等鋪，城內城外均被搶奪一空。即小本生意，各行手藝，不論鋪之大小，貨之巨細，但凡閉門逃走，僅留一二人看守者，俱被搶擄無遺。甚至將門窗欄櫃，亦皆拆搶一空。不獨貧窮之人與土匪無賴之輩打劫，就是儒雅體面之人，亦乘間隨眾搶奪。皆因城陷國亡，地方官隱匿，差弁吏役無蹤，毫無王法可畏，故肆無忌憚也」；
七月二十九日，「通城各行鋪戶均被搶盡，漸及住戶。凡著名富貴之家，多被明火撞門劫掠。連日前後巷居民被盜者，不下十數起。他處可想而知。莠民棍徒，三五成群，沿街偵訪富戶，洋洋得意，俱以搶奪為榮，搶多者為本領高強，搶少者為力弱無能。貧寒之家居然豪富，富足之家反成四壁皆空。天翻地復，皆因無王法可畏耳」。
從仲芳氏的敘述可知，聯軍破城後，首先是各國洋兵以捕拿義和團、搜查軍械為名進行搶劫；其次是「莠民土棍」糾約匪徒搶劫米鋪、當鋪等商鋪；再則是「莠民棍徒」搶劫富戶。也就是說，庚子年北京城秩序的徹底崩壞，完全是由於八國聯軍侵佔北京城造成的。何偉亞在《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一書中指出，「在使館被解救以後，八國聯軍、外交官和傳教士幾乎立刻就開始進行劫掠」。許多歷史記載表明，「外國軍隊和在北京的歐美平民都捲入了搶劫的狂熱之中」，「幾乎沒有人能置身於這場瘋狂的搶劫之外」。以至於《悉尼晨報》（Sydney Morning Herald）用「劫掠的狂歡」來描繪爭先恐後瘋狂搶掠的場景。據稱，英國公使竇納樂的夫人就曾率領一隊人進行劫掠，她那些「價值連城的財寶」已經裝滿了87箱，而她還驚叫「還沒開始裝箱呢」！這種自發性的搶劫在侵略軍將領們的默許下持續了好幾天，最後由英國軍隊通過建立獎賞金分配委員會的方式，「率先將劫掠秩序化」。「獎賞金」是通過官方授權的「搜查隊」收繳劫掠物品，並公開拍賣而籌集起來的。集中起來的「獎賞金」，按照軍銜等級進行分配，如英軍的分配標準是：中將指揮官每人10份，少將級軍官每人8份，校級軍官每人7份，上尉每人6份，中尉、少尉每人5份，准尉和印度軍官每人4份，英國軍士每人3份，印度軍士每人兩份，英國士兵每人兩份，印度士兵每人1份。每份「獎賞金」的數量，則視總額而定。顯然，這不僅僅是將「劫掠秩序化」，同時也是對劫掠的公開鼓勵。
正是在侵略軍和洋人瘋狂劫掠的示範下，許多中國「莠民土棍」也加入了這場「劫掠的盛宴」，以冀獲得一些殘羹冷炙。仲芳氏有關中國「莠民土棍」參與劫掠的記載，在其他許多文獻中也可得到印證。惲毓鼎在日記中表示：「窮民之搶糧店當鋪者，數日而盡；浸及各店，市肆皆不開門。」高枏也記錄道：「有買賣不做，但搶小糧食店，搬運空屋木器。回民各負口袋，在街東西望，凡糧店、貿易店無多人，即劫之。」庚子年間生活在北京的著名戲曲理論家齊如山在回憶錄中寫道，「平心而論，外國人搶的不過十分之三，本國人搶的總有十分之七，最初是只搶商家，商家搶完，接著就搶住戶」，並特別表示「提起搶掠的情形來，真是夢想不到」：「所有的買賣，都已被搶，無一倖存，最特別的是當鋪及米糧店。各當鋪門口扔著的衣服，都是山堆大垛，因當鋪中房屋深而黑暗，搶的人多，誰也不能挑揀，背出一捆來，一看不是綢緞或皮衣，就都扔在門口回去另搶。各米糧店門口，灑掉的糧食都成了堤坡，因裝入布袋者很少，多數都是用筐籃裝走，所以有此現象」。至於搶劫者，除了「各國洋兵」、「莠民土棍」、「土匪無賴」之外，大多都是窮民，「儒雅體面之人，亦乘間隨眾搶奪」。高枏在日記中記錄了一個京官的管家在哄搶當鋪時，「首先奮勇劫得貂皮花衣等物」。齊如山則在回憶錄中敘述了他在圍觀搶劫當鋪時，面對一件伸手可得的竹布大褂，為取捨而猶豫不決的一段心路歷程：「我取這件大褂，雖然不能說是搶，也得算白拿，白拿他人的東西總是不應該的。再進一步說，我若白拿，索性就多拿，拿了一件，也是破戒，還是不取的好，遂仍丟下而去。」於此可見，搶劫對於當時的中國人而言，不但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也是一件極為容易的事情，是否伸手對於那些「儒雅體面之人」，不過是一念之間。
正因為搶劫太過平常，當時的北京城出現了兩種現象，其一是除糧價奇昂之外，「估衣、珠寶、綢緞、古玩」之類的「上等之物」，「價值極廉」。仲芳氏在《庚子記事》中寫道：「比如值十兩銀之貨，一二兩即可買來，多半是搶劫而得，並不知物之貴賤，急於出售，恐防失主認贓也。凡有錢有膽之人，莫不爭買留存，以備太平之日，可漁數倍之利。」齊如山放棄「白拿」竹布大褂後，花一元錢買了兩件兩截大衫，認為這「似乎比著白拿一件竹布衫還便宜」。其二是「貧者倏然而富，富者家產一空」。這句話是洪壽山據「時事」所編「西江月之歌詞」中的一句，並自注曰：「余今已六旬矣，自幼至今，都城之變，未聞有如此者也。夫貧者搶掠之物，有盈千逾萬之富者多矣。故富者逃出而外傷之，家中余資而內傷之，以致富者家產空空也。」仲芳氏在《庚子記事》中敘述騾馬市大街以南美國佔領區的繁華和熱鬧時，評論道：「世面雖豐，大半為搶劫匪徒而設。易得之財，視如糞土。任情揮霍，終日宴樂，盡付嫖賭之區。若安分之人，饔饗難繼，焉有閑錢快樂乎。」
對於搶劫成風、貧富顛倒的原因，仲芳氏認為「皆因無王法可畏」。同仲芳氏一樣，洪壽山也感嘆因「國無法政」，致使「街市搶奪橫行，世界顛倒不分明」。實際上，在聯軍入城之時，雖然地方官大都四散逃命，但亦有堅持職守者，如中城御史陳璧「騎馬衣冠巡於市」，並於街衢張貼安民告示：「洋兵入城，和好在即；居民官宅，各安生業。匪徒搶掠，格殺勿論；拿送到城，立即正法。」但是，當陳璧「遣一差官入前門往東，洋兵阻之，且搜其身，仍不令前行」。即使是張貼安民告示，遇到瘋癲之人將麵糊碗打爛，亦毫無辦法。陳璧本人甚至曾被德軍抓去做苦力，經齊如山前往營救，才被釋放。於此可見，中國的「王法」和官員對於聯軍入城後的京城秩序已完全失去作用，有效的只能是聯軍的禁令。
據《時事志略》所記，日本於七月二十五日「出示曉諭，而搶掠漸熄，人心稍定」。又據《高枏日記》，七月二十五日，「洋人出示安民，囑居民照常買賣，毋得驚恐，有雞鴨送先農壇」。華學瀾在日記中也記載了英國人的安民告示，大致謂「阜成門大街以南、宣武門大街以西，及前門大街以東地方均暫歸其國轄管。所有華民宜各安生業，照常居住。出售食物，必公平給價，決不勒掯。華人如持槍械及有搶奪等事，即行正法。如某房內放槍，即將房焚燒。如有武官來索兵器，有者即刻交出，若有隱匿，一經覺察，即將房焚燒等語」。對於這份告示，華學瀾的評價是：「絕未道及洋人搶奪事，未免偏袒。」
事實也正是如此。這份英國人的安民告示是七月二十六日張貼，次日華學瀾的鄰居頤菊泉家便有洋兵前來搶劫。此前，華學瀾與頤菊泉剛剛將院牆拆通，「緣前街數家皆已拆通」。不久「洋人到伊家，伊太夫人來避，其家人被打血出，亦來避。少時聞洋人去，乃歸。午前，伊院洋人又來，老媼攜幼孩均來避」。當時之北京居民，鄰里之間多有約定，洋人至甲家，則其家眷到乙家躲避，反之亦然。如仲芳氏《庚子記事》所載，「是以商定如洋人進院，老太太與曉蓮及三奶奶均至東鄰馮宅院中藏避；其餘並不躲閃，生死由命而已」；「一聞洋人敲門，舉家莫不驚惶，急向東院馮宅茅廁夾道中躲避，烈日之下，熏曬難捱，百川膽小，望風閃藏，遠聞街上犬吠人聲，即在院中驚呼『來了！來了！』使人益覺心搖。」杜某之《庚子日記》亦有類似記載：八月二日，「將欲食飯，倭人到蔡宅，教渠下人拉胡琴，坐久不走。蔡宅兩個小姐從窗戶到我院」；同日，倭人「快到我大門，余同五妹扒窗到蔡宅」。
高枏之被劫，也是發生在洋人出示安民之後。高枏日記詳述了整個被劫過程：「茂在案看余日記，聞開門聲，揚頭一看，曰：『洋人來了。』到客廳，示以畢子明所寫字，看後，仍翻理箱物。先指西壁廿二史之宋史一匣，囑開與看。而鑰匙未在，渠堅要看。取匣上佩文韻府開示之，渠乃舉宋史匣一搖，似知為書。又開東壁之書箱二口。知書外無物，遂進七兄上房，開箱，而鑰匙皆帶去昌平，乃錘開一二口，見無可取者。又舉一箱，甚重，疑有銀，喜甚。又錘開，則在瀘帶來之響錫在焉。取其一錠，以錘未開之鎖，錫軟而銅硬，乃棄之。其心不肯舍，復取而錘之。連開十餘箱，又開十三房，見箱用麻布麻繩捆裹，益疑有重物。必開，則取雙花袖、玳瑁圈、鍍金鐲、玉圈以去，藏諸腰。適石孫回，急往尋曾襲侯以來，恰搜至學堂，陳仲蘇書箱在內。曾侯入，以洋語問其干甚。伊問此何人所居。曾曰：『我朋友。』且指其所拿鐲及帕袖等曰：『你們何故犯本國規矩，拿人衣物，還不快走。』洋兵乃行。」高枏被劫只是聯軍佔據北京期間極其普通的一起搶劫事件，不但史書上不屑記載，即使是在當時的京官圈子中，這樣一起搶劫事件也是不值得一提的，因為它實在太平常，損失也不大，也無人員傷亡。但正因為它的普通與平常，反而益見當時的北京城秩序之混亂，在京中國人，無論京官或平民，其生命財產之毫無保障。
實際上，正是因為洋兵等西方人的劫掠廣泛存在，才使得聯軍入城之初的北京成為搶劫者的天堂。八國聯軍徹底摧毀了北京城原有的社會秩序，使得「王法」蕩然無存，同時又放任乃至鼓勵洋兵、傳教士等西方人的劫掠，並將其視作對中國人的復仇。洋兵不僅自己搶劫，而且還處於搶劫食物鏈的高端，能夠對中國搶劫者的「戰利品」進行有選擇地再次劫掠。高枏曾在日記中記錄一處當鋪被搶的具體狀況：「亂民全搶當鋪綢店；洋兵旁觀，挾物走者，命開包與看，有銀則拿去，余則否。」這表明，當八國聯軍成為北京城事實上的主宰之後，劫掠似乎也成為洋兵和傳教士等西方人的一項合法權利。一些中國人，尤其是懂外國語言的華人翻譯也正是打著洋人的旗號大肆搶劫瘋狂斂財，以致於庚子後擔任順天府府尹的陳璧專門上摺參劾同文館之教習學生：
自七月二十一後，內外城各段大小洋官需用華人翻譯，遂取材於此。固有一二自好之士，甘於養晦，不為彼族所用者。亦有身雖受雇，而其心尚知有國家，遇事調護藉以保全者。夫以彼挾此片長，值毫無依賴之日，降志辱身以相從，原可無事苛責。乃有倚勢作威，不知顧忌，鮮衣怒馬，跋扈飛揚，事事矇混洋員，遂至勾結匪類，訛詐官紳商民，掠取財物，全無心肝；又有謀充翻譯而不得，及既充翻譯而被黜者，竟敢串通洋兵，始則搜索在京富戶，繼則潛往近畿州縣，藉端詐財，無所不至。
這些同文館的教習學生在庚子國變期間的劫掠行為之所以尤為引人矚目，或許正是因為他們與洋人的緊密關係，使得他們在庚子國變期間的劫掠行為無所顧忌，並因而顯得特別猖狂。華人翻譯尚且如此，洋人則何須多言！華人翻譯在庚子國變期間的惡名昭著，恰好證明了洋兵等西方人的劫掠行為是聯軍破城之初北京城變為搶劫天堂的罪魁禍首。 （文中注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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